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 鸡鸣狗盗”，话说： 公元前299年，薛公孟尝君得到秦昭王的聘书后，踌躇满志地带着“鸡鸣狗盗”等数百人马，去渭水边的秦都咸阳“为相”。求贤若渴的秦昭王与闻名遐迩的孟尝君，谈论六国之事，剖析天下之况，不谋而合，二人有相见恨晚之感。 昭王给孟尝君下了正式聘相之书、相印等信物，孟尝君也给了秦昭王带去了薛地的特产，还有特地制作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漆木高足豆盘等礼物。于是接着孟尝君走马上任，担任了秦国的“相”。 没有想到，为相将近一年后，即公元前288年，在小人金受等就开始诋毁诽谤孟尝君，昭王一时昏聩，要囚禁并要谋害孟尝君。孟尝君在鸡鸣狗盗等几个食客谋士的帮助下，一件白狐裘救了大命，于是全班人马连夜逃出秦都，越过函峪关，狼狈不堪地奔回老家薛城。孟尝君对此怀恨在心，下决心合纵报复秦国。。。 。。。 ——————此历史故事，真乎？假乎？于是... ... “相邦薛君”漆木高足豆盘的“出土”， 证实了“孟尝君曾为秦'相’”等史实问题 [喜上眉梢] 据2011-01-26 《京华时报》报道： 秦东陵被盗，文物随后不久即被追回 2010年10月中旬，位于西安市临潼区范家庄村附近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东陵一号墓被盗，破案缴获文物11件，其中的“漆木高足豆”为国家一级文物。经鉴定该漆木高足豆上刻有铭文，其内容解决了我国史学界关于“相邦”官阶长期存在的争议以及“孟尝君相秦”时间的争论问题 。 秦东陵一号大墓上方盗洞，深达30余米，直插主墓室。此墓样式符合西汉之前帝王墓室“黄肠题凑”形制，棺椁外面还包着一层或几层木墙。 随之不久，秦东陵被盗案告破，警方此次追回的11件被盗文物。在11件被盗文物中，其中漆木高足豆一件，高足豆底座三件，漆木简七件。经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漆木高足豆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漆木高足豆底座、漆木简均为国家三级珍贵文物。 追回的被盗文物中文物中， 有孟尝君田文所“造”的漆木高足豆 其中最珍贵的是一件刻有“八年相邦薛君造”铭文的国家一级文物漆木高足豆显得弥足珍贵，印证了齐国人孟尝君即薛君田文，曾于秦昭襄王时在秦国任相邦的史实。 漆木豆盘上刻有“薛君”，而不是“孟尝君” 漆木豆盘上刻有“薛君”，而不是“孟尝君”，或许孟尝君是其死后的谥号，生前并不称作“孟尝君”，多称“薛公”或者“薛君”。或者其生前号称“孟尝君”，而刻在见面互馈礼物上，不见庄重，所以刻为“薛君”而见重器。以前对于“孟尝君”之名的来历，很可能失之偏颇。 “相邦薛君造”漆木高足豆 “相邦薛君造”漆木高足豆铭文 漆木高足豆底座 漆木高足豆底座上发现了29字铭文。经文物专家解读，2000多年前的工匠在这里用篆书刻下了制造信息。其上的（29字）铭文，部分释读为： “八年相邦薛君造，雍工师效，工大人申”。 该短短的一句铭文信息，提供了该漆木高足豆盘的“'制造’时间”、“'制造’者身份”、“'制造’者”，[当然，并不是所谓的“制造者”亲自设计制造，就像古代的那些青铜器铭文一样，所谓的“制造者”，几乎都是权贵，并不是亲自躬身力行的去制作器物，而只是让工匠代造而已。]以及校（“效”，通假于“校”）勘者的“身份”，审（“申”，通假于“审”）核者的“身份”。 相邦薛君造漆木高足豆 除豆盘口沿部分腐朽掉以外，其余的部分基本基本完好无损，油漆光亮如新，色彩鲜艳，红色花纹端庄素雅。 考古中发现，两千年左右的漆木器保存状况大多都十分差，大多都已腐朽，都只剩下遗存，根本无法提取。 此次漆木高足豆保存十分完好，漆的颜色以黑色为主，用红色绘有流云状的花纹，至今色彩还十分鲜艳。 保存如此完好，可能与埋葬的特别深有关，与文物所处的环境有关。其他的漆木器也多以黑色和红色两种颜色勾勒出极美的图案。 在7件漆木简上，还保存有一些龙纹，现在上面并没有发现文字，由于还没有对简做研究，也不排除这件简经过特殊处理后才能看到文字。 或许漆木简的“文字”将会显示出更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来。 “八年相邦薛君造”漆木高足豆盘的“出土”意义非凡， 可以解密许多的历史谜团与误解 解谜一 相邦和丞相是两个官职，而不是一个官职 木豆座的铭文，解决了我国史学界关于“相邦”官阶长期存在的争议的问题 在漆木高足豆的豆座上发现了铭文，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八年相邦薛君造”、“八年丞相受造”，其他几个字写的是直接负责制作这个漆木高足豆的监管人和制作者的名字。“八年相邦”、“八年丞相”又是何意呢？ 考古专家介绍说，“相邦”和“丞相”是官职名称，“相邦”高于“丞相”，而“八年”则是年号，为秦昭襄王八年，“薛君”和“受”则是两个人。丞相“受”名为“金受”，该人物在历史文献上出现极少，只有《史记秦本纪》有“薛文以受免”的记载。即“薛文（田文 孟尝君）因为受[金受]（嫉妒诽谤）而被免（相邦职位）”。 有不少专家认为此人历史上不存在，如今铭文则证明了确有此人，而且还是当时秦昭襄王的丞相！ 长期以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相邦”和“丞相”是一个官职，而根据高足豆上的铭文，则是一个铁证来证明这是两个官职。在兵马俑坑中，在一些器物上也发现有“相邦吕不韦造”的文字，这也证明了相邦职位之高。 后来西汉刘邦做皇帝时，因为忌讳“邦”，相邦被称为相国，后来慢慢地变成只有丞相一职。 战国时的政治制度 战国时，各诸侯国陆续形成国君之下将相分职、文武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相，又称相邦、宰相，是百官之长。将，又称将军，是武官之长。 秦国于武王二年（前309）开始设丞相一职，丞相中最尊贵者称相邦，最高武职初为大良造，到秦昭王时才设将军。楚国一直以今尹为最高官职，柱国或上柱国为地位稍次的最高武官。各国次一级的武官为尉，或称国尉、都尉。国君的秘书称御史，并有监察之任。 “金受”是诽谤时为“秦相邦”孟尝君的元凶 所以，金受的“丞相”之位，比孟尝君相秦时作为“相邦”低，而且作为战国四君子之首的孟尝君，其声誉赫赫有名，这也是有志开阔疆域而求贤若渴的秦昭襄王，聘任孟尝君为相（邦）的缘由。 起先秦昭王听说孟尝君贤能，就先派泾阳君到齐国作人质，并请求见到孟尝君。孟尝君准备去秦国，而宾客都不赞成他出行，规劝他，他不听，执意前往。有个宾客苏代用“木偶土偶”寓言故事说服了孟尝君的往秦。在齐愍王二十五年（也就是秦昭襄王八年，即前299），在秦王不断书信求贤的情况下，终于又派孟尝君到了秦国，其实这时齐王因其名声过大而与孟尝君生隙，孟尝君罢了相，这样秦昭王立即让孟尝君担任秦国相邦（旧时我们一致认为孟尝君做了“秦国的宰相”，其实这时的“宰相”不如“相邦”地位高，“相邦”为“宰相”之首。） 而金受无论在名气方面还是在才能方面，都则远远不如孟尝君，这也是其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名气，以至于被后世认为其若有若无的原因。【在《史记》中载道：“人或说秦昭王曰：“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于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尝君，谋欲杀之。” “人或”，即“有的人”，而这个“有的人”，恰恰就是这位喜欢“谗谋”的“金受”先生！】 这样孟尝君的相邦职位，高于金受的丞相之位，当然令其难以忍受，在“能力”方面赶不上孟尝君，那就只有释放“坏才”诽谤陷害诋毁了。 金受悄悄地告诉秦昭襄王，孟尝君是齐国的贵族，且原是齐国的相邦，今相秦，一来可能是刺探齐国的军情秘密，并不一定齐王真的解聘他，而是唱双簧戏，二来可能利用掌管秦国的军政权翻来制约秦国，考虑军事问题首先替他的祖国齐国打算。他在国际关系上的外交能力不一般，某一天他可以一呼百应，山东六国可能被他用来消灭秦国。如果再用孟尝君为相邦，就会有王国之危险！ 秦昭襄王一听有道理，如不立即铲除他，真的就会有让亡秦的危险！于是他把孟尝君囚禁起来，决定偷偷的杀掉孟尝君。 于是就有了《史记》里所描述的孟尝君的门客们各尽其才、不遗余力而施展仿生天才的“狗盗偷裘”、“鸡鸣闯关”的故事，其实这对孟尝君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恰恰是每在孟尝君“有难”出现的时候，总有得力的门客出现。这是孟尝君“礼贤下士”回报，有“人情”的人，没有不去感恩的。这也是孟尝君能够在六国之间游刃有余回旋的政治手段，这不能不说是个才能。 然而后世的王安石对此的看法的确偏颇，甚至于不当。 解谜二 解决了“孟尝君任秦相邦”的史实 司马迁在其《史记 孟尝君列传》中记载道： 齐湣王二十五年（前299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 又在其后的“冯驩（一说'谖’）客孟尝君”一节部分里写道： 初，冯驩闻孟尝君好客，蹑而见之。孟尝君曰：“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冯驩曰：“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 ... 。冯驩辞以先行，至齐，说齐王曰：“天下之游士冯轼结靷东入齐者，无不欲强齐而弱秦者；冯轼结靷西入秦者，无不欲强秦而弱齐者。夫秦、齐雌雄之国，秦强则齐弱矣，此势不两雄。今臣窃闻秦遣使车十乘载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孟尝君不西则已，西入相秦则天下归之，秦为雄而齐为雌，雌则临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复孟尝君，而益与之邑以谢之？孟尝君必喜而受之。秦虽强国，岂可以请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谋，而绝其霸强之略。”齐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车适入齐境，使还驰告之，王召孟尝君而复其相位，而与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秦之使者闻孟尝君复相齐，还车而去矣。 司马迁在其《史记》中记载的，关于孟尝君入秦为相的问题，的确前后矛盾。 前者说孟尝君与“齐湣王二十五年（前299年），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 后者却说“秦之使者闻孟尝君复相齐，还车而去矣。” 让后人莫衷一是，不知道孟尝君这位老夫子到底是去没去齐国为相？那“鸡鸣狗盗”的故事，是否有其事？ 而今天通过秦东陵“出土”的漆木高足豆盘底部铭文，可以判定孟尝君田文，的确是于“秦昭襄王八年，即齐湣王二十五年（前299年），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的史实不误。鸡鸣狗盗的故事也是不虚，真是有渊源出处的。 而且也说明了，司马迁对于孟尝君入秦的问题，上一条是采取了真实历史资料，而下一条是采取了亦真亦假的历史故事。司马迁老先生把史实与故事一块写入《史记》中，给后人的历史事件的真伪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当然了，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灭绝人性的极端行为，烧尽六国史书，也给司马迁写《史记》带来了资料不足的困惑。 为此，司马迁常常自叹连连：“秦烧诗书，诸侯史记尤甚。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且不得不亲自对全国各地考察采风，其中就有数次考察薛国城邑之事，并拾撷真伪并存的历史故事，作为材料写进史书中，这就造成了历史性的错误和讹传。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冯驩客孟尝君”与刘向的《战国策》中的“冯驩客孟尝君”内容有些不同，“弹铗索鱼”和“薛地焚券市义”基本上雷同， 但是《史记》说的是孟尝君“不入秦为相”，而《战国策 冯驩智凿三窟》里说的是孟尝君“受魏王的再三请求，而不入魏为相。”——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予车五十乘。。。。。。冯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梁使三反，孟尝君固辞不往也。 这些故事不像故事，史实不像史实的，都写进史书与类史书里，也造成后世人们对此看法的莫衷一是，是真乎？假乎？ 文物出土，就是铁证！ 对此来说，在秦东陵“出土”了“相邦薛君造”漆木高足豆盘，使我们提前了解了史实，以及两千年来对部分历史事件错误的认识，真是意义非凡。 解谜三 孟尝君任秦相邦时间的确定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死，秦昭襄王嬴稷即位后 ，在《史记 秦本纪 第五》中记载道： 昭襄王 九年，孟尝君薛文来相秦。奂攻楚，取八城，杀其将景快。 十年，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楼缓为丞相。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至盐氏而还。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彗星见。楚怀王走之赵，赵不受，还之秦，即死，归葬。 《史记 六国年表》记载： 秦昭襄王八年“泾阳君复归秦。薛文入相秦。” 《史记 孟尝君列传》中前半部分亦记载： 秦昭襄王八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 对于孟尝君在昭襄王八年[公元前299年]，还是九年[公元前298年]为相邦？则前后矛盾的。 在《秦本纪》中是“九年相邦”，而在《史记》的《六国年表》和《孟尝君列传》中，均为“八年相邦”。“孟尝君为秦国相邦只有一年时间，而《史记》记载前后不一。 为此，长期以来，专家学者争论不休，这次该“相邦薛君造”铭文的出现，则一锤定音。 昭襄王八年，孟尝君任秦国相邦，丞相金受等人说孟尝君是齐国人，不会真心为秦国办事。秦昭襄王觉得有理，就把孟尝君和他的门客软禁起来，准备找借口将其杀掉。秦昭襄王有个最受宠爱的妃子，孟尝君派人向她求救，并答应用天下无双的狐白裘（用白色狐腋的皮毛做成的皮衣）做报酬。孟尝君有门客能为狗盗者，夜入秦宫偷出献给妃子，妃子向昭襄王美言，昭襄王随后释放孟尝君。孟尝君随即率领门客连夜出逃，但到函谷关（秦国的东大门）正是半夜。函谷关每天鸡叫才开门，孟尝君门客有人能为鸡鸣，随着一声鸣则鸡齐鸣，城门开，孟尝君出关逃走。这就是成语“鸡鸣狗盗”的由来。 我们根据豆盘铭文的所记史实，可以判定，《史记 秦本纪》，尤其是《史记 秦本纪 第五》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几乎都是真的，可确信程度极高，这是历史研究者对历史资料所渴求的最高情怀：尽可能的真实性！ “秦昭襄王十一年，孟尝君自为合纵长，合纵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攻打秦”应是事实！ 实际上，孟尝君带着自己的脑袋，侥幸逃出秦国之后，对秦昭襄王极其的愤怒，在复位齐国“相邦”，就立即采取外交手段，动用国际关系，于秦昭襄王十一年，即齐湣王二十五年（前296年），自为合纵长，以齐为首合纵韩﹑魏﹑赵﹑宋﹑中山总五国，一块攻打秦至盐氏（城）， [盐氏，今山西运城西附近，见以下附加的相关资料。]得到了秦国的赔地后，而还师。 于是有了《史记 秦本纪 第五》的记载：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至盐氏而还。 但是在《史记 孟尝君列传》中记载： 齐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尝君。孟尝君至，则以为齐相，任政。 孟尝君怨秦，将以齐为韩、魏攻楚，因与韩、魏攻秦，而借兵食于西周。苏代为西周谓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复攻秦以益之。韩、魏南无楚忧，西无秦患，则齐危矣。韩、魏必轻齐畏秦，臣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于秦，而君无玫，又无借兵食。君临函谷而无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谓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强韩、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东国以与齐，而秦出楚怀王以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无破而以东国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齐。齐得东国益强，而薛世世无患矣。秦不大弱，而处三晋之西，三晋必重齐。”薛公曰：“善。”因令韩、魏贺秦，使三国无攻，而不借兵食于西周矣。 显然《史记 孟尝君列传》所记载的孟尝君在苏代的劝说下“最终没有攻打秦国”，是很错讹的问题，不符合史实！ 另外，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记载秦昭襄王九年的事，远比《史记》更详细： 九年，秦昭襄王信谗，欲杀薛文，薛文逃归。 结合本“'八年相邦薛君造’漆木高足豆”的“出土”也很说明了孟尝君为秦国“相邦”的时间问题。 缀后跋议 对于孟尝君去没有去过秦国？ 担当过秦相与否？ “鸡鸣狗盗”的故事是否是真实的？ 许多年以来，人们对此都感到怀疑，见解不一。 春秋战国间，各国经过政治改革，出现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在国君之下有一整套官僚机构作为统治工具这个官僚机构的重要特点是官分文武，以将相为首脑的官僚统治集团，如《尉缭子 原官篇》所言：“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这与西周春秋之际的各国卿大夫同时掌握政权与兵权的制度是完全不同的。而“相”就是文官之首，百官之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于比作为武官之首的“将”，还拥有更大的决策权。相，称为相邦或者相国，根据铜器铭文，相国都称为相邦，就像在本文中的“相邦薛君造”漆木高足豆盘的铭文一样。有传古书上的相国皆是因为避讳刘邦而改称，按此说西汉之前没有“相国”之称。 战国时代的七强，建立以郡县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还设置封君制，封邑行政归封君自己管理，可以筑城和建筑宫室，征收自己封邑内的租税，但封邑内行政必须统一于国家法令。恰如孟尝君曾派遣冯谖到薛姨收租，而造就了“粉券市义”之千古奇谈。 为相者，一旦不再担任相职，可以返回到自己的封邑里去的，比如靖郭君因“大不善于宣王。辞而之薛”（《战国策 齐一》），孟尝君免相后，“就国于薛””（《战国策 齐四》）。 秦设相位，在时间上是比较晚一点的。商鞅在秦主持变法时，只是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大良造便是的那个是的最高职了。直到公元前328年（秦惠王十年以张仪作为秦相时，秦才开始设相位，这就是相邦之位。依据《史记 秦本纪》（这是秦国本国的史料，应该是真实的。）所载，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丞相之名由此而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宰相作为官制首次确定下来。 吕不韦初任丞相，后尊为相国。丞相执掌为“丞天子”，助理万机 。但秦国初设相位时为相的张仪、樗里疾、甘茂等还统帅军队作战。秦国在设置希望之后大良造就成了武职，白起屡建战功，还是大良造。秦设立将军的官职时，应是在秦昭王，秦昭王初立时还以魏冉为将军警卫咸阳城，从此秦才有将军一职。 在秦国设立相位约十年左右，也就是在秦昭王立位八年，羡慕孟尝君的才华和人脉关系，才如此数次聘约孟尝君出任秦相，这就是“相邦”的一职。而此时其相邦职位远高于秦时的丞相职位的。由于职位之差，待遇不一，引起红眼病，这也就是孟尝君遭受小人“金受”诽谤，险些丧生于亲王虎口的原因。 “八年相邦薛君造”漆木高足豆盘，应是秦昭王聘任孟尝君为相邦时，孟尝君回馈给昭王的礼物。秦昭王死后，把其生前的所有玩物及其本人的生活用品都做了陪葬。 对于孟尝君去没有去过秦国？担当过秦相与否？“鸡鸣狗盗”的故事是否是真实的？许多年以来，人们对此都感到怀疑，见解不一。 没有想到，两千年之后，孟尝君的漆木豆盘成了“孟尝君为秦相”的铁证，应该说“鸡鸣狗盗”的故事是真实的。 或许有一天，我们的考古专家们，将在秦昭襄王的墓室里发现一件“白狐裘”，那是其挚爱的妾妃一块陪葬到里面去的！这件“白狐裘”，就是孟尝君曾送给秦王的见面礼物！ [ “鸡鸣狗盗”之故事，两千多年来被“封建儒家文人及其卫道士们”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个问题，认为不足挂齿，甚于以贬义释 读。 他们总以为用区区雕虫小技，求得苟且偷生，上不得颜面。且又以为其怎能及一舌抵万师的毛遂大义凛然战胜楚王于庙堂？更不及图穷匕首见的荆轲慷慨就义谋刺嬴政于殿堂！大丈夫应该义正言辞，潇洒自如... ...! 错读了历史事实，这是很片面的认识，也是很狭隘的观点。 其实，在那种情况下，异乡为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申不明说不白，即使身首异处，舍生取义，又有何“意义”呢？只是徒增一冤魂而已。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薛公等人所选择的“走”之“逃奔”，是最正确不过的选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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