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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七闽老画师
-------------------------------------------------------------------------------- ——黄 慎 在“扬州八怪”以“布衣”终身的人物中，黄慎的情况是颇为独特的。别人首先是“士”，并想进而“入仕”，后来出于自愿或不自愿的原因，才成为职业画家的。黄慎一开始就是不为士人所重的画工，后来出于自觉的努力，才跻身于“士”——有文化的职业画家之列。比起那些人来，黄慎的出身苦得多，艺术起点低得多，突破自己艰难得多，取得的成就也就令人瞩目得多。 一、“揭帛传真”作画工
黄慎，初名盛，一作胜，字恭寿，一字恭懋，号瘿瓢子，别号东海布衣。与金农同庚，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出生于福建宁化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宁化位于闽江上游与江西的交界处，背靠翠华山，是座四季树木葱郁、景色优美的县城。 黄慎（当时应该叫黄盛）出生时祖父母还健在。父亲黄维峤，字巨山，是个穷得养不起父母的读书人；母亲曾氏，是位勤恳善良略识诗书的妇女。生有四个子女，黄慎居长，下面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七岁起，黄慎在家从父亲认字、习字、读童蒙课本，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 黄慎12岁那年，父亲为了养家活口，离开家乡到湖南谋生。岂知一去不返，两年后竟客死他乡。父亲外出的时候母亲29岁，以此推算，父死的年龄不超过35岁。这年前后，两个妹妹也相继夭亡。连遭不幸，使这个家庭充满了悲凉的气氛，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上有年迈的两老，下有年幼的两小，又值盗贼四起、米珠薪桂的荒年，徒有四壁的家就靠母亲一人撑持，确是备尝艰苦。她白天赶制女红，拾树枝作炊；晚上就着月光或点燃所拾松枝纺织。冬天只穿一身打满补丁的粗麻衣服，冻得手指皲裂，还是刀尺车转之声日夜不辍，邻妇都为之伤心落泪。每看到所作女红够一天的生活，就命黄慎拿到市场上去卖，卖得的钱换米，每次仅能换两升左右。母亲做了饭给两老吃，自己和儿子常常只吃糠秕藜藿做的稀汤。她默默地观察老幼的进食情况，先尽他们吃饱，剩下的自己吃或竟饿着肚子。就这样，她一边干活，一边还督导两个儿子读书，不背熟不准睡觉。 无论怎样日以继夜，一个妇女总难养活这个家，这时黄慎已经14岁，应该有个生活出路。后来黄慎回忆说：“某幼而孤，母苦节，辛勤万状。抚某既成人，念无以存活，命某学画，又念惟写真易谐俗，遂专为之。”①这时母亲命他去学画，而且要他学“易谐俗”（世俗需要和喜欢）的写真画。这个决定不是没有根据的。黄慎在诗中曾说自己“七岁画灰亦知书”，母亲是看出了他有这方面的才能的。要他学“写真”，更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写真”即肖像画，那时没有照相术，要留下一个人的容貌，不论是死是活，只有请人画下来。世俗社会有这个需要，人们喜欢这个画法，糊口就比较容易。如果学正宗文人画，入门难，有成难，顺应小天地的时俗更难，黄慎不具备那种学养，也没有那份闲情。母亲要他学画是为了“存活”，是像她作女红纺织一样可以换饭吃，是一种谋生之道。然而这位母亲毕竟是有识见的妇女，她知道，“写真”画工和文人画家的地位大不一样，即使是写真画工，修养不同，其出手的高低，雅俗妍媸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因此她含泪对黄慎说：“儿为是良非得已，然吾闻此事非薰习诗书，有士夫气韵，一面工伎俩耳，讵足亲贤达，慰汝父九泉？”这给予黄慎的印象是深刻的。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16岁的黄慎别母离家，从师学画。有一种说法是黄慎拜了同里画家上官周为师。上官周（1665年—？）字文佐，号竹庄，福建长汀人。一生没有做过官，以诗画著称。所作山水墨韵生动，人物潇洒传神，于唐寅、仇英外别树一帜。还善画木刻版画稿本，《南巡盛典图》、《八旬万寿盛典图》中的部分人物即出于他之手。后来刊刻有《晚笑堂画传》，描绘周至明代120位名人，形象众多，刻画细腻。他是当时有声望的人物画家。但从种种迹象看来，黄慎并没有直接从他学过画，也没有条件从他学画，黄慎师事的是普通画工，最多是摹仿过上官周的作品并从中得到启发的私淑弟子而已。这样学了年把，黄慎从老师那里掌握了一些基本技法，已经能够靠画肖像取得一些报酬赡养母亲了，同时对花鸟、山水、楼台、鱼虫也有所涉猎。不过可以想见，他的技法是稚嫩的。 18岁时，黄慎寄居僧舍，边作画，边读书。一天，友人张钦容对他说：“子不能诗，一画工耳，能诗，画亦不俗！”②他想起母亲说过的话，自己也深感到：“予自十四五岁时便学画，而时时鹘突于胸者，仰然思，恍然悟，慨然曰：‘予画之不工，则以予不读书之故。’于是折节发愤，取毛诗、三礼、史汉、晋宋间文，杜、韩五七言及中晚唐诗，熟读精思，膏以继晷。而又于昆虫草木四时推谢荣枯、历代制度衣寇礼器，细而致于夔蜐蛇凤，调调习习，罔不穷厥形状，按其性情，豁然有得于心，应之于手，而后乃今始可以言画矣！”③他夜晚借佛前的长明灯光读书，白天刻苦作画，在相互作用下，黄慎努力摆脱“俗”的羁绊。 据说，有一次黄慎看着他所临摹的老师的作品（可能是上官周的）说：“吾师绝技难以争名矣，志士当自立以成名，岂肯居人后哉！”他废寝忘餐地苦思冥想，以期突破樊篱自成格调。后来偶然看到唐代书法家僧怀素的草书真迹，那灵动圆转、神采飞扬的笔法，使他惊异不止。他反复揣摩，心摹手追，不能自己。一天走在街上，忽然有所领悟，立即向街坊借纸笔作画，画成拍案大笑说：“吾得之矣！”弄得满街的人都朝他看。这种把草书笔意运用于绘画的作品，“初视如草稿，寥寥数笔，形模难辨；及离丈余视之，则精神骨力出。”怀素的草书如他自己所说：“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宣和书谱》称怀素草书“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不满足于画循规蹈距的“写真”画的黄慎，见到这样不拘一格、挥洒自如的草书，从中受到启发是很自然的。现在还只能说有所悟，但这一“悟”，对形成他以后粗犷精练的画风，大有作用。 黄慎年虽少，诗画之名已渐显，经常得与闽中的“闻人”——前辈知名之士交游。 后来他出游邻县建宁，与当地学画的宁愚川相识，“同事笔墨于萧寺”——同住在破庙里作画，在画艺上作新的追求。黄慎大约26岁时结了婚，据1983年3月在宁化发现的黄慎墓碑所示：“妣张氏”，可以断定黄慎的结发妻姓张。再过两年，即康熙十三年（1714年）黄慎28岁时，他的祖父母相继去世。“母子辛勤，送舅姑丧葬如仪”，距他父亲死已十有余年——历尽辛酸的十有余年。 黄慎在家乡卖画，侷处一隅，所得不丰，加之眼界不宽，也难长进。33岁那年，黄慎拜别母亲，离家出游。先在近处建宁卖画，然后西行，一路赣州、南昌、广东、南京，前后有五年时间。每到一处，一面鬻画，一面饱览风光名胜，给识画朋诗友，观摩名家手迹。这些活动使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胸襟，也提高了画艺。从一出去就是数年的情况看，作画的收益还不错。 这期间他得知南海县（广州）有个书画家和他同姓同名，也叫“黄盛”，为避免犯复，他将“盛”作“慎”，改名“黄慎”。这之前他作品的署名均为“黄胜”，此后即署“黄慎”了。 关于改名，还有另一种说法：黄慎原名黄盛字躬懋，躬有亲身、亲自之意，懋有勤勉、盛大之意，名、字相应，有躬逢盛世的意思。后来黄慎看到社会的黑暗和文字狱的残酷，深感“倾侧中道艰，万变不可知”，产生了“终当俟以命”的想法，故改躬懋为恭寿，改盛为慎。恭寿就是安于天命，不作妄求，要做到这点就须处处小心，慎之又慎，这就是改名的意义和来由了。这一说法是否求之过深，可以研究。但了解黄慎中年改名，对鉴别他前后期的画是有好处的。 从这一时期黄慎的作品如《碎琴图》、《洛神》、《鬼推磨》、《漂母饭信》、《采芝图》、《老人瓶花图》、《陶渊明诗意图》等来看，题材多为取自历史、传说和诗文的人物情节画，还有些是投合时好的吉庆画。《洛神》一帧上有黄慎临王献之《洛神赋》残帖十三行，可知他这时写的还是楷书。书画相配格调一致，他这时的人物还是以工笔为主。 二、眼底扬州十二春
雍正二年（1724年）的夏天，38岁的黄慎，“纳凉时节到扬州”。 扬州是座商业繁盛的城市，“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这里有很好的书画市场，但许多画家集中一处，也有很激烈的竞争。黄慎对此不会毫无所知，也许在南京待了些时，摸到一些行情，心里有所准备，才来此一试身手的吧。 黄慎初来扬州的作品上，题有“漫写于广陵客舍”的话，这“广陵客舍”实指何处，现在还不清楚，极可能是天宁寺，那是初来扬州的画家的最寻常的栖身之所。 现在能看到的黄慎在扬州最早的一幅画是扇面《金带围图》（藏上海博物馆）。宋代扬州芍药最出名，可与洛阳牡丹比美，俗有“扬州芍药甲天下”之称。其中最名贵的是“金带图”，花呈红色，有一条黄色晕纹围在瓣沿，犹如红袍束上金带。花不常开，据说花开就预兆要出宰相。黄慎这幅《金带围图》的故事出自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宋代的韩琦因与范仲淹、富弼、欧阳等推行“新政”被贬出京城，于庆历五年（1045年）出知扬州。任职期间，官署后园有芍药一枝分四岔，每岔各开一花，上下红瓣，中间一圈黄蕊，称为金缠腰，又叫金带围，据说出现这种花，城内就要出宰相了。韩琦感到很奇异，想再邀三位客人来一起观赏，以应四花之端。大理评事通判王珪，大理评事签判王安石，确好在扬州，便都请了，还差一位，就请州黔辖诸司使充数。第二天黔辖腹泻不能来，临时拉了一位过路的朝官陈升之（一说是吕公著）参加。四人聚会，各簪金带围一朵，甚为欢乐。后30年，果然四人先后为相，于是流传下“四相簪花”的美谈。 黄慎一到扬州就画这样一幅画，不为无因，无疑是结好扬州人的一份见面礼。 在“广陵客舍”或天宁寺住了不到一年，黄慎便移寓至平山下李氏三山草庐。平山即欧阳修所筑平山堂所在地的蜀冈。扬州没有山，只有土高冈蜀冈。它从扬州西边的六合、仪征起，至扬州东北的湾头而渐隐，逶迤数十余里。山不大，名声不小，这里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公元前319年楚怀王熊槐筑广陵城、隋炀帝建江都宫和唐代扬州牙城的遗址。人文之盛更是史不绝书。鲍照为它写过《芜城赋》，李白、高适、刘禹锡、白居易在这里登过栖灵塔，鉴真和尚从这里东渡，杜牧在这里访问过“二十四桥”，欧阳修、苏轼在这里构筑过平山堂、谷林堂，诗文流传，脍炙人口。清代这里成为名闻遐迩的风景区，黄慎来扬州之前有康熙的登临，之后有乾隆的数巡，郁郁葱葱的蜀冈，是游目骋怀和引发思古之幽情的极佳所在。 三山草庐（三山大概是指蜀冈在扬州境的三处高峰：观音山、平山堂和司徒庙）座落在蜀冈脚下，景色十分宜人。黄慎有《乙已寓李氏三山草庐十首之二》云：“出郭城嚣远，新邻老圃家。晴窗流竹露，夜雨长兰芽。客至严诗律，钱空废画丫。迩来饶逸兴，村酒尚能赊。”④确是吟诗作画的好环境。 环境清幽不等于心情幽闲。从流传下来黄慎这时期的作品看，如《金带围图》、《携琴仕女图》、《伯乐相马图》等，仍不脱上官周“闽习”的影响，“为工细人物”，书法偶作行草，还不成熟；选材迎合世俗的也不少。这与扬州当时商品经济发达、思想较解放，审美趣味追求新颖洒脱、不拘一格的情况很不合拍。这使他困惑、苦恼，不得不改变以往的作风。谢堃在《书画所见录》中说：“（黄慎）初至扬即仿萧晨、韩范辈工笔人物，书法钟繇，以至模山范水，其道不行。于是闭户三年，变楷为行，变工为写，于是稍稍有倩托者。又三年，变书为大草，变人物为泼墨大写，于是道大行矣。盖扬俗轻佻，喜新尚奇，造门者不绝矣。”是不是左三年又三年，不必拘泥，黄慎闭门苦思、谋求变革确是事实。“喜新尚奇”并不是“扬俗轻佻”的表现，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产生了新兴的市民和市民知识分子阶层的缘故。他们较少官僚士绅和传统知识分子的封建性，较多地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那么循规蹈矩。以四王、吴恽为代表的占正统地位的画家，虽然功力甚深，却因循守旧，造成了重模仿轻创造的风气，这和他们的审美趣味格格不入，他们要求表现他们身边的或能抒发他们情绪的事物，绘画在他们来说，已不单纯是“堂前无古画，不成旧人家”的装饰，而是他们不羁的精神的需要。“八怪”画风有自身因子的作用，这片土壤的培植也许是更应重视的，黄慎也不例外。 黄慎的这一变化是显著的。在书法上他舍钟繇追二王，师怀素，变楷书为豪放狂草，又以草书笔法入画，舍上官周追石恪、梁楷，变工笔为泼墨大写，令人耳目一新。此后他的画粗犷纵横，气象雄伟。不仅取自现实的题材，如《群乞图》、渔夫、樵叟等，立意新颖，大胆泼辣地倾诉了画家的直接感受，那些取自历史的题材，如《商山四皓图》、《伏生授经图》等，也溶入了更多的个性色彩，写古人而有今意了。越到后来，他的造诣越精深，书法师怀素又突破所师，一改怀素连笔太多和缺少顿挫的不足，做到笔断意连，提顿分明。有人形容他的书法是“字如疏影横斜，苍藤盘结，然则谓山人诗中有画也可，字中有画也可。”他以草书入画，加上深厚的造型能力，完美地实践了他“写神不写貌，写意不写形”而又“神形兼备”的艺术主张。有人形容他作画是“醉则兴发，濡发舐笔，顷刻飒飒可了数十幅。举其平生所得于书而静观于造物者，可歌可泣，可喜可愕，莫不一一从十指间出之。”这样的得心应手，可谓入于化境了。他偶作山水或花卉，都是眼底心头，不计工拙，涉笔成趣。 黄慎的高超画艺，宽广的表现能力，适应时尚又不媚俗的艺术追求，使他在扬州赢得了盛誉。加上他不拿架子，“虽担夫竖子，持片纸方逡巡，不敢出袖间，亦欣然为之挥洒题署”，求他作画的人甚多，“持缣素造门者无虚日”，往往是“每晨起，拭几涤砚，蘸笔伸纸，濡染淋漓，至日旰不得息”。 地方上的诗酒文宴，少不了要拉他参加。 他在扬州的交游甚广，很难一一细说，有一位朱草衣可以一提。黄慎有《送朱草衣返江东》：⑤ 送君知早发，马首向江东。 酒政愁难禁，时宜老未工。 枯荷听夜雨，败叶战秋风。 自笑生明世，惭无一寸功。 朱名卉，芜湖人，四岁而孤，曾在吉祥寺为僧，及长，作塾师以自给。有诗名，足迹半天下。卒后葬南京清凉山，袁枚为其题墓碑“清诗人朱草衣之墓”。朱和吴敬梓是好友，吴把他写入《儒林外史》，成了牛布衣。朱在扬州待过，吴敬梓经常来往扬州，最后客死扬州，《儒林外史》多写扬州事，联想到另一小说《红楼梦》也与扬州关系密切，几乎都与“八怪”的形成同时，这一文艺现象倒是颇堪玩味的。 雍正四年（1726年），黄慎得到一个木瘿，自制成一只瘿瓢，取别号为“瘿瓢山人”。 黄慎在扬州立住了脚跟，经济上也有余裕，事母至孝的黄慎次年（雍正五年1727年）特地回到宁化，把母亲和弟弟一道接来扬州。垂老的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有成就了。这时距黄慎离乡已八年之久。 迎母亲的路上，黄慎在江西瑞金县，会见了他曾私淑过的前辈画家上官周，谈了不少扬州的情况。上官周《会瘿瓢山人于绵溪》诗中有句云：“得意光阴容易过，趁心佳制不愁贫”，可说是黄慎生活的实况。诗中没有涉及谈艺的事，大概画道不同，不便深谈了。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郑板桥寓居扬州天宁寺读书，时李鱓亦居此，黄慎得与郑、李结交。黄在天宁寺作《米山》小幅，郑板桥题云：“雍正六年八月，与李复堂同寓扬州天宁寺作”，⑥为他们的订交留下了佐证。 次年，黄慎游邵伯镇艾塘湖，又与边寿民、李鱓合作设色《花果图》折扇面，黄慎画的是一枝写意菊花。这幅难得的珠联璧合的佳作，今藏苏州博物馆。 从黄慎画的题署看来，黄慎奉母到扬州，先住杨倬云刻竹草堂，杨星嵝的双松堂，后移居广储门附近的美成草堂，在美成草堂作画最多，大概直到他奉母还乡前，没有离开过这里。 这期间黄慎还到过淮安和南京。南京是他旧游之地，在那里作了不少画，如《人物、山水、花卉画册》、《捧盂老人图》等。也作了不少诗，《江南》六首中有“十年舒啸谢公楼”、“十年客类打包僧”的句子，是这次重游勾起的回忆。 黄慎的母亲在扬州住了八年，终因思乡心切，要求回家。 “山人思母，则迎母来；山人之母思归，则将母去”。雍正十三年（1735年）春天，黄慎携家奉母归闽，结束了他第一次在扬州12年的生活。 三、重对扬州月
黄慎回到故乡，一面侍奉老母，一面鬻画为生，心里仍时时恋着扬州。他有《忆江都元夕》 松棚灯影斗婵娟，从古扬州不夜天。 彩燕双飞春几日，烛龙跳舞纪前年。 家山归后无诗草，酒肆曾输卖画钱。 还忆喧阗追胜事，小东门外曲江边。 扬州的元宵（自正月十三至十五），灯火通宵达旦，尤以小东门和曲江一带最好，沿街搭起松棚，缀以流苏，陈列各色灯彩以竞奇，银花火树，歌吹拂天，观灯者摩肩接踵，漏尽方归。这种景象映衬出扬州当日的繁华和文化生活的盛况。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画家才易为立足谋生。与家乡相比，扬州毕竟有它的独特之处。 黄慎怀念扬州，扬州旧友也难忘黄慎。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郑板桥在扬州枝上村，为黄慎的《梅花冢》册页补题了清初诗人吴嘉纪、李沂的吊史阁部（史可法）墓的诗。诗书寓深情，“八怪”的道艺之交，至今仍令人感佩不已。 “八口之家”，黄慎的生活担子不轻，五六十岁的人了，仍要外出奔波作画。为了能时时照顾垂暮的母亲，他没有远去，常常辗转于长汀、连城、永安、福州一带，这段时间是他作画最多的时期之一。 黄慎在家乡的一个大动作，是倾其所有请求官府为他的母亲建立节孝坊表（俗称牌坊）。黄慎的母亲年轻守寡，在极度贫困中，上敬翁姑，下育子女，并能教导儿子自立上进，确实表现了封建社会中一位穷苦妇女的不畏艰辛，吃苦耐劳，善良朴实的可贵品质。黄慎的为人为艺，和这位母亲的影响难以分开。对这样一位母亲，在黄慎看来，不是一般孝顺侍奉所能报答，必须建坊旌表，光耀当时，流芳后世。这个举动对地方也是很风光的，当然被批准了。自己出资请表建坊，所费甚巨，卖画所得几乎告罄。乾隆十年左右，黄慎母亲去世，享年76岁。治丧营葬，又用去不少，黄慎真的倾其所有了。 此后黄慎继续卖画于南平、沙县、建阳、崇安诸处。其间曾应巡台御史杨开鼎（玉坡）之约欲去台湾，途经长汀、龙岩、南安、泉州而至厦门，后来因故折回了。 乾隆十六年（1751年），65岁的黄慎又来到扬州。一别16年，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新鲜。他在《维扬怀古》中说： 水关凫舫接，不到几回春。 为问新巢燕，今非旧主人。 紫箫歌白纻，花幰想芳尘。 惟见邗沟外，垂杨翠可亲。 多年不到扬州，新巢燕已不识旧主人，然而邗沟外的垂杨还是那样青翠可亲，不变对故人的一片深情。扬州毕竟是亲切的！ 老朋友对黄慎的情谊一如既往，旧相识的刻竹草堂和双松堂，仍然是黄慎的下榻之地。 鬻书卖画之余，少不了诗酒唱和，旧雨新知，加上同乡的邂逅相逢，颇不寂寞。乾隆十八年（1753年），卢见曾再任两淮盐运使。这位爱才好士的官吏十多年前曾任过两淮盐运使，因被盐商诬告去官，乾隆五年九月贬戍塞外军台三年。这次再任，心情很不一样。卢折简招黄慎宴饮，并出示被贬戍的《出塞图》。黄慎对这位好接纳四方文士、主持风雅的雅雨山人深表同情和钦佩，作有《卢雅雨鹾使简招并示“出塞图”》： 东阁重开客倚栏，醉中出示塞图看。 玉关天迥驼峰耸，沙碛秋高马骨寒。 经济江淮新筦钥，风流邹鲁旧衣冠。 只今重对扬州月，笑索梅花带雪看。 “八怪”几乎个个与卢雅雨交好，这位“文章太守”对当时扬州的文化艺术确实起了扶持与推动作用。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初三，黄慎参加了郑板桥发起的酒会，此外还有程绵庄，李御、王文治、于文浚、金兆燕、张宾鹤、朱文震共计九人。他们之中有画家、有书法家、有诗人、有学者，皆一时名家。郑板桥即席作九畹兰以志其盛，显示了一种活跃而和谐的文化气氛。 这中间，黄慎曾住淮阴，如皋等地访友卖画，为南通诗人、画家丁有煜（个道人）作过工笔肖像并题句。有一则关于黄慎的传说： （黄慎）赴友人饮，见其邻腐肆之女而悦之，囊无资，不能致也。乃画一仙女，张之装裱之肆。盐商以重值购之不可，问其所欲，则以实告。商因买腐肆女，易之。⑦ 这应是指黄慎在扬州娶“小妇”（纳妾）的事。从另一面看，也可见当时黄慎绘画的为人所重和润格之高。 黄慎画名高，从他学画的人也多。可以查考的有李乔、罗洵、巫逊玉、陈汝舟、伍君辅、刘非池、张试可等十余人。镇江人来扬州卖唱的蒋璋（蒋侉子）也举黄慎一派、假冒黄慎的伪作，不少是出于这些弟子之手。 在扬州一待又是六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71岁的黄慎在友人的劝说下，终于最后离开了扬州。回到家乡后他仍离不开写诗作画，还到过永安、建宁、崇安及江西广昌等地。年虽迈创作激情不减，晚年的作品愈显得老辣而苍劲。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的诗作由宁化知县陈鼎删选并捐俸刊刻，这就是今天能看到的《蛟湖诗钞》。 从罗聘怀念黄慎的“自从归去武夷曲，日听仙乐寻古春”的诗句来看，黄慎晚年的心境是平静欢娱的。他的卒年有多种说法，大概活了80多岁，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八月，葬于福建省宁化县城北郊茶园背。 黄慎死了，黄慎的艺术常青。 郑板桥说：“画到神情飘没处，更无真象有真魂。” 杜瑞联说：“……其画以苍老生动为宗，略似八大山人，险辟逊之，遒劲则过之矣。” 钱湄寿说：“不以规矩非其病，不受束缚乃其性，迂倪无此豪，颠米无此劲，目之为怪大不敬。” 齐白石说：“余在黄镜人家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然之趣。决定从今大变。” 种种评述，说明了一个事实：黄慎的艺术活在今天，活在明天！ -------- 注： ①王步青《题黄山人画册》。 ②雷鋐《闻见偶记》。 ③许齐卓《瘿瓢山人小传》。 ④见扬州博物馆藏《草书自作五律六首》卷子。 ⑤见注④。 ⑥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五十二。 ⑦见《雨窗消意录》。 附：许齐卓《瘿瓢山人小传》
瘿瓢山人者，闽汀之宁化人也。性颖慧，工绘事。自其少时，于山川、翎毛、人物，下笔便得造物意。已乃博观名家笔法，师其匠巧。又复纵横其间，踔厉排奡，不名一家，不拘一格。虽古之董、巨、徐、黄，不能远过也。 予曩莅绥阳，山人方饥，驱走四方。及山人返里居握手外，于笔墨间快领山人意趣，知山人挟持有过人者，非一切弄笔渖墨之所可冀也。 山人尝言：予自十四五岁时便学画，而时时有鹘突于胸者。仰然思，恍然悟，慨然曰：予画之不工，则以余不读书之故。于是折节发愤，取毛诗、三礼、史汉、晋宋间文、杜韩五七言、及中晚李唐诗，熟读精思，膏以继晷。而又于昆虫、草木，四时推谢荣枯，历代制度，衣冠礼器，细而至于夔夔蛇风，调调刁刁，罔不穷厥形状，按其性情，豁然有得于心，应之于手，而后乃今始可以言画矣。呜呼，观山人之画，读书格物之学，可以奋然而兴矣。 予尝拭棐几，净端石，磨古墨，濡名笔，以待其至。至则解衣盘礴，谭玄道古，移日永夕，若忘其为欲画也者。促之再三，急索酒，力固不胜酒，一瓯辄醉。醉则兴发，濡发舐笔，顷刻飒飒可了数十幅。举其生平所得于书而静观于造物者，可歌可泣，可喜可愕，莫不一一从十指间出之。虽担夫竖子持片纸，方逡巡不敢出袖间，亦欣然为之挥洒题署。当其意有不可，操缣帛郑重请乞者，矫尾厉角，掉臂弗顾也。 顾山人漫不重惜其画，而常自矜其字与诗。章草怀素，张之壁间，如龙蛇飞动。长篇短什每乐以示人，仓遽忙迫，牵人手，口喃喃，诵不休。或遗忘，则回首顾其徒曰：云何，云何？其磊落自喜如此。 山人心地清，天性笃，衣衫褊袵，一切利禄计较，问之茫如。而所得袜材赀，尽举以奉其母。母节孝，为倾囊请于宫，建立坊表。妻与子或至无以糊其口。山人，孝子也。岂徒以画师、诗人目之哉！ 山人姓黄，名慎，字躬懋，改字恭寿。 合肥许齐卓撰。 《蛟湖诗钞》卷首 第八章 朝夕过从风雨中
-------------------------------------------------------------------------------- ——汪士慎和高翔 “扬州八怪”之间，资历有深有浅，相识有早有迟，相聚有久有暂，思想和艺术风格也不尽一致，但他们都能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切磋技艺，相濡以沫，一扫文人相轻的旧习，结成了深厚的道义之交。这中间，相交最久、过从最密的，要数汪士慎和高翔。打开汪的《巢林集》和高的《西唐诗集》，两人赠答唱和之多，所记踪迹之详，为他人集中所少见。真做到了“相交相爱垂垂老，朝夕过从风雨中”。（汪士慎《赠西唐五十初度》）。他们还有个共同之处，一生都比较单纯和平淡。也许正是这种如水的生活，如水的友谊，倒酿出了更为深永的滋味。 关于汪士慎，还很少有资料提供他青年时期——而立以前的生活情况。他的籍贯，一说是安徽休宁，一说是安徽歙县，据最近的研究结果，应以徽州府治所在的歙县为是。不过在古代，休宁即歙县地，后来才分置的，明清时同属徽州府，说成休宁，未为无因。他出生的具体地点是歙县富溪村，在黄山脚下，今已划入黄山市的范围。休宁、歙县是产名茶的地方，富溪村皆以种茶为业，汪士慎嗜茶成癖，茶道甚精，有“茶仙”之称，大概和他的出生地大有关系。歙县的特产有“徽墨”、“歙砚”，为“文房四宝”中的上品。歙县过去因山多地少，人口较稠，外出经商者甚众，形成了很有声势的“徽帮”。当时在扬州专营两淮盐务和在国内经营典当业的多为徽商，“徽州朝奉”（当铺的掌柜）是出了名的。徽州富商中（例如两淮盐商中）不乏姓汪的，看来汪士慎的家庭不属这样的门第，而是一个清寒之家。他年轻时即选择书画为生的道路，后来又长期寄迹他乡，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他字近人，号巢林，又号溪东外史，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曾取过多种别号。按其排行，人称“汪六”或“汪六先生”。生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年）。他的《巢林集》中的诗作，均写于来扬州之后，颇有反映家乡风物和青年书画生涯的内容，不过可以想见，身居黄山脚下，日夕与黄山相对，黄山的云海松涛，奇峰怪石，瞬息万变的神异景色，潜移默化地培育了他的艺术情怀，当是无可置疑的。汪士慎来到扬州，约在30岁左右，即康熙五十五年左右。那时扬州虽然还没有达到后来乾隆说的“广陵繁华今倍芳”的程度，但随着盐业和漕运的发展，扬州的商业之盛和消费水平之高，已是全国在数的几大城市之一，康熙六次南巡，过扬州，尽管不如乃孙乾隆六次南巡的奢华糜费，为了接驾，扬州仍有不少动作。即以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第五次南巡来说，那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既是江宁织造，又是两淮巡盐御史，大修扬州塔湾行宫（遗址在今三汊河高旻寺内），当时的盛况是：“行宫宝塔上灯如龙，五色彩子铺陈古董诗画无计其数，月夜如昼。”如《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嬷嬷说的：“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字竟顾不得了。”也即诗人张符骧所讽刺的：“三汊河干作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接驾的需要（铺陈诗画），装点风雅、文化消费的需要，就像扬州当时的茶楼酒肆“甲于天下”一样，寄居扬州的诗人、画家，人数之多，也是全国之最。人多，竞争也激烈。一个初到扬州的人，没有有力者的扶持资助，没有面目一新的笔底功夫，在这块土地上立足是很困难的。 汪士慎来到扬州，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实。在形单影只的孤立情况下，从一开始，汪士慎就得到马氏兄弟的热情庇护与支持。 谈到“扬州八怪”，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涉及到马氏兄弟，他们或多或少的，或临时或长期的，都从马氏兄弟那里得到过帮助。能进出于马氏的街南书屋或小玲珑山馆，对学者、诗人、书画家来说，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慰藉。主人的横溢的才华，豪爽的性格，热忱的态度，和他家丰富的藏书、优雅的环境，使众多的文化名人宾至如归。生活上的照顾固不必说，那种热烈而和谐的文化艺术气氛，使每一个到这里来的人受到感染，也在相互交流中得到教益。当时在扬州比他家富有的盐商多矣，奉承皇帝者有之，供自己挥霍者有之，一掷千金聊博一快者有之，当然也有商而不俗，关心文化的，但像马氏兄弟这样以扶持文化为己任，不吝金钱，长期不懈，乐此不疲，却是极难得的。杭世骏《道古堂文集》中说：“半查（马曰璐号半查）兄弟不以俗学缮性，而志不求时名。清思窃渺，超绝尘埃，亲贤乐善，惟恐不及。”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引陈章的话说：“以道义相劘切，以文章相期许，风雨晦明，始终无间。……而岂世之务声气、矜标榜所可同日语哉！” 不是过份之誉。 也许是同乡的缘故吧（马家祖籍安徽祁门），汪士慎来扬州不久就作客马家，并长期在这里生活，得到的照顾自然较“八怪”其他人为多。汪士慎有别号“七峰居士”，据说就因为马家小玲珑山馆有个七峰草堂。 马氏兄弟与诸名士结有邗江吟社，金农、高翔、华嵒、陈撰、厉鹗、陈章、姚世钰、蔡嘉、朱冕等，都是吟社中人，汪士慎很快与他们结下了友谊，经常一起，诗画交流。有记载的汪士慎雍正七年（1729年）所绘竹石图，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与汪士慎交谊最深的，当推金农和高翔。金农是画梅高手，汪士慎也最擅画梅。据载马氏兄弟曾从南京移来老梅树十三本，植于小玲珑山馆，一时诗人皆有诗描述，汪的写梅，也许与此有关吧。高翔也以画梅著称。金农对他们的画梅，极为赞赏，曾写道： 舟屐往来芜城，几三十年，画梅之妙，得二友焉。汪士慎巢林，高翔西唐，人品皆是扬补之、丁野堂之流。巢画繁枝，千花万蕊，管领灞桥风雪中；西唐画疏枝，半开軃朵，用玉楼人口脂，抹一点红；良缣精楮，各臻其微。 艺术家的相互推崇，溢于言表。但金农性好游，常常外出，朝夕相处的，唯有高翔。 汪士慎和高翔的足迹，几乎遍及了扬州的角角落落。他们联袂泛舟在瘦西湖的前身保障河；眺望今蜀冈观音山一带的隋宫故址；维舟在据说为避免隋炀帝的葬处遭受雷击而建起的铁佛寺（在今蜀冈茶场）；宴饮在王渔洋集众“修禊”，唱出了“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的红桥；踏访过西北的田野和历史陈迹；登过纪念李善注《文选》的“文选楼”。在小玲珑山馆里拍案诵诗更是常事。只要多日不见，便有诗相寄或相忆。汪士慎《赠西唐五十初度二首》之一云： 猿鹤狐踪不易同，到今谁复问穷通。 七条弦上知音少，三十年来眼界空。 每欲放杯还藉酒，不言生计转如篷。 相交相爱垂垂老，朝夕过从风雨中。 他们确是“知音少”中的知音，“眼界空”中的知心，决非世俗之交所能相比的。 乾隆三年（1738年）和四年（1739年）汪士慎曾两次游越。渡钱塘江，谒曹娥庙，登小白华山，观浙江涛，兴致是很高的。待回到扬州，原来视力很差的左眼却失明了。画家失去一目，其不幸可知，但他认为少一目更能安心作画，未尝不是不幸中之大幸。仍作画不辍，且越发精神了。59岁（乾隆十九年，1754年）秋天，汪士慎在扬州北城边买了一处“蓬窗”小屋，作为养老之所，并画了一幅《移居图》。厉鹗题云： 买屋古城下，闻君喜客寻。图书初检校，邻曲共幽深。 扫壁除蛛网，开窗纳树阴。自怜流转意，对此一沉吟。金农赠诗云： 落落与君好，相怜老勿谖。此生同瓦砾，无累及儿孙。心外得太古，耳中思妙言。草堂赀若办，先办种鱼轩。 汪士慎在这所茅屋里，布衣蔬食，品茗读书，写字作画，生活是安宁的。厉鹗题汪士慎的《煎茶图》说： 巢林先生爱梅兼爱茶，啜茶日日写梅花。要将胸中清苦味，吐作纸上写梅花。要将胸中清苦味，吐作纸上冰霜桠。……先生一目盲似杜子夏，不事五侯恣潇洒，肯留一目著花梢，铁线圈成春染惹。……① 汪士慎自己也很自得，曾自刻一印云：“尚留一目著梅花”。对他的八分书（隶书），厉鹗又说： ……巢林居士老好事，典农不惜穷蒐罗，手摹心追成笔冢，坐卧三日难同科。腕悬仍似蚕头篆，笔磔稍存隼尾波。……② 盲一目后书画创作上出现的新境界，使他的作品更为人所重了。 乾隆十七年（1752年），67岁的汪士慎右眼也失去光明，完全成为一个盲人了。别人都为他的双目失明担扰，他似乎颇为泰然。金农有真实的记述： 乾隆壬甲（十七年）初春，春雪盈尺，湿突失炊，予抱孑影，坐昔聊之庐，……是日汪隐君巢林，著屐扶短童相访云：“衰龄忽而丧明，然无所痛惜，从此不复见碌碌寻常人，觉可喜也。” 瞎了双眼可以不再看见蝇营狗苟的庸碌之辈，省心省事，反觉可喜。这是旷达语，然而仔细想来又何尝不是无可奈何的伤心之语？ 深居蓬门僻巷，交游本来不多，失去双目不能作书作画，来往的人更少了，除了“三四素心，时相过从”，门前冷落得很。汪水慎耐得住寂寞，也忍得住“蓬生三径逐年贫”的生活，但失明剥夺了他视若生命的书画创作，这种痛苦毕竟是难以忍受的。金石篆刻家丁敬向他索画梅，他的回书是“目已失明，不能复作”。丁敬回想起十年前（乾隆九年甲子）与他在扬州相识的情况，不胜感慨。因次当日汪士慎《腊八日集寒木山房，喜钱塘丁敬身至》的原韵，回了一首诗： 邗江惜别十冬春，每忆茅堂满案尘。 赵壹门闲时谢客，梁鸿灶热肯因人。 饮安茗乳平生嗜，画断梅花宿世因。 肉眼已无天眼在，好看万象又更新。 好个“肉眼已无天眼在”，这话给丁敬说准了。艺术家眼瞎，心是不会瞎的。出于意外的领会和难以遏制的创作冲动，汪士慎突然提笔写了一幅狂草大字，他本能地感到，这不比失明以前差。他迫不及待地赶到金农的住处。金农记道： 汪六士慎，失明三年，忽近展纸能作狂草，神妙之处，俨然如双瞳未损时。知予卧病萧寺，自携大书一通见赠。……相对终日，尘事俱忘。 汪士慎的喜悦，金农的喜悦，两位艺术家尽在不言中会心默契，达到了如何神妙的地步。 还有一件事使汪士慎得到极大安慰的，是他的诗集《巢林集》，由马氏兄弟替他雕板印成了。
汪士慎“朴不外饰，俭不苟取”，他的晚年是孤寂贫困的，但他得到的是知友们的理解，他别无所求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汪士慎在他的城隅草屋中与世长辞，享年73岁。这位象梅花一般一生疏淡的老人，也象梅花的一缕清香那样消逝了。 “扬州八怪”中，扬州本籍人不多。李鱓、郑板桥是兴化人，兴化隶属扬州府，罗聘原籍歙县，出生扬州，他们都可以说是扬州人。但最具扬州人资格的却是高翔。高翔为扬州府甘泉县人。甘泉县是雍正年间析江都县地而另置的县，其治所仍在府治所在的江都县郭内，高翔当是道地的扬州人。 高翔的家世所知不多。他父名玉桂，字燕山，号竹屋，是江都贡生。终身也就是个贡生，没有做过一官半职。会做诗，有《秋轩诗草》。只会做诗饱不了肚子，所以到高翔出生时已没有房产。高翔的一生是在一处名字很好听（“五岳草堂”）、事实是“所栖唯一庵”的地方度过的。据马曰琯贺高翔50大寿的诗上说：“与君同调复同庚”，他们是同年。马曰琯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高翔亦生于是年。他字凤冈，号西塘，别号有西唐、西堂、犀堂、山林外臣等。从“山林外臣”联系到他有一方印章“臣高翔”，大约他已经具备了秀才的资格，但也到此而已。 高翔青年时代就过着清寒生活。曾教过蒙童，这种收入是很菲薄的，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匡床自在拥寒衾，卧听儿读妻织履”。他穷，穷得清高，穷得自在，像“猛如食叶蚕”似的好学不拙。他和汪士慎一样，交游很少，“避客年来高凤冈，扣门从不出书堂”③，关在家里种花、养鸟、写篆字、画梅花。孤傲不群和嗜学成癖的性格，使他在学问词章、书法绘画上自成高格。 孤傲不群不等于没有知心朋友。他最早的知心朋友是马家兄弟。据有关记载，高翔家的“五岳草堂”在扬州新城西北，与马氏兄弟的住宅相近，几乎是“两家老屋常相望”。这座草堂虽简朴，环境却不凡。汪士慎有诗云：“五岳堂上生清风，檐花石竹香濛濛。两深苔老户常键，二分月堕蓬蒿中。”这样一处住所，住着这样一位年轻才人，马氏兄弟当然很快就结识了。高翔、马曰琯“同庚”，当时都是15岁，又是“同调”——有共同的爱好和情调，从此他们成了密友。弟弟马曰璐更进一层，把这位年长几岁的朋友看成是老师——“烟云翰墨亦吾师”。 成为马家的常客，生活上得到资助固不必说，重要的是结识了一批意气相投的同道。邗江吟社的一班诗友，如金农、汪士慎、华嵒、高风翰、陈章、陈撰、丁敬、厉鹗等，先后成为高翔的挚友。应该说，高翔艺术上的成就，他的声名的传扬，小玲珑山馆这块艺林聚珍之地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在这些朋友中，相处最为投契的是汪士慎。上面已提到过他们联袂出游、相互关切的情况，他们在艺术上的合作也不比一般。乾隆七年（1742年）元宵前一日，高翔在小玲珑山馆朗诵他自作的《雨中集字怀人诗》120首，汪士慎击节称赏，作《试灯前一日集小玲珑山馆听高西唐诵雨中集字怀人诗》： 细听子吟诵，琅琅山馆清。 所怀多相识，入耳是新声。 春雨得诗句，东风寄远情。 今宵作餐会，花径已灯明。 这是两颗诗心碰撞而溅出的诗的火花。 乾隆八年（1743年），高翔与汪士慎在小玲珑山馆合作绘《梅花纸帐》巨制，疏干繁枝，交相辉映，获得一致赞誉。唐建中、程梦星、马曰琯、马日璐、厉鹗、方士庶、陈章、闵华、全祖望等都题诗于上，传为艺术史上的佳话。 高翔与汪士慎、二马的友谊数十年如一日。高翔50岁生日，汪有贺诗，前已引。马曰琯亦有《寿高西堂五十》两首： 十五论交今五十，与君同调复同庚。 琴书偃仰堪晨夕，风雨过从直弟兄。 贫里能忘三径隘，秋来多感二毛生。 频年踪迹追相忆，酒绿灯红倍有情。 掩却书关昼懒开，更教锸棘护苍苔。 卷帘或有鸟窥席，抬眼惟邀月入怀。 未许人来怜遁迹，几曾天不厚清才。 松筠健质婴儿性，日日斑衣戏老莱。 情真意切，写出了他们亲如兄弟的友谊，写出了高翔的品格和境遇，也写出了人世的沧桑，非知已不能熨贴如此。顺便说一句，从第二首的最后两句看，50岁时，高翔的高堂尚健在。 后来汪士慎在北城隅购置草堂，与高翔更邻近了。高家的“五岳草堂”和汪家的“青山旧馆”，是他们的常聚之所，“一屐走深巷”，别有一番画意诗情。他们的住处，与小玲珑山馆近，与金农寄寓的三祝庵、高凤翰寄寓董相祠（董仲舒祠堂）、罗聘的住宅弥陀巷也相距不远，都在新城西北隅。这里成了“八怪”汇聚的特别文化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翔与石涛的关系。石涛晚年寓扬州，按《扬州画舫录》的说法，高翔“与僧石涛为友。”石涛比高翔大四五十岁，是忘年交，其关系在师友之间。《广陵诗事》载： 石涛和尚自画墓门图，并有句云：“谁将一石春前酒，漫洒孤山雪后坟。”诗人高西唐（翔）独敦友谊，年年为之扫墓酹酒。闵帘风有《题石涛墓门图》诗云：“可怜一石春前酒，剩有诗人过墓门。” 闵华字帘风，江都人。他在上引两句诗的后面自注道：“诗人高西唐独敦友谊，至今犹为之扫墓。”石涛墓在平山堂后，身后无人，唯有高翔年年为之扫墓，至死弗辍。“独敦友谊”，表现了高翔对这位前辈艺术家的敬重和他的古道热肠。孤傲不群和独敦友谊在高翔身上是如何突兀而和谐的结合！高翔逝世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享年67岁。病中，友人们十分关心，马曰琯有《问西唐疾》： 念切平生友，敲门问讯频。 窗虚通药气，秋冷怯吟身。 以我霜加鬓，怜君病损神。 何时杯酒共，把臂复相亲。 他们频频探讯，嘘寒问暖，多么希望这位老画师病愈而起，“把臂复相亲”。然而他竟然过早地走了，怎不令人“一想一沾衣”。马曰琯《哭高西唐》两首之一云： 狷洁不可浼，高风人共尊。 烟云托性命，枯菀付乾坤。 以我平生久，重君交谊存。 深情难尽说，痛哭返柴门。 深沉的感情表达了生死不渝的交情，马氏不以富贵傲贫贱的敦于友谊，堪为典范。“高风人共尊”，高翔可以无憾矣。 这时，68岁的汪士慎，蛰居茅屋，双目失明，已经无泪可洒了。 汪士慎、高翔俱以画梅闻名，正如金农所说，汪“画繁枝，千花万蕊”，高“画疏枝，半开軃朵”，一是“管领冷香”，一是“抹红一点”，各臻其微。他们当然不只是画梅花，但汪士慎基本以花卉为主，高则花卉、人物、佛像、山水俱有佳制。《冬心先生集》卷首“冬心先生四十七岁小像”，即为高翔所绘，他还画过观音大士像。高翔的山水有渐江、石涛的纵姿，也吸取了元四家之一倪云林的简静工整。《弹指阁》是高翔的代表作之一。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载：弹指阁在天宁寺下院的枝上村，“南筑弹指阁三楹，三间五架，制极规矩。阁中贮图书玩好，皆希世珍。阁外竹树疏密相间，鹤二，往来闲逸。阁后竹篱，篱外修竹参天，断绝人路。”在高翔笔下，即简练明洁地再现了这个环境，又弥漫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幽冷静之气，观之如入清凉世界，确是出神入画之作。此画今藏扬州博物馆。 有人将高翔和高凤翰、李世倬、允禧、张鹏翀、李师中、董邗达、王延恪、陈嘉乐和张士英称为“画中十哲”，颇严谨的郑昶的《中华绘画全史》又列十哲为以王原祈为开山的娄东派的嫡系。这和“八怪”的风格相差甚远。不过从这矛盾的分类中，可以追寻“八怪”承先启后或继往开来的线索，也是不无启发的。 汪士慎和高翔还精于篆刻，当时与丁敬齐名，他们都为金农制过印，“无印不佳”。高翔与高风翰、潘西凤、沈凤称为印中“西凤”，这在篆刻史上是值得深究的。 他们都是诗人。汪士慎生前刻有《巢林集》；高翔生前编成《西唐诗钞》，并请友人陈章写了序，但未及刻印就去世了。为画名所掩，他们的诗不如他们的画那样为人所熟知。 -------- 注： ①厉鹗《樊榭山房续集》卷一。 ②同上卷八。 ③董耻夫《扬州竹枝词》。 第九章 自笑一身浑是胆
-------------------------------------------------------------------------------- ——李方膺 一、波涛宦海几飘蓬 雍正十年（1732年），在当时的山东青州，发生了一件极不平常的事件：一大批来自兰山县的民众，要求轮流探视关在青州监狱里的一名犯人。当得不到允许时，老百姓就围聚在监狱外面，把担来的钱贝鸡黍等慰问品，从墙外往里投，把屋上的瓦沟都填满了。这样做，虽然关在狱中的那位犯人得不到什么，但老百姓却表达了同情和宣泄了愤恨，心里觉得好过些。 原来关在狱里的，是刚上任不久的兰山县的一位县令。这位县令才到任，就碰上了压在他头上的封疆大使——河南总督王士俊下令要“垦荒”。垦荒，从名义上来说，并不是坏事。可是这位总督既不了解民情，又没有经过周密筹划，只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和好大喜功，便硬行规定每县的开垦目标和严格的完成期限。那些唯上峰鼻息是仰的太守们更是不顾农民的死活，催逼不已，有的官员还乘机勒索，弄得农民不仅不能从事正常生产，反而加重了不堪承受的负担。这位兰山县令是个明白人，看出这是“借垦地之虚名，而成累民之实害”，力陈开垦之弊，面对太守的日夜催迫，郑重表示：“虚报无粮，加派病民，不敢腈附粉饰，贻地方扰”，坚决不予执行。他这种态度，大大扫了总督王士俊的兴，王一怒之下，捏造个罪名，把他投入了监狱。 这位县令为民请命而得罪，老百姓当然站在他一边，于是发生了上面提到的事件。 其实，这位县令被诬已不是第一次了。在这之前，他经历过一次宦海风波，但没有这次严重罢了。 看得出来，这位县令是位爱民、务实、有胆识的小官吏。然而他后来知名于世的，主要不在政绩，而在另一种本事—— 画艺，或者说，是为政的经历促成了他的画艺。他，就是“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 李方膺，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他的家庭，据他后来追题在《三代耕织图》的诗中所说，是个“半业农田半业儒，自来家法有规模。耳边犹听呼龙角，早起牵牛下绿芜”的半耕半读的人家。龙角是他的乳名，说明他从小放过牛。这样的人家毕竟和本色农民不同，还是以读书为主。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父亲李玉鋐中进士，走上仕途；二哥擅长绘画；他是补邑弟子员。他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走父亲的路，“奋志为官”，一是学哥哥的样，“尽力作画”。起先受父亲的影响较大。李玉任福建按察使，把这个排行第四的小儿子带在身边，使他有机会听到了不少“嘉言善政”和“民生休戚，国家利病”的道理，懂得了怎样做才是一个“爱民”的好官。 雍正七年（1729年），李玉鋐到京城述职，三十四岁的李方膺陪同父亲进京。觐见的时候，雍正皇帝怜悯李玉鋐年老（一说李玉鋐与雍正有私交），问道：“有儿子和你一同来么？”李玉鋐答：“有第四子方膺同来”。雍正问：“现任何职，能胜任么？”李玉鋐答：“是个生员，性情憨直，不宜于做官。”雍正听了风趣地说：“没有先学会生孩子然后才出嫁的。”立即召见了李方膺，并把他交给河南总督田文镜，以知县录用。田文镜字抑光，汉军正蓝旗人。田不是科举出身，但因任河南布政使，巡抚期间执法严厉、政绩卓著而得到雍正的宠眷，为他特设了河南总督这一官职，田对属下的严苛是出了名的。雍正把李方膺交给田，大概有既能得到照顾，又可得到严格锻炼的意思。果然在第二年，李方膺作为生员破格出任山东乐安县令。 李方膺到任不久，就遇上了一场大水灾。救灾如救火，严重的水情使他来不及向上级报告便开仓发粮施粥赈饥，又募民筑堤防水以工代赈。不料这一救民于水灾的应变之举，竟遭到青州知府“擅动官谷”、“违例请粜”的参劾。好在这一做法是对的，李又是特任新官，因而得到田文镜的理解和庇护，未引起更大的麻烦。 灾后，李文膺亲自到附近各地勘察水利，谋求治水之道。 他在《登任城酒楼放歌》一诗中写道： 惜哉黄河水汩汩，搴茭未得纾民忧。壶中虽有酒，楼头不可留。拂衣又上黄河舟。 表现了一种追求实学、经世致用的精神。经过实地考察写下的《小清河议》、《民瘼要览》、《山东水利管窥》等著作，确实对治水利民提出了有益的意见。 雍正十年，李方膺调任兰山县令，其时正是王士俊继任河南总督。这位王总督求功心切，“喜言开垦”，李方膺力陈其弊，拒不执行，遂造成了上面所说的这场冤狱。 这场冤狱，一拖就是三年。直到乾隆元年（1736年），新皇帝追究起开垦失策忧民的事，罢了王士俊的官，并召开所有因此事下狱的人员，才使这场冤狱得以平反。那天二鼓文书传到青州，当夜李方膺就被释放了。 李方膺入都觐见，立候在军机房丹墀西槐树下，大学士朱轼指给诸王大臣说：“这就是劝阻开垦的知县李兰山也。”那些欲见而挤不上前的人，以手加额远望着说：“就是那个瘦而长，眼睛很有神的那位吗？”少宗伯赵国麟和李方膺的父亲是同年进士，握着李方膺的手说：“李贡南（即李玉鋐）真有个好儿子了！” 觐见以后，调安徽以知县任用，李方膺请假回乡奉养老母而不就任。也许是青州的这个事件给他的记忆很深吧，这次回程或稍后，他又到过一次青州。有乾隆四年十月青州题画诗云： 市上胭脂贱似泥，一文钱买一筐提。 李生淡墨如金惜，笑杀丹青手段低。 是自负他艺术上的独立不群也好，是以“淡墨”自喻，笑杀趋炎附势的“丹青”也好，不论从那一角度说，都是他自我品格的真实写照。 李方膺回乡侍奉老母，过了不久老母便去世了。奉养接着丁忧，在家乡南通一待就是十年。这十年，是他画艺大进的十年。比李方膺年长而结成忘年交的南通名画家丁煜曾说：李方膺“谢事以后，其画益肆。为官之力，并而用之于画，故画无忌惮，悉如其气。”他自己也说：“波涛宦海几飘蓬，闭户关门学画工。自笑一身浑是胆，挥毫依旧爱狂风。”为官的正直之气，经意不经意地凝聚笔端，一种雄浑恢宏的气象，便喷薄纸上了。 大约在乾隆十一年（1733年），李方膺由家乡入京候选。途经扬州时，在僧舍作《梅花册》，其中有两帧的题诗，直接提到扬州： 官阁成尘事已凋，我来僧舍画梅条。 扬州明月年年在，收拾春光廿四桥。 知己难逢自古来，雕虫小技应尘埃。 扬州风雅如何逊，瘦蕊千千笑口开。 诗中引用了南朝何逊扬州观梅的故事，引伸了杜甫“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的诗意，又和扬州明月、二十四桥连在一起，信手拈来，浑然一体。尽管何逊诗题“扬州法曹梅花盛开”的扬州是金陵，不是由唐及清所实指的扬州，即今天的扬州，但已成为熟用的典故，也就合二而一了。这些诗句咏的是梅花（画梅），又都与扬州切合，李方膺对扬州的风物是熟稔而亲切的。 进京的第二年，李方膺受命任安徽潜山县令，权知过滁州府，不久调任合肥县令。这时又逢上饥荒，他按过去的做法，自订了救灾措施，且又因不肯“孝敬”上司遭到嫉恨，太守便加了他个莫须有的“贪赃枉法”的罪名，使他罢了官。前后做县令二十年，竟三次为太守所陷，他感慨万千地说：“两汉吏治，太守成之，后世吏治，太守坏之。”话虽不免偏激，他确是吃了太守不少苦。那些说他“赃”的清知府，腰中贯满了十万雪花银，他这个“赃”县令，却依然两袖清风。没有钱不要紧，“风尘历遍余诗兴，书画携还当俸钱”，他怀着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去过另一种生活，一种不受羁绊地抒发性情、坚持信念的生活了。这时的李方膺五十四岁。 二、借园终日卖梅花
离开了官场宦海，李方膺来到了繁华的南京，借住在一位姓项的花园里。这里的景色不错，窗前浇花木，门外横清池，他便起了个“借园”的名字，在这里过起了卖画生涯。 前面说过，李方膺奉母居乡的十年，是他画艺大进的十年。他画花卉，画山水，画游鱼，都能在传神写趣中别出心机。对那些能借以一吐胸中勃勃之气的松、竹、兰、菊，更是样样精能。他画松的“虎爪龙鳞老更坚”，画竹的“满耳叮咚万玉空”，画兰的“神完气足”，画菊的“含香只自珍”，一种“落落如直矢”的自家精神直透毫端。 李方膺爱梅，据说他权知滁州的时候，一到任没会见一个人，先打听欧阳修手植梅花的所在地，当得知在醉翁亭，便急忙前往，在梅树前铺下毡毯，纳头就拜。爱梅是爱梅的秉性，爱梅的品格，其实是自我人格的外射。“庭前老千是吾师”，画梅犹为他的一绝。他画的梅，“盘塞夭矫，于古法未有，识者谓李公为自家写生，晴江微笑而已”。“为自家写生”，确是一语道破了李方膺画梅心态和内蕴。“我是无田常乞米，借园终日卖梅花”，他卖画也是以画梅为主，也许是要把他玉洁冰清的情操遍示人间吧。他的字也写得绝妙，用笔结体很像李鱓。他自称是李鱓的族侄，这或许有些关系。 李方膺只身在外卖画，但并不孤单，他和居住在南京的大诗人袁枚和篆刻家沈凤结为挚友，过从甚密。袁枚曾同时有诗赠沈凤和李方膺，在给李的诗中说： 我爱李晴江，鲁国一男子。梅花虽倔强，恰在春风里。超越言锯屑，落落如直矢。偶逢不平鸣，手作磨刀水。两搏扶摇风，掉头归田矣。偶看白下山，借园来居此。大水照窗前，新花插屋底。君言我爱听，我言君亦喜。陈遵为客贫，羲之以乐死。人生得朋友，何必思乡里。① 抒写了他们的亲密无间和许为知己。三人时常联袂出游，谈笑风生，潇洒自得，人们称之为“三仙出洞”。 李方膺还有机会结识了大篆刻家杭州丁敬。丁敬是个傲岸不群的人，在当时千金也难换其一印，但李方膺却得到过他刻赠的好几方印。有人觉得很奇怪。其实丁敬自己说得明白：“通州李方膺晴江，工画梅，傲岸不羁。罢官寓金陵项氏园，日与沈补萝、袁子才游。……予爱其诗，为作数印寄之，聊赠一枝春意。”②原来傲岸人爱傲岸人，艺术的交流达到了心灵的沟通，于是产生了最高的价值！ 在李和丁之间搭起相知的桥梁的很可能是金农。金和丁敬是终身不渝的知心密友，金往来南京又常是借园的座上客，是最有条件在双方之间结起这种翰墨金石之缘的。 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南京卖画有五个年头的李方膺要回乡了。他年龄不大，才五十九岁，而身体却渐渐不支。这年秋天，袁枚有诗为他送行，其中一首云： 小仓山下水潺潺，一个陶潜日闭关。 无事与云相对座，有心悬榻竟谁攀。 鸿飞影隔江山外，琴断音流松石间。 莫忘借园亲种树，年年花发待君还。③ 老朋友走了，留下来的人是寂寞的，多么希望能早些回来再聚。“莫忘借园亲种树，年年花发待君还”，你在借园中种的树，树上年年发的花，都在等待你回来啊！老友的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这年年底或到第二年初，李方膺才动身还乡。有材料记载，途中他曾在扬州逗留过，并和李鱓、郑板桥合作过一幅《三友图》。郑板桥有《题三友图》诗： 复堂奇笔画老松，晴江干墨插梅兄。 板桥学写风来竹，图成三友祝何翁。④ 注明的年代是“乾隆乙亥”，即乾隆二十年（1755年）。画是赠给别人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却是他们的自比，表现了他们品格上的一致性。就活动地域来说，李虽数次经过扬州，在扬州作过画，写过扬州诗，与“八怪”中的一些人有过交往，但毕竟是过路客，与“八怪”中其他寄寓在扬州者不同，主要活动是在南京，把他列入“扬州八怪”似乎有些牵强。然而只要考察一下他们的共同经历，和由这些经历所形成的共同思想和艺术趣味，进而考察他们在艺术大风格上的相似或相近之点，就不难从中得到解释了。 李方膺回乡不久就病倒了。病重时，他勉力致书袁枚：“方膺归两日，病笃矣！今将出身本末及事状呈子才阁下。方膺生而无闻，借子之文光于幽宫可乎！九月二日拜白。”⑤他是托袁枚为他写墓铭。这倒不仅因为袁枚文章写得好，重要的是相知深。 待到袁枚收到这封绝笔，李方膺已离世多日了。据送信人说：此书写于死前之一日，也即乾隆甲戌（1754年）的九月三日，这年他59岁。他得的是“噎疾”，就是今天所说的食道癌，大夫说这是怀奇负气，郁而不舒所致，非药物所能治，即是从现代的观点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袁枚不负故人，写下了《李晴江墓志铭》，可以说是有关李方膺最翔实的一篇文字。临行时袁枚盼故人再来，想不到一去竟成永诀。袁枚甚至不敢再打开李方膺的画册，他有诗说： 几番怕见晴江画，今日重看泪又倾。 十四幅梅春万点，一千年事鹤三更。 高人魂过山河冷，上界花输笔墨清。 听说根盘共仙李，暗香疏影尽交情。⑥ 纵横的老泪，挥洒着生死不渝的交情。 李方膺字虬仲，号晴江，一号秋池，又号借园主人，还有一方印章曰“木头老李”，乳名角龙。在“扬州八怪”中与扬州关系最浅，以画谋生的时间和享年也是最短的。 -------- 注： ①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九《秋夜杂诗并序》。 ②丁敬《印跋》。 ③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一《送李晴江还通州》。 ④《郑板桥集·补遗》。 ⑤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五《李晴江墓志铭》。 ⑥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三《题故人画有序》。 附：袁枚《李晴江墓志铭》
乾隆甲戌秋，李君晴江以疾还通州。徙月，其奴鲁元手君书来曰：方膺归两日，病笃矣！今将出身本末及事状呈子才阁下，方膺生而无闻，借子之文，光于幽宫，可乎？九月二日拜白。读未竟，鲁元遽前跪泣曰：“此吾主死之前一日，命元扶起，力疾书也。”呜呼！晴江授我矣，其何敢辞！ 晴江讳方膺，字虬仲，父玉鋐，官福建按察使，受知世宗。雍正八年入觐，上悯其老，问有子偕来否？对曰：“第四子方膺同来。”问：“何职，且胜官否？”对曰：“生员也，性赣，不宜官。”上笑曰：“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即召见，交河南总督田文镜以知县用。八年，知乐安。邑大水，晴江不上请，遽发仓为粥，太守劾报，田公壮而释之。募民筑堤，障滋水入海。又叙东郡川谷疏瀹法为《小清河》一书，载之省志。十年调兰山。 当是时，总督王士俊喜言开垦，每一邑中，丈量弓尺，承符手力之属麻集，晴江不为动。太守驰檄促之，晴江遂力陈开垦之弊：虚报无粮，加派病民，不敢腈附粉饰，贻地方忧。王怒，劾以他事，狱系之，民哗然曰：“公为民故获罪，请环流视狱。”不得入，则担钱贝鸡黍，自墙外投入，瓦沟为满。 今天子即位，乾隆元年，下诏罪状王士俊，凡为开垦罢官者悉召见。诏入城，已二鼓，守者即夜出君于狱，入都，立军机房丹墀西槐树下，大学士朱轼指示王大臣曰：“此劝停开垦之知县李兰山也！”愿见者或挤不前，则额手睨曰：“彼颀而长，眼三角芒者，是耶？”少宗伯赵国麟，君父同年进士也，直前，握其手曰：“李贡南有子矣！”悲喜为之泣。奉旨发安徽，以知县用。晴江乞养母家居，四年，服阙，补潜山令，调合肥，被劾去官。 晴江言曰：“两汉吏治，太守成之；后世吏治，太守坏之，州县上计，两司廉其成，督抚达于朝足矣，安用朝廷二千石米多此一官以惎间之邪？”晴江仕三十年，卒以不能事太守得罪，初劾擅动官谷，再劾违例请粜，再劾阻挠开垦，终劾以赃，皆太守有意督过之，故发言偏宕。然或挤之而不动，或踬而复起，或发而不振，亦其遭逢之有幸有不幸焉。而晴江自此老矣。 晴江有士气，能吏术，岸然露圭角，于民生休戚，国家利病，先臣遗老之嘉言善政，津津言之，若根于天性者然。性好画，画松、竹、兰、菊，咸精其能，而尤长于梅。作大幅丈许，蟠塞夭矫，于古法未有，识者谓李公为自家写生，晴江微笑而已。权知滁州时，入城未见客，问：“欧公手植梅何在？”曰：“在醉翁亭”。遽往，铺氍毹再拜花下。罢官后得噎疾，医者曰：“此怀奇负气，郁而不舒之故，非药所能平也。” 竟以此终！年六十，葬某。 铭曰：扬则宜，抑不可。为古剑，为硕果。宁玉雪而孑孑，毋脂韦而琐琐。其在君家北海之右，崆峒之左手？已而，已而，知子者我乎！ 《小仓山房文集》卷五 第十章 驱使笔墨心手狂
-------------------------------------------------------------------------------- ——罗 聘 唐代诗人李贺被称为“鬼才”。“扬州八怪”中也有一位画家被称做“五分人材，五分鬼材”。这倒不是他的画风像李贺的诗风那样冷峭，而是因为他善画鬼，并且能白日见鬼的原故。他就是罗聘，“八怪”中班辈最小的一个。 一、金农门下诗弟子 罗聘，字遯夫，号两峰，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初七生于扬州弥陀巷的一处地方。这处地方后来被罗聘命名为“朱草诗林”，名其堂为“香叶草堂”，至今尚称完好，是“扬州八怪”中唯一保留下来的私人住宅。 罗聘祖籍为安徽歙县呈坎村，21世祖乾宗公的时候迁到扬州，已经有很多年代了。父亲罗愚溪，康熙五十年乡试中过举，似乎没有做过官。叔父罗愫任过乌程县令。愚溪生有五个儿子，罗聘排行第四。罗聘有个与众不同的特征：眼睛生得碧蓝，晶莹可爱，家里替他起了小名“阿喜”。 罗家上世也算是官宦之家，但并不富裕。父亲在罗聘刚满周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罗聘的童年是在孤苦中度过的。 罗聘很聪明，读书又用功，从小就显示出博闻强记的才能。早孤促使他谋求自立。他不能像富家子弟那样读经书，钻八股，走科举的道路，他要尽快取得谋生的手段。聚集在扬州的以卖画为生的文人画家的生活给了他启示，他一边刻苦读书，一边辛勤学画，“通画学十三科，读奇书五千卷”，20来岁就在诗画方面崭露头角了。 罗聘21岁时和方婉仪结婚。方是广东布政使方愿瑛的孙女，国子学生方宝俭的女儿，和罗聘祖籍相同，安徽歙县联墅村人。她习诗书，明礼度，擅长诗画，是一位才女。生于雍正十年壬子（1732年）六月二十四日，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有“我与荷花同日生”的诗句，故又自号白莲。她与罗聘志同道合，有共同语言，是一对理想夫妻；但罗聘家境清寒，他们又是一对贫贱夫妻。“江山清淑之气，不钟于绮罗丰厚之闺阁，而生在清寒彻骨画梅相对之贫士家”，是相当真实的写照。 那期间正是卢雅雨第二次来扬州任两准盐运使，卢“工诗文，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形貌矮瘦，时人谓之‘矮卢’，……历官至两准转运使，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酬咏，一时文盛于江南”。①那时又是扬州艺苑的中心——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最盛旺的时期，马氏兄弟“勤学好问，尤好客，夙儒名士满宇内，家多藏书，高宗南巡制诗褒美，亦可谓荣遇矣。……业鹾扬州时，资产不及他氏，而名闻天下，交游啧啧称道不衰”。②故当时的说法是：“扬州为鹾商所萃，类皆风雅好客，喜招名士以自重，而小玲珑山馆主人马秋玉、佩兮昆弟尤为众望所归。时卢雅雨任运使，又能奔走寒畯，于是四方之士辐辏于邗。”卢经常往来于马家，曾在两马的协助下编选王士禛的《渔洋精华录》和朱彝尊的《经义考》，甚至因常借阅马家藏书而把在扬州的书斋名为“借书楼”。能为卢所赏识和能出入马家的，不是学有根基的学者名流就是名重一时的书画大家，寻常之辈难以厕身其间。然而年辈悬殊的罗聘竟结识了卢雅雨，并成为小玲珑山馆的座上客，这只能是罗聘横溢的才华，使这些不作溢美之词的前辈对他刮目相看。 当时相聚扬州的郑板桥、朱二亭、闵廉风、张啸斋、金兆梓等对罗聘都很看重。住在西方寺的金农，对这位后生晚辈更为青睐，常常在诗画上给予指点，罗聘对这位老画师也更为倾服，常常追随左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25岁的罗聘以诗为礼，正式拜金农为师。那时扬州为迎接乾隆两次南巡，盐商们忙着争奇斗艳地大造亭园，保障河（即今瘦西湖）和五亭桥、莲性寺白塔正在开挖和赶建，“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格局也正在形成，这两位师徒却无动于衷地躲在西方寺和朱草诗林里教学诗画。金农对这位弟子的领悟能力很赞赏，曾说：“初仿江路野梅，继又学予人物蕃马，奇树窠石。笔端聪明，无毫末之舛焉。”当时就有见罗聘如见金农的说法。金农常托罗聘代笔，罗聘作画也常请金农题署，故后来产生了金农的画全出于罗聘之手的误传。不过应该承认，在传世的金农作品中，愈是精能的，罗聘代笔的可能性愈大。这和冒名顶替不同，他们师徒俩已溶为一体了。 罗聘曾为金农画过两幅肖像，一幅《蕉阴午睡图》，一幅《金农像》（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这幅画上的金农，“方头大耳，五官饱满，浓眉下垂，有趣的是光光后脑勺上竟梳着一根细如鼠尾的小辫子，与硕大的头颅形成对照，给人一种幽默感。他表情平和、安详，敦厚的身体稳坐在横卧的石头上，人体与石头几乎融为一体。”③没有深刻的观察和亲切的体会，很难做到这样写意传神。金农也有自画像付与罗聘，题记说：“……聘年正富，异日舟屐远游，遇佳山水，见非常人，闻予名欲识予者，当出以示之，知予尚在人间也。”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是一般师徒关系可比的。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77岁的金农在扬州佛舍谢世。老师病中，罗聘尽心侍奉，死后料理丧事，两年后又在杭世骏的资助下，护送老师的灵柩归葬浙江临平黄鹤山，弟子之谊超过亲子之情。 老师死后，罗聘开始独立卖画为生，妻子方婉仪的画梅也名满扬城。但罗聘总有一桩心事不能释怀。金农的部份诗作和砚铭，生前汇刻成《冬心先生集》和《冬心斋砚铭》；《画佛题记》也在金农76岁那年由罗聘和另一弟子项均刊刻印行。可是还有不少诗作流散各地，未能汇集。循着老师生前的足迹，搜寻遗稿，编成《冬心先生续集》，是罗聘的一大心愿。再说，他也应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罗聘第一次沿着运河进了京城。 二、名动京师《鬼趣图》
按常理说，罗聘当时只是一个不知名的会画画的小文人，来到京师是很难有周旋的余地的。好在他以金农的高足的身份出现，拜访的又是金农的生前好友和对金农有所了解的人，所以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罗聘在万明寺住下不久，就拜谒了刑部尚书英竹井。英竹井即英廉，姓冯氏，汉军镶黄旗人，是一位广交游的官吏，座上宾客多为京华的显宦名流。英竹井在住处独往园接待了罗聘，对罗产生了很好的印象。由英的关系，罗聘渐为京师社交界所知，诗画游宴活动也多起来了。对罗聘最为赏识和接触最多有钱载、翁方纲、程晋芳、钱大昕、纪昀等人。钱载（1708年—1793年）字坤一，号箨石，著名的诗人、画家和鉴赏家，此时任礼部侍郎。乾隆间的许多名人都是他的朋友，金农是其一。钱载一见罗聘，就有当初见到金农一样的感觉。翁方纲（1733年—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书画均称大家，又是金石学的权威，此时任内阁学士。他对罗聘的印象是“眸子炯炯，有旷古之怀”。翁氏的《复初斋诗集》中，提到罗聘此次在京的活动最多。程晋芳（1718年—1784年）字鱼门，自号蕺园，学者、藏书家，此时为编修。他家在扬州业盐，即生长于扬州，其爱好与马氏兄弟有相似之处，“视朋友如性命，救人之患，周人之急”，但不善治生，后来很是贫困。与吴敬梓友好，又与金农相识，见到罗聘，当然倍感亲切。钱大昕（1728年—1804年）字晓征，号竹汀，著名学者，金石鉴赏家，此时为詹事。纪昀（1724年—1805年）字晓岚，号石云，著名学者，此时任编修，后任《四库金书》总纂官。罗聘与这些名重一时显贵和一流学者往还，使他在京师的声望也提高了。 有人认为，罗聘跻身于京师的上流社会，除了拜访老师的旧友和名流，为老师搜集作品外，是不是有攀龙附凤、为自己谋利的意思？从罗聘出入大人先生之门而不失衣着简朴，不改以往的豪放的风格，仍以靠卖画为生的情况看，似乎没有多少做作矫情以邀名的迹象。他画名不小，社会地位不高，生活也不富裕。更重要的，他没有被表面的“太平盛世”所迷惑，清醒地看到“盛世”掩盖下的种种黑暗。一组《鬼趣图》把他的态度表明得清清楚楚。 有一种说法，《鬼趣图》是罗聘从扬州带到京城的。仔细分析起来，这种可能不大。一是在这之前扬州没有听说过这件东西，难道罗聘一直秘不示人？二是罗聘画路很宽，功底很深，在未弄清京城底里以前，岂能贸然以“鬼”取胜？认为是他到京师以后，看到种种人态似鬼态，人趣若鬼趣的世间相，才起了创作《鬼趣图》的念头，倒是较为合理的。 《鬼趣图》一共八幅，第一幅是满纸烟雾中隐隐有些离奇的面目和肢体；第二幅是一个个短裤尖头的胜鬼急急先行，后面跟着一个戴缨帽的瘦鬼，像是主仆的样子；第三幅是一个穿着华丽而面目可憎的“阔鬼”手拿兰花，挨近一个穿女衣的女鬼说悄悄话，旁边一个白无常在那儿窃听；第四幅是一个矮鬼扶杖据地，一个红衣小鬼在他的挟持下给他捧酒钵；第五幅是一个长脚绿发鬼，伸长手臂作捉拿状；第六幅是一个大头鬼，前面两个小鬼，一面跑，一面慌张回顾；第七幅是一个鬼打着伞在风雨中急去，前面有个鬼先行，还有两个小鬼头出现在伞旁；第八幅是枫林古塚旁，两个白骨骷髅在说话。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看了使人既耸然又发笑。 《鬼趣图》在绘图技法上很有独到之处。据道光年间的学者吴修（思亭）的记载：“先以纸素晕湿，后乃行墨设色，随笔所至，辄成幽怪之相，自饶别趣。”④墨的渗透和渲染是泼墨山水的基本技法，把这种技法引用到人物（鬼物）画上，使技法和主题巧妙地结合，充分体现出鬼气和鬼趣，却是罗聘的精心创造和湛深艺术修养的表现。 《鬼趣图》描写的是谁？讽刺的是谁？或者说针对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现象？罗聘没有说，他只说画的是真事——是他亲眼见到的。他这双蓝眼睛与众不同，可以白日见鬼，他所画的就是他亲眼见到的各种鬼相。 对此，纪昀在《滦阳消夏录》中有一段记述： “扬州罗两峰，目能视鬼，曰：凡有人处皆有鬼，其横亡厉鬼，多年沉滞者，率在幽房空室中，是不可近，近则为害。其幢幢往来之鬼，午前阳盛，多在墙阴，午后阴盛，则四散流行，可穿壁而过，不由门户，遇人则避路，畏阳气也；是随处有之不为害。又曰：鬼所聚恒在人烟密簇处，僻地旷野，所见殊稀。围绕厨灶，似欲近食气；又喜入溷厕，则莫明其故，或取人迹罕到耶？所画有《鬼趣图》，颇疑其以意造作，中有一鬼，首大于身几十倍，尤似幻妄。”⑤ 言之凿凿，耸人听闻。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也是鬼影幢幢，虽非亲见，亦言得自他人。他们就真的这样见鬼、信鬼？“凡有人处皆有鬼”，“鬼所聚恒在人烟密簇处”，“所画有《鬼趣图》颇疑其以意造作”等，透露了一点秘密，鬼就在人中间，人中即有鬼，借用李卓吾评《西游记》的一句话：“妖魔反覆处极似世上人情”。《鬼趣图》者，人趣图也。 联系当时的文艺现象，这一点更为清楚。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谈鬼，袁枚的《子不语》谈鬼，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谈鬼，稍后的王椷的《夜雨秋灯录》、沈起凤的《谐铎》也谈鬼。它们之间的思想艺术高低不同，谈鬼则一。它们不像六朝志怪小说真的相信因果报应，也不像唐宋传奇小说借谈鬼以逞才情，它们借鬼喻世，借鬼讽世，直接作用于社会的目的是清楚的。这是当时一种风气，也是一种托词，谈鬼比谈人风险要小，罗聘借见鬼而画鬼，则更难究诘了。《鬼趣图》“栖毫甫竟，题翰已多”，英廉、翁方纲、钱大昕等都有题诗，后来随身携带，题句更多，各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发挥。如吴照说： 肥瘠短长君眼见，与人踵接更肩摩。 请君试说阎浮界，到底人多是鬼多。 徐大椿说： 早岁已持无鬼论，中年多被鬼揶揄。 何人学得燃犀法，逼取真形入画图。 袁枚说： 我纂鬼怪书，号称《子不语》。 见君画鬼图，方知鬼如许。 知此趣者谁，其惟吾与你。 蒋士铨对第二幅瘦鬼跟着胖鬼的写道： 饿鬼啾啾啼鬼窟，不及豪家厮养卒； 但能倚势得纸钱，鼻涕何妨长一尺！ 张问陶对第八幅两个骷髅讲话的写道： 愈能腐臭愈神奇，两束骷髅委路岐。 面对不知人有骨，到头方信鬼无皮。 筋骸渐朽还为厉，心肺全无却可疑。 黑塞青林生趣苦，莫须争唱鲍家诗。 诗画结合，《鬼趣图》的主题越来越具体而丰富。说《鬼趣图》是中国式的讽刺幽默漫画的开端，不为过份。 《鬼趣图》一出，罗聘在京师的名声大噪，当然也有人为他担心，如程晋芳就劝他：“斯图即奇特，洗手勿轻试。”画鬼遭鬼忌，掩饰得再巧妙，也会弄出麻烦来的。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秋天，罗聘画了一幅《归帆图》，表示要南归了。翁方纲、钱载、钱大昕等60余人在陶然亭设宴赠诗送别。对一介布衣的罗聘来说，称得上是一次盛会，可见他在京师的交游之广和为人所重。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罗聘到了天津，在这里，整理了金农的诗集。他在后记中说： 冬心先生既编其诗为《冬心先生集》，后复编续集一卷，……此卷亦已泯焉。……于是经年求访，倚席之讲授，好事长者之藏弆，酒亭佛寺之壁，蜡在复瓿之余，于尘藓垢蚀、缣素凋裂间，寻循点画，指定拟似，至于忘食废事，厘为一卷，仍其原序，以终先生之志。……倾诉了他搜集老师遗作的不遗余力，和溢于言表的怀念之情。 回来的路上，途经泰安。他的诗友朱孝纯在这里任太守，挽留他在泰安一住三月，恰好另一位友人朱二亭（朱笉）也来此，他们结伴而游，因风雨的原故，凡三登方造其颠。罗聘作有《登岱诗》和《游岱图》。朱孝纯《登岱诗》小叙中说：“罗君平生材艺，与山川秀美，相为映发；而又能杖履岩壑，不悭所遇，有如此者。”蒋士铨在跋中也说：“予读记与诗，奇峭奥博，不啻偕君曳履天梯石磴间，惊喜危俱，一时并见。是君既能摄有形之泰岱于行墨中，又能摄读者心魄于无形之泰岱中，神妙固如此哉！”在此游中，罗聘留下了好诗好画。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秋天，罗聘和朱二亭同舟，回到了一别四年的故乡。 三、“花之寺僧”老更贫
罗聘回到家乡，仍干他的旧营生。罗聘画梅是得金农真传的，妻子方婉仪和儿子允绍、允缵都善画梅，“罗家梅派” 传颂一时。 罗聘还抽暇到过湖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由山西回来时，正是岁末，除夕夜儿辈画岁朝图，他和妻子对酌联吟，过了一个难得的团聚之夜。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罗聘又去京师了。临行时妻子方婉仪正患肺病缠绵床榻。顾不上妻子生病仍要远离，总有出于不得已的原因吧。罗聘五月初动身，六月中旬住在济南客舍，一天夜里忽然梦见方婉仪手持自己画的梅花卷出现在他面前，说：“我，滇南去矣！”罗聘醒来，百思不解，等他八月到了京城，来自家乡的一个叫万华亭的告诉他，方婉仪已于五月十九日在扬州病逝了。这对罗聘的打击是巨大的。艺术上的同道伴侣，生活上的贫贱夫妻，相守二十七年，没有过过舒心日子，如今离他而去了，罗聘怎能不悲愧交加。此时妻梓待葬，儿子待养，罗聘却两袖空空，欲归不得。他身居古庙，对月难眠，感叹道： 空有千秋业，曾无十日资。 欲归归未得，何以慰儿痴？ 情急之下，他甚至把妻子过去写的《忍讥》诗，亲手抄录，呈送显贵，以引起怜悯博一点施舍。这次在京城虽又结识了周筤谷、桂未谷、丁小疋、王秋塍等名流，也出席过翁方纲主办的东坡生日纪念会，诗名画誉不减当年，但伸手援助者却寥寥。罗聘本来受金农佛教思想的影响很深，此时对世事更淡漠了，“人生都作画图看”——这不是新的《鬼趣图》吗？ 在京不到一年，他凄凉地回到扬州。 过去画鬼，现在画佛了。据说过去他曾做一梦，梦见自己踏进一座寺庙，庙的名字叫“花之寺”。他认为自己前世就是这座庙的住持，因起号“花之寺僧”，他画佛像，都题这个名字。无论出于什么心理状态，罗聘皈依了佛教——他逃禅了。 在扬州画了一些时画，又到南京去卖画。他住在普惠寺里，常和诗人袁枚、陈古渔、汪阿涛和画家吴先之等来往。他和袁枚的交谊最好，曾到袁枚的随园赏花，后来袁枚还将唯一的幼子寄养在罗聘家中，可见他们关系的亲密。 乾隆四十九年（1785年），皇帝要作第六次南巡了。扬州天宁寺是驻跸的行宫，天宁寺后面的重宁寺是祝祷之地，为了迎合皇帝，盐商们出资修缮，以数百金的润笔请罗聘作大幅壁画。这幅壁画当时在扬州成为名迹，可惜现在已不存在了。“八怪”中能画壁画的，罗聘是唯一的一个。 是出于菩萨心肠还是对世事的不能忘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罗聘曾应请出任瓜洲育婴堂的董事，这是有声望的人才能出任主持的。他一革营私舞弊的行为，对待孤儿“恩爱若同生”，为地方上做了好事。 罗聘始终不忘京师。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年近花甲的罗聘又带着小儿子允缵三上京城。一别十年，他现在已是名闻南北的大画师了。他在宣武门外琉璃厂观音禅寺一住下，“一时王公卿尹，西园下士，东阁延宾，王符在门，倒屣恐晚”，⑥都以能与罗聘相交接为荣。学者、诗人吴锡麒，诗人、画家张问陶，书法家伊秉绶，诗人曾宾谷，诗人、书法家王文治，学者孙星衍，学者、诗人法式善，学者、文章家姚鼐等海内知名的大家，都成为罗聘谈学论艺的翰墨之友。保安寺街翁方纲的宅第，罗聘更是常客。这时不仅京城求画的人多，朝鲜人也以重金买他的画。 手头宽裕了，兴致更豪了，屐履踏遍了京城的游览名胜，吃酒买古董不计贵贱，来得快，去得也快，“狂哆谈诗口，豪挥卖画钱”，到头来他的生活还是清苦的。加之在京的时间长了，显贵们和世俗之士对他渐渐淡了，诗文雅会也少了，“徒以绘事之精，用博名流之玩”，他不过是附庸风雅的人们使用过的工具而已。那些真与他交好的人却又爱莫能助，只有对他在异乡的冷遇表示痛惜，并劝他及早归里： ……异地之赏音已少，故山之招隐方殷。鸟倦须还，鲈香可慕。我去负东郊之未，君归卜西郭之居。他日柔舻一支，枯筇三尺，能寻夙约，来话旧游，……⑦ 罗聘来京已八年，遍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也确是“鸟倦知还”了。可是他这时卖尽衣服都还不清旧债，哪里还有回程的路费。直到嘉庆三年（1789年），亏得在扬州做盐运使的友人曾宾谷出资相助，大儿允绍赶到京城，才把父亲和弟弟接回扬州弥陀巷朱草诗林家中。 一番波折，66岁的罗聘“衰颜惨淡，老泪飘萧”，疲惫不堪了。回来不久胞兄病死，罗聘再承受不了重创，嘉庆四年（1799年）七月三日子时，这位画名甚高而生活甚苦的老画家与世长辞，享年67岁。 尽管罗聘一生在外比在家的日子多，扬州人是一直想着他并以他而为豪的。十一月十二日出葬的那一天，随柩执绋的有数千人之多，这种景况是空前的，对一位画家来说，是难得的殊荣了。他的墓地在甘泉县西乡小胡家厂，即今扬州郊区七里甸胡厂地方。 罗聘的画影响深远，世有定评。现代大画家黄宾虹说：“罗两峰之人物，绰有大家风度。”吴湖帆也说：“罗两峰全学石涛、新罗两家，而法度缜密过之。”这说明罗聘师金农不亦步亦趋，视野开阔，博采众取，融会于心而透于笔，形成大家风范。他是上承先辈传统，下启近代画风，站在交会点上的“八怪”中的旗帜独树的殿军。 罗聘的诗也写得好，有《香叶草堂诗存》。翁方纲在序中说：“冬心之诗，以含蓄见味，而两峰能尽发其所欲言。”好个“尽发其所欲言”，罗聘的诗通畅亲切，沁人肺腑，不像金农诗含蓄得有点拗涩，所以他的诗更易为人所接受。 -------- 注： ①李斗《扬州画舫录》。 ②《寄心庵诗话》。 ③引自江苏教育出版社《中华文物鉴赏》，第303页。 ④吴修《青霞馆论画绝句》。 ⑤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三。 ⑥吴钖麒《罗两峰墓志铭》。 ⑦吴钖麒《香叶草堂诗存·序》。 附：俞蛟《罗两峰传》
维扬罗聘号两峰，喜吟咏，精鉴赏。尝自言白昼能睹鬼魅：凡居室及都市，憧憧往来不绝，遇富贵者，则循墙壁蛇行，贫贱者则拊肩蹑足，揶揄百端，两峰有感于中，因写其情状，装成长轴，名曰《鬼趣图》。幅中题咏，长篇累牍，皆海内知名士，虽世俗好奇，亦由两峰腕下古趣横生，足以欣动一时，岂漫然哉！昔吴道子尝画《地狱变相》，鬼子鬼母极琦瑰谲诡；明季宛平崔道母画《许旌阳移居图》，亦有鬼魅。道子人物为古今独步，其画鬼也乃一时游戏之笔；而道母生当明季，目击乱亡，不无感慨寄托。惟宋时龚圣予直欲以鬼物见长，口哆张而目狼视，骨象狞劣，观之令人不欢。然圣予诸人，皆想象而出，故作诙诡以惊世骇俗，岂若两峰确有所睹，得于心施诸画者之为善乎！昔钱塘金寿门树帜骚坛，声称藉甚，客居维扬，两峰师事之惟谨，每作画，乞其题咏署名其上，时人遂争购之；其实寿门固未尝有片楮寸缣之作，而张浦山《画征录》得诸传闻之误也。岁辛亥，晤两峰于京邸，见所绘梅竹，雅秀多致，而于西方象教图，庄严清静，宛然面壁观心，高出诸作之上，始知两峰之伎又不止于画鬼也。 《梦厂杂著》卷七 第十一章 “八怪”何曾是八家
-------------------------------------------------------------------------------- 就像对扬州的“二十四桥”众说纷纭一样，对“扬州八怪”的人数、成员出入也说法不一。有一点似乎是一致的，“二十四桥”也好，“扬州八怪”也好，不能当作实数，只是“群体”的代称吧了。在“八怪”中，除了约定俗成的提惯了的上面八位以外，其他的“或列其中”的人物也不可不提，何况，其中有些人在书画上的成就和在绘画史上的影响，并不比那八位小，故在这里一并作简略的介绍。 一、后尚左生——高凤翰 高凤翰（1683年—1748年）字西园，号南村，晚号南阜老人，山东胶州人，住在近海的三里河村。据说他祖上“籍列盐户”，那就是盐民了。不过到他出生时，家中有池有亭，花竹繁茂，父亲高恭中过举，任过淄川教官，已不是一般晒盐亭户可以相比的。高凤翰年轻时随在淄川读书，很有才气。 淄川诗人张笃庆称赞他“佳儿弱冠弄柔翰，笔阵横扫千人军”，评价不低。《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与他结为忘年交，后来他为《聊斋志异》作跋，说：“文人失职而志不平，毋亦当事者之责也。”说明他们很相契。甚至名闻全国的诗人王渔洋临终前也要认他为私淑弟子。他有才华，也曾经“埋头荒村郁郁看屋壁者逾二十年”来学习制艺，但一再科试失意，“牢落名场无所遇”。“埋头”而曰“郁郁”，他对制艺不感兴趣大概也是事实。 科场不利就寄情艺苑。他与篆刻家朱文震，书画家兼收藏家又是鲁中名士的张杞园、张卯君父子往来甚密，受到薰陶，这对他以后从事诗、书、画、印的创作打下了根基。雍正五年（1727年），在胶州知府黄云瑞的推荐下，应贤良方正科名列一等，还在圆明园受到雍正的接见，高凤翰仕途上算出了头。旋被授为安徽歙县县丞，但上任不久即遭人诬告，经审查无据后调任绩溪县令。雍正十一年（1733年）改任江苏仪征县丞监泰州坝监掣。监掣是个管盐政的小官。他出身海边，与晒盐的亭户为邻，现在又管盐政，对盐民的痛苦深有了解，曾有诗叹道：“得盐尽入豪贾手，终年空作牛马走”。同情盐民必然要得罪“豪贾”——大盐商们。这时他的老友又是上司的两淮盐运使卢雅雨被盐商诬陷获罪流放，也顺便加了他个同党的罪名而被捕入狱。尽管他力辩无辜，拖拖拉拉还是被监禁了三年，待到冤情大白，无罪释放，他的右臂已成残废了。 从此他不再为官，以书画治印为生。右手不能活动，改用左手创作。元代郑元祐号尚左生，他沿用这个故实，号“后尚左生”，称“丁卯残人”。他早年的书画作品，风格秀劲圆润，用左手后，风格大变，他在一封信中说：“弟右手之废，其苦尤不胜言，近试以左腕代之，殊大有味，其生拗涩拙，有万非右手所及。”画如此，字如此，乃至篆刻亦如此，这种“熟后生”的“生拗涩拙”之趣，是人品与艺术的升华。 他的足迹遍及扬州、杭州、湖州、镇江、苏州各地，而以寓扬为最久。他在扬州住南柳巷大儒坊董子祠（祀奉汉代大儒董仲舒的祠堂）内，与郑板桥、金农、高翔、李鱓等友谊甚深，也是马氏小玲珑山馆的常客，书画研讨，诗酒唱和，成为佳话。郑板桥那方有名的“七品官耳”的印章，就是他刻制的。 乾隆六年（1741年），老残的高凤翰回到故乡，八年（1743年）为自己在胶县西之辛置岭挖好了生圹，并撰《生圹志》。十三年（1748年）冬病故，享年65岁。他的墓碑是后来郑板桥补书的。 二、飘蓬者——华嵒
华嵒（1682年—1756年）字秋岳，福建上杭县白砂里人。上杭县属汀洲，汀洲古名新罗，为了“不忘梓桑”，他取号新罗山人、白砂山人。后人为称呼上顺便，便叫他华新罗。又因青年离乡，至老未归，自喻为“飘蓬者”。 华嵒出生于一个造纸工人的家庭，没读几年书就辍学当了造纸坊的漕头小徒工。他人聪明，从小就喜欢书画，也喜欢写诗，经过不断努力，很有些成绩。但因他出身低微，乡绅大人们瞧不起他。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华氏家族重建祠堂，有人主张要华嵒为祠堂作壁画，族长不同意。他不服气，在一个夜晚偷偷跑进祠堂，爬上梯子一口气画了“高山云鹤”、“水国浮牛”、“青松悬崖”和“倚马题诗”四幅画，然后就远走他乡去卖画了，这年他21岁。在外乡卖画也不容易。有一次在北京他向某权贵赠画，这位权贵根本没有把他的画放在眼里，只是悯他贫贱，用原画包了银子还给他，这使他十分伤心。 康熙五十年（1718年）以后，华嵒到杭州卖画，这是他艺术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在这里结识了徐逢吉、厉鹗、蒋雪樵、吴安石等浙中的知名学者，在他们的影响下，华嵒的文化素质和艺术情趣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上游历了许多山水名胜，他的胸襟也开阔了。这个自学成才的画工，一下子跻身于文人画家之列，得到了各方面的赞扬。 雍正十年（1732年），华嵒开始了定居扬州20年的生活。他先住小东门客寓，后来结识了诗人员果堂，便住到员的家中。这位员先生“淡然咀无味，缈耳却尘喧”，只爱闭门读书，琅琅书声，破壁可闻。在这样的环境里，华嵒受到感染，更潜心于诗画的钻研了。 这时正是后来被列入“八怪”的那些人最为集中和活跃的时期，华嵒得与金农、郑板桥、高翔以及员燉、许滨、丁皋、程兆熊等结下了友谊，又经常参加马氏兄弟主持的邗江诗社的活动。在互相的切磋评赏中，华嵒从传统文人画的画风突破一层，在工笔与写意之间别创新路，表现出一种清新活泼、空灵机趣的风致，题材也由传统山水转向花鸟人物。金农在《画竹题记》中特别提到华嵒： 汀洲华嵒秋岳，……尝画兰草纸卷，卷有五丈者，一炊饭顷便能了事，清而不媚，恍闻幽香散空谷之中，…… 余恨不能踵其后尘也。 这样的境界，是在扬州的艺术氛围中酝酿而成的。 华嵒在扬州画誉颇著，但生活仍很清苦，在扬州的最后几年中贫病无依，心境黯然，发出了“我命轻如叶，漂漂浪里浮”的叹息。乾隆十七年（1752年），他70岁，怀着丧妻之痛和思子之情，离开扬州回到杭州的旧居“解弢馆”。除了写诗作画，便是靠教学授徒的收入为生，过着恬淡而自适的日子，直到乾隆二十一年去世，享年74岁。 三、小说中的人物——李葂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写了个安徽怀宁县人、考秀才中第一的人物季萑号苇萧。据后人考证，这位风流雅谑的秀才的原型，就是也被列入“扬州八怪”的李葂。 李葂，字啸村，安徽怀宁人，少年应童子试，名列第一。他诗名颇高而场屋潦倒，只好抱着“浪迹天涯无定踪”的心情奔走各地，靠卖书鬻画为生。 李葂在家乡时，得到六安州知府卢见曾的赏识，同时受到卢赏识的，还有当时任歙县丞的高凤翰。卢任两淮盐运使，高任泰州监掣，卢便把李葂也邀到扬州，成为卢平山雅集及各种诗酒集会的座上客。后来卢见曾被诬获罪，高凤翰也受到牵连，他以友人的安危为重，留扬不去，从此再也没有留心过功名。直到卢第二次任两淮盐运使，时间已过了18年，他仍是个布衣。乾隆十七年（1751年）南巡，李葂由卢的推荐，在南京龙潭接驾，奉召试诗，得到赏赐，使他感慨不已。他在扬州与李葂友善，人称“二李”。有一次郑板桥生日，他以对联为贺，打开上联是“三绝诗书画”，郑苦思冥想猜不出下联的对句将是什么，打开一看为“一官归去来”，郑板桥称妙钦佩不已。他为卢见曾画过“虹桥揽胜图”，一时为人称道。但他的作品传世不多，扬州博物馆藏有他的“墨荷图轴”，或可窥见其大致风格。著有《啸村近体诗》三卷，诗风警拔。 李葂和吴敬梓是好朋友，吴的集中有好几首赠他的诗。吴的朋友如吴檠、金榘、商盘、金兆燕等，也就成了他的朋友，相互唱酬很多。吴对他很了解，便把他写入小说中。李葂在瓜洲侨寓过，《儒林外史》中就有写季苇萧“在瓜洲管关税”的事。李葂在扬州娶过小老婆，《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就有季苇萧在扬州娶小老婆的事： ……当下搭船，一直来到扬州，往道口去问季苇萧的下处。……鲍廷玺悄悄向季苇萧道：“姑爷，你前面的姑奶不曾听见怎的，你怎么又做这件事？”季苇萧指着对联与他看道：“你不见‘才子佳人信有之’？我们风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两房，何足为奇！” 把李葂的举止口吻写得活灵活现。《儒林外史》所写的季苇萧和荀玫的关系，也即李葂与卢见曾的关系。在“扬州八怪”中，与小说作者有交往并被写入小说的，李葂恐怕是仅有的一例。 可惜对李葂生卒年，至今还不大清楚。卢见曾再任两淮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秦大士为李葂诗选作的序言上说：“卢公再任两淮，而已叹啸村之衰且老矣，未几病而归，归而卒”。以此推测，李勉当卒于乾隆十九年前后。 四、闵孝子——闵贞
在列入“扬州八怪”的画家中，闵贞学画的经历颇为奇特。他不是，至少首先不是因为爱好、因为穷，而是为了要尽孝道。 他是江西人，因侨居汉口，又被目为湖北人。相传他父母早丧，思念不已，便开始学肖像画。他追写成父母的遗容后，每到岁时伏腊，都悬挂致祭，哭得泣不成声。他的举动感动了不少人，闵孝子的名称遂传开了。 他是从肖像画入手的，所以他的人物仕女的造型都准确生动。兰叶描法是如此，阔笔大写意也是如此，不过更为奇纵跌宕罢了。扬州博物馆收藏的《八子观灯图》，可以见到这种神采。他也擅画花卉，并涉猎山水，但不多见。 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不轻易为人作画，遇到知交或寒素之人，请他画就画，不请他画他也会主动画。富贵人找他作画，付了厚资成年不见他动一笔。据说两广总督要他的画，他竟远远躲到了北京；北京显宦梁某令作画，他宁可饿两个月也不肯动笔。画是商品，更是人品，商品可卖人品不可卖，他把这种界限划得很清。 闵贞来扬州卖过画，这不能成为列他为“扬州八怪”的理由。重要的还是人格画风上的一致吧！ 五、苇间居士——边寿民
提起边寿民，人们首先想起他画的芦雁。他诗词书画兼工，尤长于花鸟，但最出名的是芦雁。苇间居士的别号就是由画芦雁而来的。他画芦雁全靠细心体察，所谓“我画芦雁求粉本，苇间老屋日开门”。据说他每到秋天就结屋荒洲，从窗孔观察芦雁的各种形态。由于与表现的对象为伴，神与物游，加之笔端倾注情感，所以落在纸上，神态逼真，诗意盎然。郑板桥有诗称颂说：“画雁分明见雁鸣，缣缃飒飒荻芦声。 笔头何限秋风冷，尽是关心别离情。”确是道着了好处。边寿民（1684年—1752年）原名维祺，字颐公，江苏淮安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读书人家庭，青年中过秀才，以授徒为业，中年游去四方，靠书画为生。雍正在潜邸时就喜欢他的画，收藏过四幅。他没有以此为进身之阶，仍过他落拓的书画生活。据他的同乡程晋芳在《淮阴书屋记》中说：“四方求者络绎，至则盘礴坐亭内，煮茶焚香，督童子磨大丸墨注砚中，杂研丹黄靛垩，舐笔伸纸随意所作。”“目与心契，画与神契，以故人争宝之。”他的画是很受人们的欢迎和珍爱的。 他到扬州卖过画，结识了郑板桥、华嵒、许滨等人。华嵒等还为他画过《苇间书屋图》，卢见曾在上面题了诗。扬州给他的印象很深，离开后时时萦怀不已。“妙香零落在扬州，楚客招魂亿旧游”，表达了他对扬州的眷念之情。 六、筿园客——陈撰
陈撰（1686年—1758年？），字楞山，号玉几，钱塘（今杭州）人。曾从学于著名学者毛奇龄，有很高的学识修养。他生活贫苦而个性孤洁，不愿交结达官贵人，以书画之技游于江淮，长期住在扬州。先住盐商项氏家中，“衣食皆赖主人，然不以为累”，和寄人篱下者不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后又馆于程梦星的筿园。当时程氏的筿园、马氏的小玲珑山馆和郑氏的休园，为邗上三大文会之所，由书画诗文的交往，得与汪士慎、郑板桥结为文友。乾隆元年被荐举博宏词科，他拒不应试，一直在扬州过他的诗画生涯。 他的书画全出自己意，“书无师承，画绝摹仿”，直抒胸臆。他画花卉，也画山水，尤精于画墨梅，萧疏隽逸，与李鱓齐名。他不轻易动笔，“每一纸落人间，珍若拱璧”，所以他的画流传不多，所传者亦以精采的小品为多。另有《玉几山人诗集》传世，人称其“戛戛独造，如其为人”。 他晚年无子，有一女嫁与画家许滨，他与女婿同住大盐商江春的康山草堂。他死后由江春出资归葬于杭州南屏山之阳。 七、白云帝子——杨法
在列入“扬州八怪”的诸人中，杨法的生平最为不详，只知道他字己军，号白云帝子，南京人。他到过长江中游的“汉上”“南昌”，主要活动在扬州，“来扬州寓地藏庵，与小山上人善”。从白云帝子的别号，知他也是个孤高傲世的人物。 他工篆隶，精考证，擅诗文。现在所知，他曾与华嵒一道为扬州盐商徐氏所藏的周太仆铜鬲书过释文，作过绘画，为大盐商的贺园题过园名，还为盐商黄园写过“桐间月上，柳下风来”的对联。他的花卉风格略近华嵒，但留传极少，扬州博物馆有他的《绣球月季双幅轴》，可以窥其一斑。 他和汪士慎交好，有不少唱酬。汪的《巢林集》有《怀杨己军》诗：”春水一江隔，怀君意独真。同为林下老，谁是眼中人。野服疏狂态，沙鸥远近邻。片帆何日便，携手更相亲”。为杨法勾画了一个模糊但亲切的轮廓和道出了他们的君子之交。 附录一：石涛与“扬州八怪”大事年表
-------------------------------------------------------------------------------- （1636—1799） 明 1636年崇祯9年 丙子 石涛生。 清 1645年顺治2年 乙酉 五月，南都破。石涛父朱亨嘉起事，旋被杀，石涛为内官以逃命。 1646年顺治3年 丙戌 石涛约于此时为僧，住泉州数年。 1650年顺治7年 庚寅 石涛与师兄喝涛云游东下，至庐山。 1651年顺治8年 辛卯 石涛至常熟，见钱益谦。 1655年顺治12年 乙未 石涛云游黄山。 1657年顺治14年 丁酉 石涛在嘉兴，丁元公为其写小象，僧服无发。 1661年顺治18年 辛丑 石涛在江宁。过天龙书院，作山水轴。 1662年康熙元年 壬寅 石涛在江宁一枝阁。此时拜旅庵为师。 1666年康熙5年 丙午 石涛在宣城。 1679年康熙18年 己未 石涛隐居宣城约15年。康熙12年，曾有署“客广陵之静慧寺”画幅，疑似曾去扬州。 1680年康熙19年 庚申 石涛与喝涛定居南京一枝寺，6年不复他出。 1684年康熙23年 甲子 康熙南巡，石涛在长干见驾。 1686年康熙25年 丙寅 李鱓出生于兴化。 汪士慎出生于皖歙县黄山脚下之富溪村。 1687年康熙26年 丁卯 石涛至扬州，参与秘园诗会。寓大树（堂）下。 金农出生于浙江钱塘。 黄慎以端午生于福建宁化蛟湖。 1688年康熙27年 戊辰 高翔生于扬州府甘泉县。 1689年康熙28年 己巳 石涛于平山堂再见康熙。同年，应友人之约，北上京师。 1692年康熙31年 壬申 石涛在京3年，寓慈源寺、海潮阁、大悲院及友好寓中。曾过津门。本年南归，定居扬州。 1693年康熙32年 癸酉 郑板桥10月25日生于兴化。 1695年康熙34年 乙亥 李方膺生于通州。 1698年康熙37年 戊寅 石涛之大涤堂建成。本年有作品即署作于此堂。 1700年康熙39年 庚辰 黄慎父客死湖南。 1702年康熙41年 壬午 黄慎别母离家，从师学画。 1705年康熙44年 乙酉 石涛于端午作《重午即景图》，题句中说明“见享太平年七十”。 1706年康熙45年 丙戌 金农于萧山拜见毛西河。是年冬，与丁敬订交。 郑板桥继母郝氏卒。 1707年康熙46年 丁亥 石涛于是年7月病腕，以后不再有作品出现。逝世当在7月以后，葬蜀冈南麓。 金农赴吴，拜何焯为师，读书二年。 1709年康熙48年 己丑 郑板桥读书于真州之毛家桥。 1711年康熙50年 辛卯 李鱓中举。 1712年康熙51年壬辰 黄慎娶妻张氏。 1713年康熙52年 癸己 李鱓9月献诗口外，为康熙赏识，入南书房行走。 1714年康熙53年 甲午 李鱓供奉内廷，以诗画名动公卿。 金农与厉鹗订交。 1715年康熙54年 乙未 郑板桥迎娶徐氏。 1718年康熙57年戊戌 李鱓9月前“乞归，给假归里”，离开宫廷。 郑板桥在真州之江村设塾授徒。 1719年康熙58年 已亥 黄慎出游建宁、赣州、南昌、广东、南京等地卖画。 1720年康熙59年 庚子 金农至扬州，与陈撰、厉鹗相聚，常出入程梦星之“筿园”。 1722年康熙61年 壬寅 郑板桥父立庵先生卒。 1723年雍正元年癸卯 金农往山东蓬莱，次年入京，又次年南下入娘子关，过太原、临汾，于泽州午亭山村陈幼安家作客3年。 1724年雍正2年 甲辰 黄慎至扬州卖画。次年移居平山下李氏三山草庐。 郑板桥出游江西等地。 1725年雍正3年 乙己 郑板桥、李鱓、黄慎同寓扬州之天宁寺。 郑板桥出游北京。 1727年雍正5年 丁未 黄慎回宁化接母、弟来扬州供养。往瑞金时，晤上官周。 郑板桥客于通州。 1729年雍正7年 己酉 黄慎游邵伯艾陵湖，与边寿民、李鱓等合作作画。 郑板桥完成《道情十首》初稿。 1730年雍正8年 庚戌 李鱓被召回宫廷，题画有“梵王家异帝王家”之句。 黄慎重游金陵。 李方膺为朝廷破格试用，以生员任乐安知县。因救灾放赈被劾。 1731年雍正9年 辛亥 郑板桥妻徐氏病殁。 1732年雍正10年 壬子 郑板桥赴南京乡试，中举。 李方膺调任兰山知县。因抵制上峰盲目开荒入狱，蒙冤3年。 1733年雍正11年 癸丑 汪士慎于马氏兄弟之小玲珑山馆作《竹石图》。是时，汪已参加“邗江吟社”，与金农、高翔等唱和。 汪士慎游吴、越。 金农《冬心先生集》《冬心斋砚铭》开雕于广陵般若庵。 罗聘生于扬州樊家园旧宅。 1734年雍正12年 甲寅 李鱓二次离开宫廷，临行题句取与宫廷画派决裂态度。 1735年雍正13年 乙卯 金农由江西返扬州。是年浙江归安知县裘鲁青荐金农应博学鸿词试。 黄慎奉母回里，次年抵闽。 郑板桥读书镇江之焦山。 1736年乾隆元年 丙辰 汪士慎作《粉梅图》。 金农赴京应试。报罢南归，逗留于曲阜。年底返扬，复返杭。 是年起，金农开始卖字画。 黄慎辗转于闽地卖画。 郑板桥赴北京，中进士。 李方膺冤狱昭雪，面觐乾隆。敕任安徽滁县令，因母病不就。 1737年乾隆2年 丁己 3月后，李鱓任山东临淄县令。 高翔50初度，马氏兄弟与汪士慎等均有诗贺。 1739年乾隆4年 己未 汪士慎游越归来，仍坚持作画。 1740年乾隆5年 庚申 李鱓罢滕县县令，县志称他“为政清简，士民怀之”。 1741年乾隆6年 辛酉 李鱓寓历下，先后一年有余。 郑板桥入京，结交慎亲王。 1742年乾隆7年 壬戌 李鱓辗转历下，滕县等地。 高翔在小玲珑山馆诵怀人诗120首。 郑板桥为范县县令。 1743年乾隆8年 癸亥 汪士慎、高翔合作《梅花帐》巨制。 1744年乾隆9年 甲子 李鱓是年底，返回兴化。 高翔作《弹指阁》图。 汪士慎在扬州城边买茅屋，作《移居图》，金农等有诗祝贺。 1745年乾隆10年 乙丑 李鱓至扬州卖画，寓小东门内西雷坛。此后若干年，往返扬州兴化间。 王慎母去世。 1746年乾隆11年 丙寅 金农在杭州度过60寿辰。是年冬，寓扬州。 郑板桥自范县调潍县，是年山东大饥。 1747年乾隆12年 丁卯 郑板桥随高斌放赈，并在济南试院参加乡试评选。 1748年乾隆13年 戊辰 金农徙杭州城南妹婿之“何氏书屋”，种竹百竿。 高翔在留云馆为焦五斗画梅。 乾隆东巡，郑板桥被任命为书画史，住泰山顶40余日。 李方膺为安徽潜县令，后调合肥县令，复因赈济被诬而辞官。 1749年乾隆14年 己巳 李方膺寄居南京项氏花园，题画室名“借园”，往来扬州。 1750年乾隆15年 庚午 金农重至扬州，客谢司空宅（天宁寺）。 1751年乾隆16年 辛未 黄慎又至扬州，先后住杨倬云刻竹斋和杨开鼎双松堂。 1752年乾隆17年 壬申 汪士慎左目失明，成为全盲。盲后能作狂草，急走告金农。是年或稍后，马曰琯为汪《巢林集》刻板。 1753年乾隆18年 癸酉 高翔卒于扬州住地五岳草堂，享年66岁。 是年春，郑板桥以忤大吏罢官。 罗聘与方婉仪结婚。方能诗，擅画梅。 1754年乾隆19年 甲戌 郑板桥于春日游杭州、湖州、会稽。 李方膺因噎疾卒于南通，享年60岁。按遗嘱，袁枚为撰墓志铭。 1755年乾隆20年 乙亥 李鱓定居扬州之竹西僧舍。 金农等人参与卢雅雨红桥修禊，相与唱和。 黄慎游如皋。 1756年乾隆21年 丙子 金农寓扬州西方寺。 1770年乾隆35年 庚寅 约于是年，黄慎卒于宁化家中。两年后，葬于宁化北郊茶园背。 1771年乾隆36年 辛卯 罗聘携《鬼趣图》赴北京，住万明寺。 1773年乾隆38年 癸巳 罗聘在天津小住，整理冬心先生诗集。同年过泰安，三登泰山。 1777年乾隆42年 丁酉 罗聘游江西。 1779年乾隆44年 己亥 罗聘两次赴京。5月19日，其妻方婉仪病逝。次年，罗返乡。 1781年乾隆46年 辛丑 罗聘卖画金陵，与袁枚、吴先之等往还。 1789年乾隆54年 己酉 罗聘应聘，任“瓜洲育婴堂”董事。 1790年乾隆55年 庚戌 罗聘携幼子第三次到北京，滞留8年之久。 1798年嘉庆3年 戊午 罗聘得老友资助，由长子允绍赴京接其返乡。 1799年嘉庆4年 己未 罗聘逝于旧宅“朱草诗林”，享年66岁。11月12日，归葬甘泉西乡小胡家厂，出殡时执绋者数千人。 附录二：关于“扬州八怪”成员的六种说法
-------------------------------------------------------------------------------- 六种说法 八怪姓名 出处 汪鋆说 李鱓、李葂等。 《扬州画苑录》 凌霞说 郑燮、金农、高风翰、 《天隐堂集》 李鱓、李方膺、黄慎、 边寿民、杨法。 李玉棻说 罗聘、李方膺、李鱓、 《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 金农、黄慎、郑燮、 高翔、汪士慎。 葛嗣浵说 金农、郑燮、华嵒等。 《爱日吟庐书画补录》 黄质说 李方膺、汪士慎、高翔、 《古画微》 边寿民、郑燮、李鱓、 陈撰、罗聘。 陈衡恪说 金农、罗聘、郑燮、 《中国绘画史》 閔贞、李方膺、汪士慎、 黄慎、李鱓。 后 记 -------------------------------------------------------------------------------- 产生和活跃在清代康、雍、乾时期画坛的“扬州八怪”，随着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已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兴趣。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扬州八怪”的了解仍是模糊的。我们编写的这本小册子，就是想通过对“八怪”人物出身行状的较明晰的勾勒，给大家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扬州八怪”的研究，前人和时贤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果。需要深入的课题当然也还有不少。记得有一次和一位海外学者谈起“扬州八怪”为什么只能产生于扬州，而不能产生于他处的问题。共同的看法是，这个问题泛泛而谈比较容易，要说得透澈，说得颠扑不破，就不简单了。大概要进行微观和宏观的、现实和历史的、单一和综合的研究，才能把话说清楚些。举个小例说，戏剧《桃花扇》，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出现，和“八怪”同时，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扬州的社会生活，而且它们的作者都与扬州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现象？有何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是很值得探讨一番么！ 再如，“八怪”大多生活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扬州，和商人（特别是盐商）接触较多，他们有很强的商品意识，从不讳言艺术品的商品性。但他们从未因迎合时俗而降低艺术标准，把艺术作品变为劣质商品，败坏人们的胃口。恰恰相反，他们以富有个性和独特风格的作品征服了观众，改变和提高了观众的习惯和审美水平，从而提高了作品的商品价值。岁月的流逝，并没有使这种价值降低，反而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增高了。他们是如何懂得并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的？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是有趣而又有益的吧！ 限于水平，我们未能一一填补研究中的空白，对“八怪”中的某些人或某些人的某些片段，因材料的不足，也只有浮光掠影地带过，这是深感不安的。这里得借用郑板桥的一句话，几篇小传，“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 若抛砖而能引玉，则幸甚！ 朱福烓 辛未岁末于扬州瘦西湖畔之杨柳楼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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