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有几天，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就要上映了。这是值得期待的国产大片，相信很多人都想到电影院里，面对大银幕，去感受那个特殊年代中国人的无奈与绝望。 到电影院看大片，对绝大多数城市家庭来说，应该算是寻常事。但对一些农民工孩子来说，还是比较奢侈的。为了让更多的打工子弟免费看场《一九四二》，最近，这片影片的出品方华谊兄弟在搞“零钱电影院”，在城乡结合部的打工子弟学校辟一间教室装上放映设备，免费供片给这些孩子看电影。 本来，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大好事，却有网友质疑称，“恶心作秀，有钱不给孩子买书买吃的？”对此，冯小刚发微博回应说，“打工子弟就只能顾温饱不能看电影吗？免费给这些孩子看电影何罪之有？您倒是不作秀您作恶。” 一边是好心没好回报，一边是损人不利己。这是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两种生活情态，令人心寒，让人痛苦。做点好事，总要被泼冷水，谁还能永远保持这种热情？冯小刚说，这种损人不利己，心倍儿脏，是恶毒，是胎里带的，传承有序。这话的指向，无疑还是国民性。任何时候拿国民性说事，都容易招骂。冯小刚的“胎里带”之说，就很聪明。 国民性，其实真是个不必再去回避的话题。前阵子，《一九四二》的作者刘震云也谈到过国民性，他说，“阿Q精神在今天仍然适用，中国人现在除了恐惧，还缺乏对未来的远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国民性问题。”因为恐惧，所以无所适从，失去基本的文化理性与独立判断，或是怯懦麻木，或是无端攻击。 于是，才会产生做好事被质疑的事。当你做了这件好事，他就跳出来质问你为何没做那件好事。接下来，就算工你很快去把那件好事给做了，他还是会跳得更高说，还有件好事，更紧急，更有意义，你为啥没做。他们在质疑和批评，动动嘴，啥也没做，站着说话不腰疼，那边做好事的人，凭空就招来很多舆论压力。久而久之，不敢行善，生怕“好心办坏事”。这样的文化心理和行为表达，流淌的，就是国民性的严重流毒。 这种国民性流毒制造的人性沉沦与人格扭曲，还不只是做好事被攻击伤害，不少人躺着都会中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阵子钓鱼岛事件升级，一些在砸自己同胞血汗购买的日系车中，找到“正义幻觉”与“革命快感”。仇视别人，攻击别人，失去道德底线，甚至突破法律秩序，这背后，都是因为处于复杂错位的多元文化环境下，人们缺乏笃定的文化信仰，处于价值溃散的状态，于是，对彼此缺少应有文化宽容。 这种文化偏执，导致行为固执。改变被落后国民性扭曲的人格与变异的人性，只能靠文明、价值与秩序。一个最起码的底线就是，当前必须倡导对多元文化的认同与宽容。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冯小刚与华谊兄弟，免费让打工子弟看电影，就是在展示他们这个群体的“美”。而那些网友来说，那种损人不利己的质疑，让人看不到半点“美”，只看到丑陋的一面。 这是一个社会分层的年代，更是一个文化分层的年代。一个人只是基于自身利益需求，只是依托自身的文化视角，不同群体之间就根本无法实现理性的对话，最终破坏的，也就是对文明秩序的普遍坚守，到最后，谁都可能会精神遭遇与权利剥夺，随时被裹挟这样的文化冲突的风暴中。 从这个意义讲，作为个体，最需要做的，首先就是捍卫自己对社会的应尽之“美”，是宽容他人自由的文化选择，那种只知道对别人挥舞道德大棒，损人不利己，甚至佛头着粪，那就是未经审视的最不得过的人生。只有以文化宽容驱动国民理性，才能改变人们扭曲的人格，来避免造成更多的人性灾难与社会危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