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五公祠内的苏公祠。
五公祠瀛海人文牌匾
苏过画像
海口五公祠内的苏公祠中陪祀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姜唐佐，另一个便是苏过；苏过，字叔党，号斜川居士，苏东坡的小儿子，王润之所生。我们可以这么说，“三苏”之外，苏过便是眉山苏家下一代中最著名的一位了。
儋州东坡书院载酒堂中的塑像，东坡与黎子云相对而坐，东坡身旁侍立的年轻人也是苏过。苏过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人诵高名琼海外 苏门会策汗青功
苏过，字叔党，号斜川居士，苏东坡的小儿子，王润之所生。我们可以这么说，“三苏”之外，苏过便是眉山苏家下一代中最著名的一位了。苏东坡三个儿子当时被称作“三虎”，苏过最小，人称“季虎”；以其最出色，又称“怒虎”；因为他最肖东坡，故又有小坡之称；晚慕陶渊明，取渊明斜川游之意而自号斜川。东坡兄弟共有六个儿子，只有苏过一人跻身于“四苏”之列，清代赵怀玉有诗称赞说：“几闻艺苑名三世，曾见书林榜四苏。”另一位学者吴长元在校录苏过《斜川集》时写诗告诉一位朋友说：“寄语隐湖毛处士，苏门会策汗青功”。而其崇高的声望和文学艺术的成就则主要是在惠州、儋州侍奉父亲过程中打下的基础。吴长元写诗赞叹叔党，其中有句云“人诵高名琼海外”，正准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邈乎九死不测险 独侍先生以往来
一个人要获得美好的声望或者说获得人生的成功，可以从许多方面表现出来，在中国古代，最根本的恐怕是孝道了。中国是伦理社会，孝为伦理之本，在科举制度之前，选举人才的制度叫“举孝廉”，直到清代科举制度完备，考取进士的人还用“孝廉公”作为美称，可见孝道在中国人的人生价值实现中是多么重要。叔党在士林中美誉的获得，首先取决于他的“纯孝”之实。
苏东坡被他的老朋友章惇迫害到岭南的落后地区惠州安置，那时苏过22岁，正是该争取功名和享受爱情的美好时光，但是他毅然打消了这个念头，把年轻的妻子和弱小的孩子寄居在宜兴，与王朝云一起陪侍年届六十的老人家前往惠州，三年后刚刚把妻小接到惠州，但才一个月，又抛开她们而随父亲到达海南，再三年后离开海岛，就一直在路途中奔波一年，直到常州父亲去世。到惠州一年多朝云就去世了，所以这七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苏过独自一人侍奉老人。仅此一点，又有几人能做到？
孔子曾经说过，对待父母，如果仅仅给他点食物让他吃饱，与对待家里养的生物又有何区别呢？所以真正的孝顺一定发自内心深处，用心去敬，用心去体察和理解。苏过的可敬之处，正在于他一直在用心灵去孝顺老父亲。到达“生理半人禽”的儋耳之后，不可能让父亲享受多好的物质生活，但苏过在现有条件下尽最大努力使父亲生活的质量更好一些，他在各方面减轻着父亲身体和精神的苦恼，完全达到与父亲的高度一致。海南没有大米，山芋难以下咽，苏过就绞尽脑汁做出个“玉糁羹”来，虽然材料没有改变，但味道却大为好转，父亲尝后大为赞赏。儋耳艰苦，苏东坡方有绝粮之忧，从古籍里面弄出个“龟息法”来，苏过就忍受着饥肠辘辘而配合父亲练习这种道家的辟谷之法。他怕父亲寂寞，尽可能做出一些事来消除父亲的孤独。他不时写出诗文，或者大声读书，父亲看到听到，比什么都开心。他经常陪父亲出游，父亲感到比陶渊明还惬意。苏过心中充满着对父亲深深的敬意，父亲的学问、功业、品格，无不令苏过产生崇拜之心。
苏过就是这样陪伴父亲度过了岭海最为艰难的日子，正是这七年的生活，最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他纯孝的天性。苏过去世之后，晁说之为他作墓志铭，说东坡先生晚年投荒，“邈乎九死不测之险也，独叔党侍先生以往来。……惟是叔党，于先生饮食服用，凡生理昼夜寒暑之所须者，一身百为，而不知其难。翁板则儿筑之，瓮樵则儿薪之，翁赋诗著书则儿更端起拜之，为能须臾乐乎先生者也。”还说苏过之孝能感化本无礼仪的蛮蛋夷獠。由此，晁说之称他为“纯孝”，要知道这个词是古代对孝道的最高称誉。
小坡能与石传神 笔下波澜嗣乃翁
任何事情往往是得失并存。叔党失去了功业前程和良好的物质生活，但在学问和文学艺术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他的叔叔苏子由说，我哥哥远居海岛之上，一无所有，唯一可骄傲的是成就了这个儿子的文学艺术（见《宋史·苏轼传》）。苏过的政治潜能得不到充分开掘，父亲就更加注重知识的教育和诗文书画才能的培养。苏东坡最成功的学习方法是抄书，他在海南也用这种方法指导儿子学习。他曾给一位朋友写信讲到此事，说儿子到儋耳之后，已经抄完了《唐书》一部，现在又借得《汉书》打算抄写，如果把这两部书吃透，那就可以说是“穷儿暴富”了！苏过非常用功，常常借书攻读，他自己写了一首诗专门说借书苦读的经过：“海南寡书籍，蠹简仅编缀。……借书如假田，主以岁月计。常恐遗地力，敢有不敛穧？便便五经腹，三冬良可继。倘有愧寸阴，得无讥没世。”叔党的基本功，就是这样打下的。
在读书的同时，叔党对诗文创作非常感兴趣。他在父亲身边时间最长，比两个哥哥更多得到父亲的真传。但由于他太过崇拜父亲，时刻仿效父亲，也限制了他的创造力，在父亲这座高峰之下，难以进一步做出更大成就。清代吴长元说他“疍烟蛮雨喜相从，笔下波澜嗣乃公”，正指出了苏过在文学创作上受父亲影响之深。
叔党文学上诗文兼备。他的诗歌以淡泊为主流风格。惠、儋时期，苏东坡的兴趣已转移到陶渊明上，他的大量和陶诗是其淡远诗风的代表。而这期间正是苏过诗歌创作打基础的时候，苏过偏于淡远，这是重要原因。如在海南所写《次陶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是学习苏东坡而直追陶渊明的作品，一本书上评价说“此诗托意高远，朴拙可爱，已入渊明之室”。苏过也尝试其他风格，如他在儋耳所作的七言古风《夜猎行》，开篇写道“霜风肃肃陵寒柯，海月滟滟翻秋河”，境界十分阔大，紧接着叙写夜猎的情景，充满了力度和气势，明显地受其父豪纵超迈诗风的影响。苏过的散文以气势雄放、纵横恣肆为特点，受父亲影响很大。重要散文作品都作于惠、儋时期，其中《飓风赋》从内在精神到外在风格都深得父亲三昧，以至于有人把这篇文章误收入苏东坡的集子中。他在海南所作《志隐》一文，“行止得宜，跌宕有致，广征故实而无书袋之累，深寓妙理而不涉玄虚之迹，宜其先人览而嘉之也！”（《斜川集校注》）
看到儿子诗文进步之快，苏东坡心里美滋滋的，他曾写信给朋友夸奖说，过儿的诗文新奇，时而写出一篇给我看，我就会高兴好几天，吃得香睡得甜。
苏过的书画也是最能继承苏东坡的。晁说之谓其书画之胜特别像他的父亲。他的书法酷似东坡体。他在海南曾画过《枯木竹石图》，苏东坡非常赞赏，为之题了三首诗，有句云：“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老可即画竹大师文与可，苏东坡拿苏过与文与可相提并论，可见苏过的绘画水平已经不简单了。
一篇志隐表心迹 居闲未敢忘忧国
苏过在海南有两篇文章是不可不提的，一篇是《志隐》，一篇是《论黎事书》。
《志隐》的写作初衷在于安慰父亲。苏东坡生性旷达，海南艰苦的物质条件并不是影响他心理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儿子年纪轻轻，本可以比其他年轻人更具优越的条件在社会上追求辉煌，享受儿女情长，现在却不得不陪伴老父亲投身荒岛，这才是苏东坡的心病。苏过至孝而聪颖，他深知自己该做的事不仅仅是伺候父亲的体力劳动，更重要的是要使父亲的这种心安定下来。《志隐》便是在这种心态下写作的。他显然要告诉父亲，我并没有去追求世俗功名的要求，我的志趣在于优游的隐士生活，现在命运把我带到了孤岛，正好与我的心志暗合，这不是天大的幸事吗？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苏过目的虽出于安慰老父，而其志隐之心也是真实的。这种心志发端于惠州，形成于海南，后来发展为以自由、自然和独立为特征的“斜川之志”。
苏东坡在政治上屡遭打击，也常常流露归隐之心，但从没有真正忘记过君国百姓。父亲的这一特点，苏过也学到了。他在海南，虽无机会仕进，但目睹国家治理黎族过程中的种种弊端，仍不能不尽一己之力，为国家安边献计献策。他认为黎事之弊，关键在于下情不能上达，为了下情上达，他就不能视而不见，知而不言，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论黎事书》。清代学者赵怀玉就此而赞叹道：“出处进退，未忘国家。”这篇文章一方面吸收了苏东坡民族平等的光辉思想，一方面又是自己实地考察而思考的结果，有自己的创新，显示出年轻的苏过已经具有了非比一般的军事理论水平和政治目光。对于海南岛上的黎人，苏东坡着眼于从黎人自身的角度促使他们觉醒自进，苏过则着眼于从政治的角度向统治者提出切合实际的主张，父子互相发明，形成了一个内因外因并重的完整的安黎思想体系，在我国少数民族政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李景新 李幸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