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与古代运河城市的双向互动

沪学 201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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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与古代运河城市的双向互动

摘要：大运河与古代运河城市相伴而生，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推动，互为影响。一方面，大运河影响城市的兴衰变化，影响城市的规模与等级、性质与结构以及其分布和体系；另一方面，运河城市也影响着大运河和运河体系的发育，影响着运河网络结构的改变和功能的发挥，推动着运河开凿技术的提高和运河管理制度的完善。运河营造了城市，城市推动了运河的不断发展，城因运而兴，运因城而凿，运河与城市一起又推动着运河城市经济的繁荣。大运河的变迁或改道又会导致运河城市的变迁甚或衰落。

关键词：大运河运河城市互动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城市的兴起是生产力发展、物质产品丰富和聚集以及聚集效率提高的结果。就中国古代城市而言，物质产品的聚集及聚集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商业途径来实现的，再就是通过行政系统的调集和分配。[①] 无论是商业途径的聚集还是行政系统的调集，都与交通运输条件有关。运河作为古代行政系统大规模调集物质产品和商业途径聚集物质产品的主要运输方式，对于城市的兴起特别是中国古代都城和工商业城市的形成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便捷的运河交通是城市进行大规模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主要途径，构成了城市形成及发展的必要条件。关于运河与沿岸城市的关系，学者一般比较关注运河对城市兴衰荣枯变化的影响。不少运河史或城市史著作如陈璧显先生主编的《中国大运河史》、安作璋先生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史》和傅崇兰先生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等对不同时期运河城市的兴起、发展及变迁都作了深入探讨，但对于运河在那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沿岸城市的发展，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如何等问题则较少涉及。事实上运河与城市相伴而生，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推动，互为影响。运河不仅影响城市的兴衰变化，影响城市的规模和等级，影响城市的性质与结构，而且还影响城市的分布和体系。反过来，城市尤其是政治中心城市也影响着运河和运河体系的发育，影响着运河网络结构的改变和功能的发挥，推动着运河开凿技术的提高和运河管理制度的完善。总之，运河营造了城市，城市推动了运河的不断发展，城因运而兴，运因城而凿，运河与城市一起又推动着运河城市经济的繁荣。运河的变迁或改道也会导致运河城市的变迁或衰落。本文拟就运河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运河城市的变迁作一探讨。

一、大运河与政治中心城市之间的依存与互动关系

都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它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和文化中心，在古代城市体系中处于最高层级，最具代表意义，这里所说的政治中心城市主要是指都城。大运河与政治中心城市相互依存，互为推动。政治中心的发展推动着运河的发展，运河的发展又成为政治中心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运河的出现是王朝政治的产物，主要是为都城服务，以满足都城的物资需求为目标。都城依赖运河，运河是都城的命脉。要供养一个包括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和足够数量的常备军以及皇室成员在内的庞大人口群体，就需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粮食供应系统。在封建政权无法通过市场满足其粮食与其他物质需求的情况下，小农经济的特性正好为朝廷以遭运等方式征赋于民提供了条件。[②] 一方面，封建王朝通过运河漕运获得粮食供给以维持其存在；另一方面，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又为运河体系的建立和长距离挽运的组织创造了条件。因为只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才有大规模兴办运河的力量。而运河漕运又以其载量大、经济便捷等优点，优于其它运输方式，而成为封建王朝征集各地粮食的主要运输方式。以都城为中心的运河系统组成一个庞大的漕运之网，紧密地将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联系在一起，从而为都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技术与信息资源，七大古都无不是运河长期营造的结果。而每一次都城的位移也必然会改变运河体系的结构，推动运河体系向新的阶段发展。先后以长安、洛阳、开封和北京等城市为中心而形成的运河体系就是运河发展的几个阶段。

运河既为都城的命脉，它的变迁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都城的变迁。运河不仅可以改变都城运动的轨迹和方向，而且还是都城兴起、发展和变迁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以北宋开封为例，运河不仅为开封的崛起提供了机遇，而且还为其日益繁荣提供了动力。运河交通是宋初建都的基本考虑，依靠运河是北宋立国的基础，发展运河是开封繁荣的重要因素，受制于运河是北宋积弱的主要原因，运河的衰落和南北运道的断绝是宋室衰落和都城南迁的重要原因。再如作为元、明、清三朝都城的北京，素有“漂来的城市”之说。大运河每年为北京运进数百万石粮食，还把南方的其他物资如木材、铜、铁、铅及百货等，源源不断地运来。“顺水漂来的一根根神木、一块块金砖、一船船粮食、一批批货物，构筑了北京繁盛的基石。”“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的那些金碧辉煌的城阙和宫殿，也就没有北京历史上的兴盛和萦华。”[③] 运河体系的改变也影响都城位置的变化。唐代以后都城由关中向开封转移，再由开封向杭州和北京两个方向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运河体系的改变使长安丧失了全国经济的支撑，经济重心的吸引和运河的牵引等因素一起推动了都城的转移。

运河的发展与变迁是以满足政治中心城市的物质需求为主要推力。古代都城持续增长的粮食及其他物资需求是推动王朝运用政权力量发展运河的主要因素。都城是运河的起点、终点和节点，运河以都城为中心向外延伸。先秦时期的区域性运河网络都是以各国都城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如吴之姑苏、魏之大梁、楚之郢都等就是当时的区域运河中心。[④] 秦王朝建都关中，为满足都城之需及其他政治军事活动的需要，决通川防，疏浚鸿沟，开凿灵渠，疏浚由姑苏至钱塘的水运通道，初步形成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性运河网络。西汉时期，修建了由长安直通黄河的关中漕渠和沟通黄河与淮河的荥阳漕渠，整治了黄河三门砥柱之险，进一步建立起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东汉时，开凿阳渠，重新治理原属鸿沟系统的“汴渠”，建立起以洛阳为中心的全国运河体系。曹操在河北平原上开凿了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一系列运河，建立起以邺城为中心的运河体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曹魏政权在黄淮平原上开凿了淮阳渠、百尺渠、广漕渠、讨虏渠、千金渠等运河，加强了江、淮、河、海之间的水运联系。东吴政权为方便建业和三吴地区的水运联系而开凿了破岗渎。西晋杜预开凿了扬口运河，加强了江汉地区的水运联系。东晋谢氏叔侄谢安、谢玄疏浚苏北运河并筑邵伯埭蓄水利航。这一时期，运河的发育都是以都城为中心向外散射扩展。长安、洛阳、邺城、建康（建业）等都曾做过运河的中心。

隋朝以都城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先后开凿和修浚了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等运河河段，形成了一条西抵长安，北通涿郡，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沟通海、河、淮、江、钱塘五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它流经今天的八个省市，连接了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了以黄河为基干，以洛阳为起点，向东北(永济渠)、东南(通济渠)辐射的庞大运河网络。唐代继续建都关中，在隋代大运河的基础上，经过局部变更和整修，建立起发达的运河交通网络。

北宋建都开封，在重点经营汴河的同时，还相继开凿了由开封通往山东地区的五丈河（广济河），通往西南和南方的蔡河(惠民河)以及作为五丈河水源的金水河。黄河、汴渠、蔡河、五丈河合称遭运四渠，共同构成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体系。南宋建都杭州，浙东运河得以开凿，一批新的运河如得胜新河、荆溪、官塘河、金坛运河、上塘河等相继建成，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联系更加密切、功能发挥更为充分的新的运河体系逐渐形成。

元王朝建都北京，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政府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和开发，重新开通的南北大运河以大都为中心，沟通河、海、江、淮、钱塘五大水系，全长1，500余公里。元代大运河不再绕道洛阳，而是从大都起，直穿山东、江苏全境，径抵江南，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更直接地联系起来，由此奠定了此后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其规模，至此，完全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最终形成。明清两朝相继建都北京，继续沿用元代大运河作为连接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重心的水运通道。为确保这一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明清两朝都不遗余力地经营运河，使运河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将古代运河的发展推向一个高峰。

由上可知，运河的开凿首先是为了保障都城的物质供给，故政治力量的推动是运河发展的主要动力。为保障都城的物质供给和运河的畅通，各王朝无不尽其所能，不断改进运河的开挖技术、蓄水引水技术和行船技术，由此创造出水柜、水坝、闸堰等运河设施，创造出翻坝技术、引水工程、清江口运河枢纽工程等水利工程奇迹。大运河和运河体系就是两千五百年来在经由无数次规划、开挖、疏浚、整治、改建、扩建等过程汇聚而成，并在数以百计的分段运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宏伟工程。

二、大运河与沿岸工商业城市之间的依存与互动关系

大运河的功能主要在于漕运，但它同时又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运河交通不仅为沿岸城市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也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漕运不是市场行为，但漕运中的私货运销活动却刺激了沿岸地区的商业发展，也给运河沿线带来了大量的人流，而且各王朝为了维持漕运的运转，也必须适时开凿和疏浚河道，改善水运交通条件。沿线码头、堰闸、堤坝等水运设施的兴建，水陆交通网的形成等，提供了城市兴起所需要的交通条件，为城市兴起聚集了相当数量的物质产品和居民人口,于是在运河沿岸的一些水陆交汇点或交通枢纽地区，就兴起了一座座工商业城市。这些城市因运而生，依运而存，运兴则兴，运毁则衰。不同时期的运河都会带动一批工商业城市的兴起。这些城市的规模大小和繁盛程度，是由它在运河体系中的重要性程度来决定，那些处在运河体系的枢纽位置、两段运河的交汇之地、运河与大江大河汇流之处，必然会有大型工商业都会的兴起；而码头、堰闸、堤坝、榷关以及运河与一般江河湖汊的交汇之地等处则是产生众多工商业市镇的温床。

秦汉时期全国运河网的初步形成推动了一批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如陶、温、轵、睢阳、寿春等，都是当时的著名工商业城市。隋代大运河的开通掀起了运河沿岸工商业城市发展的第一波浪潮。隋唐大运河不仅带动了东南地区的开发建设，提高了东南地区经济文化水平，而且促进了一批沿岸城市的兴起与繁荣。汴州、宋州、楚州、扬州、润州、常州、苏州、杭州等是当时最著名的运河城市。宋代以开封、杭州为中心的运河体系的建立，以及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将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开封、杭州、苏州、扬州、真州、楚州等是这一时期运河城市繁荣发展的见证。[⑤]

元代京杭大运河的重新开通和南北取直，为运河沿线城市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通惠河、会通河、济州河的开凿，一批新兴运河城市如通州、天津、临清、济宁、峄县等悄然崛起。大运河南北两端的大都（北京）和杭州分别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城市。明清时期，运河城市持续发展。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社会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手工业诸如冶炼、制瓷、纺织、造船、染色、制盐、造纸等行业有较大发展，国内外市场不断开拓，由此将运河城市发展推向一个繁荣发展阶段。在当时全国著名的工商业较发达的30多个大中城市中，就有顺天(北京)、镇江、苏州、松江、淮安、常州、扬州、仪征、杭州、嘉兴、济宁、德州、临清等13个为运河城市，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其它如淮安、浒墅、天津、东昌、徐州等也都具有相当规模。这些城市都位于运河与其它河流的交汇处，它们的兴起与繁荣都同商路的繁盛和运河的通漕关系密切。

天津为河、海漕运的交通枢纽，元代重开大运河和开展海运，使天津一跃成为京师门户。漕运、海运相汇集，使其呈现出“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的壮观景象。到明代中期，天津的商品经济出现飞跃发展，并由漕粮转运枢纽发展成为北方商业重镇。

临清位于会通河与卫河交汇处，为南北交通第一要津。明代大运河全面通畅后日趋繁盛，四方物资必集于此，人口急邃增长，集市繁荣，手工业发达，临清一跃成为区域性商业贸易中心。

济宁地处济州河与中运河的交汇处，为大运河中枢，明末被称为地当“南北咽喉、子午要冲,我国家四百万漕艘皆经其地。仕绅之舆舟如织,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者,又鳞萃而猬集。即负贩之夫、牙侩之侣,亦莫不希余润以充口实。冠盖之往来,担荷之拥挤,无隙晷也”。[⑥]“商民之至者乐而忘归，流寓之人恒多于土著”。因为有了运河，济宁成为商业繁盛的运河城市。

淮安地处黄、淮、泗、运众河交汇之地，为运河航运交通枢纽，每年数以万计的商船、漕船云集码头，牵挽往来，百货山列。水路交通的发达，为淮安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上这些城市都位于运河干线上，一般都是运河与其他水路的交叉点或水陆交通枢纽。它们在运河系统中处于重要地位，是连接运河起点和终端的节点，靠近商品生产地，具有广阔的腹地，故最有条件成为工商业城市。

在运河沿线还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镇市，它们都处在运河的某一节点上，过往漕船的停靠，商品的转口贸易等使其兴盛起来。如京杭大运河北段上的张家湾、河西务、杨村，微山湖西北端的南阳，淮河与运河交汇处的清江浦,江南运河上的震泽镇、毗陵驿、浒墅等都由于交通地位的重要而成为较大的商业市镇,在地区之内产生较大影响。

运河城市是大运河长期营造的结果，而城市一旦形成，反过来又加强了运河的漕运功能，维护着漕运的正常运转，并进一步发展了运河的经济功能，使其效用得到更大限度的发挥，进而推动着运河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运河城市是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一个个节点，它担负着漕粮转运、运河维护的任务，它既是运河发展的成果，又是运河向外延伸的起点。以元明清三朝的京杭大运河为例，在运河沿线各主要城市都设置了高级别的行政管理机构，派驻大量军队，以加强对运河地区的控制。明清两朝在淮安设置漕运总督衙门，作为管理漕运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在济宁、淮安等地设置河道总督衙门，总管运河疏浚事务；在通州、德州、济宁、淮安等地设置大型粮仓，以供转漕之用。这些设施无不在强化运河的作用，维护运河功能的发挥，推动运河的持续发展；而且沿岸城市本身的发展也更加依赖运河，并对运河的开挖、疏浚和维护提出更高要求，这些都是对运河发展的有力推动。

三、大运河的变迁与沿岸城市的兴衰

运河既为城市兴起的必要条件，那么运河的变迁或改道也必然会引起城市规模的变化和城市经济的兴衰。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演绎着运河城市的悲喜剧。大运河的发展会带来人口的大流动、大聚居。每年数万艘商船、漕船往来穿梭于运河之中，凡运夫走卒、劳力纤夫、商人客旅、官私民人等巨大人流给运河沿岸带来了人气与生气；数百万石乃至数千万石的漕粮与商品等巨大物流又给运河沿岸带来了商业与商机。人口的大流动与商品的大流通等因素，带来了运河城市的繁荣。大运河不仅成就了盛唐长安和洛阳的辉煌，成就了宋都东京和杭州的一代繁华，成就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元大都，而且还造就了一大批工商业城市的兴盛。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是四方辐辏，百货云集，商业繁盛，手工业发达。因各城市所处位置不同，发展机缘有异，而各呈特色。

大运河南端的杭州始兴于隋，隋唐大运河的南北贯通和东南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江南运河与钱塘江及浙东运河的沟通，使杭州从一个滨海小邑一跃发展成为“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的经济都会。唐朝时，杭州已成为国内外通商口岸，贸易兴盛，呈现出“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繁荣景象。两宋时期，杭州“万物所聚，诸行百市”，“一时号称人口百万”，杭州的发展达到历史高峰。元代的杭州依然保持南方工商业中心的地位。明清以降，杭州除短时间因遭战争破坏而经济萧条外，多数时间都保持了工商业繁荣发展的局面。明万历以后，杭州恢复了昔日的繁盛，商店沿街长达几十里，百物辐凑，商贾云集，干艘万舳，往回不绝。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夜市又开始兴起。“每至夕阳在山，则墙帆卸泊，百货登市，故市不于日中而常至夜分，且在城阃(城门)之外，无金吾之禁，篝火烛照如同白日。” [⑦]清乾隆年间，杭州发展成为我国三大丝织业中心之一。“杼轴之利甲于九州。操是业者，较他郡为尤多。”城“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以为衣食之谋。”每日“机杼之声，比户相闻”，“轧轧机声，朝夕不辍。”其他手工业如棉纺织业、制伞、剪刀等也很兴盛，并形成著名的杭扇、杭线、杭粉、杭烟、杭剪“五杭”地方名优产品。雍乾年间，杭州城市更加发展，城郭宽广，居民稠密，南北长达30余里，成为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大城市。[⑧]

位于江南运河与娄江交汇处的苏州，濒太湖，依长江，素称江南水陆交通枢纽。自吴王阖闾筑城起，就为东南重镇。唐宋以降，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苏州经济快速发展。至明清，苏州发展成为全国的棉织、丝织业中心和刻板印刷业中心，全国最大的粮食市场和丝棉织品贸易中心之一。明代时，称“苏州江南首郡，财赋奥区，商贩之所走集，货物之所辐凑，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名为府，其实一大都会也。”[⑨] 作为粮食、丝棉织品贸易中心，苏州被称为“天下四聚”之一。市场上不仅有全国各地的各种名优特产，而且还有大量的外国商品。城市内外“百货盈街，山海所产之奇珍，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凑”。“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鲈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阊门一带“乃舟车辐辏之所”，是苏州商业繁华的一个缩影。“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⑩]城内外的商户“何啻数十万家。“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苏州是明清时期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其发展规模仅次于北京，到鸦片战争前夕，城市人口将近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⑾

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自春秋吴国开邗沟、筑邗城起，即成为运河咽喉之地。扬州的兴盛始于隋唐。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使扬州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水陆交通中心之一。南北商人和物资多以此为总汇，江淮荆湖与岭南的物产，特别是东南一带的海盐，大都在此集散。唐中后期，扬州不仅是唐朝财赋所赖的重镇，而且也是商贾如织的国际大商埠。时人称“扬一益二”，即扬州之繁盛天下第一。宋元之时，扬州商业繁盛依然称著于世。是时，“百川迁徙贸易之人，往往出其下，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明中叶后，由于盐业和漕运的勃兴，扬州的商业兴盛起来，再次成为“大贾走集，笙歌粉黛繁丽之地。”“四方客旅杂寓其间，人物富盛，为诸邑最。”⑿ 扬州的商业除盐业外，米行、木行，造船、南北货业、铜器业、茶食业、刺绣、漆器等手工业也很有名。清初，扬州因遭清军屠城而化为废墟，但由于其漕运枢纽地位和盐业发达，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清朝将漕、盐、河称为“东南三大政”，而扬州兼三者之利，号称东南一大都会。手工业方面以漆器、玉器、铜器、竹器、香粉和雕版印刷等特色手工业见长。清人孔尚任称：“东南繁华是扬州，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桔黄橙香若缘，蔗仙糖狮如茨比。”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清代扬州商业的繁荣。

临清是因运河而兴起的又一重要工商业城市。临清为大运河北段的重要枢纽和漕运码头，南北往来交会咽喉之地。“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其为要且切也如此。”⒀ 每到漕运时期,帆樯如林，百货山积。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人来车往十分热闹。明朝时，临清已是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百货之凑，河洛海岱间一都会也”。“其沂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址于九边，以清源为转毂。”临清是北方最大的粮食市场，每年贸易量达千万石之巨。此外还有不少的盐店、典当店、皇店、官店、旅店、塌房等。大小商店约千余家。商业的兴盛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临清的制砖业、毛皮手工业十分发达，砖窑多达380余个，工匠近万名。临清工商业的繁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利玛窦曾说：“临清是一个大城市，很少有别的城市在商业上超过它。不仅本省的货物，而且还有大量来自全国的货物，都在这里买卖，因而经常有大量旅客经过这里。”

位于御河岸边的德州，为南北船舶必经之地，鲁西北军事重镇，素有“京畿锁钥”之称。明代曾在此置大型粮仓，以资转运。每年有数百万石糟粮由徐州及周边地区转运至此，再转输通州。万历年间，“每遇漕船带货发卖，遂成市廛”。“四方商旅之至者众矣”。德州成为鲁西北商品集散中心。清代的德州更是兴盛，“漕运所经，商贾往来，帆樯云集”。工商业进—步发展，德州也由此变成一个转口贸易中心。

其他运河城市经济也堪称繁荣。如位于会通河岸的东昌（聊城），为明清时期一大商业都会。各省“殷商富贾云集”，南北贸易兴旺，街市繁荣，洒楼旅舍，鳞次栉比。每年漕船过往，仅收购当地特产“薰枣”一项货物，即达百万石之多。淮安为漕运枢纽，清代时为漕运总督驻地。“四方富商大贾，鳞集麋至，侨户寄居不下数十万。”造船业素称发达，仅淮安府辖清江场轮班造船工匠就达六千人。天津“北近北京，东连海岱，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明中叶后迅速崛起，成为一大工商业都会。其“人烟稠密，交易频繁……繁荣的商业景象实为中国其他各地所罕见”。

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从利津入海，黄淮分离，安山至临清间运道涸竭，而淮河下游河道淤塞，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同治十三年(1874)漕船由海轮代替。光绪二十六年(1900)，漕运全罢，漕粮改折现金，海运河运全部废止。⒁ 至此，传统运河体系解体,对运河的修浚随之停止,多段河道淤滞,作为沿岸城市命脉的大运河为之断绝，多数运河城市因丧失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而衰落下去，规模变小，百业萧条，人口锐减。如淮安因“漕运改途，昔之巨商去而他适”；临清“停运以后河身日益浅涸,……商业大受影响”。徐州“军民二运俱不复经,商贾离散,井邑萧条,全不似一都会矣”。其他城市如扬州、济宁、德州等都失去了往日的繁荣，演变成偏僻的城镇。但也有部分运河城市如江南的苏州、杭州、无锡、镇江等因江南运河航运继续发挥作用及近代铁路的兴起而获得新的发展，位于渤海湾岸边的天津也凭着海运码头和京师门户的地位，一跃而成为北方最重要的工商业都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