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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为何是上海的价值取向
日期：2011-12-20 作者： 来源：文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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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文化的积淀，有现实发展的需要，两代学人同台共论—— 责任，为何是上海的价值取向 中西方对责任理解的异同 中国更强调道德和使命，西方更侧重个性自由和权利，但共同点是聚焦社会责任 卢汉龙：你们来自不同的6个学科，我很想问一个共同的ABC语义问题：“责任”在英语世界里有哪些词对应？ 顾红亮：在英文里，可能有四个词与责任相关：responsibility，duty，obligation，accountability。 卢汉龙：非常好，duty有责任的本义，但也可以延伸到海关税收的意义。responsilbility的英语词源是“回应”，有义务的意思，而accountablity本身有“算清楚”的意思。那么从这些语义指向中你们能悟出中国人和西方人讲的“责任”有何异同吗？ 顾红亮：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区别是，中国古代讲责任更多和道德、良知、使命相关联。近代西方则比较强调和权利相对应，享有怎样的权利，就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中国古代较少涉及权利；近代中国则是一直处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权利的比重逐渐加大。 金可可：西方语境下的责任感，主要源于某种外在的东西：一种路径是来自于上帝的诫命，一种路径是来自于（实践）理性的“立法”（如康德的绝对律令），前者多因敬爱与服从，后者多因求真与自由。而我国儒家文化则尤其强调，个人的责任感应源于某种内在的、类似于本能的、生生不息的东西，如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良知良能。 戴从容：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在西方语境中责任和自由相对应。所以古典主义非常强调duty，但随着自我意识的加强，人们强调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才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尼采曾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描述了人生的三个境界：骆驼的境界是承担责任，负重致远的境界；狮子的境界是从“你应”转向“我要”，化被动责任为自由意志的境界；孩童的境界是自由创造的境界。尼采在这里对个人意志的强调来自于他对当时德国大众的道德状态的思考。 曾军：我补充一点。从现代社会来看，西方人所理解的责任首先强调的是个体，个体的自由、选择、决定。而中国传统社会所强调的责任是群体性的内容，来自于群体的约定和共识。 胡晓鹏：我赞同钱穆先生对东西方文化的界定。他认为西方国家是法治型的契约社会，而传统的中国则是信任型的关系社会。目前，我国恰处在关系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之中。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是道德碎片化导致的责任碎片化。如，我和你是好朋友，我就有动力为你的利益负责。二是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信誉机制失灵。熟人社会中，每一个人或其家族的历史都活在他人的记忆之中，传统习俗能有效地惩罚不负责任的人，而现代商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往往是一次性的，践行承诺和担当责任并不会对今后的交易产生更大帮助，所以责任担当的动力变小了。 卢汉龙：大家讨论得很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从语义出发去思考很重要，并要放在全球视野中去理解，因为科学本是常识的简单化。刚才各位侧重了差别的角度，我们也要看到相同之处——中西方共同聚焦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社会范围有大有小，从家庭到社区到职场，自然也牵扯到机构的责任，如企业与政府的责任。责任其实是对社会期待的一种回应，是对个人与机构扮演社会角色的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角色也越来越复杂，如何来担当责任就成为问题。 利他行为的实施需要亚当·斯密所说的激情冲动，需要舆论、政府、制度、法律等的支撑 张雄：我想和胡晓鹏共同探讨，经济学的责任内涵的关键词是什么，它与伦理学的利他主义有什么区别？ 胡晓鹏：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利他主义是经济学家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古典经济学的终结者穆勒认为：什么是幸福？这并不是努力追求幸福就能够得到的，幸福是一个人在为他人谋求利益时所不期而遇的东西。 这个问题可以引发两方面的思考，一是由利他性引起的利他行为，这既有道德感，也体现了责任担当。二是利他行为造成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包括恶的结果。此时，是否还应该履行责任呢？实际上，道德责任和法治责任的冲突就是理论世界中经济学道德责任和现实世界法制责任的矛盾。 张雄：从深层次来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更多强调利己主义，在《道德情操论》里强调利他主义。他把经济学的原理和利他主义结合起来，我很服气。责任担当是否除了规则认定外，还需要亚当·斯密说的“激情冲动”，比如在一个需要见义勇为的现场，一些人没有参与救助，不能说他们没有责任感，责任感与实际行动是有区别的。不是有了责任感就必然有行动，有些勇于担当社会正义的责任感是伴随着生命风险、诸多麻烦风险的，知不知与敢不敢，需要“激情冲动”来贯通。 这种冲动哪里来？我觉得需要给行动者以底气，即社会舆论支撑、制度和政策支撑、法律支撑、政府支撑、大众支撑，以此来培养一大批社会公民的激情和冲动，我想这才是希望。 治理网络的责任缺失，不仅需要网络行为的自律，而且需要建构富有责任感的精神家园 张雄：曾军的发言给人启发。网络责任有缺失，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人性论的问题。在人性深处有着类似康德所说的深度的二律背反，即有着私向化和社会化的双重追求的矛盾。这也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与超我的双重，同时是一个后现代主义向现代性批判的深层次问题。私向化的本能一旦没有社会性的约束，就会丧失超我而本能地流露出来。互联网是一个新型的人类生存世界、生存工具，至今尚未有一个智慧的管理制度或超我的社会约定，所以责任缺失是必然的。 另外，我们正处在工具化的理性与人类的非理性并存的时代。因此，人类对文明的建设、对理性的制度创新是永远不可放弃的任务和使命，这也再次证明：欲望与理性的矛盾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我想请问曾军：根治网上的责任缺失最有效的对策是什么？如何从我做起？ 曾军：网络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非理性主义和工具理性对人的意识和行为的影响，即造成了个人主体性的分裂。 网络提供了隐去真实身份后去扮演其他角色的可能性，由此可不负责任；也造成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复杂化——“我不知道跟我聊天的是条狗”是网络的真实写照。因为“素未谋面”，便觉得可以对他人不负责任。从这个逻辑来看，如果要加强网络的监管，结论只有一个——运用网络实名制，在网络社会中建立真实的个人身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我个人觉得，实名制并非最佳的选择，它有着“去网络性”的特点，是一种后撤的文化立场。其实，必须要让大家充分认识到，网络尽管虚拟，但并非可以彻底隐形。 因此，如果要“管”，有三种选择：一，网络知识的普及：让网民知道网上并非为所欲为的天堂；二，网络法规的制定：让网民知道网络责任缺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三，网络共识的形成：这是最根本的，应该有意识地引导网络各主体通过对话甚至争辩，形成一些对网络行为的共识。 责任共识的结果就是行为自律。 张雄：有建设性。我补充一点，现代性最大的问题是——人类在追求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理性主义传统给当代人带来诸多的压抑和焦灼，使诸多人在网上释放本能，因此，这也使得我们有责任去重新寻找一种更符合当代人发展观和价值审美观的生存方式，一种新的精神家园。 传承“负责任”的城市特色 上海应该保持勇于担当责任的传统，并赋予它现代意义，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卢汉龙：现在从宏观的文化比较拉回到现实，各位又是怎样理解最近市委全会把“责任”定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价值取向，它有什么现实基础和针对性吗？ 何雪松：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上海有2400万人口，其中非上海户籍人口是899万，最能体现我说的转型期的“三化”特征——流动化、个体化、市场化。这是一个高度陌生化的移民社会，讨论责任议题就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上海在改革开放当中一直发挥着先锋作用，尤其在经济建设方面一直是站在国家的最前沿，现在上海有责任在文化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建设，因此，这次包含“责任”在内的城市价值取向的倡导实际上体现了上海引领文化建设的尝试。 曾军：，上海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各种最新思潮都在上海试验并获不同程度的成功，西方法治观念在上海最先落地，各种新的文化艺术样式在上海最先成型，最新的技术也最早被引入上海……上海文化中渐渐形成了最富现代化的要素——遵守规则。这些历史文化的积淀使得上海在全球化的当下，有这个可能和能力，在责任这一重要的城市价值取向上领先走向责任社会。这是上海文化的一种自信。 胡晓鹏：以强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曾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责任的价值取向乃是对强政府模式下政府如何更好承担责任的要求。另外，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上海“十二五”发展规划的主线，但转型绝对不会自行完成，尤其对追求利益的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因此，提出责任的价值取向也是对企业承担转型责任的要求。 顾红亮：呼应各位所说的，从历史维度看，上海曾引领中国经济、中国文化发展，它有这个责任担当的业绩和传统；从当下的改革维度来看，上海率先探索社会管理功能，提出并实践着“责任政府”的概念；从未来发展维度看，从上海历史上充当的实验和先锋角色而言，她积累的文化资源和优势，使上海有责任走在探索文化强国之路的前沿，这种担当包含了探索的行为，也包含了探索中的某种牺牲。 卢汉龙：大家说得很全面。上海确实是全国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曾把上海比喻成《家》这本小说里的觉新，这是一个守规矩，一心为家承担责任的大哥人物。但是觉新对整个旧制度付出太多，结果和旧制度一起沉沦。改革开放，正是要跳出传统“家”的范围来为更宏大的社会承担责任。上海人“守规矩”、“负责任”正如刚才你们所说的是移民和近代化塑造起来的城市性格，是适应现代都市生活的智慧，转而成为上海重要的文化软实力。现在西方人对责任的理解已经演化为许多现代人的行为，并有制度性的回应。比如“交税”就是在履行责任。所以，我觉得上海作为一个相对现代的城市，对自我责任的认识，要更多体现为对现代性精神与人格的理解。 上海市政府在全国最早提倡“责任政府”概念，并提出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目标。可见上海在这方面有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基础。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了起来。每一个上海市民都要自觉培育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践行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市委把“责任”作为上海城市的价值取向，我想，一是希望广大市民把负责任这种城市特色传承下来，二是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更大的社会范围里，让全体市民，从每一个家庭到各行各业，以及我们的政府都成为负责任的现代公民和组织机构。所以这个价值取向立意高，针对性强；我相信全体市民会接受，全国人民也会认同。上海应该保持勇于担当责任的传统，并赋予它现代意义，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伦理责任源于习俗与道德，法理责任基于契约，两者的转化需要制度创新 张雄：雪松从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来切入责任缺失问题，并以此寻求责任担当的支点和源泉，这个点抓得非常好！转型期的社会特征除了流动化、个体化、市场化外，还和过程性、破碎性、示范性有关系，我认为责任的量定既有来自于稳定社会习俗、习惯的暗示，也有来自于稳定的社会规则的认定。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完全认定具有新兴社会进化逻辑的诸多社会准则时，一些公民社会责任的缺失有着客观性和必然性。规则的建立和责任感的素质形成，受客观国情所制约，受文化传承的习俗所影响，也受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发展水平所左右。因此，我们要以冷静、客观、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同时也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市场经济的推进，需要我们进行制度创新。 另外，我在思考，责任意识与文化传统中深层次的影响有无关联？换句话说，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有无对责任的敬畏感？ 所以，我问雪松，习俗经济体系中的伦理责任感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法理责任感有何不同？ 何雪松：从社会转型理论的视角而言，我们面对的困难是，怎样从熟人社会的习俗制约机制进入到陌生人社会的整合机制。社会学家涂尔干将之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在机械团结里，人们因相同和熟悉而确立道德和伦理的约束。现代社会则属有机团结，人们不同而寻求整合，需要新的规则、规范和伦理。在涂尔干那里，他倡导职业团体意识，和顾红亮的岗位责任意识相类似，希望以此重建道德秩序。身处陌生人社会时，简单的道德说教无益，简单的内心制约难以奏效，因此，我们要寻求更多的制度设计。我认为，在当下的转型期，要强调在制度建设的层面给人们增加更多的稳定感。因为稳定的预期下，人们会按既定的规则行事，对错会有相应的奖惩。 张雄：回答非常机智，我想谈三点简单的看法。一，评价责任的依据不同。一是靠特定社会的传统习俗、风俗、习性、习惯来调节和判定；另一个是靠法理条文、契约文本来判定，具有一定的刚性。当然也存在着伦理道德所判定的柔性责任属性的范围。二，责任的明细后果的分析与履行的要求不同。一个是以社会舆论或群体舆论为要件，另一个是有较为明确的后果明示和相关惩罚的途径与手段。三，前者包含着更多非理性的澄明，后者则有着冰冷的理性规制。 本版据11月19日文汇讲堂现场“专家拷问新人”整理。本版摄影均本报记者叶辰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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