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贵
摘要：本文针对关于“蜀”字造字本义的传统解说提出质疑，指出“蜀”象野蚕之形或象毒虫之形的传统看法缺少有力证据，认为“蜀”字的原始构形理据是由蟾蜍与蛇蟺等动物构成的，并用古文字字形材料、地下出土材料和文献书证材料对所持观点加以综合论析。
关键词：蜀；字形；本义；蟾蜍；蛇蟺
一、引论：“蜀”字的本义究竟是什么
可以确信无疑的是，常与“巴”字合称的“巴蜀”的“蜀”，就是作为古蜀地、古蜀国、古蜀人称代的名词，但若讨论汉字的造字本义，“蜀”字应该是个待解之谜。
由小篆隶变而来的今文字，两千年来一直将“蜀”字归属于“虫”部，许慎《说文解字·虫部》解释为：“蜀，葵中蠶（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
后世学者据此往往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其一认为“蜀”字象野蚕之形，其右上部即为“蚕”的轮廓象形，上部象其头，头下为其身，左下部的“虫”既标其类又象其形，或可视为幼蚕之象形。
其二认为“蜀”字所象并非野蚕，而是象外形似蚕的一种毒虫，据《韩非子·说林下》解释：“蟺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又据《淮南子·说林训》：“今蟺之与蛇，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憎异。”高诱注：“人爱蟺与蚕，畏蛇与蠋。”认为“蜀”、“蚕”非一，而“蜀”是“蠋”的本字，乃是一种“见蠋则毛起”的毛毛虫一类的毒虫，故中原地区商代的统治者用此字作为对蜀地、蜀国、蜀人的一种贱称，有时“蠋”又可将“虫”旁替换为“犭”旁，写作“獨”（独），故“蜀”也可视为“獨”的本字。
那么，“蜀”字的造字本义究竟为何？是野蚕，还是毒虫？亦或既非野蚕，又非毒虫？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蜀”字是记录语词的语言符号，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能指”（signifiant / 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é / signified）两个要素的结合体，所谓“能指”，应该是指语言符号自身所保留的物象信息，所谓“所指”，应该是指人们试图通过语言符号所要表达出来的意象信息。
汉字的总的特点是“据义绘形”，因此，“蜀”这个记录语词的字自身所保留的“物象信息”（能指），是可以通过它的原始字形和相关的历史文献材料来考察的；而人们试图通过“蜀”这个字所要表达出来的“意象信息”（所指），就是它的原始字义，通常称为造字本义，则需要拿与它相关的历史文化材料和相关的历史文献材料来证实。有鉴于此，要确认“蜀”字的本义，与之相关的文字材料、地下材料和文献材料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三类支撑论据材料，本文试以这些材料为依据，对“蜀”字的造字本义予以综合分析探求。
二、“蜀”的古文字字形
要探求“蜀”字的本义，首先应当要从“蜀”的古文字字形入手。下面罗列与之相关的28个古文字字形：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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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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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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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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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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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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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共28个被识读为“蜀”的古文字字形，其共性都是突出“目”的特征，根据其字形的细微差别可以大致分为六种情形：图一的六个字形，其“目”下的“躯体”呈回勾弯曲之形；图二的六个字形，其“目”下的“躯体”呈盘旋弯曲之形；图三的四个字形，其“目”下的“躯体”呈环绕弯曲之形；图四的三个字形，其“目”下的“躯体”之外又增加了“口”形符号；图五的四个字形，其“目”下省略了“躯体”之形，而代之以两条虫形；图六系时间稍后的周原甲骨中的两个“蜀”字以及金文和小篆的“蜀”字，周原甲骨文的“蜀”在字形上承继了殷墟甲骨文的“蜀”字，在保留一个虫形符号的图五字形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人”形符号，这可能是因为周族出于对周边族群的鄙视，凡指称南方民族的字多喜好加“虫”符，故选取带有“虫”符的“蜀”加以继承，至于将殷商甲骨中“蜀”的“目”下表示躯体的符号讹变为“人”形符号，可能是因为他们将“蜀”的本义理解为从目从人会意的原因；而图六中的一个金文字形“蜀”，很明显是对周原甲骨字形的直接继承；至于图六中的两个小篆字形，则是在金文字形的基础上一脉相承地演变下来的。
可见，“蜀”字不论是在殷墟卜辞还是在周原甲骨，乃至于金文及小篆中，其字形皆强调“目”，这是没有异议的。那么，“蜀”字所表语词的“所指”，即它的造字本义，究竟应该是什么呢？该如何理解“蜀”字突出“目”的特征这一本质属性呢？
三、是动物之“目”，还是人的眼睛？
上述图一至图五的甲骨文字形又大致可以归为三类情形：图一、图二、图三都是表示有“目”（代表“头部”）有“躯体”（无论其弯曲的形状如何）的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的形象；图四属于在完整的生命体之外又增加了“口”的形象；图五属于省略了“躯体”而增加了“虫”的形象。可见“蜀”的造字本义至少应该是表现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的关键是：“蜀”字上半部那突出的“目”，代表的是何物之“目”? 究竟是动物之“目”还是人的眼睛呢？因为下面的“躯体”既可以解释为人身，也可以解释为动物之身。
于是学术界便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目”是人的眼睛，并依据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凸目人面具及竖目人像认定其甲骨文字形表现的是“竖目人形”，即古蜀祖先的神话传说形象。黄永林在《三星堆青铜直目人面像的历史文化意义研究》一文中认为：“人像纵目突出双眼，其含义与中原甲骨文的‘蜀’字突出‘目’字的意义相同，反映了‘蜀’字的字根之所在，古‘蜀’字的上部象征纵目，纵目人像与《华阳国志?蜀志》有关蚕丛纵目的记载正相吻合。”因为常璩《华阳国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之说，一些学者认为应以此解说三星堆出土的凸目人面具，认为其所代表的乃是古蜀始祖蚕丛纵目之神。
这样看来，“蜀”中之“目”应为人的眼睛，但不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眼睛的客观描摹，而是神化了的“蜀王”的眼睛。黄永林还认为：“纵目，就是直目，就是眼球外凸，直目人形象就是一个种族的图腾，其实质就是对‘纵目’神的崇拜。”
然而，表现人眼为什么要用“纵目”来表现？这又是一个待解之谜，学界主要有两种推测：其一是认为“蜀”字乃古蜀王蚕丛的形象，黄晓斧在《“蜀”“蚕丛”“青铜立人”新释》一文中认为：“甲骨文‘蜀’字，上部‘目’是蚕丛的面部特征，下部‘虫’是蚕丛的身份特征。”确实，“蜀”字上半部为一只巨目，下半部则是弯曲之身，正如许慎《说文解字》所释：“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其二是认为“蜀”字的“纵目”表现的是“竖目”或“第三只眼”的形象，杜靖在《二郎神与古蜀地四川的关系》一文中认为：“四川自古以来就流行三眼崇拜，或曰‘三眼’当是远古四川人的图腾。”“1986年发掘的成都广汉三星堆古蜀王祭祀坑是距今约3000年殷末周初时代的遗物，其中所出土的许多铜人面或人头、人像中，都有一个令人注目的特点——额中第三只眼。”该文认为二郎神的天眼与四川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它是古蜀文化孕育的结果。
那么，这“纵目神”究竟是古蜀王的形象还是二郎神的形象呢？说“蜀”中之目是二郎神的形象尚嫌证据不足，因为二郎神的额中第三只眼还与中国道教思想以及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说“蜀”中之目乃古蜀王的形象也略显证据不足，一是古蜀有多代蜀王，为何专取“蚕丛”的形象？二是“蚕丛”应以“蚕”形来表现，而“蚕”的特征并不在“目”，何以会凸显其“目”，这于情于理均无法讲通。
可见“蜀”中之“目”，无论是理解为“纵目”（凸目或竖目）还是“第三只眼睛”都不应该是现实中人的眼睛，那么，“蜀”中之“目”就应该是动物的眼睛了。
四、是“蚕蟲”，还是“飞鸟”？
“蜀”中之“目”如果是动物的眼睛，那么该是何种动物之目呢？则又有分歧意见。多数学者认为“蜀”字原始字形表现的是“蚕”的形象，“蜀”是为古蜀国早期蜀王“蚕丛氏”的图腾形象造的字。“蚕丛”即“蚕蟲”，“蜀”字的甲骨文字形中有几个是带有“虫”形符号的（见上文“图五”）因此这“目”有可能是虫类之目，但一般爬虫之目并不突出，何以用“目”来表现之？只好暂且存疑待考。
另有学者认为“蜀”字的构形意在表现飞鸟。高大伦在《早蜀文化遗物中的眼形及眼形器初探》一文中认为：“杜宇以前的蜀人都是以鸟为图腾”,认为它代表的是早蜀鸟形图腾,并指出“蚕丛也是鸟类”。王仁湘在《三星堆青铜立人冠式的解读与复原——兼说古蜀人的眼睛崇拜》一文中认为：“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蜀’字，是一只带着小卷尾的大眼睛，这个模样与三星堆立人像冠式的侧视图相同，也与一些同时出土的兽面颌下附带的眼形相同，这会不会是‘蜀’字的本意？它原本就是飞翔着的大眼睛，而不是传统认作的蚕虫。”这种解释难免令人生疑，但确实又与上文“图三”中的甲骨文字形相吻合，这里也只好暂且存疑待考。
然而，“蚕蟲”也好，带大眼睛的“飞鸟”也好，“蚕”和“鸟”的突出特征却都不在于眼睛，那么哪种动物的突出特征在于眼睛呢？这样的思考容易把我们引进“蜀”字构造理据的真实本质。
五、是“蚕丛”，还是“蟾丛”？
终于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初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后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的刘道军先生在《古蜀人为何崇拜蟾蜍》一文中举出两方面的论据来阐释是“蟾丛”而不是“蚕丛”的问题，下面摘引其文中的两段论述：
有关的学者，他们往往把“纵目”理解成了“竖目”。其实古人更习惯把“纵、横”理解成“东西为横、南北为纵”和“左右为横、前后为纵”，而非是“上下为纵”。因此综合考察这些纵目的青铜人面像，它们正是文献中“有蜀侯蚕丛，其目纵”的考古证明。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石蟾蜍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蛙形器等考古材料，则反映了蜀人对于蚕丛氏崇拜蟾蜍习俗的延续，也是蚕丛氏崇拜蟾蜍的考古证明。如果对比图腾崇拜的对象，就会发现蟾蜍的眼睛是非常突出的，与蚕丛的纵目形象接近。且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青铜面具，它们的口大多与蟾蜍的口非常相似，极扁且阔。
其次是与巴蜀的文字符号——巴蜀图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巴蜀图语中最常见的“心手文”，有的学者认为是“手捧心状”。这些所谓的“心手”图案，并非真的是心手组合，而是手与蝌蚪的组合，作手捧蝌蚪状。其中被认为是“心”的图形符号，形似逗号，其实是蟾蜍的卵孵化成的“蝌蚪”，而不是一般学者认为的“心”。这些“蝌蚪”状的图形符号，位置几乎都是在双手的图案中间，它们所反映的正是古蜀人的蟾蜍崇拜，用蝌蚪来代表蟾蜍(文献中的蝌蚪文可能就是来源于此吧)。而巴蜀图语往往又与图腾崇拜和宗教祭祀密不可分。因此这些蝌蚪图案当然也不例外，它们代表了崇拜蟾蜍的古蜀人蚕丛氏。
刘道军又在《古蜀王蚕丛考辨——蚕丛实为蟾丛》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文献记载“蜀先称王者为‘蚕丛”’，但考古发现却证明，与蜀王有关的是“蟾”，而不是“蚕”。巴蜀文字中常见的“心手文”（参见图七）所表达的其实是“蟾丛”，并非“蚕丛”。之所以“蟾“演变为“蚕”，首先是二者的谐音；其次是后世蜀地丝织业的发达；最后则离不开文人的想象和渲染。
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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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道军的论述，我深以为然。刘先生注意到了“之所以‘蟾’演变为‘蚕’，首先是二者的谐音”这一音韵学的理据，但刘先生只说明了“蚕”原来是“蟾”，没有进一步说明“蜀”为什么是“蟾”。刘先生立论的前提是“蜀”代表的就是“蚕丛氏”，而“蚕丛”实为“蟾丛”，故“蜀”是“蟾”而不是“蚕”。然而，万一刘先生立论的前提并不完全成立，或者说“蜀”并不是或者不仅仅是“蚕丛氏”的代表符号，那又将怎样解释“蜀”就是“蟾”呢？为此，本文意在试图进一步探寻“蜀”字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形义联系。
六、不是“蚕”，而是“蟾蜍”
那么，“蟾丛”又是怎样演变为“蚕丛”的呢？文献资料上之所以将“蟾”写作“蚕”，这应该与后世蜀地发达的丝织业有关，人们很容易把蜀文化与蚕桑文化相联系，其实蜀地的丝织业，应该是在秦灭古蜀以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中并没有能够证明古蜀蚕桑文化的地下证物。
下面回归到对“蜀”字形义的原始联系方面来作进一步思考，如果“蜀”字的造字本义是“蚕”（蠶）的象形字，那么甲骨文中就没有必要还存在另外一个“蚕”（蠶）字，而事实上下面图八的甲骨文字形和小篆字形正是今天的“蚕”（蠶）字的字形来源：
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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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蚕”（蠶）字的甲骨文字形来看，上部象两条“蚕”形（不一定是后世吐丝之蚕，也可能是豆蔬类植物中的青虫，即《尔雅·释虫》所谓“螼蚓，蜸蚕。”），并突出其口部特征，下部应该是蚕的依托之物或为蚕茧之状，小篆字形在下部又增加两个“虫”作为形旁加以繁化。
而“蜀”字的甲骨文字形却与“蚕”（蠶）字迥异，如果说“蚕”为陆上虫（生于陆地植物之上，以蚕食植物为生存条件），故其“口”的功能较为突出；那么，“蜀”则应为水中虫（游于水中涟漪之间），故其“身躯”有弯曲摆动之态。所以“蜀”字的构形，可能是取自于“蟾蜍”或“蛇蟺（鱣）”，“蜀”字的读音，可能是取自“蟾蜍”的“蜍”。
之所以说“蜀”字的构形取自于“蟾蜍”，是因为其甲骨文字形上部的“纵目”形象十分突出。而“纵”字的本义应该是“放纵，不受约束”的意思，《说文》对“纵”的解释是“缓也，一曰舍也。”《玉篇》对“纵”的解释是“恣也，放也。”后人所说的“纵虎归山”、“纵身一跳”、“纵情傲物”、“纵意高谈”、“纵论天下”、“纵酒高歌”、“纵欲妄为”等，其中的“纵”都是这类意思，更值得一提的是，还有“纵目四望”、“纵览无余”等说法，就更可以证明“目”是可以“纵”的。可见，这“纵目”根本不是什么“竖目”，而就是不约束其“目”、放纵其“目”的意思，将这一形象取形于动物，则非蛙类莫属，所以说“蜀”字的构形上部可能是取自于眼睛突出的蛙类动物的“蟾蜍”，下部可能是取自于蛙类的幼虫“蝌蚪”（不妨理解为：“蟾”为成年癞蛤蟆，“蜍”，从虫从余，亦声，蝌蚪也）。之所以说“蜀”字的读音取自于“蟾蜍”的“蜍”，是因为“蜀”与“蜍”的上古音都属于“禅”母、入声，只是韵部略有不同，“蜀”是“屋”部，“蜍”是“鱼”部，二字古音可通。而“蜀”字与“蚕”字既无构形上的联系，又无读音上的相似，故将“蜀”字的形义解为陆上的“蚕蟲”有失牵强，不如解为水中的“蟾蜍”（两栖动物，也可以在陆上）那样有形义的牵连。
当然，我们将“蜀”字的构形解作“蟾蜍”，还有另一个依据，就是古蜀人对月亮的崇拜，并崇拜月宫中蟾蜍的形象（这一观念对中原文化有很深的影响，篇幅所限，不在这里展开论述）。其实说“蜀”字的构形因素中只有蟾蜍的“物象”，未免还是有点狭隘，它应该不局限于“蟾蜍”，也可以扩大到整个“黽（黾）类”（蛙类），甚至也可以包括蛇蟺（鱣）之类。
七、是“黽”，是“蛙”，也是“蛇蟺”
在本文第三部分曾经提及，图一至图五的甲骨文字形大致可以归为三类情形：图一、图二、图三都是表示有“目”（代表“头部”）有“躯体”（无论其弯曲的形状如何）的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的形象；图四属于在完整的生命体之外又增加了“口”的形象；图五属于省略了“躯体”而增加了“虫”的形象。其实这三种情形也许正是“蜀”字的构形取象的三种依据，第一种情形（图一、图二、图三），突出其“纵目”的形象，其取象依据可以设定为蛙类或蟾蜍（如上文所述）；第二种情形（图四），增加了“口”的形象，其取象依据似乎应该是更为突出“纵目大口”的蛙类动物形象；第三种情形（图五），不要“口”，省去了躯干，似乎是在削弱蛙类形象，而增加了“虫”的形象，其取象依据似乎应该为蟾蜍与蛇蟺两种动物形象。下面试为第二、三两种情形找一点解释理由。
在上古时代，“蛙”类动物也是虫类的一种，可以统称之为“黽”（黾），其共性特征都是鼓腹鼓目大口，图四的甲骨文字形取其“鼓目大口”之形，用以表示古蜀人的图腾形象，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多为“鼓目大口”之造形，似可为证。“黽”又称为“蛙”（鼃），《说文解字·黽部》是这样解释“蛙”（鼃）的：“鼃，蝦蟇也。从黽圭声。”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分别出土有陶塑蟾蜍、石雕蟾蜍以及蛙形金箔饰件等物，远古神话中女娲补天的传说也可作为辅证。其实“女娲”就是“女蛙”，古蜀远祖的图腾（“女娲”的传说对中原文化更是影响深远，篇幅所限，也不在这里展开论述）。古蜀先民认为蛙类动物有很强的生殖能力，其蝌蚪数量密集，蛙身上有着神秘的生殖属性，为远祖人类所崇拜，加之蛙的叫声极似婴儿“哇哇”的哭叫之声，故蜀地之人将婴儿也称为“娃娃”（中原文化因为没有蛙类的图腾崇拜，“娃娃”的称谓应该是来源于蜀）。
1983年成都三洞桥战国遗址出土的一把铜勺，勺面上刻有五个巴蜀图符（见下面图九），据说可能是传说中的几位蜀王的图腾形象。
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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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上排左右分别为鸟和鱼；下排中部为龟，据推测图符尺寸的大小标示古蜀君王所处时代的远近，依据近大远小的原则，居中的“龟”是距离当时最近的一位古蜀先王“鳖灵”，左上部的“鸟”应该是代表鳖灵的前任“杜宇”，右上部的“鱼”则应该是杜宇之前的“鱼凫”。至于左下部和右下部的图符均较小，应该是古蜀的远祖图腾，具体所指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其左下部很象蛇蟺之形，右下部则似蝌蚪之形（与“心手文”中的“心文”相同）。而这“蛇蟺”与“蝌蚪”正好是构成“蜀”字的两个要件，说明“蜀”字的构形体现的是古蜀远祖时代的图腾崇拜。今天有两栖动物与爬行动物，在古人看来这两类是归为一类的，都属于虫类，“蟾蜍”与“蛇蟺”都属于毒虫，故将“蜀”字本义解为“毒虫”并不为过。本文开篇曾经论及，据《韩非子·说林下》解释：“蟺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又据《淮南子·说林训》：“今蟺之与蛇，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憎异。”高诱注：“人爱蟺与蚕，畏蛇与蠋。”认为“蜀”是“蠋”的本字，乃是一种“见蠋则毛起”的毒虫，其本身既是蟾蜍与蛇蟺形象的合体象形，又是远古蜀地先民所崇拜的图腾形象。只是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加上中原文化的固有观念，才导致了汉代的司马迁、许慎、杨雄，乃至于晋代的常璩等人，在他们的著述中将“蜀”字本义划归了虫部“蚕”（蠶）属的解意范围。
八、“蜀”与“蠋”、“獨”、“屬”、“濁”
以上我们从“蜀”字的古文字字形入手，并适当借助一些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综合推测衡定其造字本义应该是与蟾蜍、蛇蟺一类动物的形象有关，但要确认“蜀”字的本义，还需要与之相关的文字和文献材料来作支撑论据，应当进一步去寻找“书证”才会更加令人信服。但由于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诸多差异因素，现在很难在商周以后的历史文献中找到有关“蜀”的造字本义的书证资料，因此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从文献中保留的字义流变方面来印证“蜀”字的本义。因为只要用心清理某个汉字从古至今出现过的各种意义，认真梳理其字义的沿革流变，有时就会从该汉字字义发展演变的某个环节上发现其与造字本义发生联系的蛛丝马迹。对于“蜀”字来说，我们发现有些用“蜀”作偏旁的字，往往还与其造字本义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蠋”、“獨”、“屬”、“濁”这几个字。
先说“蠋”与“獨”（简化字作“独”）。其实，“蠋”所保留的就是“蜀”的本义（蟾蜍、蛇蟺一类的毒虫），只是又多添加了一个“虫”旁而已；而从“獨”字的构形来看，无非就是将“蠋”字的虫旁替换为犭旁，由虫类变成了兽类而已。如果照此推理，那么“獨”也就是“蜀”，《尔雅?释山》：“獨者蜀。”《疏》：“蟲之孤獨者名蜀，是以山之孤獨者亦名曰蜀也。”《方言》卷十二：“一，蜀也。南楚謂之獨。”《山海经》：“獨山，多金玉美石。”所有这些书证材料都告诉我们，“獨”有“蜀”的意思，如果抛开“蜀”字的构形图腾意义（象蟾蜍与蛇蟺之形），我们还真可以说，“蜀”字的本义就是“獨”。
在远古时代，古蜀人称自己的都城为“dudu”，即“蜀都”的意思，因为当时的“蜀”字读音为“du”，并且其字义一直保留至今。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渎山，蜀之汶山也。”又据《水经?江水注》云：“岷山即渎山也。”蜀古音独（獨），故渎山就是蜀山。岷山即古蜀先民所崇拜的圣山，是沟通天地的天梯，自然是独一无二之山了。岷山又被称为蜀山，就是指其“独一无二”而言。《方言》卷十二：“一，蜀也。”郭璞注：“蜀犹獨耳。”《广雅?释诂》：“蜀，弌也。”“弌”即古文“一”。可见，“蜀”（獨）的字义是独一无二的意思，古蜀先民部落崇拜圣山，认为蜀山（或称岷山、汶山）是沟通天地的天梯，是独一无二的山。由此可证“獨”就是“蜀”，“蜀都”就是“獨都”，进而可知为什么蜀人将“蜀都”读作“dudu”了。
为了证明“蜀”的本义含有“獨”的意思，最有代表性的书证材料就是《管子·形势》篇中的“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一句，对于这一句话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其要害就在一个“蜀”字。其实“抱蜀”就是“抱獨”的意思，因为“蜀”就是“獨”，而“獨”就是“一”，“一”就是“道”，“抱蜀”的意思就是守住“道”，只要守住了“道”，便可无为而治（不言），庙堂社稷之政务自然也就会巩固，一切所作所为也就会自然功成名就。
再说“屬”（简化字作“属”）字。从“屬”字的构形来看，应该是由“尾”与“蜀”合成的会意兼形声字（亦声字），当然，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其中的“蜀”并不表意，“屬”是个纯粹的形声字，《说文解字·尾部》：“屬，连也。从尾蜀声。”那么，为什么“屬”的意思会是“连”呢？这得从它的从尾从蜀的构形理据来解析。因为“蜀”字的构形由“蜀头”和“蜀尾”两部分以及左下部的“虫”符构成，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形旁“尾”，直接点明“屬”字就是要强调尾部的特征，若尾之在体，故从尾。动物尾巴的特征就是“尾随”，它与躯体续接并随着躯体连动，这样的特征就叫做“連屬”（连属）。
可见“屬”的字义是由“蜀”字本义生发演变而来的，例如，《史记·信陵君列传》：“ 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亡国破家相随属。”这里的“属”都是连续的意思；又如，《史记·项羽本纪》：“羽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这里的“属”是跟从的意思。至于“属辞比事”、“波属云委”、“龙兴云属”等成语中的“属”也还都保留有“连续、跟从”等意思。由此还可以联想到其他一些以“屬”作偏旁的字，也都因含有“屬”的字源本义在其中，例如“矚”（简化字作“瞩”）的“目光跟随”义、“囑”（简化字作“嘱”）的“言语续连”义等，也便有了形义联系的依据。
还有一个“濁”（简化字作“浊”）字，也与“蜀”字的造字本义有着隐约的联系。从“濁”字的构形来看，应该是由“水”与“蜀”合成的会意兼形声字（亦声字），当然，许慎的《说文解字》同样认为“濁”字中的“蜀”并不表意，是个纯粹的形声字，《说文解字·水部》：“水。出齐郡厉妫山，东北入巨定。从水蜀声。”难道“濁”真的如许慎所说只是一条河流（水）的名称吗？那么它的常用义“浑浊、混浊、污浊”等意思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仅仅是因为“出齐郡厉妫山东北入巨定”的这条河流是浑浊的原因吗？上古时代自然界没有被污染，除了洪水季节以外，又有哪条河流是浑浊的呢？因此“濁”字的常用义，除了与其中的一个构件“水”的意义有关之外，也必然会遗留有其中的另一个构件“蜀”字字义的发展演变线索。如果确认“蜀”字的本义不是陆上蚕，而是水中虫（蛇蟺、蟾蜍以及蛙类动物），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由于这些“水中虫”的游动会把水搅浑，会使水变混浊、污浊，故“濁”字从水从蜀会意（“蜀”兼表音）。因此“濁”字历来与“清”字对立表意，清澈的水颜色青绿，故“清”字从水从青会意（“青”兼表音）。至于“泾清渭浊”、“扬清激浊”、“污泥浊水”等成语中的“浊”也都还保留有“浑浊、混浊、污浊”等意思。
另外，由于“浊”是由动物在水中运动或震动造成的，故语音学中“浊音”的“浊”字的含义也就有了来源，浊辅音是指发音时震动声带而形成的辅音，在古代汉语音韵学中又有“全浊”与“次浊”之分。由此可以联想到其他一些以“蜀”作偏旁的字，也都因为含有“蜀”的字源本义在其中，例如“觸”（简化字作“触”）的“物体碰撞”义、“燭”（简化字作“烛”）的“火焰跳动”义、躅的“肢体移动”义等，也便都有了形义联系的依据。
九、结论：“蜀”字的本义应该是什么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本文的思路做一个简略的整理，算作是一个不够成熟的结论吧。本文对关于“蜀”字造字本义的传统解说提出质疑，认为“蜀”象野蚕之形（葵中蚕也）和象毒虫之形（见蠋则毛起）的传统看法，虽然貌似有理，但查无实据。这“实据”应该包含三方面的证据，其一是古文字字形是否“象形”，其二是有无地下材料作为支撑论据，其三是文献材料中有无字义引申方面的书证。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三方面都缺少支持传统解说的有力证据，于是，本文只好先从古文字字形方面寻求新的假说。
“蜀”字的古文字字形有三个要件值得高度重视：其一是该如何理解“蜀”字上部突出“目”的特征？是动物之“目”还是人的眼睛？对于“纵目”的理解是“竖目”或者“第三只眼睛”，对吗？其二是“蜀”字的躯体部分是动物的躯体还是人的身躯？如果是动物的躯体，那么是野蚕，是毒虫，是飞鸟，还是其他什么动物？其三是有些“蜀”字位于下部的“口”是什么动物之“口”？而有些“蜀”字位于下部的“虫”又是那类虫？是蚕，是蛇，还是其他什么虫类？于是本文从解说“蜀”字上部之目的“纵目”之说入手，发现“纵目”的“纵”是放纵、突出的意思，“纵横”（其实“纵横”的“纵”原本是应该写作“从”的）与“横竖”是两组不同的概念，“纵”不等于“竖”，因此将“纵目”理解为“竖目”是有失偏颇的。而蛙类动物具有“纵目”（凸目）与“大口”的特征，加之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出土的人像、面像中有相当多的具有“纵目”（凸目）的特征，而且还出土有蛙形器物和带有蛙纹的器物，再加上“蜀”的读音与“蟾蜍”的“蜍”相通，于是提出“蜀”字的构形中含有象蛙类或者是像蟾蜍之形的因素。
“蜀”字下部后来增添的“虫”替代了原来的“口”，这说明这个“虫”符代表的应该是与蛙有所区别的另一种动物，因为“纵目”已经显示了蛙类的特征，原来的“口”进一步突出蛙类的特征，那么“蜀”就是蛙类的象形，但是“口”被“虫”替换了以后其含义就不那么单纯了，本文提出了这个“虫”所代表的可能是具有细长躯干的蛇蟺一类动物，这些都可以从“蜀”字的引申义中窥测到端倪，更何况还有成都三洞桥出土的铜勺上面的图符可以证实蜀人对蛇蟺类动物的崇拜。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蜀”字的构形是由蛙类或者蟾蜍与蛇蟺等动物构成的合体象形字，如果说“合体”就不是象形，而是会意的话，那么“蜀”字所会合之意就不是传统认为的“地上虫”（野蚕或者毛毛虫），而是“水中虫”（青蛙、蟾蜍、蝌蚪、水蛇、鳝鱼等），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蜀”字归入“虫部”也并不错，只不过它不是什么“葵中蚕”一类的“地上虫”，后人将其与最早的蜀王“蚕丛氏”相联系，说“蜀”字是为“蚕丛氏”造的字，至少是不够确切的。不错，“蜀”字也应该与“蚕丛氏”有关，不过它所描摹的古属先民的图腾形象不应该是“蚕”，而应该是“蟾蜍与蛇蟺”等虫类，“蜀”字的构形体现的是古蜀远祖时代的多元图腾崇拜。
以上认识还需要一些必要的书证材料，于是本文又援引了与“蜀”字本义有关的一些含有“蜀”作偏旁的字，如“蠋”、“獨”、“屬”、“濁”等，来印证它们各自的常用义中都含有支持将“蜀”字本义理解为“蟾蜍与蛇蟺”等虫类的合理因子。这就是本文经过论析之后得出的尝试性结论，在此冒昧行文，借以抛砖引玉，就教于大方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