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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明相狄仁杰，并州太原人。高宗及武则天当政期间历任大理寺城御史、刺史，乃至宰相等职。一生为官廉洁奉公、政绩昭着、朝野闻名。据唐书记载，仪奉年迁大理寺承，年内断治愈一万七千人，无一怨诉者。刺史惊人功绩更被世人传为美谈，本剧所描述的正是有关他断案时惊心动魄的场面及被世人所皆知的传奇故事……
故事起源
这部小说的有趣之处在于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在书中天衣无缝的融合。小说的背景架设在公元663年（《四漆屏》）至公元681年（《广州案》）的唐朝，其时狄仁杰正在各地任地方官。小说涉及到唐朝社会文化、民风民俗的各个层面，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之深令我等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汗颜。王学信先生在《南怀瑾先生二、三事》中，曾如此谈到过《大唐狄公案》：
一次茶叙，怀师（即国学大师南怀谨）笑吟吟地取出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著《狄公全传》，又名《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向在座诸位热情推荐：“这书写得好，值得一看。高罗佩很了不起，虽然是外国人，但比很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怀师接着问我看过没有，我虽然久仰高罗佩大名，但近年忙于杂务，读书甚少，故只闻其名，未读其书，只好惭愧地回答：“听说这书写得极精彩，只是还没有读过。”怀师慈祥地笑着，说：“抽出点儿空看看，就算是休息吧。不过，这书只要拿起来，就放不下了。”
其后几天，我几乎一口气将这套长达140万字的《狄公全传》看完。书中鲜明生动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的确引人入胜，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底，令人叹为观止。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是荷兰人，所写虽然是中国古代公案题材，却融东西方文化于一炉，突破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在语言、人物、情节上的程式化、类型化藩篱，成功地展示了一幅唐代中国社会历历如昨的风俗长卷，堪称大家手笔。难怪此书于五十年代一经面世，即在欧美引起轰动，一版再版，畅销不衰，成为众多欧美人士了解中国文化的形象教科书。
另外，汉学家赵毅衡先生也曾撰文指出伯克莱加州大学法学院长贝林教授研究中国法制史，就是从狄公小说入手的。高罗佩自己也不是纯粹的侦探小说作家，他的学术名著如《中国古代房内考》、《东皋禅师集刊》、《琴道》等在汉学界亦是声誉甚隆。深厚的国学修养，使高罗佩对古代中国的描绘栩栩如生，也使《狄公案》成了一部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中的推理小说。读者阅读狄公案时得到的乐趣，应该也并不局限于逻辑推理的冰山一隅，徜徉于唐代这个多彩多姿的富庶世界，自然是流连忘返。
中国文化的底子很容易从小说中看出，但高罗佩毕竟是荷兰人，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也不时出现于字里行间。狄仁杰的性格和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断案如神的清官如包拯、海瑞、施世伦等相差极大，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典型西方人的性格特征：讲究人道主义、重法制、幽默开朗、从不板起脸孔说教。不过这倒也不完全是高罗佩的杜撰，历史上的狄仁杰本身也是个颇有幽默感的人物，史书上他与武则天的不少对话都令人发噱。除了人物性格方面的创造外，高罗佩笔下探案的结构布局、情节走向完全是西方式的，狄公破案的手法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绝非公案小说中滑稽可笑的托梦破案云云。诡计的设置颇有黄金时代本格小说的特点：
《红阁子》中的密室谋杀，
《柳园图》里的童谣杀人，
《紫光寺》的身份互换，
《铁钉案》的死前留言等等，
都有一个符合逻辑的机智解答，解谜的乐趣不逊于英美名作。融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沉和西方推理小说的趣味与一身，这部小说能取得如此成就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罗佩创作小说时往往是灵之所至，笔即随之。1958年，高罗佩和他的中国妻子水永芳（还是张之洞的外孙女）去希腊旅游，有一次为了等候汽车，在一个车站待了很长时间。为了消磨时间，他想起在东京曾买到一架明代中国漆屏风之事。他于是以此为题材构思了一篇小说。回旅馆后妙笔生花，一挥而就。这就是小说《四漆屏》，也是我个人最喜爱的狄仁杰探案。还有一次，他想起战后曾去北京游览道教胜地白云观，结识一名道士。这位道士精通书琴诗画，高罗佩曾向他请教，受益匪浅。后来听说这个道士与若干仕女有染，激怒了观里徒弟，他们揭竿而起，使这位道士活活致死。这个故事也被他改头换面，写进了小说之中。
说到《狄公案》在中国的成功，离不开翻译的功劳。译者陈来元和胡明以中国元明通俗小说的语言翻译这套书，原汁原味，古色古香，读来令人心旷神怡，真正做到了翻译要求的“信、达、雅”。对比现在书市上一些连文通字顺都做不到的翻译小说，不得不让人对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翻译家肃然起敬。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文末附上高罗佩的一首七律：
漫逐浮云到此乡，
故人邂逅得传殇。
巴渝旧事君应忆，
潭水深情我未忘。
宦绩敢云希陆贾，
游踪聊喜继玄奘。
匆匆聚首匆匆别，
便泛沧浪万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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