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记忆(2010-02-12 22:06:47)
流经掖北的王河沉醉在秋天的怀抱里，潺潺的河水在芦花摇曳的苇丛中穿过，散散零零的杨柳在午后阳光的沐浴下，惬意而舒展在土堤上。河滩中的小路上，悠悠地行驶着一辆自行车，骑车的那个年轻人二十多岁，就是我的二哥，车后座上的孩子就是我，这是我四十年前第一次回我父亲的老家时的印象，那年是1967年，我刚刚十岁。 奶奶家住在西由公社龙泉村南边的沟沿上，面向南北的两进的院落，各有一个朝西的街门，门前的石凳旁有一棵老槐树，遮着好大一片阴凉，三米外是一条南北向的大沟，雨天水好大，据父亲说，他小时候，这沟里是长年流水的。院子的南面紧临一条从南面流来的小河，河水好深，且常年不涸，这条小河正从老家的院墙外向东流去，两岸石砌的老墙基缝中生长着不少的枣树稞子。就在这个拐角处，有口水井，井口上担着十字形的两根条石，村里人都叫它四眼井，四个井口都不大，只能放进一只大水桶，可以同时让四个人来打水。奇特的是，这井里的水特别浅，仅用挑水的扁担就够着了，所以，这里既没有辘轳，也不备井绳，村民们都是将挑水扁担的一头挑钩，做成了不宜滑落的回形模式就行了。门西的大沟那面，就是南北的进村大道，赶集的时候，这里摆满了山草、糊秸、草席、苫廉和蒲窝子（一种当地百姓冬天里穿的用蒲草做的靴子）等等，古时候，这里被称作“草市”，那时父亲向家里写信时，总是这样写的地址：“西由公社龙泉村草市东沿某某收”。 文革初期的农村，孩子们都不上学了，同龄的孩童大约有十几个，每天的活儿就是给生产队放牲口，一人一头，大点儿的孩子就在头里骑着马，中间的骑骡子，小的就骑着驴子，一行人惶惶悠悠地沿着大道和河边向南出村，来到小河的上游，这里隐藏在蒲菖苇篙中，有一个不大的平塘，水不深，但晶莹清澈，岸边绿草芸芸，那些牲口就拴在那里啃着青草，孩子们纷纷跳进水中嬉戏打闹起来。中午时分，也不回家，在地里扒些花生地瓜，再摘几穗苞米，在地堰上掏个洞，放在里面烧烧，半生半熟地填饱肚子就行了。直到夕阳西下，才拉着队伍回到了炊烟袅袅的村庄，饥肠辘辘地跑回了家中。 那时候，生产队分的烧草总是不够用，村里的劳力都要在农闲时节到西北洼去搂烧草，他们三五一伙，早出晚归，掌灯时分，二哥推着一辆小推车，左右封着两大捆一人多高的禾草，汗水凛凛地归来。二哥说，搂草的那个地方，离这里有七八里，是王河的下游，到处是水沼地，沟渠纵横，范围很大，传说，解放前莱州发生的蝗灾，多是从那里开始的。后来，我回家问过抗日战争期间曾在过西一带当过区长的父亲，他说，过去，一旦发现蝗灾的苗头时，县衙门都是发号各乡，征派民夫，带着大小碌柱到此碾压，要是碰上兵荒马乱的年月，无人过问，就会酿成蝗灾。抗日战争期间，有一年，当地的百姓看到北大洼里的小蝗虫已经乌糟糟地有一寸多厚，马上向区抗日政府捎了口信，区政府连夜向各乡送信发动，第二天一早，上万的农民进入了北大洼，迅速扑灭了一场即将发生的特大蝗灾。那时候，抗日民主政府的经济相当困难，为了改善生活，他们经常在秋熟季节的晚上，三两一伙，带着自制的煤石灯，到那些大洼里照毛蟹，每次总能满载而归。1970年时，我们学生野营拉练，从西由去三山岛和向阳岭这两个村庄，途经这里，看到的还是一片荒芜景象，高高的苇子，密不透风，生人进去，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不时要穿过宽宽窄窄的河道，许多地方都要高高地挽起裤腿，淌着水才能过去。相传，宋朝以前，这里还是海陆之间的潮间带，河湾交叉，是南北船运的避风港。前几年在单山北面不远处出土了一个巨大的船舵，有十几米长，据专家分析，这是一艘宋代的运粮船，船身长度要接近百米，这样的大船，能在此停泊，可以证明这里当时的确是河海交汇的水网地带。沧海桑田，随着潮汐和王河的泥沙搬运淤积，这里渐渐远离大海而成泽国。然而，也许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正是这种湿地效应形成的独特的地方小气候，确保了西由一带，在千年之间，风调雨顺，成为中国北方的鱼米之乡。1974年至1975年秋冬，伴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蓬勃高涨，北大洼彻底改变了它的面貌，变为整齐划一，万亩连方的台田。加之上游多个水库的建设，截断了它的水脉，两岸莽莽的林带渐次消失，王河改变了它的天地循环体系，河水逐年减少，北大洼由涝变旱，西由地区的水位也变得越来越下降，良田变为海侵地，以至于不得不采取重大的生态工程措施，甚至投入几个亿的资金来挽救该地区的水位下降问题。奶奶家门前的那口四眼井，也旱得见了底。当然，这些宏观的生态问题并不是本文要说的主题，但是，它也理应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们的家园本应该比今天更加风调雨顺一些吧。特别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研究和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不要打破它的生态平衡。 冬闲季节，结了冰的河面上，集结起了两大团伙的孩子，双方都有二百多人，他们学着电影中的样子，争夺着河东岸的那座高高的扬水站。个个一手持瓦片，一手擎着拐篓以遮挡飞来的石块，叫喊着，冲冲杀杀地你上我下。大人们，则坐在河沿的这边，晒着太阳，说笑着，看着这些孩子们的“战斗”进程。如果本村的孩子们战斗有些失利时，他们也会加入其中，以挽回败局。 农村的冬夜，虽说比较寒冷漫长，但村村都有锣鼓响，沿河的场院里搭建起简陋的戏台，串村上演的样板戏，给人们带来活力和温馨。那年月，每个村的都有自己的宣传队，一个村，就能演起多出样板戏，村里的大人和孩子对样板戏的唱词都背的滚瓜烂熟，几乎是人人都能当演员。孩子们看戏自然不是学内容，而是凑在一起捉迷藏，呼呼隆隆地到处乱钻，特别是戏台周围、河边上垛放的那些玉米秸，更是藏身的好地方。直到戏完场散，我们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家中。有的时候，我住在了二伯家中，他有四男四女八个孩子，有两个男孩同我的年龄差不多，我们一起睡在的小东厢屋，只有一条被子和一条很薄的褥子，下面是蒲草编织的炕席，散发着一种淡淡的干草香。晚上睡觉前，二伯母给我们烧得暖暖和和的，一点也不觉得冷。我们说着村里的趣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二伯全家人都很勤劳善良，但在以粮为纲的年代，能够吃饱肚子，也就算是很不错的，万不敢在穿用上有更多企求了。那时，我患有严重的肾炎，腿和眼皮浮肿的已经不能上学了。西医使用青霉素药物也久治不愈，回到老家后，老人们说，用库塘里生长的那些茅根草的根茎熬水喝可以治疗这种病，二伯听说后，天天让孩子们到水库中刨些茅根草烧水给我喝，俗话说，偏方治大病，不到十天，我的病就有了好的起色，以后便渐渐地恢复了。改革开放以后，二伯家的几个儿子，在西由率先成为养鸡大户，特别是老四，敢于创新冒险，依靠科技致富，今天已经是当地有名的蛋鸡生产的带头人，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已住上了别墅小楼。 西由有悠久的历史，民俗文化相当丰厚，腊月三十的晚上，要包小饺子，那饺子特别的小，还没有铜钱那么大，等到半夜时分才往锅里下。新媳妇的家里布置的红红火火，五彩的稠锻被子跺到了屋顶的天棚。窗上的小方格里、窗台上、窗周围，都是剪贴的红彩纸，躺柜上油漆着吉祥喜气的花卉和翠鸟，新媳妇就盘腿坐在炕上和来宾说着话儿。正月里，要点一些用萝卜或胡萝卜做成的小油灯，放在各处，大人们看着灯花开出的样子像谷子或是高粱，揣摸着今年秋天的收成能是些什么。要说最有特色便是人们脚上穿的各色蒲靴子，当地人都叫它“嘎哒子”、也叫“蒲窝子”，因为这种靴子的底上钉着一块厚厚的梧桐木版，走起路来，嘎嘎有声，所以人们都爱叫它“嘎哒子”。这种靴子编的精湛细腻，比今天的草艺品要精致的多，而且，男女都有不同的花色和型号。特别是当地的一些小脚老婆婆们穿的小尖靴，工艺复杂，还绣着多种彩色的图案。孩子们穿的更是多姿多彩，花色更加艳丽丰富。我要了一双穿上后，感觉比穿棉皮靴要强好多，一是它透气，不出脚汗，也可以说脚汗随着空隙都散发了；二是在里面垫上一些撕碎的苞米皮和棉花，特别保暖。那时，西由一带，水皮浅、水草多，沟边河堰到处都是高高的蒲草，丰富的原料，酿造了这种独特的民间工艺，造福于当地的百姓。那时的大集上，逢集便有一溜两行的卖蒲靴的场面，挨挨挤挤的约有上百米。那些卖蒲窝子的主人，大都是小脚的老太太，每个人的跟前就摆着两三双，看来，这就是她们在两集之间的劳动成果，用这些收入，可以换回她们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的花费。今天，干旱的西由已很少见到这种蒲草了，这种民间工艺也就随之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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