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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澧州的书院教育
[来源：《澧州文韵》第三期 | 作者：高守泉
朱熹（1130.9.15～1200.3.9），字元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生于尤溪（今属福建），侨寓建阳崇安（今属福建）。19岁进士及第，历任知南康军，提典江西刑狱公事、荆湖南路安抚使、秘阁修撰、吏部郎等职。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中国自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被人们赞誉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的圣贤。 这样一位圣贤大师，在当今越来越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之际，受到澧州人的景仰，毫不奇怪。但不久前，一位文友告诉我，说他发现,“朱熹生前与澧州有着不解之缘，身后800余年来，其福泽在九澧传承不竭。”一听此说，顿使人产生一探究竟的兴趣。看过文友搜集到的史料，我以为其说确实成立。便不揣冒昧，把那些零碎的材料稍加梳理，公诸于同好，以求“共欣赏”，更求“相与析”。 南宋淳熙十（1183）年深秋，“知南康军”秩满后的朱熹，以“提举台州崇道观”虚衔身份，来到鄂州，拟与时为鄂州通判的弟子刘子澄（字清之）一道，最后修订完善《小学》一书。而此时知澧州刚刚二年、亦是朱熹得意门生的曹彦约，听说恩师到了鄂州，便盛情邀请来澧一游。 对于曹彦约的邀请，朱熹十分高兴。因为他不仅早有澧（阳）、朗（州）一游的心愿，甚至是期待已久的事。澧朗之地，是《禹贡》沱江注澧、九江汇集的洞庭之滨。朱熹觉得自己的《九江辨》需要去实地考证；屈子“泽畔行吟”而引吭高歌的“澧兰沅芷”之美，他也想亲自领略。而神秘的楚风巫俗、王粲笔下的“悠悠澹澧”、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等等，他都想去亲临游览。此外，身为道观提举，澧朗之地道家的洞天福地、佛家的禅林祖庭，李翱龙潭、药山问道所得的禅味（朱熹曾指“李翱的《复性书》已有禅了），也正好要去进行一些验证。当然，分别多年的澧州同年、同榜进士李用之，鹅湖论辩中陆九渊的弟子、正任澧州学正的傅梦泉等朋友，也该会一会了。但认真想来，他此去最要紧的，当是凭吊心仪已久的苏庠、范浚等先哲先贤，同时要为曹彦约尽一点指导之责。因为，南康军都昌人曹彦约，在白鹿洞书院拜在自己门下，淳熙八年（1181）一举高中进士，以24岁青春之年，除为澧州太守。二年了，政绩如何，免不了时时牵挂。于是，朱熹在刘子澄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西渡洞庭。 一踏进澧州，朱熹即要求直奔苏庠与范浚的澧州隐居、讲学之地，心情显得十分急迫。对此，曹彦约充分理解： 淳熙八年（1181）二月某月夜，朱熹陪一位发如霜雪的长者，泛舟星子县城南的鄱阳湖落星湾，乘兴写了一首《和〈彭蠡月夜泛舟落星湖〉》的诗，其诗云：“长占烟波弄明月，此心久矣从谁说？只今一舸漾中流，上下天光两奇绝。回头忽见西郭门，尚喜苏仙有遗烈。问予何事却回船？尘土涴君头上雪。”诗末，朱自注云：“首句全用苏养直诗，苏旧居水西门外，舟行望其处。”而写此诗前约半月，即淳熙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朱熹还曾访察过苏庠水西门外的遗居，为苏庠留下的书法长轴，题写了《跋 曹彦约更知道，恩师此来澧州，凭吊 范浚，字茂明（1102-1150），本兰溪（今浙江）人，其祖、父及兄弟六人皆进士，独浚不事科第。《直隶澧州志》称其“绍兴中举贤良方正。昆弟多膴仕，独浚以秦桧当国，抗节不起，隐于香溪，著书明道。”绍兴十（1140）年左右，范浚应志趣相投的文友苏庠之邀，游历澧州。不想范浚却深深爱上了澧水兰江。他认为兰江有其家乡兰溪的相似之美，又离临安更远，便在澧水南岸关山之麓的一条小溪东侧，紧邻宁极道观，筑起一座草庐，收徒讲学。并自名草庐为“溪东书院”，把小溪唤作“濂溪”。濂溪后因宋道士莫元良重建的宁极道观，被大宋皇帝敕赐为“银溪观”而改名为“银溪”。范浚自任溪东书院山长，在濂溪旁讲学数年。一时“澧阳有香溪”传为佳话。以至于后《湖南通志》等史书称范浚为澧州人。笔者想来，或因澧州溪东书院名声之盛，人们即把草创它的学者视为澧州人，也当是情有可原了。 在淳熙八年二月中，朱熹写《范浚小传》文曰：“浚独有志圣贤之心学，无少外慕，屡辞征辟不就，多本诸经，而参诸子史，其考《易》、《书》、《春秋》，皆有传注，以发前儒之所未发。于时家居授徒至数百人，吾乡亦有从其游者，熹尝屡造其门，而不获见。”这里的“熹尝屡造其门，而不获见”，是指朱熹十八至二十岁（1148—1150）时，数次到兰溪向“香溪先生” 登门求学未遇，只抄录了范浚屏书《心箴》而去。闻范浚去世，朱熹又亲临吊唁。因此，至今兰溪范氏祠堂有“朱子三访地，朝廷七聘家”之联纪其事。后来，朱熹郑重的将《心箴》原文收入自己的《孟子集注》中，也将《范浚小传》辑入了《朱子集传》。这表明朱熹对范浚始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景仰之情。而认真拜奠“香溪先生”的澧州濂溪和溪东书院，除了景仰之情外，自然也有朱对范创办书院，倡导理学的不尽崇敬。 拜奠完毕，朱熹在格外兴奋中，情不自禁的走上溪东书院讲坛，从传讲《心箴》名文入题，以儒学的精髓、理学的要旨为中心，深入浅出讲述了他与张栻自岳麓书院会讲以来，臻于成熟、被后世称为湖湘学派的主要观点。朱熹在畅抒儒家哲学的理想境界，又结合各阶层人士的人生实际释疑解难的讲学中，联系澧州人熟悉的苏庠、范浚的思想人品等实例，以大师的智慧和风度循循善诱，赢得了澧州大小官员、士绅和诸生学子的热烈欢迎和倾倒。 这次讲学活动，不仅引起了当时九澧郡邑的极大轰动，更对此后千百年的澧州学脉文运，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其教泽之惠，可说是功莫大焉！以下史实或许可让今人感同身受： 当时，每到一地，都要对新建和修复书院、学校乐而不疲的朱熹，特地向曹彦约提出建议。说就他所见，这荆南名郡的澧州，苏庠主讲过的文山书院已很破败，范浚的廉溪草庐实过简陋，国家育才的学宫也未成规模。你这州守何以为治？年轻的弟子当然明白恩师此说的症结，但苦于财力，只轻轻应了一句：“弟子谨遵，尽力而行”。朱熹一听，不露声色的顺手拿过纸笔，手书“廉节”二字，笑以赠之，并深情地说：白鹿洞的修复，我亦得益于此二字。曹彦约会意，立即将“廉节”二字镌刻成石碑，并表示将要复兴书院，修建文庙（官学学宫），以迎接恩师再来澧州讲学。 听到弟子的表态，朱熹当然满意。淳熙十一（1184）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熹在《答刘子澄》信中还说：“朗澧之行，览观山川，感今概古，亦足偿其劳矣。又有同行令弟，感发精进，此尤可乐者。”曹彦约的表态也是负责任的。在朱熹“廉节”碑刻的激励下，曹彦约和他的澧州同僚及数届后继者，带头“捐俸”，精心谋划，促成九澧官绅士庶形成了自觉出钱出力办教育的共识。以至十二年（1194）后，得以用新落成的澧州文庙，隆重迎接朱熹的第二次澧州讲学。从此，澧州文庙巍然屹立，成为一千多年来澧州人心目中神圣的文化殿堂。即是近数年来，无数澧州学子也忘不了对它的真诚朝拜。而朱熹手书的“廉节”古碑，则被宝藏在银溪（后为中武当）道观殿内，常被澧州士民指为当道可以复兴教育的原动力。此碑刻直至“文革”前仍完好无损，后因道观废毁而下落不明。清光绪十八年（1892），澧州州牧裕庆，则在澧阳书院西侧专建一藏书楼，即命名“心箴楼”，以示对于范、朱的纪念。曹彦约也被奉祀澧州名宦祠，一直受澧人祭享。此均为后话。 绍熙五（1194）年，朱熹任知潭州（今长沙）和荆南安抚使。修复了岳麓书院，又将奉召赴临安，拟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读前夕，朝廷诏起居殿中侍御史范处义，持节荆湖北道。巡视环湖十五州。于是，朱熹热情陪同，实现了他的第二次澧州行。因为这位范公，是“香溪先生”的从子和私淑弟子，以进士累官至殿中侍御史。更重要的是他精于经学，是朱熹欣赏的“范、许诸儒”学派的重要骨干。因此朱熹乐于陪同，一路切磋学术，再访澧州。 朱熹的第二次澧州行，首先兑现了他在新落成的澧州文庙讲学的承诺。又于此地意外的碰到了老朋友王齐舆。王字子孟，宁海城东人。南宋绍兴三十年进士。淳熙二（1175）年，朱熹退居崇安五夫里，专意学问，放情山水，曾与正任崇安县令的王齐舆踏雪咏诗。两人还相约桃花盛开时再聚，但不久朱上了上饶铅山鹅湖寺，参加著名的“鹅湖之会”，未能践约。而王崇安秩满后，先为澧阳等地邑倅。淳熙十六（1189）年，出知郢州。现在则退为澧州宁极观提举（澧州志载有其《车武子墓》诗）。二十年后老友重逢，朱熹即同上宁极观，与王促膝相谈。并在王的启示和持节侍御史范处义的支持下，促成了当时的州、县长官霍篪和刘愚，分别修复范仲淹幼年安乡兴国观的“读书台”遗址，和范仲淹游学栖憩澧城西隅、临池洗墨的遗迹“洗墨池”。还商定了在溪东书院专辟一室，同祀范仲淹和范浚的祭仪规制。 三十二年后的宝庆丙戌（1126）之秋，湖右常平使者兼澧守料院董侯与几，又“徙书堂于近城”，在澧州城东里许的白沙洲，新建成一座“克壮形势，栋宇华丽，轮奂鼎新”的“二范同祀”的“范文正公溪东书院”，人们亦呼为“范文正公读书堂”。到明正德丁丑（1517）年，澧州同知欧阳席和澧籍尚书李如圭，又将范文正公溪东书院，迁建到了澧城西隅的洗墨池故址，书院正门匾以“文正书院”的金字，里则“建祠肖像，前为堂，外为门，固其垣墉，时其起闭。池在院西。。。。。。建亭于池头，以便观游。规模宏敞，气象雄峻，远环山障，俯瞰江流，为一方伟观。”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岳常澧道臧荣青、澧州知州方维祺就文正书院旧址，重建为澧阳书院。直至清光绪28年（1902），按诏令改澧阳书院为澧州官立中学堂，成为九澧现代中等教育的肇端和当今三湘名校——澧县一中的前身，为澧州留下了一所学脉续传的千年学府。近几年来，随着澧州洗墨池文化节的举行，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朱熹的第二次澧州之行实际上是办了一件非常重要、影响深远的事。 据上所述，笔者以为，“朱熹与澧州有不解之缘”一说，或将是拂去历史尘埃后显露出的一则澧浦佳话。（作者系澧县国土资源局原党组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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