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读书，总以应试为第一要务，这样免不了要投机取巧，即常常只背教材和讲义，而不去读更为精彩的原著，因此也便有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读，或一叶障目的偏差。诸如本文的主人公李渔的《闲情偶寄》一书吧，在我最初的印象里，它只是一本谈戏剧创作与表演的书，内容不过是“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之类。然而近日闲读山东画报社出版的《闲情偶寄图说》，才知自己大错而特错了——它的内容远不止于此，而是囊括了妆饰打扮、房舍园林、居室布置、古董器玩、竹木花卉、饮馔养生等闲情雅兴。对这部分被“无知”遗漏的内容，我显然更感兴趣，因为在其中我依稀看到了一位穿着长袍马褂、脑后拖着长辫的小资文人。
李渔（1611—1680），字笠翁，著有《笠翁一家言全集》，包括诗文和《闲情偶寄》、戏曲《笠翁十种曲》、话本小说《无声戏》、《十二楼》、长篇小说《合绵回文传》等。祖籍浙江省兰溪县下李村，生于雉皋（今江苏省如皋）石庄镇的一个富有的药商之家。他自幼聪颖，有才子名，常随伯父出入于大人、先生之门，游览名园，吟诗作赋。1635年，他在兰溪应童子试，后考入金华府庠，以后屡试不第。清兵入关后，他再没应试。为了维持生活，他从41岁开始了“卖赋以糊其口”的生涯。50岁左右移家金陵，在前后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一面经营芥子园书铺，刻售图书，一面组织以姬妾为主要演员的家庭剧团，北抵燕秦,南行浙闽,在达官贵人府邸演出自编自导的戏曲。晚年复移居杭州，终老是乡。
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乱离之后、鼎革之初”的复杂时代，李渔如此处世、谋生，确是传统文人中的一个异类。李渔这种安身立命的方式不仅和做官的读书人不同，也完全有悖于圣人之道——圣人认为读书人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按照这个要求，李渔既然做不成官了，那么就应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也不改其志。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他没有遵从圣人的教诲去做一个清教徒一样的隐士，而是做了一个在商言利的商人，一个从事“末技”的作家。他虽生活在民间，却常常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府邸；虽有生花的妙笔，却没有代圣人立言，偏偏醉心于当时被视为“文人之末技”的戏曲、小说；且其作品的内容不再“载道”，而是强调娱乐功能，甚至为此不惜媚俗，如《肉蒲团》。李渔的身上，很难看到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
在摆脱了官的诱惑和“道”的束缚后，李渔的精神和心态都是轻松的——既不为“官”所累不为“道”所累。而卖文和卖艺虽不能让他大富大贵，日子却也小康。他因此才得以痛痛快快地游戏人生，比之那位崇尚性灵的袁宏道老先生要活得潇洒多了（袁中郎老是抱怨为官之苦），比单纯地做隐士的陶渊明老先生富裕多了。无拘无束的有产阶级才能有闲情，有闲情的人才能有心情来经营、打磨和品味自己的小日子，妙文也才能被他妙手偶得——这样一个热爱生活、富有情趣的人，又有一双为美而生的眼睛，他只需将日常生活中的一鳞一爪信手拈来，由具体事物的微处谈起，便能从容不迫地逼近平常事物的本真之美，故而篇篇都成妙谛文字——既自然又有风韵，毫无牵强、刻意的成分，可谓是一种真性灵，真文字也！这便是《闲情偶寄》一书最让人叹服的地方。
常言道：有得就有失。其实对于李渔，它的逆命题也是成立的，即有失就有得。试想，如果李渔没有走上这条自我选择的异类的人生道路，如果不是把自己的后半生沉浸在个人的一片小天地里，我们今天也就无法读到这种精彩纷呈、情趣盎然的闲文了。虽然，李渔在生前和身后常因此而被一些正统文人所诟病，但是我想，他们在身心疲惫之时也一定曾暗羡过他的闲情，毕竟“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不然，历史上为何有那么多时隐时仕的文人呢？不同的是，他们大都受时代和自身素质局限，没有能力设计和选择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之途，不敢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渔身上真是有现代人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