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花飘荡陶然亭
揩干眼泪，在原本叫南下洼的湖边石墩上坐下，面前杨柳依依，池水尽碧。头上的松树安静极了，没有风，没有鸽子自树梢飞向天空，拖着长长的鸽哨。松树皮红绿白相间，老皮都快脱落了，殷红如血。此地离天桥和永定门不远，却似隔了万丈红尘，一切静谧安详。道边亭下，三两老人挥着莆扇，或下棋，或闲聊，聊些什么，旁人当然不会置喙的。回头一望，一带红墙隐于绿柳松柏之间，那便是陶然亭了。
恍惚间，却见得一副圆边眼镜，一袭白衫黑裙，一弯齐耳短发，一枚象牙戒指的女子踏雪过了小桥，走向我身后的白坟、白碑、白树、白地。芦花飘荡。芦花也是白的，飘向她的衣襟围巾。她在积雪的坟头慢慢写道“我来了”，随后又捡起树枝抹去了；她的泪落在石碑上，冻住了。她吟哦着：我爱，纵然宇宙变成烬余的战场，野烟都腥，在你给我的甜梦里，我心长系于虹桥之中，赞美永生！吟完，便化成了另一座白石碑，一站便是七十三年！她就是诗人、散文家石评梅。另一座一样形制的碑下，躺着共产党早期活动家和领导者高君宇。相爱不能而咯血，肺病少愈，盲肠炎又剧发，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四岁的石评梅把年仅二十九岁的高君宇的骸骨送到陶然亭，埋葬在他生前选定的锦秋墩下，从此，在乱坟凋垒，荒寒寥瑟的陶然亭湖畔，无论风晴雨雪，常常看到她的身影，她的泪水浇绿了手植在墓旁的翠柏青松。两个月后，用白石砌成长方形墓，正中竖了一座尖锥形的四角石碑。石碑上是评梅手书的题词：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评梅。
高君宇和石评梅题写的墓志
三年后，评梅因脑膜炎猝发，遽尔而逝，永远地追随他的天辛（即高君宇）而去了。命运把他们留在了成功的革命家和文学家行列的门槛外，反而因他们的爱情闻名。唉！在中国，这样的恋人，死后葬在一起是恐不多见的……碑上的这些话，聚合了时空，将我来自南滇一隅的今人递送到了二十年代的京华；而这字迹，又何尝不是二人生命与爱情的写照！念着斑驳的这些话，不能不让人下泪的。
石评梅和高君宇的爱情故事成了经典流传下来，有多少人记得他们？我不知。他们的墓安在陶然亭，一如他们逝前在这里流连，一人执绒线球，一人织毛衣，成为永远的遗憾和遗憾之后的宽慰。墓园左右的松柏，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
前些天在水木清华BBS上看到这样一段话：王安忆在《两个大都市》里描述的北京时说，似乎每一个著名场景的身后都少不了藏着淡淡的血迹，带着重重的历史感，夹着血雨腥风的故事，其实北京同样有温情脉脉和浪漫奔放的一面。假若要为这个城市写一部情爱史，信手拈来的就有吴三桂与陈圆圆、珍妃与光绪、小凤仙与蔡锷、梁思成与林徽音、徐志摩与陆小曼、石评梅与高君宇。至于小说故事里的爱情故事就更多了，譬如《啼笑姻缘》、《京华烟云》等。不管有多少爱情观，这样的爱情观有多少新锐或者守旧，爱情都是要有人来感动或被感动的，感动之后，便要寻个落脚点，再来寻求新的、不断的感动。在这个时候，爱情回家了。
陶然亭就是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的场景。在《飞狐外传》中篇尾，金庸也借用了这个场景，死于孔雀胆和鹤顶红的马春花，也是葬在南下洼破庙后面。一日，胡斐忽然明白了一件事：陈总舵主祭奠那个姑娘时竟哭得那样伤心，原来，当你想到最亲爱的人永远不能再见面时，不由得你不哭，不由得你不哭得这样伤心！
陶然亭原本是以芦花出名的。芦花的轻微的素色，开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秋尽寒来，一缕沾襟，徒增了哀愁与伤感。郁达夫先生在《故都的秋》一文中说，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秋到心头变成愁，是确实的！张恨水先生也常在人事烦忧之时，一个人跑到陶然亭在芦苇丛中，找一个野水浅塘，盘桓一两小时。那时的陶然亭是荒郊野外，没有人家，一片苇塘子，有几堆乱坟而已。春天是草，夏天像高粱地，待秋天来了，芦苇变成赭黄色，叶间伸出杆子，上面有成球的花，满空乱飞。
石评梅
我来正是盛夏时节，找了半天，也未见芦苇，倒是岸上凌霄花开得热闹。水泥堤岸整饬，湖水深不见底，大概是解放后在主席一声“陶然亭是北京名胜，要保护和建设”的号召下，掘塘挖泥，芦苇从此绝迹，也未可知；而现代人衣食之无暇，哪会去想芦苇的事！主席当年和邓中夏一起来到陶然亭的慈悲庵，商量驱逐湖南军阀的大事，还在庵前的古槐下留了影。邓中夏是高君宇的北大同学兼战友，由此猜度，石评梅的到来便是情理之中；那时，似乎也就已预定了这半分墓地。
当年，皇家园林是不开放的，客游京华者在为数不多的景点前，十有八九想到陶然亭；又赖几代骚客笔墨点染，胜名流传。北京的南城，也是当年上京求名的举子麋集之所，走不远就到陶然亭，又把这个名字带向四面八方；此间还有文昌阁一座，据传香火旺得很，可以想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