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千多年以来，史家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谴责之声不断。 焚书坑儒作为秦始皇的一大暴政似乎已成铁案。 现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无论是中学的，还是大学的，都会讲到焚书坑儒。 像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上“秦王扫六合”，说：“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发布焚书令，规定除政府外，民间只准留下有关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其他书都要烧掉！以后再有谈论儒家诗书的都要判处死刑。他又把暗中批评他的一批儒生，在咸阳活埋。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坑儒’。”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专业系列教材《中国古代史》上“秦朝的建立和发展”也说：“焚书坑儒，在当时对刚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政权的巩固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手段是残酷的、后果是恶劣的，不仅堵塞了言路，箝制了思想，而且大量先秦文史典籍被焚烧，给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对于这桩所谓的铁案，是否真实呢？如果真实存在，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一同回到秦朝。 话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强中央集权。在完成政治上的诸多加强控制的举措之后，秦始皇便开始了精神上的控制。 就在公元前213年，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为群臣及众多的儒生大排酒宴，在宴会上，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众多儒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丞相王绾、博士生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则赞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最后秦始皇支持了李斯的观点，采用并实施了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了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以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典籍，统统按时交官焚毁。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定当严惩乃至判其死罪。百姓如想学一些法令，可拜官吏为师。 从这一点来看，焚书的举动秦始皇做过是毫无疑问的。 但坑儒之事则另有看头了。 秦始皇称帝以后，力求长生不老，迷恋仙道，不惜动用重金，先后派徐福、韩众、侯生、卢生等人寻求仙药。侯生与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由于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而心急如焚，忐忑不安。依照秦国的法律，求不到仙药就会被处死。因此他们深发感慨：像这样靠凶狠残暴而建立威势并且贪婪权势的人，不值得给他求仙药。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远走他乡。 这件事使秦始皇十分恼怒，于是他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讯问，欲查出造谣惑众的侯生、卢生两人。方士们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只得相互告发，秦始皇最后把圈定的460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 秦始皇的“坑儒”是“焚书”的继续。至于坑杀的人究竟是方士还是儒生，学术界各持己见。从分析“坑儒”事件的起因看，秦始皇所坑杀的人应该是方士；但从长子扶苏的进谏“众儒生都学习孔子的学说”来看，秦始皇所坑杀的又好像是儒生。 东汉卫宏在《诏定古文官书序》中记载，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用以种瓜，以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为由，诱惑博士诸生集于骊山观看。当众儒生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时，秦始皇趁机下令秘杀填土而埋之，七百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山谷里。于是有人便根据这一点而偏向于传统的说法，认为秦始皇确实有过“坑儒”的行为。 不过，卫宏所言，不过是想象力的体现。 “焚书坑儒”这个用语在《史记》中没有出现，但《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焚书与坑儒这两件事。 司马迁写人叙事注意细节，常常使读者感到生动、具体、形象，真如面对其人，身临其境。《汉书·司马迁传》称赞他：“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然而他叙述“坑儒”时，基本上因袭《说苑·反质》的传闻，缺乏细节，如被坑儒生首要人物的姓名、坑杀儒生的具体办法、详细地点等，可以说没有做到“其文直，其事核”。 司马迁曾向孔安国求教古文《尚书》。 孔安国教授古文《尚书》肯定会提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按理说，司马迁完全可以从老师那里多得到一些坑儒的信息，而实际却没有。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孔安国从家族长辈那里听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根本就缺少细节，所以讲不出来。再一种是司马迁跟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的时候还年轻，听老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信以为真，没有提出什么疑问。这两种解释无论哪一种正确，都对后来司马迁撰写秦始皇的文化政策有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提到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但是口径并不一致。 《秦始皇本纪》既写了焚书，又写了坑儒。《儒林传》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封禅书》说：“始皇封禅之后十三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戮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依照《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坑儒事件是由方士侯生、卢生叛逃引起的。秦始皇认为卢生等诽谤他，又联想起诸生也诽谤他，遂下令调查，“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里坑杀的全是方士。 《儒林传》里说的也是“坑术士”。儒生与方士所操之术不同，不能混淆。或许有人认为，秦汉之时，儒者与方士已经交混，“坑术士”等于“坑儒生”。那么，《封禅书》中讲“焚诗书，诛戮文学”，为什么又没说“坑儒”呢？同样讲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三处三样，这三种说法，在西汉前期都存在，这是不是表现出司马迁对待历史问题不能断定的一种客观态度呢？ 最后，二百多年过去了，坑儒的故事终于由东汉儒学家卫宏完成了。卫宏撰写《诏定古文官书序》，说：“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故事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却经不住推敲。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说：“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传，以为秦坑儒处。”唐代新丰县马谷，就是现今临潼县温泉镇。这里的温泉42℃，但是关中地区冬季气温经常达到零下10℃左右。纵令温泉使地温升高，能让西瓜籽发芽、爬蔓，但绝结不出瓜。或许有人说：“这可能是温室栽培。”温室栽培技术确实是古代中国发明的。不过，有关温室栽培的最早记载，见于《盐铁论·散不足》，是西汉昭帝时期，晚于所谓坑儒的故事足有一百二十多年。 也就是说，所谓“坑儒”，不过“坑方”，谬传尔尔。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