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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唱书”发源地(也就是越剧的发源地)马塘村考察
1990年下半年至1991年上半年，嵊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了几位同志，先后数次去被称为“落地唱书”发源地的嵊县剡北乡马塘村进行访问座谈。期间，发现马塘村村民金启雨（小名金老虎）家藏有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重修的《刘金氏宗谱》，从而使我们对马塘村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以及“落地唱书”艺人等情况，得到了一些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引起了一些新的思考。
一、 马塘村史地概况
马塘村百分之九十的人姓金。从事“落地唱书”以及后来参加小歌班演出的，基本上是金姓人。
金姓人原来不姓金，而姓刘。宗谱名《刘金氏宗谱》（下简称《宗谱》），意即金氏的祖先姓刘，历来有“刘金不二姓”之说。马塘金姓人的祖先姓刘，原先居住的天台县孟岸。梁开平年间（907—908），为避吴越王钱廖讳，改姓，将刘字去卯刀为金。后来，居孟岸的四世孙金曦迁居东阳巍山，传至七世，全家五百余口不分家。宋宣和二年（1055年），敕封江左义门，赐匾题“江南第一家”。其后，因洪水为害，废其居址，八世孙金让至剡县，入赘于清化乡雅堂淇园后宅朝请大夫张霆家。这就是马塘村金姓人的第一代太公，时为宋元丰末年（1085年）。
金姓人移居马塘九百余年，如今已进入三十四世至三十六世。从二十五世起，金氏定讳行为“肇里嘉声，永世克孝，明宗启后，立本昭福……”。“落地唱书”时期的艺从多为二十九世永字辈、三十世世字辈、三十一世克字辈。
关于马塘村村名的来历有两说。一说见自《宗谱》，说宋崇宁年间，金让的的儿子金敏庆，被宋徽宗的弟弟歧王选取为郡马，他回乡时，“舆卫车马”“洗濯于此”，故塘以马名，村子被叫做马塘。另一说来自民间传说，据说郡马太公后来被权奸诬陷而杀头（也有说是护卫皇上而负伤），他的坐骑负主公奔回家乡，至村外塘边跪下，此塘即被称为“跪马塘”。这口塘至今仍沿用旧名，位于今村东五百米电水泵所在处。村在塘边，故名马塘。
马塘村地处嵊州中西部盆地温暖夏干农业气候副区，这区划是嵊西的“粮仓”。村西北为南北向分布的黄土垄丘，宜栽桑、茶、桐子、果树。但在解放以前，马塘村的土地多属外村富户所有或为外村的公田，村民大多靠租种这些田务农为生，是个贫困的佃户村。以唱书艺人金芝堂为例，他家兄弟四人，自家没有田地，靠租田为生，难以维持生计，四兄弟只有老二养了一个孩子。马塘村的副业主要有挑私盐、砻米（即把谷子砻成糙米，在石臼上擦白，挑到崇仁去卖，赚加工费）。这两类副业称“吃扁担米饭”，有“扁担调龙，越调越穷”之说。做手艺者以木匠居多，艺人金芝堂从小学皮匠（鞋匠）。村子有东爿、西爿之分，穷户多住东爿。
马塘村交通尚便，靠近剡溪，据传古时可从袁家店（今已不存）埠头出入。
马塘村村民赶崇仁市。崇仁镇在村北十多里外，为嵊西北大镇，有人口万余，市井繁荣，文化活动丰富。历代以来，马塘村与崇仁镇联姻较多，但多属崇仁镇裘姓中的“草鞋裘”（穷人）。
二、 马塘村的文化氛围
马塘村金氏宗族以“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为“保族兴家之要诀”。解放前，马塘村仅三百余户，却有三庵、四庙、三祠堂，终年有连续不断的求神拜佛祭祀活动，村民世代处于封建迷信和封建伦理的笼罩之中。
族中对知书礼尤为重视。清末民初，村中有刘金氏书房、七姓氏书房等四五处书房。从事“落地唱书”的艺人中，也有儿时读过二三年书的。
关于文化活动，《宗谱》中有禁戏条文：“无故做戏、酒筵用唱妇者，罚银一两。”此为族律中的重罚。《刘金氏同居诫言中，还有不许“谑谈”、“出游”，尤禁“小说街谈”的戒律。但村民的自娱自乐活动，并未被戒律所禁止。相反，马塘村群众性的歌唱活动非常活跃。
据村中的长辈介绍，马塘村养蚕颇多，每逢4月，养蚕人家纷纷到祠堂里来做蚕山（簇），这时祠堂里便闹嚷嚷的，人们唱着小歌，为劳动助兴。
就是族规中“尤宜屏绝”的“小说街谈”，在村中也同样禁而不止，连正统的《宗谱》中也不乏此类记载。其中，有讲经忏故事的，如《行正翁行述》中说他：“有人招以诵经忏者，喜往从之，不计价值。间晴课雨之下，常本其经忏中语，劝导世人，娓娓而谈。”也有讲戏剧故事的，如《孝亲翁行述》：“性又爱戏，近闻有演戏者，多往观之，归则与人谈贞淫善恶果报不爽，滔滔不绝，四旁听者无倦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宗谱》中有一篇《耆民永焕行状》说：“今翁年已六十有六矣，老景优游，同野老辈围坐，凡古今废兴盛衰事，娓娓以佐清谭兴之，款洽者如饮醇胶，不能忘味。”这就是说，这位永焕翁在当时（按六十六岁计，应为1898年）是一名出色的讲史（或唱书）人。这位永焕翁（1832—1903年）的儿子叫金传高，是“落地唱书”时期的著名艺人。
马塘村有庙会，时间为农历十月十三日。逢会期，演戏三天三夜。村人还记得抗日战争胜利那年会期日，特请钱妙花等当年四季春科班的名角来村演戏，盛况空前。
位于马塘村周围的崇仁、甘霖、富润等镇，以及近在咫尺的白泥墩等大村的传统文化活动，对马塘村影响颇大。特别是每逢会期（富润八月二十六日、甘霖九月十六日、崇仁十月四日），镇上往往有辕门、十番、妒花、绣球等大型器乐演奏，舞龙、舞狮、回头拜、在头和、调无常、调五马等民族舞蹈，以及高跷、抛菜瓶、叠罗汉、翻表等杂耍的精湛表演。平时镇上又常有徽班（京剧）、绍班、东阳班的演出。新昌高腔、余姚鹦歌班等也常来马塘及附近小村演出。
尽管没有更多的文字记载，但已能够说明：马塘村处在一个民间文艺丰富多彩的地域，是一个自娱自乐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
三、马塘村的田头歌唱
“落地唱书”是由“沿门卖唱”发展而成的。而“沿门卖唱”的基础则是田头歌唱。
马塘村的田头歌唱，早在清道光年之前，即1820年之前已蔚然成风了。据文字考察，清道光三年（1823）撰写《续修监谱叙》的金永绍，在《雅堂十咏》之一《桐冈茶唱》中写道：
谁说桐冈竟树桐？新茶郁勃向春风。
山童一曲枝还密，邻女微吟叶正丛。
指甲和烟归夜捣，肺尘尽洗出灵通。
歌声上下行相答，合似霓裳同不同？
作者把“桐冈茶唱”作为雅堂一景，写出了阳春三月，山童邻女在桐青茶绿的桐冈（按：此冈今名桐柱冈）上，一边劳动，一边唱歌吟曲，甚至互唱互答的生动景象。作者把这种山头小唱与大雅之堂上的霓裳曲相比，可能其时所唱的曲调，已经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歌声上下行相答”是不是指导[四工合调]中的接调，不得而知。但也有可能其时这种[四工合调]已经出现，而且为“山童邻女”所传唱。
据“落地唱书”时期老艺人说，[四工合调]的创始人是金其炳，他是最早沿门唱书的著名艺人。这个说法源于五十年代尚健在的“落地唱书”艺人王海金、金文潮等多人口述。金文潮的说法是：“听师父传教，[四工合调]是上八洞神仙金其炳化出来的。”王海金的说法是“师公教的”。他们只说到金其炳是马塘人，善编新闻，常在田头、晒场为大家演唱，没有提供金其炳生座年及生平情况。
金其炳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人呢？
在这次考察中，我们查遍《刘金氏宗谱》，没有金其炳之名。为什么马塘村的金姓人会谱上无名呢？向村中老者打听，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
金氏上代（年代、辈份不详），曾有一房金氏族人出仁在外，家有佣人姓方，深得主妇信任，后来还从金家得到财产，人家渐发。但后来，姓方佣人与主妇奸情败露，他们的私生子及其后代，虽被同意姓金，但不准列入刘金氏宗谱。于是马塘村便形成了一支姓金但不入正谱的金姓人。据说，后来该房子孙另立宗谱，因无名讳，以他们居处在塘边而称为“塘房”，有奇、英、文、章等新讳行。现在，奇字辈、英字辈已无，文字辈尚有少数，最多是章字辈。“落地唱书”艺人、后成为男班时期主要演员的金文潮、金和旺、金松昭、金锡昭、金世刚以及金千法（艺名金雪芳）等，都是这一支的。
根据这个说法，金其炳可能属于这个“塘房”，可能是“奇”字辈的人。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他应是金文潮的祖父辈。金文潮所以把这位自己祖父辈的人称之为“上八洞神仙”，说明他没有见过金其炳，也不了解金其炳的生座年和生平事迹。
虽然目前我们对金其炳其人的情况还知之甚少，但通过对马塘村的考察，可以对他的生卒年代作一个大体的推断。我们可以认为，金其炳是清嘉庆至道光年间的人，生年应在1800年之前，卒年应在1850年之前。其理由之一，他是[四工合调]的创作者，这种曲调在1820年前已在马塘蔚然成风。理由之二，他不是金芝堂这一辈唱书艺人的师父。金芝堂这一辈唱书艺人，大多生于1855年前后，如果金其炳对他们进行过传艺教习的话，那么应该是在1870—1875年之间，金其炳的为人与生平，在马塘村不可能鲜为人知。这就是说，金其炳的生卒年要比他们早得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年轻时就离家外出，至死未回，但距离金芝堂出生的时间也比较久远了。
金芝堂的身世，可作为了解金其炳生卒年的一个佐证。金芝堂自幼是学皮匠（鞋匠）的，从他后来自学唱书的事实看，他是个从事唱书活动的有心人，也是有这方面表演才能的。如果眼前就有师傅，金芝堂不可能避近就远、避短就长（学唱书马上可以赚钱）去学另外手艺。金芝堂是挑着鞋匠担子到“下三府”去的，他一面补鞋，一面听人家说书，半路才出家学艺。马塘村如今还健在的老人都知道，过了许多年后金芝堂才把鞋匠担子送回马塘。这副鞋匠直到不久以前才散失，村里许多人都亲眼见过。因此认为金其炳是金芝堂的师父说法不确。当时马塘村根本无人传艺教习。如果要认定他们之间有师承关系的话，那么只能是[四工合调]的传承关系。即使这样，金其炳也应该是金芝堂的“师爷”、“师太公”，即金其炳至少要比金芝堂高出两个辈份，按二十五年为一辈的惯例推算，金其炳则可能是清嘉庆到道光年间的人了。
四、“沿门卖唱”起始时间
“沿门卖唱”，即通过唱彩头话乞讨，嵊州人多称为“唱麻糍”（即年糕）。他们用一根长竹竿敲着门槛打拍子，[四工合调]当曲子，编一些什么“四角方方一盘花，知子万孙共一家。王母娘娘生下子，状元头上插宫花”之类的唱词，唱上三五分钟，乞求得一点报酬（一般是年糕、粽子之类食品）。以后也有乞求赐给银钱的，唱一些“客到厅堂寿为先，小小刘海耍金钱。金钱银钱贵府第，荣华富贵万万年”之类的唱词，卖唱人自比是“刘海”，言称能给金钱银钱的便是“贵府第”，便能够“荣华富贵万万年”。这是婉言乞讨。还有直接乞讨的，“年轻姑娘大嫂们，缝针铜钿兜（凑）一份”，然后祝他们“早生贵子跳龙门”、“福也增来寿也增”。
马塘村的这种卖唱，几乎大多数的农家都有人会。每逢农闲，尤其是春节前后至清明前后为黄金季节。据今八十岁的唱书艺人金灿老回忆，就在越剧男班已经形成时，他与村里人依然处出卖唱。有一次在义乌廿三里宿夜，居然碰到八十多位马塘人（含少数邻村后朱人）同时住在那里卖唱，可见马塘村沿门卖唱之规模。
那么，这种“沿门卖唱”起于何时呢？
从考察情况看，应该是起于清道光初年。因为到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已遍及邻县，并流到杭嘉湖一带。
《宗谱》的资料表明：从清道光年间起，马塘村出现了一个男丁纷纷落户外县、客死异乡以及外县女子陆续嫁到马塘的现象。兹举几例：
金永炳，字旭如，生于嘉庆戊辰年（1800），卒葬失。
金永清，生于道光辛巳年（1821），卒于光绪丁亥年（1887），葬新昌澄潭镇上胡公岭脚庵横路边。
金小化，生于道光壬午年（1822），卒葬失。
金世增，生于道光壬辰年（1832），娶上虞县乌树庄蒋 家里朱立根之女，卒于光绪戊寅年（1902），葬上虞县乌树庄村后。
金永栈，生于道光戊戌年（1838），娶杭城涌金门徐姜通之女，生二子、三女。次女嫁给余杭小东门陈家庄蒋保生，幼女嫁天台城内小东门外定头庄张吾泰。他本人卒于光绪乙酉年（1885），葬杭城草桥门外白虎庙前。
金永邦，生于道光庚子年（1840），卒于光绪乙未年（1895），葬临安县庆先一图张村南土名象鼻山吕家田顶。
金永辉，生于道光乙酉年（1849），娶新邑吕国顺之女，卒于光绪庚寅年（1890），葬临安县金岫庄自己典屋后园内。
……
在此期间，娶外县女子的还有：金克襄娶诸暨许村许德贤之妇，金世秉娶钱塘江头朱氏，金世怀娶绍兴斗门塘头村陈连桂之女，等等。
马塘村男丁外流，和女子嫁入一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不像其他村的男丁外流那样，往往是集中于一两处，而是四方分散，范围遍及新昌、杭城、临安、上虞、余杭、绍兴、诸暨、余姚等地。而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塘村的男丁外流和女子嫁入集中在道光二十年前后，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出入热”。此前，《宗谱》中无此记载，到光绪之后也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尽管不能下结论说，马塘村所有移居外地的男丁和娶入外县女子的，都是从事“沿门卖唱”的人，但也不能说与卖唱毫无关系。因为马塘村移民的落脚之地，有不少正好是在以后“落地唱书”流动演出路线上的重点活动区，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如客居杭城的金永栈，把他次女嫁到余杭小东门陈家庄。陈家庄是1906年艺人们把“落地唱书”搬到舞台的首演地之一。从年龄上推算，该女应在此前早已嫁到那里。于是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嵊县老家的唱书艺人一到陈家庄便受到盛情款待。当时唱书艺人都很喜欢去那儿，曾有“到陈家庄一宿三餐招待”的口头传说。由于那里有乡亲执地主之谊，去落脚的艺人越来越多，遂使陈家庄成为小歌班第一次上舞台的一方之地（关于陈家庄，经查今余杭县无此地名，只在余杭镇有陈家弄。马塘《宗谱》所记余杭小东门陈家庄，可能因城郭建设扩大而并入镇内，并改名。）
又如 金永辉卒葬地临安县金岫村。据《杭州市戏曲志》：金岫村有不少来自嵊县的移民。从二十年代起，这里就有自己组织的男子“的笃班”出现。1931年出现“四喜堂”男女科班，1933年又办起了著名的“鲁家班”女子科班。我们注意到二十年代初这里有自己组织的男子“的笃班”，如果这些移民中没有较多的落地唱书艺人是不可能的。
根据这些资料，已经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即马塘村的“沿门卖唱”从清道光初年就已经开始，至清道光二十年，已走向外县了。
五、金芝堂和“落地唱书”
如果说“沿门卖唱”还是一种求乞手段，那么“落地唱书”（包括“沿门唱书”）则是一种新型的曲艺样式。两者在演唱的内容、曲调、形式及演唱人的职业化程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我们的考察，真正创造并发展“落地唱书”的，应该是起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马塘村金芝堂为代表的一代艺人。据《刘金氏宗谱》记载，他们生于清道光末年到咸丰年间，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金芝堂的二哥金和忠（1849—1908），金水清（1855—1903），金传高（1855—？），金荣水的哥哥金水老（1859—1918），以及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升高乡下相传的相来鑫（又名相金堂，1858—1902）、相来炳（1868—1921）等人。
金芝堂，族系中讳永知，字和林。现在马塘村的许多老人还知道他是“庚申猴”，即生于清咸丰庚申年，属猴。据说他幼时聪敏，记性好，能随口编唱见闻。他小时学鞋匠手艺，学成后不久去杭、嘉、湖一带补鞋，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其时补鞋生意清淡，他常设摊于茶楼前，闲时便听唱书，与唱书艺人结为朋友。他见补鞋收入不及唱书，出于兴趣，遂改行从艺。他肯动脑，肯钻研，很快显出才华，名声大振。以后，金芝堂一直在杭、嘉、湖唱书，只偶尔回乡。未闻其有妻室子女，据传后来死在监安，安葬在“居市甚盛”的青山里镇。
金芝堂唱书的造诣较高，在同辈艺人中斐然居首。他创造性的劳动成果，至少有四个方面。
其一，金芝堂编演了一大批深受人们喜爱的新书目。金芝堂记性极好，人们说他“无书不晓”，能够“三个月不唱回头书“。马塘村老人听他们父辈说，金芝堂回到马塘村背后拖一根长辫子，穿马褂子，拎着小箱子，像个唱书先生。他对乡亲们说：“只要借一本书（指宣卷、宝卷之类）来，限我三日，一句不少唱给你们听还。”
然而金芝堂不仅仅是“背书”，而且创造性地发挥，改书、编书。据他的徒弟们说，金芝堂开始时编的是“小书”，对一些民间说唱、生活故事他能“添上花子”。如人家唱《童养媳归娘家》，只能唱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想归归不成；但到金芝堂手里，又发生了童养媳妇回到娘家，其哥要杀鸡给她吃，遭到嫂嫂忌恨，童养媳妇被气回娘家等情节，故事更为曲折、细节更为生动。《蚕姑娘》初时情节很简单，蚕姑娘盼望今年蚕花好（丰收），到灵隐天竺去烧香；金芝堂又增加了爱人、哥哥等人物，情节丰富多了。连《王小二过年》这样简单的生活小故事，经金芝堂扩充细节后可唱四五夜。后来，随着唱书活动的发展，这样的小书远远不能适应演出的需要了。金芝堂这一代艺人又从宣卷等材料中吸收题材，创编了《双珠凤》、《玉连环》、《双金花》、《三仙炉》等长书，每一本可唱十夜以上。据说最长的《金龙鞭》可唱数十夜。到走台书开始后，金芝堂等艺人从其他曲艺中引进了数量可观的长篇书目，有的还作了加工提高，很吸引听众。
其二，金芝堂创造了新腔[呤嗄调]，从根本上解决了唱书需要叙述腔体的大难题。这是“落地唱书”时期一个极其重要的突破。它不但促使了“落地唱书”本身的完善、成熟，也为日后越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原先沿门卖唱时期的[四工合调]可以用来唱彩头话，但很难用来叙述故事情节。发展到“落地唱书”以后，这个矛盾更加突出。能否创造一种新的能叙述情节的调腔，是关系到“沿门卖唱”能否进入曲艺殿堂的大问题。金芝堂这一代艺人，为此作出了艰辛的探索。约在1889年左右，金芝堂首先采用“湖州三跳”中的[劝世调]为基础，糅合了[四工合调]的特点和唱法，创造了[呤嗄调]，解决了没有叙述腔休难以唱长篇书的困难。这个新调很快在艺人中流传。艺人们又称之为[湖调]。
其三，金芝堂丰富了“落地唱书”的表演技巧，使“落地唱书”成为表演性很强的一种唱书，为过渡到戏曲形式作了较好的准备。“落地唱书”原为“文书”，艺人坐着表演。后来有的艺人站着表演，称为“武书”。金芝堂集文书、武书之长，不拘一格，表演时唱、白、表融为一体，坐、站、走有机结合。他还根据角色，用五色嗓音演唱，加上三跳板、惊堂木、扇子等道具，渲染气氛。在语言上则把一部分嵊县方言改成为嵊县官司话。金芝堂的表演给人一种新鲜感和立体感，赢得了许多听众，尤其是“短衫帮”（农民、船工）听众的喜爱。由于“落地唱书”表演能力的增强，原先杭帮唱书艺人的地盘很快为他们这些绍帮艺人所取代，出现了“听遍钱塘，不知金家一堂”的说法。
其四，金芝堂不但团结了同辈艺人，还带出了大批学徒，建立了一支职业化的“落地唱书”艺人队伍。据唱书艺人当年留下的回忆说，金芝堂非常注意团结同辈艺人，如与当时也颇有名气的相金堂等人，在技艺上互相竞争，但同时又互相交流。金芝堂在艺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最主要的是他敢于为艺人们的利益义无反顾地进行斗争。如著名的“岳阳楼事件”，为保护绍帮艺人演出的正当权益，他主动出面争斗，结果蹲了大牢，是相金堂等艺人替他昭了雪。“落地唱书”艺人要在远离故土的杭、嘉、湖地区存身立业，拥有听众市场，没有一种群体力量的支持，实在是很难的。而要形成这种群体，没有一两个有威望的领头人物，也是不可能的，而金芝堂正是这样一个领头人。
金芝堂毫不保守地将自己的演唱技艺，传教给后人。据查，仅在马塘村，正式作过他弟子的就有金世根、金阿炳、金锡昭、张伯海、张瑞丰、赵海潮、郑兰根、马阿顺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有些名气，其中多数还是男小歌班时期的主要演员。
我们所以说金芝堂等一代艺人是“落地唱书”的创始人，还有一个佐证是：马塘村有一个表示唱书艺人师徒关系排行的“艺辈”，其顺序为：芝、羿、祥、窘。金芝堂为“芝”字辈，是第一代，与他同期的金水清的徒弟金荣水艺名为羿郭，是第二代“羿”字辈。
近据马塘村村民金启雨提供的名单，解放前从事过唱书及演过戏的马塘村人就有男八十人、女五人。其中最早的为清道光甲辰年（1844）所生。据金启雨说，这个数字是据如今尚健在的老人回忆而统计出来的。因无其他依据，这个数字不一定确切，但马塘村从事“落地唱书”人员之多，可见一斑。
金芝堂本人在唱书艺术上有什么特色，已很难查明。但从两个方面看，他似乎最擅长表演机智、诙谐、心地善良而行为滑稽一类人物。一是从他的拿手书《双珠凤》看。这个书目后来改编成为男子小歌班时期的主要剧目之一，马塘人则称此剧为“吃饭戏”，每逢营业不佳，就开出《双珠观》，保管叫座。除剧情曲折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几个插科打诨的脚色，如倪卖婆、来富等，十分滑稽有趣，逗人喜爱。而这些人物和细节，早在金芝堂演唱时就已经有了。二是从他的徒弟看。他的徒弟中，最出色的是丑角，如马阿顺、张瑞丰等。马阿顺原姓金，马塘人，后其母改嫁到马家村，改姓马。至今村中老人还说起他学艺时一边读唱本一边车水，连田水灌满也不知道的趣事。后来，马阿顺成为男子小歌班时期著名的“梅朵阿顺班”的台柱，闯进上海后被列为男班“四大名丑”之榜首。张瑞丰其貌不扬，却很有能耐，他曾说他上台“不笑不要钞票”。他常在田头被人用轿子抬去演戏，初时人们多有詈言，等他演完无不惊服。
当然，“落地唱书”所以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得以迅速发展，还因为当时正处在太平天国之后乱离初定，城市和农村市镇的商业急待繁荣的历史时期；同时他们活动的地区又正好处在民间文艺十分繁荣、曲艺听众面广人多的杭、嘉、湖一带。但是，如果没有以金芝堂为代表的这一代艺人创造性的开拓，“落地唱书”是不可能形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曲艺，自然更没有条件发展成越剧的。为此，在研究越剧起源时，我们首先不能忘记这位鞋匠出身、一生为平民百姓演唱、并对“落地唱书”做了奠基工作的金芝堂。
金芝堂作为“落地唱书”艺人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越剧发展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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