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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刊《每月评论》2003年3月号刊登了阿兰·G.纳塞尔题为《私有化是资本主义的趋势》的文章，认为私有制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凯恩斯主义虽然在“二战”后暂时抑制过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趋势，但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私有竞争的微观经济基础的根本矛盾一直未解决，因此它在20世纪70年代最终出现严重危机并被抛弃，资本主义用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并在过去20多年中重新掀起私有化浪潮。但是这并不能导致资本主义新的稳定扩张，世界资本主义将再次进入动荡期。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浪潮 当前自由化的趋势源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发生的三个互相关联的发展状况：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的兴起；第三世界发生债务爆炸，随之在第一世界的银行中出现了巨额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以偿还这些债务；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再次出现停滞趋势。 新民族主义是由第三世界国家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发动的，它表现为一系列国有化和本土化政策，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私人拥有的企业和资产被收归国有，在有的地方则卖给了当地的资产阶级。当时处于国家主导发展政策的时期，政府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外市场都很活跃。关税和其他进口控制措施得以推行，对农产品和石油生产也进行补贴。 但人们不久就不得不承认：第三世界要求拥有它们自己的资源，但这会带来沉重的代价。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对第一世界遭受损失的所有者进行补偿，但是这些贫穷的国家一般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应付这一负担。于是它们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转向国际私人银行，而这些银行的储蓄是不受任何政府管辖的，并且一般建立在处于金融管制以外的国家，如瑞士、开曼群岛等。这些银行长期以来积聚了大量不受管制的美元存款，它们主要来自美国国外军事开支（由于主要存在欧洲的银行，所以又叫做“欧洲美元”）以及1973年石油危机后对石油生产国的支付（又称为“石油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银行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非常乐于以前所未见的利率向第三世界政策贷款。 对穷国来说，容易得到私人银行的贷款产生了两个矛盾的结果。一方面，这使得国家有可能为外国公司的国有化和广泛的发展规划提供资金，但是另一方面，这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大大增加。到70年代末，商业借贷——而不是主导的外国援助，占据了第三世界债务中的大部分。 与此同时，富国到70年代中期陷入工业停滞，而这一停滞在穷国更加严重，因为贸易条件变得对它们更不利。 1982年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爆发了，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陷入巨大的财政困境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趁此时机向穷国提出了结构调整方案，并且将这个方案的执行情况作为进一步贷款和重新确定债务额的条件。结构调整方案要求实行“市场改革”，要求削减用于健康、教育和福利的开支，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对私人市场全面解除管制。 私有化在整个80年代飞速进行，到90年代初，80多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对6800家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其中大多数都是基本公共服务（水、电、通讯）的垄断性供应企业。由于这些国家的股票市场极不健全，国际大集团很容易购进这些公用事业的股份。后来在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一幕。在自己的职位上服务了12年的世界银行高级经理戴维森·巴德霍(Davison Budhoo)离职时坦言：“我们自1983年以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不惜一切代价将南方国家私有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卑鄙地把拉丁美洲和非洲变成了经济上的疯人院。” 整个80年代，富国也执行私有化政策，重点一开始是公用事业，但马上就扩展到社会福利领域。 一个体系性的问题 私有化狂热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特征。这种私有化狂热不能被看成一种政策，而是一个由结构性的动因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自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最初出现以来，这个趋势就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历史上不断展现出来。 这种新的正统实际上是常态资本主义的回归，它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要素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围圈公用土地。当时英国议会颁布了几百个法令，正式将公共资源确立为合法的私人财产。我们可以称这种发展形式为“原始私有化”。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美国的新政（尽管其程度要低得多）实施了如下措施：对资本主义经营进行部分的调控，对某些大型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建立比较健全的公共服务和收入补贴，增加劳动人民在市场之外的生存手段。如果要看里根—撒切尔时代的后原始私有化有什么新东西，只要看一看什么被废除、什么被恢复了就行。废除凯恩斯主义改良措施的企图表明，这种私有化只是一种复辟，而不是进入新时代。这种私有化的目的只是回到旧时代的制度中去。第三世界国家原本成功地对国际资本竖起了壁垒，从而为他们自己民族的发展创造了可能性。但是现在新自由主义清除了这些壁垒。 私有化并非始于“新保守主义议程” 在主流经济学圈子中，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再生这个转化过程被称为“里根革命”。但恰恰是在专业上具有声望和在政治上具有影响的自由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倡导反对新古典综合理论，并鼓吹应重新追随那种实际上是19世纪的经济理论。尽管人们大都认为是罗纳德·里根发动了新自由主义战斗，而实际上自由主义早在里根上台之前就差不多已经在经济理论和政治学的战斗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有两个因素在自由主义者放弃凯恩斯这一点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古典综合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这为它转向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条件；20世纪70年代的停滞——它的征兆在70年代初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就已经很明显了。 新古典综合理论内部各要素之间是不协调的。处于核心的是微观经济学（研究在杂乱的市场上价格是如何确定的），它的主要出发点仍然是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是典范，以个人为中心的市场会趋于均衡。在加进伪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时，这些古典主义假设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但是这种宏观经济学的定义却不能从微观经济学的命题中推导出来，因而不能与微观经济学相融合。这个理论龃龉并不奇怪。宏观经济学之所以是凯恩斯主义的，是因为它承认，当价格机制整合进作为整体的经济时，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并不必然与需求的数量相平衡。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完全有可能产生出一种达不到劳动力和生产能力的供给水平的有效需求。 凯恩斯主义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政府有必要实行需求管理，这能够保证劳动力的就业，有效地利用生产能力，预防因长期失业而导致的政治动荡。这一点正是龃龉之所在。承认如果要利用全部现有生产资源就有必要进行政府干预，这就与微观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发生了矛盾，因为微观经济学鼓吹不受控制的价格机制和自由市场足以有效地利用全部可得到的投入。微观经济学没有支持宏观经济学的任何基础，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古典基础也明显是相抵触的。宏观经济学与已被接受的新古典主义智慧和新兴的新自由主义共识是不相容的。 因此，宏观经济学的存在是传统经济学家一个长久的苦恼，也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障碍。30年代大萧条之后，微观经济学不情愿地接受了宏观经济学，此前微观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宏观经济学提出的问题：尽管以个人为中心的市场在某个时间内可能会失衡，但是整个经济肯定会回到均衡；尽管个别商品的需求可能不足，但是对另外某些商品的需求会相应地超出供给。这个理论声称不可能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 30年代大萧条似乎戳穿了这种观念，也戳穿了支持它的微观经济神学。于是保守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共识就是给旧的宗教加上新的信仰项目，即一份宏观经济学的通谕，声明公共权威对财政政策和贷币政策的修补会保证私人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然而宏观经济学的最本质特征仍然是正统学派的肉中刺，而且正统学派持这种态度有充分的理由。从一开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鲜有共同之处。在整个20世纪，新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日益与高等数学交织在一起，而高等数学要求形式的高度统一。在微观经济学那里有着这样一种感觉，即宏观经济学是某种可疑的东西，因为宏观经济学的推论不以发达的数学和深奥的微观经济学为基础，也不能与后两者相融合。 70年代的停滞——传统经济学家在印度支那战争的后果中明显看到了这一点——也使人们得出了这个结论：长久以来对国家干预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的怀疑终于得到了证实。 正是阿瑟·奥肯(Arthur Okun)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和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的《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用》为自由主义经济分析肆无忌惮地回归它的根基即自由放任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奥肯声称，旨在实现更大公平的干预主义目标牺牲了效率，最终会损害私人经济。舒尔茨认为，客观证据表明，以公平与平等的名义实施的冲击市场的政府政策，必然导致无效率。他明确提出，把促进社会物品作为政府政策的直接目标，必定是低效的，必定会动摇私人经济。舒尔茨声明，混合经济的辩护者，包括他自己在内，不正确地对市场进行了诬蔑，并对政府的经济活动所具有的改良潜力抱有狂热的空想，他说：“类似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减少了用同情、爱国主义、博爱、文化团结等等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激励力量的需要……利用物质私利这一“基本”动力来促进公共物品的发展也许是人类实现的最重要的社会发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获取社会利益的先决条件是进行辨认工作，不是甄别坏蛋与英雄，而是辨明价格体系中的缺陷，这些缺陷会使普通公民做出一些违背公共利益的事情。” 诸如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查尔斯·墨里(Charels Murray)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也不能比这说得更动听了。这样就开始了宏观经济学理论剧烈的反动修正，70年代和80年代，正统经济学家一直忙于这件事情。 里根—撒切尔时代私有化历史趋势的复兴在政治经济领域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对大萧条之后所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改良发起的集中进攻。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这些改良曾经阻挠了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系统提出的在私有经济中进行普遍私有化的趋势。从最终分析上讲，微观经济学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能客忍哪怕只是最低限度地承认社会物品具有意义的宏观经济学掺杂进来，同样地，经典的由市场支配的资本主义也决不会长期容忍社会民主主义的混杂。 进行私有化的趋势和潜在的经济剩余 资本对凡是能够商品化的事物实行商品化的历史趋势当然与对凡是能够私有化的事物都进行私有化的趋势是一致的。扩大交换价值的动力是无限的，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动力产生的，私有化的趋势也是如此。 私有化在创新实践和危机中都在进行。前一个历史进程的一个例子，就是横贯大陆的铁路线的发展，建设这样的铁路只有将大量联邦土地转让给铁路巨头才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2.5亿平方英里的土地——它们都是公共财产——被私有化了。另外一个例子是汽车产业的发展，由于蓄意摧毁主要公共交通系统，汽车产业发展迅速。私人或者公有的电车在小阿尔弗雷德·P.斯洛安的领导下，被有计划地消灭了，这是通用汽车发展背后的驱动力。 私有化在危机时期加速进行，这在1929-1940年大萧条的余波中表现得最为明显。30年代政府用于社会目的的开支相对有了大幅增长，但这不足以改变生产能力持续利用不足的趋势。仅仅由于“二战”的爆发，军事开支急剧增长，大萧条才得以结束。军工综合体的出现，造成“二战”后巨大的军事开支，从而有效地将大量的公共财产转移到私人转包者手里。这是对税收收入的私有化，将公共资金转移到私人手里。于是，这些资金的使用既不与资本主义工业发生竞争，也不会为大量使用公共资金满足社会需要创造先例。 资本主义浪费大量生产潜力，这包括： (1)中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的过量消费； (2)由于雇用非生产性的工人例如生产军需品、奢侈品和那些纯粹为了显示和炫耀的产品的工人而损失的产出，以及付给这些工人的工资； (3)公司法律顾问和广告活动、广告商、律师、公共关系专家、股票经纪人、投资银行家和投机家消耗的资源； (4)军事机构和大量其他国家官吏和机关耗费的资源； (5)未被雇用的工人和闲置的生产设备消费的资源。 在当前显著的停滞时期，资本家阶级产生了特别强烈的染指迄今尚未得到的交换价值的要求。由于在饱和的工业市场上不能获得足够的资本积累的资源，资本转而企图将尚存的社会使用价值，例如公立学校、监狱、供水设施等，还有社会保障部门所管理和分配的社会资产等等，通过私有化转化为交换价值。看来普遍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并不能阻止资本将新近私有化的资源投入交换价值中。金融投机现在被看作一个能够无限实现资本积累的领域，因为它没有生产使用价值这个困难的任务。如今股票经纪人和投资银行家对社会保障基金垂涎三尺，就是这一点的确凿表现。但这个迷梦现在破灭了，因为最近股票市场崩溃了，众多企业破产了，可与90年代股市泡沫相媲美的房地产泡沫也行将爆裂，贫困和失业大量增加。 自从大萧条以来，工人阶级还从来没有像当前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这样有如此迫切的需要使生产力不是服务于资本家的利润，而是服务于每个人，用于满足真正的人类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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