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觉得神奇，在我出生的同一年上海诞生了一档广播节目。后来，我上小学，她获奖；我告别童年，她换主持人；再后来，我上高中，她第一次把我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递了出来。
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全家人午饭前多了“开广播”这项差事，专由我负责。父母负责摆好碗筷，三人于是就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市民与社会》……”的熟悉片头中边听节目边吃饭。我父亲这个老顽童往往按捺不住激情，放下碗筷便去打节目热线，若是有幸得以发言，他常三分得意地对我说，怎么样，你老爸还不错吧。嗨，别看他这稳重内敛的中年男人，内心是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的。
由于父母高龄得女，而我又正值上学的年纪，聊到教育，母亲就自然拿我当样本。她是位极其开明的母亲，不但对我一贯放松，还为那些负担过重的孩子们担心。因此，当节目涉及教育类话题时，她也偶尔忍不住拨通电话，安慰那些神经过度紧绷而将压力转嫁于孩子的老师和家长们。“快乐才是读书的目的。”她总是那么说。
高中的某个暑假，我在父亲的怂恿下第一次拨通节目电话，记得那天是讨论教辅读物的利弊。前一天恰在书店待了一天，边看小说边看人。看到不少被大人牵着买教辅书而对其他书敬而远之的同龄人，不觉有感而发。具体说了什么已经记不得，只记得因为被认同而自满了一番，只记得那天朱应老师接到电话的第一句话是“唐先生吗？”，我说“唐先生是我爸”；父亲听完我的发言，拍拍我的头说“我家小囡还不错嘛”，我内心得意表面故作镇静地答，“你也不错嘛。”
佛说：人不可起心动念。从此，凡讨论校园话题，我就会拨通电话聊上几句，其他话题，只要有与别人不同的想法，也尝试尽可能清晰地表达。几年来，词不达意错言错语甚多，然而能让自己的声音顺利被听到，被记得或认同，或者被针尖对麦芒地驳斥，都是一桩酣畅淋漓的幸事。
就凭着这份痴乐和缘分，我和这档节目从平行到相交，后又逐渐重合。2009年父亲有幸获邀成为听众顾问；2010年节目组来到我所就读的高中与学生进行互动；同年我的语文老师黄玉峰做客直播室，讲解他一以贯之的人文教育理念； 2011年我的同学于浩然和我一起作为嘉宾参与有关高考加分政策的讨论，那天，虽是我第一回走进直播室，见到主持人和朱愉、朱应老师却只觉亲切。
今天，我已就读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夜里，只听得都市的喧闹从书房窗子倾涌而入，华丽却孤独。可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眼见着手表指针滑向午夜，眼见着节目的微博平台又热闹起来，我想，这是上海的又一个正午，熟悉的声音将又一次穿越长空。
想今天的上海，该是谁“开广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