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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时期的文化特征刻通过以下七个方面进行判断。
采玉时间的判断，即采玉时间的早晚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大约12000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就开始用蛇纹石打制砍砸器，约5000年前已经采用和田玉磨制无孔石斧。此后我们先祖的治玉活动从未间断过。关于采玉时间的早晚，虽因检测手段不同，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但可以肯定地说，与其他外域文明相比，中国是用玉最早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用玉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从玉质、玉色上判断；国外各产玉地点所出玉色泽较为单调，如日本人、印第安人玉器以翡翠为主，其软玉亦呈现深浅绿色；欧洲软玉呈现青、绿色，贝加尔湖附近所出的玉石上带有墨点，孔东原始文化出现白色软玉，我国和田玉除了青、碧、墨色之外，还有黄、白等色玉，其中尤以羊脂白玉最优，日本的硬玉和碧玉，毛利人的碧玉玉，印第安玛雅人的硬玉之质地均缺少温润晶莹之感，而我国和田玉质地细腻缜密。因此，从玉质，玉色上比较，和田玉亦是国外玉石所不及的。
从琢玉工具上判断，我国琢玉用的旋转性工具，始于原始社会的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后来又逐渐发展成为“水凳”。日本学者从现行琢玉法推论，认为日本古代玉器也是用旋转性工具碾琢的。在印度，具有关资料显示，琢玉方法为一老年玉工用右手推拉弓弦以带动圆砣旋转，左手执玉琢磨。但却操作不便，效率极低，这与中国《天工开物》所描绘的“水凳”相比，晚了3个世纪，在结构、传动装置上也远比中国的“水凳”落后。不容否认，中国古代旋转性工具在当时是最先进、最完善的。
在碾琢技艺上判断：在这里需对清代传入我国的印度玉——痕都斯坦玉（亦称“莫卧儿玉”）的碾琢技艺作一下分析，我们应该承认痕都斯坦玉技艺己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对我国晚清及现代玉器工艺产生过较大影响。乾隆对痕玉有过极高的评价，他在诗文中说“璞韫昆山，镂传印度”，“西昆率产玉，良匠出痕都”，并赞其玉器“莹薄如纸”。但令人费解的时候，乾隆竟然误认为痕玉是“水磨”而成。从现存莫卧儿玉器考察，胎薄如纸者有之，但中国胎厚类玉器却不乏其例。苏州仿“蕃作”中就有薄胎的，其中的菊瓣盘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态，说明苏州玉工有能力把玉器磨得很薄。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玉器中器胎偏厚者居多？这与玉材难得，价格昂贵有关，若琢磨得过薄，一则费工，二则是玉材耗损过大，三则有损玉质美，给人以不坚实感，易与玻璃混淆，故治玉不提倡薄胎之工。这只能说明两种传统和文化的区别。
从玉器功能上判断：欧洲人认为，软玉(Nephrite)挂在腰间有治愈肾病的功效，这自然是一种迷信的认识；日本人对玉和玉器的认识较欧洲人复杂，他们认为玉除了装饰功能之外，尚有“咒术的、宝器的、祭祀的”功能；阿拉伯玉器大致也仅限于生活用玉和瓶盆之类；印第安玛雅人玉器与神官的职司、祭祀有关，此外尚有生活用玉和装饰玉器。总之，上述各国玉器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均不及中国古代玉器所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功能。
从玉器造型上判断：中国古代玉器形制相当丰富。国外古代玉器造型大致如下：日本古代玉器只限于珠、管、勾、栉形以及抽象化的动物，少见器皿；毛利人玉器仅见于神像、佩、斧；西伯利亚新石器时代也仅有斧、凿、盘等工具和器皿，且造型也较为简单；阿拉伯玉器以器皿为主，其器形别致，独具一格，但类型也较单纯；印第安玛雅玉器型制上比上述各地稍多，有工具、珠、管、片、人物浮雕和象生玉等。但与中国古代玉器型制相比，这些仍单调得多。
从玉器装饰图案上判断：中国古代玉器之装饰图案，有几何形、动物、植物、文字以及绘画等多种题材。而日本、欧洲、西伯利亚、毛利等玉器则多呈现素状或简单的几何形图案，装饰甚少。与中国古代玉器图案装饰相比，黯然失色，尤其是中国古玉上的绘画性图案，在世界琢玉史上独具特色。
(日本玉器欣赏)
（玛雅玉器欣赏）
（痕都斯坦玉器欣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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