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中惠
如果不是学了五年“传播学”（自考，其中补考两次），如果不是生吞活剥读了几页《管锥编》，真就不敢对《史记》有些篇章产生所谓的疑窦。其实，先贤早将怀疑埋伏在那里：鲁迅先生将这部作品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肯定了它的历史价值，也暗示了它的文学含量；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王铎说司马迁的敢于想象勇于议论；金圣叹走得更远，将《史记》与《西厢记》等列为“十大才子书”，一揽子把它置身文学作品之林，不知是抬举它还是贬损它。才子为书应当是文学的范畴，感情与想象是文学的两个翅膀，史书应当是拒绝这些的，《史记》显然没有拒绝。
如今说哪位传媒人士喜欢“道听途说”，显然是否定是批评。《史记》中的很多事件缘自道听途说确是不争的事实。“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圯上拾履”，西楚霸王项羽的“垓下别姬”，都是经不住推敲的。“圯上拾履”（《史记·留侯列传》）的故事，即便如何一波三折，如何励志益智，当事人也只有两位：一位是黄石公老人，一位是年轻的张良。信息的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张良自己。彼时没有光缆等高科技，更没有今天宾馆商店的录像设备，谁看见了？谁来证明？据说，黄石公曾留下一部兵书，说的什么，写的什么，天知晓。项羽被围垓下，四面楚歌，即使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面对辉煌后的冷寂，可能对虞姬说些真情的话。可是项又是一个胸无点墨的人，能在那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吟出那样壮美的诗章？
这些在今天的法庭上叫“孤证”，是不生效的，可是却得到广泛的流传。中学课本中，戏剧舞台上，到处可见他们高大的身影和闪光的语言。不是没有人怀疑过，班固的《汉书》即提出些许异议：“学者多疑于鬼神，如良受书老父，亦异矣。”班固的怀疑有道理但不敢深究，张良毕竟是他前辈的前辈。钱钟书《管锥编》中也记录了清人周亮工对“霸王别姬”的怀疑。周亮工在《尺牍新钞》中说：“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周亮工的怀疑更有道理，项羽等垓下被困，生命危在旦夕，项羽又不是什么时候什么事都要发一通感慨的穷酸文人，那么些事情等着他处理，哪还有闲工夫去长歌当哭呢？跟随他的文人不是被杀掉就是吓跑了，谁来记录这些呢？
这种现象《史记》还有很多。比如汉高祖与戚夫人的款诉心曲，韩信与陈豨（这个名有意思，“豨”古代指猪）的月下交谈……宫闱深似海，不会有谁敢偷听刘邦的谈话；韩与陈的交谈更属于绝密军情，不可能让第三者听到。可是这些到了司马迁笔下，天光地景，音容笑貌，一一如呈目前。现在想来，《史记》诞生千百年来，人们不是不能怀疑而是不去怀疑。《史记》中有传说又何妨？文史不分家，因为分不了，连体婴儿，谁也离不开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