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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里的星光
——陆波
世界的先驱
真正的精英
一九九七年的冬天，寒冷而阴沉。因为一次阅读，我结识了那位极富魅力的俄罗斯女子。她的美貌和高贵使我蛰居斗室的冬日时光充满了温暖。正是她，薇拉·妃格念尔，十九世纪俄罗斯的贵族女子，为了革命，甘心抛却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以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业绩，换来二十二年暗无天日的监禁生涯。然而，在这部名为《俄罗斯的暗夜》的自传中，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乃是薇拉在军事法庭上的那番慷慨陈辞：“我常常想，我的生活是否可能走别的道路？它是否可能有别的结局，而不至坐到被告席上？每次我的回答都是：不可能！”
我这一代人虽非“生在蜜罐里”，却也算得上“长在红旗下”。我个人的成长经历伴随着白毛女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和吴琼花“妇女的冤仇深”之类的战斗歌声。革命这个神圣的字眼在我的心中，是和“苦大仇深”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习惯于从阶级出身来寻找革命动机的我，对薇拉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相当不解，因为薇拉生在俄罗斯上流社会的贵族地主家庭。童年时代的薇拉享受了那一阶层所能给予她的全部幸福：优越的生活条件、相亲相爱的父母兄弟姐妹、慈祥而善良的老女仆。沐浴家庭之爱的薇拉还接受了那个时代俄罗斯一般女子无法想象的全部教育。薇拉聪明美丽、活泼大方，生气时爱跺脚，为此博得了一个雅号：跺脚姑娘。在出入上流社会舞会的第一天，薇拉就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她甚至还想象过有朝一日能做俄罗斯的皇后。所有的这一切，与我对革命的设想反差是那么强烈。假如人生道路还有一种被称为必然性的东西的话，那么薇拉理应顺着这种生活的轨迹，遵从上流社会的规范，成为一位显赫的贵妇人，断无可能选择革命，并以一位革命女皇的名义镌刻在俄罗斯的历史中。 在中学时代，薇拉受到诗人涅克拉索夫长诗《萨沙》的强烈影响。诗人以一种颇为简单的方式将所有的人划分成两大阵营：崇高的人和空虚的人。“崇高的人”之行为准则就是“言行一致，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同样要求。”但是仅仅因为如此，一个人就有了走上革命的“必然性”了吗？薇拉被身边的人如众星捧月般地交口赞誉。而一位邻居的警告却使薇拉的生活显现出一道裂缝。这位因革命活动而遭到牵连的好心男人不经意地告诉她，她将来的生活道路无外乎是“为孩子和家务所累，免不了一般妇女的命运。”和她的同胞姐妹，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样，薇拉仿佛在这道裂缝中瞥见了日常生活无边无际的黑暗。薇拉的内心不无恐惧：“不，我决不能掉进日常琐事的泥潭里。”在个体受苦的终极事实面前，薇拉必须寻找自己的救赎之道，为这种贫乏的日常生活赋予“神圣的”意义。 但是这与革命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呢？在我长大的年代，不是有很多存在主义大师们一直都在鼓吹“自我设计”和自我选择的无限性吗？世事变幻、人生无常，我们不是选择了吃喝玩乐、醉生梦死吗？但是少女薇拉不这样看，她深深地感到这些选择不过是加剧个体受苦的根源，因为它们只是简单地延续了日常生活的逻辑。那么超离这种受苦事实的可能究竟在哪儿？薇拉告诉我，“必然要冲破局限在家庭小天地中无忧无虑的生活，不能无所事事地生活，不能没有远大的崇高目标。”在薇拉的心目中，只有这种“远大的崇高目标”才能消除这种个体生存苦难。它意味着，“一个人活着不仅为自己，为家庭，还应为社会。”换言之，“远大的崇高目标”就是“无私”的奉献。它要求我们抛弃自己的此世享乐和欲望，从个体生存于其中的日常生活里超升出来。面向他人和社会。可是，我仍然要问：难道牧师到贫苦的乡村传教，科学家为知识和真理献身……，他们难道算不上“无私”，算不上是“远大的崇高目标”吗？我的思绪仍追随着薇拉成长的轨迹缓慢地向前延伸。 中学毕业后，尽管内心不无犹疑和恐惧，薇拉仍然遵循日常生活的“必然性”，嫁给了一位深爱着她的男人，过着平稳的家庭生活。一切都在薇拉的预感之中：日常生活日复一日的重复不仅没有弥合薇拉少女时期的裂痕，反倒使它加剧。经过痛苦的思考，薇拉还是决定冲破这一家庭之网的束缚，开始新的生活。最终薇拉成功地说服了父母，和丈夫一道去瑞士苏黎世大学攻读医学，薇拉和我们的“民族脊梁”鲁迅有着类似的理想：学医可以无偿地贡献这个社会。随行的还有薇拉的两个妹妹。薇拉和她们一样，马上就被欧洲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妇女解放运动所吸引。两位正处芳龄的妹妹先于姐姐薇拉参加了革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在此后的岁月里，她们和姐姐一样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革命和西伯利亚漫长的流放生涯。在此期间，薇拉和丈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为“他接近年纪较大的保守的人，而我则接近极端分子。”大妹促成了薇拉与丈夫最后分手，在一个寒夜，“她深情地问我一个问题：我是否已下定决心把自己全部力量贡献给革命事业？在必要时，我是否能与丈夫断绝一切关系？我是否为了这个事业而放弃科学，放弃前程？我热情地作了回答。”最终薇拉与丈夫解除了婚姻，从此，“丈夫再也不是我的障碍”；从此，“过去的时代彻底结束。从二十四岁起，我的生活完完全全地与俄国革命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我忽然觉得似乎领悟了革命对薇拉的巨大魅力。只有完完全全地抛却此世的幸福，横亘在往日生活面前的那道鸿沟才能被填平，尤其是在薇拉看到周围的“革命同志蔑视这类情感和这类幸福观，他们不会迁就亲人的利己之心和虚荣心。”她更加觉得革命这种“无私”的献身，构成了对自己过去生活的绝对否定，同时眼前和此后的生活也由此获得一种神圣的恩典和救赎。从此，生活不再是日复一日的单调循环，不再是操劳家务、相夫教子，不再是在岁月的流逝中叹息自己短暂的美貌和青春。革命使每一天都过得紧张、刺激而充实，为此，即便是抛弃家庭、离开丈夫也在所不惜。 我知道这种太“主观唯心主义”式的理解肯定会遭到薇拉和所有革命者的反驳。革命是无私的奉献，是为了社会和劳苦大众，怎么会是自己受苦的救赎呢？的确，我也感到这种革命观对薇拉来说仿佛有失“公允”。薇拉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千千万万劳苦群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参加革命后，薇拉所接受的第一项使命，就是和妹妹一道深入农村，在劳苦大众中间传播自己的革命理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薇拉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劳苦大众”的沉重内涵。在劳动人民“无边无际的苦难”面前，薇拉那颗依然极其敏感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悲惨的生活境遇、恶劣的生存条件、被剥夺得几近于无的人身权利和道德尊严……所有的这一切无不让薇拉流下辛酸的泪水。这种强烈的苦难情怀又勾起了薇拉的原罪意识，她反省自己过去的生活是多么“空虚、苍白和有罪”。为了改善劳苦大众这种处境，薇拉姐妹俩在乡间兴办了学校和医院，无偿地面向穷苦的村民。但最终她还是痛苦地发现，与他们活生生的苦难相比，自己所有的努力无异于是杯水车薪。更何况顽固势力的敌视和阻挠，每每使她们的努力化为泡影。 渐渐地我感受到，革命在薇拉的心目中又获得了一种崭新的意义：革命不仅救赎了自己的生存苦难，而且还能拯救劳苦大众的苦难。革命是一种整体性的救赎，它的道义合法性也由此而生成。在乡间的那些日子，薇拉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劳动人民苦难背后的根源。最后她发现造成这种苦难的恰恰是万恶的统治阶级和他们代表的整个旧制度。反过来说，革命若是想消除这种苦难，唯一的可能就是斩除这种罪恶的制度，并且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杀掉沙皇，亦即罪恶制度的象征。因为“杀死沙皇可以使社会生活发生彻底转机，会使空气变得清新”。这样，“继续呆在农村就已经没有意义和无法忍受了。” 薇拉回到了城里，重新组建了已遭破坏的革命组织，并名之为“民意党”。“民意党”的政治内涵“完美”地体现了薇拉心中的革命理想，即总体性地救赎自己和劳动人民的苦难。所以，薇拉就说，“我们首先致力于推翻专制制度，用人民的意志代替一个人的意志。”其具体表现就在于，“抛弃自己的感情、爱情、亲情，……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团体，个人意志服从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完全摒弃个人意志。”此后的具体革命历程虽然紧张激烈，但结局早已在我“意料”之中：沙皇终于给炸死了。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刹那，“大家全哭了。十年来我们亲眼看着恶梦窒息着俄罗斯，如今恶梦给打断了……反动统治应当结束，让俄罗斯新生。”至于薇拉的命运，则同大多数革命“故事”大同小异：由于叛徒的出卖，薇拉被宪兵逮捕。尽管亲手炸死沙皇的不是薇拉本人，而是另一位更富传奇色彩的女革命家佩罗夫斯卡娅，但毕竟所有的活动都是薇拉策划，她被送上军事法庭。于是我的思绪又回到本文开头薇拉那段慷慨陈辞。 那个冬天，牵动着我每日全部情思的就是薇拉的这句“不可能！”日复一日，我穿行在寒冷的北大校园中，似乎忘记了我还有学习、吃饭和睡觉这种生活。多年以前阅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体验重新历历在目。是啊，人生天地间，可是脆弱敏感的个体又到哪里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薇拉的同胞，一样美丽而高贵的安娜·卡列尼娜不堪忍受这种不可承受的生活之重，逃向了爱情，希望在情人的怀抱中找到这种苦难的救赎。只是结局是那么凄凉和悲壮：美丽的安娜在爱情破灭之后，以一死来完成这种终极的救赎。而患有“受苦癖”的殉难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女主人公索尼娅，却在苦难的海洋里默默地承受着一切。而薇拉却超越了这两位同胞：爱情不过是个体日常生活的延续和另一种变体，所以消除不了这种苦难，而在爱的微弱星光下对苦难的独自承受又是那样杳杳无期。薇拉认为只有超越了偶在生存日常生活的革命，才能一劳永逸地完成个体苦难的终极救赎。 在每个不眠的暗夜里，我仿佛听到薇拉向我倾诉着革命救赎的道义合法性：有限的个体只有把自己投入到无限的人民大众的苦难救赎中，才能最终救赎自己。人民的苦难在道义上比个体的苦难具有生存论的优先性。但是薇拉又怎样去拯救黎民苍生于水深火热的苦海中呢？在薇拉的眼里，人民的苦难始终只是一个抽象的道义象征，它肯定不只是一些外在性的痛苦事实，薇拉和她的革命同志也无意于消除这种外在性的痛苦。相反，对有志于此的自由主义者，薇拉看法却是“无所作为，对政治压迫和种种无耻行径毫无反抗”。我非常能够理解薇拉这种看法的“正当”理由：既然那么优越的生活条件也消除不了薇拉本人的受苦意识，简单地改善人民的生存处境，又如何能消除人民的苦难呢？更何况一旦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过上了好日子，他们岂不是像从前的薇拉一样，重新陷入了日常生活的泥潭中了吗？这不是意味着重新将他们推进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中了吗？总之革命所要解决的是根本上消除造成苦难的所有根源。 但是，令薇拉非常失望的是，她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并没有在人民中激起多大反响，他们只是用怀疑的目光冷漠地旁观着革命者的一切革命暴力恐怖活动。在反复的阅读中，我感到薇拉的内心有一种深深的绝望感，它一定类似于鲁迅笔下的革命者夏瑜的感受：群众总是那么愚昧，他们只是希望过上安稳小康的好日子，尽管多少年之前这种生活已被薇拉视为庸俗空虚和有罪，是个体生存的苦难之源。群众用“人血馒头”来消除自己的苦难，却并不理会那血是流淌在拯救他们的革命者身上的。 薇拉一定没有认真地倾听过她那位伟大的同胞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受难者索尼娅之口而道出的真谛：受苦与个体偶在的命运如影相随，它构成个体生存的终极地平线。的确，苦难可能被减轻，可能被漠视乃至遗忘，但却断无可能被一劳永逸地消除。当薇拉认为革命能完成这种最终的救赎时，她难道没有看轻个体受苦的分量吗？革命，这个神圣的字眼到底是苦难的救赎和超升，还是苦难的逃避和遗忘呢？我更加不解，人民的苦难为何到了后来只剩下一个空洞的符号。 也许，我只能这样回答自己，革命作为苦难的救赎本身包含着不可克服的悖论：革命最初是一种个体受苦意识的反应，但革命反过来却以抽象的整体救赎名义吞噬着这种个体性。这对薇拉和“人民”来说同样有效。革命对薇拉来说就是对个体性的一种全面摧毁，但这怎么也解释不了在其革命生涯中，个体性一直顽强地在革命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隐身之处。薇拉被捕后母亲和小妹(唯一没有参加革命的妹妹)来看望她的情景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在年迈而极度伤心的母亲面前，薇拉无言以对，她只是“非常需要温存，非常想双唇碰一碰她(母亲)的温暖的手。可是，不行！狱规不许这样做。”在军事法庭上那段长长的自我辩护结束后，薇拉感到，“我的体力和精神力量都已耗尽，什么也没剩下了，甚至连生的意志都消逝了。我感到我已从对祖国、对社会、对党的义务中解脱出来，现在我只是个凡人，是我母亲的女儿，妹妹的姐姐。”在这一瞬间，我仿佛看到往日那个活泼动人的“跺脚姑娘”已经复活了。但是，这仅是短暂的瞬间，此后革命的光环又重新笼罩在薇拉的头顶。 我时常想问一问薇拉，假如革命成功地斩除了沙皇和他所代表的旧制度之后，革命带给自己和人民的又是什么呢？薇拉认为消除旧制度就可以消除人民的苦难，事实证明这种说法太天真了。因为旧制度的推翻只是减轻了苦难所造成的外在条件，而植根于生存论深处的受苦却依然没有减少它的分量。况且革命许诺给人民的并不是薇拉曾经享受过的那种“罪恶”和“空虚”的生活。当个体性维度被总体性的革命所抽空之后，革命就成了唯一的生活，但它又拒绝此世的日常生活。好在米兰·昆德拉，一位革命频繁地上演的国度中的天才小说家，用兰波的诗句替薇拉作了回答：革命就是——生活在别处。薇拉之后的革命家托洛茨基也用行动证明了这一命题：革命就是——不断的革命。但是，我不知薇拉本人该怎么回答我。 从薇拉的世界中走出来很久，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了我的过去，想起了我在过去耳熟能详的一些薇拉们：从罗莎·卢森堡到蔡特金，从秋瑾到江姐，她们的名字就如丰碑，伫立在二十世纪革命潮流中。我还知道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她有着和薇拉一样深沉的受苦意识，并且也曾严肃地思考过革命的主题。只是我不太清楚是否应该把她的名字写在那些丰碑上。很久以前，薇依曾告诉我，受苦是个体生存的永恒境域，它不会因为任何外在手段而得以根除。相反救赎的唯一手段就是承受起这种有限性的命运。就是在期待中的爱和希望。但我仍然不知道，这是否是薇拉和我在那些寒冷的暗夜里唯一的星光。我只知道，在不久前的那个冬天，我曾深深地爱恋过那位美丽而高贵的薇拉·妃格念尔。 (《俄罗斯的暗夜》，薇拉·妃格念尔著，谢翰如译，三联书店一九九二年版，74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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