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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青壮年时代 在南宋时期（1127－1280），左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在湘阴县定居，这个地方在湖南省境内的洞庭湖南岸。这个家族安分守己地在此地延续生活了600多年。左氏的这一支当中有一位早期的成员，名叫左大明，是宋朝的进士，在浙江做过小官。明朝末期，有个左天眷当了直隶省的知县，曾与满人作战。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没有其他家族成员在世上留下显赫的事迹，足以载入家族的年谱。他们属于这样一个阶层：贫穷，诚实，但是默默无闻。 左观澜是一位秀才和教师。《年谱》没有告诉我们，他究竟是想获得更高的学位从而进入仕途然而无法通过考试，还是满足于秀才的学位而毕生致力于教学。不过，在旧中国教师是最崇高的职业。他娶了余家的一个女孩，上天赐给他们3个儿子和3个女儿。长子还没活到25岁就夭折了。次子获得了举人学位并且当上了小官。他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书法家和诗人，他对天文学的兴趣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他的志向不外乎维护家族的传统。小儿子出生于 左宗棠是一个病弱的小孩，身体孱弱，小肚皮挺起，在他生命的最初两三年内，连存活的希望都很渺茫。他成为祖父的小宝贝，这位老绅士总爱说：“此子异日必能昌大吾门。”他在4岁就接受祖父指导，开始了中国人漫长而繁重的学业。第二年他父亲举家迁移到长沙。左观澜在这里教书，左宗棠则在父亲指导下继续学业。 中国的为人父者通常不愿教授自己的儿子，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会延聘教师来为儿子授课。理由很简单，为父者觉得很难做到严厉地对待儿子，而教学体制要求教师们对学生板起面孔。中国人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孩子们是不打不成材。左宗棠的父亲却是因为太穷而请不起教师来管教3个儿子，他只能亲自上阵。 对于年轻人的教育，任何国家都不曾像旧中国这样开发出一套需要勤奋不止或者说费尽心力的教学体制。从一开始就有一场淘汰考试，不管它会在一个人身上造就什么样的品质，不可怀疑的是，那些通过了考试的人肯定具有刚毅不拔的性格。 年轻学生得到的第一本教科书是《三字经》，这本小册子由1068个汉字组成，排成6字对句。它写成于西历1060年。在800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数百万中国人开始咀嚼文字的启蒙课本。它概述了中国的传说和历史，以及儒家的人生哲学。诚如威廉斯所说，它的第一行就包含了“古代蛮荒世界最著名的信条之一”，即“人之初，性本善”。这本经典学生们必须从头到尾背下来，如果有人能够顺背或倒背如流，一点也不稀奇。年轻的脑袋对它的理解各不相同，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人试图为学生讲解。多年以后，学生才会对这篇课文的意思恍然大悟。 《三字经》学完，就要学《百家姓》，这是一串汉字表，按诗体排列，其中所有的汉字都能用作中国人的姓氏；还有《千字文》，此文正好包含1000个汉字，其中没有任何两个字的字形和意思相同，①主题大致是对《三字经》的补充。这个序列的下一课本是《千家诗》，一个短小的诗集，其中每首诗都是4句；《弟子规》，孔子和他一位弟子有关孝道的谈话记录；《小学》，大儒朱熹撰写的课本。关于最后这个课本，威廉斯说它是经过精心设计，以展示“所有年龄阶段的中国人有关教育原理、社交、行为准则的理念”。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名人的话：“我们信赖《小学》犹如信赖天神，尊敬它犹如尊敬父母。” 所有这些课文都被学生牢记下来，很少忘记，年迈时也不能忘。值得注意的是，任何课文都没有写成土话，而是写成古典文言，这种语言如此简洁深奥，为那些掌握了它的人开辟了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 这就是为4岁的小左宗棠准备的精神食粮。除了学习这些课文以外，他开始学习写字，把薄纸覆盖在模板上临摹大字，直到熟练为止。他的学习一定颇为出色，因为他在6岁就进入了中国教育真正基础部分的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它们一起构成“四书”。 “四书”经过杰出的儒家学者朱熹做了繁琐的注解，阐释正文的意思。注解部分和正文同样重要，它是儒家哲学的正统解说。何况，如果没有注解，当代中国的普通文人是无法理解原文的。学完“四书”就要学“五经”，这五部书是“中国经典”。五经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四书五经要求背记，只有《易》有时除外。志向高远 ① 这一段关于教学与考试体制的介绍，取材于威廉斯的《中央王国》，第1卷第4章。 的学生还会把注解也背熟，这种人并不罕见。 一个中国男孩所受的教育决不局限于背诵经典。最难的部分是作文和修辞——学习以简洁、雄健、隽永的风格写作。要想成为一名真正有实力的书法家和文体家，需要吃苦耐劳，钻研不倦，还要记忆超凡。左宗棠在9岁开始学习作文。这一部分学习进程将会决定求官学者在考试中的成败。他必须撰写无数论文，主题取自经典，模拟那些最可能出现的试题。书法和文体至关紧要，而思想必须与经典保持严格的一致。在考试中表达与经典背道而驰的思想观念将是致命的缺陷。 学生的作息格外严格。学习时间从天亮到上午10点左右，又从中午到下午6点左右。在夏季，他们通常下午无课，但在冬季还要上晚课。新年前有1个月假期，普通节庆也可以休假，但是在旧中国的学年中没有放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教师不用为教学方法伤脑筋。他们有一套完全标准化的教学流程。首先，学生跟随教师诵读指定的课文，直到他能够读出汉字的发音和声调。接着他会大声朗读，直到教师要求他背诵。他走到教师身边，把课本交给教师，然后背对教师背诵。这一关通过之后，老师又指定一篇新课文。不刻苦的学生会即时受到严厉的处罚。通常的处罚是用一根尺子重击左手的手掌——右手决不会挨打，因为这只手要用于写字，不能伤害。手掌被打得肿高一倍的情况并不罕见。 小左是一名聪颖的学生，远超同岁的其他男孩，而且格外勤奋。他在伙伴和其他同辈人当中被称为“季高”，意思是第三个儿子。“宗棠”这个名是只能由父母和其他上一辈人来叫的。他还有另外一个名，或称“号”，叫做“朴存”，意思是“可信赖的人”，只有最亲密的同年伙伴才会使用。因此，按照他的国人通行的做法，他拥有一个正式的名和两个号，或者说两个昵称。他在学校的同伴中不受欢迎，因为他骄傲、自负、自夸，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这些特性他一直保持终身。他爱高谈阔论，没有顾忌地发表对人对事的看法，因此树敌不少。孩提时代他朋友不多，但所交的都是好友。凡是喜欢他的人，都是爱之甚切。 他15岁参加了第一次初级考试。主考人是湘阴县的知县，这是第一轮的淘汰考试。考试时间为一天，只是一场作文竞赛。考生们集合在知县衙门附近的在一个大厅里，知县给出作文题，考生们撰写论文。左宗棠在这场考试中名列第一，他的名字列在胜出者的榜首，告示就贴在衙门的墙壁上。这种荣誉叫做“显名”，“在本县有了名声”。 第二年他参加了第二次初级考试。考试规模与第一次相似。他在这次考试中又拔得头筹，但出于对一名比他年长很多的考生的尊重，他只取了第二名。他现在有了参加第一学位竞争的资格。然而，第二次初级考试刚刚结束，他的母亲去世了，铁定的习俗要求他守哀27个月。这个限期还没到头，他的父亲又去世了，他必须再次守哀。习俗规定守哀者不得参与政务或公共事务，除非皇帝有特旨令其参与。左宗棠必须等到下一届才能参加考试。 他在紧张的学习备考中度过这段时间。尽管他已全程经历过四书五经的学习过程，但是这种功课的性质是从来没有人能够毕业的。从县里的初级考试直到御前的最高级考试，所有考试的内容都是基于四书五经。这些经典是深不可测的智慧之井，不论怎样的刻苦钻研和博学，都无法将它汲干。任何年纪的最杰出的学者都不敢自称已经彻底明白了这些经典。所以只要前面还有考试在等着你，你就必须继续钻研这些书本。此外，博取较高学位的考生，还必须娴熟从古代到明末的中国历史——当朝历史不属于考试或评论的范围。同时还要娴熟中国文学，具备作诗的能力。你很难指望这种体制造就诗人，但它能确保考生掌握几种老套的诗体。 在这段紧张的学习中，左宗棠开始倾心于地理研究。他读了两部书，一部是着眼于辅导学生研究中国历史的概论，另一部是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他开始痴迷于此道，阅读所能找到的所有描述祖国自然特征的著作。他在这项研究中投入太多的时间，朋友们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因为较高学位的考试只需要基本的中国地理知识。一位姓贺的邻居，曾经做过官，拥有大量图书。他对左宗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他前程无量。他让左宗棠任意取阅自己的藏书，鼓励这位学生研究中国地理学和地形学。左宗棠一辈子也没有忘记这些年里这位姓贺的朋友给予他的鼓励和帮助。他一贫如洗，父亲去世后就学于湖南巡抚在长沙为穷困学生开办的湘水校经堂。 在北京，在人口比较稠密的省份的省会城市，考试大厅容纳几千个小小的隔间。每个隔间长约6英尺，宽4英尺，高度略超一个高个子男人。隔间内配备了一条凳子和一块跟单元等长的木板，这木板白天当书桌，夜晚当床。考生带着床具、食品、水、蜡烛、墨汁、砚台和毛笔进入在考试前夜分配给他的隔间。他们进场前要接受彻底的搜查，确保他们没有把对考试有用的书本或笔记带进考场。这个制度极为严厉，如果抓到作弊或企图作弊的考生，他会名誉扫地，受到严厉的处罚，被剥夺已经获得的学位，而且终生不得参加竞试。 考试在阴历八月初九开始，分为3场。第一天的白天，从四书中选出4个考题，和答题的白纸一起交给考生。然后封闭隔间，在全体考生交卷以前，无人可以进出。考题中的3个要求用散文答写，第四个要求用韵文。谁也不许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考卷上。当晚夜深时，考生出场，第二天休息。考官们阅卷，淘汰大量考卷。八月十一日，考生们集合，已被淘汰者不许进入考棚。从五经中选取5个考题发给考生，规定考生们在两天内写出论文。然后将他们放出考场，再休息一天。他们在八月十四日再次集合，胜出者进入考棚参加最后一场考试。他们得到5个考题，其中之一要求用韵文答写，但这些考题并非全部从经典中选出。有历史方面的考题，也有法律或政府方面的题目。这场考试在八月十六日结束。考试委员会有25天时间仔细阅卷，选出70到80名毕业生。 这一年皇帝发布诏令，淘汰的所有试卷都要重阅。这对左宗棠是一个幸运，因为他的考卷被淘汰了。第二次阅卷选出了6个姓名，登录为副榜，左宗棠是副榜上的第一名。随着最终结果公布，他获得了第二学位，成为举人，不过，他的姓名排在湖南省录取名单的倒数第六名。一些名列前茅的人往往获得官位的任命，但是名列榜尾者机会很小。他们必须通过将在明年春季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学位考试，才有获得任命的可能。 左宗棠刚刚考完，就娶了周家的一个女孩，入赘湘潭的岳父家。和妻子的家人住在一起，对一个男人而言多少有些反常，但这是一个特例，因为左宗棠的双亲和祖父祖母已经去世，他不必受到孝道的约束。何况他在世俗利益方面几乎一无所有，而他的岳父却颇为殷实。有证据表明，这种背离传统绅士行为的做法令他有些苦恼，不过，他与妻家的关系，在他主要依靠他们的岁月里，似乎是非常愉快的。他立刻着手准备前往北京，参加第三学位的考试。在理论上，政府会为有资格参加会考的学者提供进京的旅费，但在实际操作中获得这种费用需要费很多周折。左宗棠很穷，跟有影响的人物联系太少，很难拿到政府的津贴。妻子从陪嫁中拿出100两银子给他赴考。但是在他出发之前，一位姑母跑来向他求助，他把那100两银子全数相送。朋友亲戚伸出援手，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旅资。 考试于早春在北京举行，本质上与第二学位的考试相似。考官级别更高，更加严厉。左宗棠考试落第。回家的路上，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他考中了，但他决定投入实务的钻研。仕途的诱惑太大，他于1836年再次进京赶考，然后第二次落第。下一年他致力于撰写一部地理书，妻子帮助他复制地图。这部作品是否出版过，无从查考。 左宗棠现在有了两个孩子，但都是女儿，一些迹象令他担心他很可能要不到儿子。尽管家境窘迫，前途无望，他仍然觉得自己必须娶妾，也就是第二个妻子。年谱记载了此妾娶自张家，她包揽了所有家务活，前后给左宗棠生了3个儿子和1个女儿。① ① 《年谱》，第1卷，第14页。 有一段时间，左宗棠在湖南东部的醴陵教书。在醴陵期间，他结识了一个人，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而且在他多变的命运中是第一个重大突破。湖南籍的两江总督陶澍经过醴陵，知县为了接待这位高官，请左宗棠写了一副对联，吸引了陶总督的目光。他要求接见作者。左宗棠给总督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据年谱记载，两人彻夜恳谈。②左宗棠在官场上层没有朋友，给陶澍这样的大人物留下良好的印象对他意义重大。对于左宗棠这一代中国人而言，如果没有几位社会关系通达的朋友，提升的机会极为渺茫。 ② 同上，第1卷，第14页（b）。 他在1838年再次进京，第三次博取第三学位，但还是以失败告终。他拿定主意不再参加竞试，尽管20年后他一度改变主意，而且确实起程前往北京赶考，但他中途改道，作为一名军人，踏上了非同寻常的人生旅程。他未能赢得第三学位，无疑令他痛苦终身。在他后来的生涯中，我们发现他绝对藐视政府中的那些纯粹的学者，轮到他来把别人提拔到有权有势的位置上时，他要看对方的实干能力，而不看他们持有什么学位。他手下许多最得信赖的将领根本没有任何学位。但他仍然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儒家学者，对学术深信不疑，并且以学者自居，相信渗透了儒家政府观念的考试体制，利用一切机会鼓励别人遵循他那个时代较为自由的儒家理念来追求学问。 中国有一种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流行幻觉，认为学术拥有某种特权，这种幻觉肯定会使左宗棠这种秉性的男人感到悲哀，因为他未能通过第三学位的考试，因而得不到学术的标记。这会令人怀疑，友人们劝他不要把时间浪费于地理研究，以免脱离主流，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很难说这样做有利于他通过考试，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当他开始指挥军队的时候，这种研究对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对地形的“感觉”是所有伟大军人的强势特征。对一位大将而言，缺乏这种感觉就如同画家色盲一样不合情理。左宗棠有一种本能的地形学“感觉”，从青年时代起就不断培养。人们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对自己的战场“了如指掌”。 他在北京教了几个月书，然后返回湖南，取道南京，拜访朋友陶澍总督。陶总督对左宗棠似乎爱之甚切，在访问期间，他提议两家定亲，请左宗棠把大女儿许配给他当时还只有5岁的独子。这件事顺利地确定下来。陶总督在两年后去世。他临死前做了安排，请左宗棠做儿子的家庭教师，于是左宗棠肩负起教育未来女婿的责任。 与此同时，左宗棠开始对农业产生兴趣，全心研究耕作，尽管脚下没有属于自己的尺寸之地。前些年他曾关心父亲留给他长兄之子的那个小农庄。他撰写了一本有关耕作的小册子。同时他继续研究地理学。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方面的兴趣绝没有扩大到世界的范围，很少超越天朝的疆域，对于左宗棠那一代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就是与之有关的整个世界。但他彻底研究了自己的祖国，对山川、关隘、道路和距离等等做了大量的注解，装订成好几卷手稿。他把这些注解编入一本描绘中国的著作。他在写作时似乎根本未曾考虑著作的出版，而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把他审读过的大量资料有序编排。《年谱》作者说，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意识到自己骄傲自负的性格，极大地妨碍了他所遇见的许多人成为他的朋友。他下定决心弥补这个缺陷，特别注意待人和善友好。①不过，他的这番努力，似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① 《年谱》，第1卷，第17页（a）。 29岁那年，他成为忘年交陶澍之子的教师。他迁居湖南中部安化的陶家，在那里持续生活了8年。这对他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陶家殷实，有证据表明，他得到了一份非常优厚的酬劳。从这时起，左宗棠不再为穷困的幽灵所缠绕，而且不再依赖于妻家。陶总督身后留下了大量藏书，其中有一部乾隆治下制作的大型地图集，还有几大册笔记，是他毕生非凡努力的历史记载。左宗棠非常用心地浏览研究这些笔记，从中获取了许多智慧和经验。 陶澍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胡林翼。此人在官场上地位不低，后来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声望。他具有非同凡响的才干，得到皇帝的倚重，又是大总督曾国藩最亲密的朋友与智囊。胡林翼与左宗棠同岁，第一次见面就成为至交。在左宗棠等待机会踏入仕途的漫长岁月里，此人的友谊对他意义重大。尽管他决定不再参加考试，但希望仍然徘徊未去。 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此时正在进行，左宗棠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每当听说他那些组织涣散、准备不足的同胞被少数英国人击败，他的屈辱感就增添一分。他给朋友、给他认识的少数官员写了很多信，提出如何赢得战争的建议。他写信给一位监察御史，请求对方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作为备忘录提呈皇帝。他在这封信中说：“谓非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则人心不耸，主威不振。正恐将来有土地而不能为守，有人民而不能为强，而国事乃不可复问矣！”①当他听说英国已经侵占香港，他写下４首诗以表达愤懑；当他听说和约最终签订，他心灰意冷，很想到山中隐居，度过余生。道家学说对中国人总是具有号召力 ① 《年谱》，第1卷，第20页（b）。 ，不管他们如何沉迷于儒学。 左宗棠没有退隐山林，他决定继续工作，同时刻苦学习。他自认为他的才干和学问都领先于那班庸官，但还不足以应对祖国所面临的危机。他决定通过刻苦学习来弥补缺陷。 在陶家教书两年以后，他有能力在湘阴东部离他出生地不远处买下一个大约12英亩的农庄，将之命名为“柳庄”，极为自豪。在后来几年里，他致力于教育未来的女婿，一边学习和耕作。他广泛阅读农业著作，按照古代中国的箴言经营这个小农庄。他享有率先在故乡种茶的美誉，同时非常关注养蚕业。据说经过精心的安排，他能使小农庄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出产。从他教学的安化到他家里路程颇远，但他频繁旅行回家照看农庄的经营。左宗棠对农耕有浓厚的兴趣，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农夫。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从未低落，后来在西征途中，无疑经常跟他的士兵们探讨。他并非经验丰富的农夫，总是到历史记载中寻找更好的耕作方法，和他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古人们很可能在许多领域中取得了成就，但是大部分被人遗忘了。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农业文献中，他找到了在他看来最好的方法，其中有很多非常古老，但又显得新鲜。 在1848年和1849年，湖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先是长期的干旱，接着突然大雨滂沱，洪水泛滥，疾病与饥馑夺走了许多生命。左宗棠在大灾之中具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他在住宅附近建立赈灾所，给灾民发放食物。据说左氏家族从储备中拿出9千磅粮食救济穷人。他把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为病人购买药品。 他在1848年到了长沙，开办一所学校，收了5个学生，包括他已在私塾中教育了8年的女婿。但是一场风暴正在南方的广西省酝酿，“拜上帝会”正在那里完善组织，准备推翻清朝。很快，太平天国大造反爆发，它给中国带来了1/4个世纪的动乱，在同一时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经历过如此大的混乱。左宗棠从长沙注意到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不会是一个局部的、零星的事件。远在湘北民众尚未感到恐慌之前，他跟一位名叫郭嵩焘的邻居——后来的第一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就到湘阴东部的乡间旅行，试图为各自的家庭寻找一个避难所。他们找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点，预备将来使用。两年后，当太平军逼近长沙时，左宗棠把家人迁到这个避难所，他们安全地住在这里，直到造反大军离开湖南，沿着长江直下南京。 当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爆发时，左宗棠39岁，离他获得第二学位已经过去18个年头。没有官位任命给他，也看不到有什么官位在前方等待他。很难说他已丧失希望。他仍然在玩味获得第三学位的念头。不过，对他的邻居而言，他只是一位中等地位的学者，注定要靠教书和照看小农庄度日——仅此而已。于太平天国运动已有大量著述问世，作者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但是对这场运动的了解仍然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它的早期。就像已经成为历史的任何其他运动一样，它是由一些无名之辈发起的，这些人养成了非同寻常的领导能力。从现在已知的有关运动起源的材料来看，最初的推动力似乎是宗教。不过，当发起者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创造的工具所具有的潜力时，其他意图占了主导地位，于是这场运动发展为政治斗争，而非宗教运动。运动的目的变成推翻统治的王朝，为了追求这个目标，帝国的一打最富庶、人口最多的省份遭到蹂躏，大量的惨剧和死亡落到大汉子民的头上，其悲剧性超过了其他任何类似的国民经历。 在道光皇帝（1820－1850）治下的中国，按照当时许多国民的看法，全国总的形势预兆着王朝的早期衰败。这个时期中，年年都能听到帝国的某个局部传来造反的呐喊。在这一连串的反叛中，广西省最为抢眼。在那个时期的任何时段，很难确定当局是否掌控过该省的全局。在1820年、1832年到1834年以及1836年，动乱的规模较大，再也瞒不过北京的朝廷。这一系列暴乱中的第二次波及较广，造反首领赵金龙有僭越之举，不仅皇袍加身，还在袍子上绣了“金龙王”字样。①根据报告，所有暴动都被镇压了，但此起彼伏，表明当局未能十分有效地镇压造反运动。 ① 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卷，第440页。 全国的形势有利于造反。人口对耕地的压力是沉重的。人口达到了19世纪的顶峰。根据帕克的说法，1852年的总数为4.32亿，或者说有可能在100年内增加了2亿多人。中国的人口统计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一点似乎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即从1750年到1850年之间中国的人口数大约翻了1倍。而有效耕地的面积没有显示可观的增长，田土的出产似乎也未有提高。 有人把太平天国运动看作争夺土地的暴动。我无意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仍然可以发现，中国的土地保有权体制不会像其他国家的地产业一样使生产用地大面积缩水，也不会限制土地的最大生产能力。那时的问题和现在一样：不论在什么样的土地权保有体制之下，可利用的土地究竟能不能产出足够的作物来维持这么多人的温饱？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前的中国，可以肯定穷人是更穷了，但还无法证明富人变得更富。 人口的压力产生了一大批被剥夺了人权的人口，他们最容易遭受暴力和动乱的侵害。不过，由经济因素造成的不幸和贫乏，虽然最容易令人奋起战斗，但它们本身还不足以促使人们拿起武器。中国西南的经济因素并不比其他许多没有发生暴动的地区糟糕很多，至少在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之前，这种反差并非很大。 广东和广西的居民，其中特别是广西，不像华中和华北那么单一，包含了大批的客家人、苗民和本国土著居民的遗民。这个地区一直存在对满人的敌意，比18行省中的其他任何省份都要强烈。从乾隆时代以来，秘密结社在全国孳衍，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叫做三合会。这个组织的成员在两广人数尤多。 三合会建立于康熙治下，发誓反清复明。他们协助了最初的太平天国运动，时隔不久便与之分道扬镳。不过，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三合会都未曾停止造反活动。另一个会党似乎大力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起，据说它的创始人是著名的独立传教士和汉学家郭士立博士。“他在中国创立了一个秘密结社性质的组织，名叫‘中国会’，其目的是通过中国人自己把中国人变成基督徒。”①这个组织与早期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关系并不清晰，但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思想基础，是一个特殊中国版本的基督教。 ① 盖勒利与伊万：《中国叛乱史》，第120页。 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西南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有力因素是1839年至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英国派到广州并沉重打击了中华帝国的军力，相对于它取得的成效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广州百姓早就不喜欢洋人，当他们看到帝国的最高官僚们被一小撮可恨的洋人击败和羞辱，在这一地区早已表现出来的反朝廷情绪便大大高涨。政府的软弱和腐败是如此明显，在整个华南都产生了丧失民心的显著效果。政府的领导层，不论级别高低，加上地方官员，全部无力面对很快就会发生的问题。他们当中有些人，如果能够得到康熙或乾隆那样的皇帝强有力的鞭策，一定会表现得很出色，但他们没有这样的幸运。 形势对大规模的造反极为有利。不过，条件尽管有利，却还不够充分。有利的条件还要等待一个或一群领袖人物的出现，才能给一场运动带来方式和目的。又过去了几年，领袖们才冒出头来。如果这些人才具平平，太平天国运动就只会是一场小规模的零星叛乱，就像多年来在帝国各个地区爆发的那些暴动一样。如果他们的凝聚力再强一些，行政才干再大一些，他们肯定能够成功地推翻朝廷。所有那些倾向性的因素都有利于造反，可是领导力量与机会不对称，于是这场运动衰退为可怕的失败。 人们经常讲述一个故事。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人物洪秀全是一个求官的学者，但是经历了在第一学位考试中多次落第的痛苦。有一天，一位中国的巡回传教士交给他许多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洪秀全懒得阅读这些宣传品，但他还是将它们带回家里，束之高阁好几年。后来他得了一场重病，昏迷中看见天国对他敞开。他在这种状态下有一些奇遇，醒过来后，他深信自己在人世间负有天国的使命。他开始阅读他早已拥有的基督教小册子，在其中找到了那些幻像所具有的更深的现实意义，以及使命的紧迫感。他被深深打动了，相信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于是他出门布道，开始执行自己的使命。 有个人名叫李秀成，他在太平天国的后期以“忠王”闻名于世，写过一篇自传，题为《太平天国始末》，通常被称为《忠王自述》。写作时间是他身陷囹圄等待帝国官员将他处死的那些日子。由于他曾跟随太平军从广西一直打到南京，他对这场运动起始的叙述是不无趣味的，至少就太平军的看法而言，可以说有相当的准确度。他写道： 时逢甲子六月，国破被拿，落在清营，承德宽刑，中丞大人量广，日食资云。又蒙老中堂驾至，讯问来情，是日逐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明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自我主应立开基之情节，依天王诏书明教传下，将其出身起义之由，诏书因京城失破，未及带随，可记在心之大略，写呈老中堂玉鉴。我一片虔心写就，并未瞒隐半分。 一将天王出身之首，载书明白。其在家时，兄弟三人，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异母，其父名不知。长、次兄是其前母所生，洪秀全是后母所生。此之话是天王载在诏书教下，屡屡讲讲道理，教人人可知。长、次兄住家种田。洪秀全在家读书，同冯云山二人同窗书友。 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道光十七年，1837年——译注）之病，死去七日还魂。自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凡问之话少言，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如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 天王是广东花县人氏，花县上到广西浔州、桂平、武宣、象州、藤县、陆川、博白，俱星罗数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是以一人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 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各实因食而随，此是真言也。 欲查问前各王出身之来由，特将前各王前后分别再清。 至东王杨秀清，住在桂平县，住山名叫做平隘山，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其实不知。天王顶而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于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 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峝人氏，在家种田种山为业。天王妹子嫁其为妻，故其重用，勇敢刚强，冲锋第一。 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北王韦昌辉，桂平县金田人氏，此人在家，是出入衙门办事，是监生出身，见机灵变之急才足有。 翼王石达开，亦是桂平县白沙人氏，家富读书，文武备足。 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与人做工，并无是乜才情，忠勇信义可有，故天王重信。 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劝化。在家之时，并未悉有天王之事，每村每处，皆悉有洪先生而已。到处人人恭敬，是以数县之人，多有敬拜上帝者此也。 自教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廿七八年（1847-1848年——译注）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 道光三十年（1850年——译注）十月，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① ① 《太平天国始末》，第1－3页。 如同所有造反领袖的情况一样，有关天王的传说到处流传，要对此人有个清晰的印象是极为困难的。据说他在第一次赶考的途中，遇到一个算命先生，叫他不要为考试浪费时间，因为他注定是个大人物，他决不可能获得常人的学位，他应该只靠自己来完成使命。随着时间流逝，他开始对自己的宿命深信不疑，他不再费神去努力影响事情的进程。他不会理解克伦威尔的那句座右铭：“相信上帝，同时让你的火药保持干燥。” 根据中国人在非官方历史书②中对太平天国运动起始的叙述，洪秀全在考试落第之后，分析天下大势， ② 《太平天国野史》，第1卷，第1－13页。 发现满人的力量正在迅速衰退，官员腐败，毫无进取之心，普通百姓不得温饱。于是他萌生了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一个王朝的想法。他跟一个名叫朱九俦的男人密切交往。此人组织了一个结社，名叫“上帝会”，表面上是宣传基督教的教义，实际上是为了复兴明朝。人们会产生联想，这个结社与传言由郭士立博士创立的中国会或许有什么关联。洪秀全与朱九俦成了至交，而冯云山跟他们一起学习。朱九俦不久就去世了，会员们推举洪秀全继承他的教主地位。当局风闻这个组织的存在，而且当时对基督教教义的宣传怀有敌意，派人缉拿洪秀全，但是洪秀全逃到了香港。 他在香港跟一位英国传教士学习了一段日子，然后同冯云山一起前往广西。他们在鹏化山呆了一段时间，劝化了若干信徒。这时洪秀全在桂平镇的曾玉衡家里得到一个教书的职位。他在桂平期间，为自己的事业招徕了5个人，他们的才干给这场运动带来最大的成功，使太平军得以扎根南京，洪秀全得以登上王位。他们是杨秀清、石达开、萧朝贵、秦日纲和韦昌辉。这些人和冯云山一起，成为他最忠实的信徒，最早参与他那秘密的使命。 洪秀全经常进入昏迷状态，接受神奇的启示，他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追随者视为超自然的存在。饥荒在广西发生，盗抢随之四处风行。冯云山和杨秀清把洪秀全的追随者组织成“防盗民团”，形成一支军事力量，并且为大业筹集资金。桂平知县对洪秀全起了疑心，在1847年的某个日子将他逮捕下狱。实施逮捕时，搜出了19本名册，上面登记了追随者的姓名。知县向巡抚建议立即将洪秀全正法，但巡抚是一位脾气温和、害怕暴力的高官，下令释放洪秀全。知县很不情愿地执行了命令，说这无异于放虎归山。 运动开始更迅速更公开地发展。下一年，一些三合会的头目与拜上帝会取得了联系，但他们大多不喜欢严格的纪律约束，失望而去。几名留下来参与运动的头目如下：洪大全，后来以天德王闻名；罗大纲和林凤祥，后者在1853年把太平军的旗帜扛到了距离天津只有12英里的地方。 拜上帝会的会员们蓄起了长发，穿上明朝的服装。当局得到了警报，但还不愿让北京了解真正的形势。他们派出的部队只是公文上的数字，根本无法有效地应对局面。到了1850年夏天，省政府开始把军队调集到离桂平县不远的平罗。拜上帝会此时开始在金田动员，这里是桂平县的一个村庄。他们在1850年7月在此公开与当局对抗。据说他们大约有1万人。但1万这个数字经常被用于统计造反者，往往有所夸大。不过，在与政府武装的一次交手中，他们取得了大捷。官军惨败，于是在那年的8月份，这场造反第一次在北京的官方挂了号。广西巡抚被撤换，朝廷从广东和湖南派去了部队。 他们在永安正式组建政府，号称“太平天国”。洪秀全自封为天王，将杨秀清封为东王，萧朝贵封为西王，冯云山封为南王，韦昌辉封为北王，石达开封为翼王，洪大全封为天德王。最后的这个天德王，在上面引用过的李秀成自述中没有提及，他在太平天国的组织中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在运动的这一阶段，洪大全有可能在实际上与洪秀全平起平坐，权力相等。在这场造反爆发以后的若干年内，人们认为天德王和天王是同一个人——洪秀全。但是，有力的证据①表明，天德王是洪秀全吸收进入组织的，大约是在他们首次与当局发生真正的武力冲突的时候。他在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改名洪大全，他的地位与洪秀全相等，或者仅在洪秀 ① 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50－74页。 全之下。太平天国的组织完善和目标定位主要是他的功劳。 盖勒利和伊万摘录了两名奉命招降太平军的政府官员审讯天德王的官方报告。据这份报告记载，天德王曾对这两位官员说，他是明皇室的直系后裔，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的第十一代传人，他征集军队是为了恢复祖先的大统。②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洪秀全声称自己是明皇室后裔的记载，尽管他偏爱长发和明朝服饰。 ② 《中国叛乱史》，第139页。 官军很快就包围了永安的反军，有一段时间反军的处境十分危险。李秀成后来回忆说，他们在永安无法获得军火，只能靠从官军那里缴获的供给维持下去。③ ③ 《太平天国始末》，第4页。 击，突围而去。官军被击溃以后，尽管还在跟追，但被再次击败。 4月底，太平军包围了广西省会桂林。不过，为了冲出永安，太平军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担任后卫指挥的天德王洪大全被官军俘获。他和反军之间被分割时的情况，令人怀疑他是被故意抛弃的，这是几个反军领导在实施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他在严密的看守之下被押送到北京，在那里被处死。在行刑之前，他做了招供。他说他其实并不姓洪；他和洪秀全在太平天国组织中是平级的；他并不同情这些造反派的宗教诉求，但他看重其赢得和保有追随者的号召力，因此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一直是太平军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他对天王缺乏政治远见、求助于魔术以及他淫逸的习惯非常担忧；他曾希望天王垮台，以便自己能够成为惟一的领袖。④看来拜上帝会的原核心人物怀疑他的企图，非常巧妙地把他铲除了。后来他们隐瞒了洪大 ④ 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56－59页；盖勒利与伊万：《中国反叛史》，第142－147页。两个版本的记述略有不同。 全与这个运动早期关联的所有事实。 根据天德王的招供，太平军在撤离永安时集结了1.2万名武装人员，加上随军家属，总人数可能在4万到5万之间。他们在桂林城下驻扎了1个月，尽最大的努力攻城。他们的装备无法摧垮城墙，到了5月底，他们放弃了努力，向北挺进湖南。他们在桂林夺取了江上的所有船只，乘船通过与湖南湘江的源头相连的古河渠。他们打算乘船沿江而下，直抵长沙。 湖南当局已经调集江忠源指挥的军力保卫边界，而江忠源在靠近湘江流入湖南之处的蓑衣渡设障拦截。1852年6月初，企图顺流直下长沙的造反军遭遇了埋伏在湘江两岸的官军，同时遇到了横跨江面的栅栏。他们战斗了两天两夜，企图突破防线，继续前进，但是他们失败了，损失惨重，包括失去所有的船只。造反军最大的损失是南王冯云山的永别。此人自孩提时代就是洪秀全的伙伴，他是这场运动最早的组织者。他智慧超凡，目光远大，而且是第一批王爷中最忠心的一位。蓑衣渡的挫败，是这支造反军在野战中遭遇的第一次大败。 造反军失去船只之后，只好放弃顺流直下长沙的计划，转而东进湘南。他们攻下了道州、永明、江华和郴州，后者位于湖南和广东之间的南北大通道上。据说在湘南的这些地区，他们新招了大约5万人。①天王暂时坐镇郴州，而西王萧朝贵跟林凤祥一起，带着一直精兵，迅速北进，直指长沙，打算靠奇袭来夺取这座 ① 《太平天国始末》，第4页。 城市。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当他们在1852年9月10日出现在长沙南城墙外面时，由于来得太突兀，他们在城门关闭前差一点杀进了城里。但是反军误将东南角城墙的塔楼当成了南门，这个失误挽救了长沙城，这一点点拖延的结果是，给了当局调人守卫城门的时间。②在随后的交战中，西王萧朝贵阵亡。他是太平天国第 ② 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77页。 一批王爷中最有才干的战斗指挥员，而且是一位严格的纪律训练者，指挥着太平军中一个以斯巴达式的纪律来约束的团体。 天王听到萧朝贵的死讯，立刻从郴州出发，率领全部反军逼近长沙。他们在湘南收集了不少军用物资，发誓要夺取湖南富庶的大都会。 当时的中国人似乎一般都不会采取将一座城市围得水泄不通的战术，太平军也未曾将长沙的北面围死。也许这对守军有一种精神作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逃跑的机会。然而长沙的保卫者们丝毫无意于放弃城市，他们以不小的勇气来捍卫城防。 反军在城墙下埋设地雷，于 反军现在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广西开来的官军和江忠源的部队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包围了围城的太平军，切断了他们的粮草供应，反军粮食紧缺。 ③ 《太平天国始末》，第5页。 在长沙遭到围攻时，左宗棠进入了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事件链。上面说过，早在这场暴风雨袭击湖南的两年前，他就感到情势日益凶险，在山间为他的家庭找了一个避难所。当太平军打到湘南时，他举家迁到了这个隐秘的处所，准备静观事态发展。 朝廷将张亮基从云南调任湖南巡抚。左宗棠的挚友胡林翼正在贵州为官，写信给张亮基推荐左宗棠，说这个人对他在湖南的差事会有最大的帮助。张亮基正在前往湖南的途中，写信给左宗棠，请他到常德一见。左宗棠拒绝了邀请。 不久，张亮基抵达长沙，太平军已经包围了这座城市，张亮基再次写信给左宗棠。左宗棠和家人躲在大山深处，收到第二封邀请函，决定应邀出山。他在 长沙解围后，太平军决定顺江流而下，是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相信当事人之一李秀成的说法，那么造反计划在这里首次显示出明显的优柔寡断。如上所述，他们打算去常德建国，但是在益阳发现了大量船只，天王显然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预兆，于是决定沿着长江走下去。在1847年到1852年期间，天王的组织已经完善，许多服从纪律的官兵已被彻底洗脑。在1851年的最后一个月，可以说这场运动已经从一场暴动发展为一场羽翼丰满的造反，一个大致的国家政权已经建立。 放弃立足于广西向外发展的意图，决定向北挺进征战，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广西是一个穷省，放弃广西无疑是因为考虑到进入财富和人口中心的必要性。李秀成说，当他们离开永安时，计划进入广东。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这肯定是天德王洪大全的主张，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更合理的方案。天德王被捕后，计划就改变了，这表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和他作对，而这一变更是掌控权势的必要表达。 有力的证据表明，造反组织的规划主要出自冯云山和洪大全之手，太平军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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