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山东某地出差，因离家近，朋友顺道送我回了趟老家。
家里正在翻盖房子，两层半的小楼已经完成了两层，钢筋水泥混凝土、红砖、脚手架，混乱得如同战场。因为楼顶刚浇铸完水泥，要多晾几天，工人们暂时都散了，父亲带我爬上空荡荡的毛坯房的二楼。房子算不上高，但视野开阔，半个村庄都在眼里，还能把邻居们的院子看个遍，我陡生了身轻如燕之感以及登高望远的豪迈。这感觉因老屋而来。
老屋在旁边，低矮的平房，红砖白瓦，为了给新房子腾地方，拆了一半，看上去悲伤破败，像一只折了翅膀的老母鸡。多少年来，一家人就生活在老屋里，当然，那时候还不觉得它老，不认为它狭矮陈陋，我们在瓦房里出出进进，过得喜气洋洋。那时候我小，对世界充满着最朴素的好奇，坐在院子里仰脸望天，整个村庄的人声和狗吠都拥到一个院子里，我想站到高处，看一看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看一看到了夏天的傍晚，他们是如何在院子里摆出一张桌子吃饭的。但是院落低矮，除了爬到树顶，我只能坐井观天。我爬过很多树，可是村子里的树没多高，且到处都是树，目光刚越过别人家的山墙就被枝叶挡住了。住在老屋里的我，如同一枚棋子，被摁在了低海拔的角落里。
于是我想飞，总是想象自己像一只鸟，飞抵村庄上空。我更喜欢想象自己一步一步走到足够高的地方，直到把这个世界看清楚。
此后的很多年，我离家念书、工作，寒暑两季放假回家或是小住，不是钻进书本里不出来，就是火烧屁股一般转个身就走。同样是待在老屋里，但全然没有了少年时的天真，自以为外面的世界也无非如此，再想不起要登高望远，也不再对邻居家的院子和饭桌感兴趣。就算坐飞机经过可能是我的村庄，我也不过是从舷窗往下看两眼。
但是现在，站在二楼粗糙的房坯上，我突然又想起了那只鸟，想起了童年生活的一个关键词：登高望远。现在，房子的确长高了，长到了二层，而且还要再长高半层。也许我曾经设想过有一天房子会做梦般地长高，但我肯定不会想到，真正站在长高了的房子上看村庄，究竟是什么感觉。
母亲一直不愿意盖新房子，觉得老屋住着就很好，冬暖夏凉，尤其是不必操心。嫁到我父亲家的30多年里，她参与盖了6次房子。搬家三年穷，何况造新家，她穷怕了也累怕了。这几年但凡谁动议破旧立新，母亲都要历数6次盖房子的穷困与操劳。在乡村，一穷二白的家境屡建新居，和城里的年轻人空着钱袋去买房一样，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母亲扳着指头算，草房子盖了几间，半边草半边瓦的房子盖了几间，瓦房盖了几间……盖这些房子我都经历过，只是每一间都是该款的绝唱，日子总是往好了过。
记得有一年给大爷爷单独盖一间屋，我也跟在父亲后头脱土坯，给房梁上的父亲扔稻草，汗流得满头满身，我也懂得了往黄泥里掺上多少河水和稻糠壳抹墙才最牢靠。后来，我们从院子里长老槐树和果树的草房子里彻底搬进白瓦房，就是现在的老屋。那时我只有四五岁，把自己的小零件蚂蚁搬家似的往新屋子里运，路上光脚踩到了一枚图钉，一扎到底。因为疼痛，记忆从那枚清醒的图钉开始，蔓延到白瓦房和草屋子，然后是新旧两个院子，然后是新旧两个院子所属的两个时代的生活——它们通过一颗闪亮的图钉紧紧地咬合在了一起。那是我关于这个世界最初的完整的记忆，从此，大规模的记忆才开始和我的生活同步进行。在遗落了图钉的新的白瓦房里，我们家一住20多年，直到把白瓦的颜色住灰，把新房子住旧，成了老屋；直住到这些年有了一点点钱的邻居们都把小瓦房砸了，原地盖起了雄伟敞亮的大屋子。
前后左右的邻居们，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我们家成了峡谷，头顶只有院子大的四方的天。年过90的祖父要了一辈子强，现在低头抬头都憋得慌。
祖父说：没法活了，人家都住在咱们头顶上，喘不过来气。盖不盖？
我说：盖。
祖父说：怎么盖？
我说：两层半。宜早不宜迟。
我负责说服父母：老房子住了20多年了，够本了，再住下去就成了危房；还有三五十年要活，新房子早晚要盖，好日子早过一天算一天。就为了夏天凉快点儿，也得盖新的，否则邻居们都立秋了，咱们家还在三伏天里没出来。母亲还犹豫，我向她保证，这辈子她盖的最后一次房子，咱们全用好材料。
母亲说：就算用金銮殿的材料，不还是得我和你爸操持？
是的，除了拿出一点钱，对于这座新房子我能做的只是在电话里说了几次自己的设想，嘱咐材料尽量用最好的。3个月之后，我回到家，直接站到了二楼顶上；下一次再回来，我看见的将是一座祖父祖母和我父母这辈子住过的最完美的房子。他们还把二楼朝阳的最大一个房间留给了我。
搬家的时候我肯定不在，从老屋到新楼，我其实希望自己能像四五岁的时候一样，蚂蚁似的一趟趟搬运；就算出现第二枚图钉也未必不是好事，踩上去，疼痛将贯穿我一生。这可能也是我在自己的村庄里建造的最后一座房子。
我从二楼下来，给祖父祖母买了烟酒和点心，陪他们说了会儿话，和父母吃了顿晚饭，就拎着行李去了机场。从下车到离开，我在家仅待了4个小时。
(作者为著名70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