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书评 书评之一： 一部逼真的学术史 （杜维运） 炳棣教授是浙东金华人，金华为浙东史学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他不畏强梁，为真历史而献出一切的精神，与浙东史学家的精神，完全符合。他述时事，以及褒贬当代的儒哲，全无避忌…… 一 以写《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一书而驰名国际的何炳棣（一九一七～ ）教授，在年轻时代，读书于南开中学、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一九四四年考取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后，赴美进哥伦比亚大学读西洋史博士学位，旋任教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及美国芝加哥大学；一九八六年退休后，仆仆风尘于美国、大陆、台湾、香港各地，讲学，开会，著述，无一日清闲；日前推出《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是学术回忆，一部逼真的学术史，亲切生动，值得珍视。 二 炳棣教授在其大着中回忆师友的风范与学术，是最引人入胜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儒雅正直，历历如绘，清华校园流行的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彷佛不见得”，更将梅校长的客观态度毕现；蒋廷黻主持历史系，主张治史须兼重社会科学，是高瞻远瞩之见，为当时的空谷足音；对于雷海宗、刘崇鋐的回忆，尤其是详悉而耐人寻味的。雷海宗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史学家，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讲授西洋史以外，同时讲授中国通史，以宏观的态度，博大的综合，析论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发展。炳棣教授如此回忆云：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二十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本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提出古代哲学“轴心”时期的雅斯波斯(Karl 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等位实际上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所控制。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靠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一九五七年雷海宗被打入右派，精神受严重打击，物质生活陷入绝境，健康恶化，教学停顿，不几年，他的生命便结束了！对于刘崇鋐的回忆，炳棣教授是这样写的：西洋通史，……由刘崇鋐（寿民）教授主讲。他出自福州世家，国学基础相当深厚，英文亦好。与夫人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女，书法俱甚俊秀。刘师教学的特色是笃实。课本不过是美国高中最通行的Hayes和Moon合着的上下两册的通史。他认为这两册细读消化之后，应已能初步掌握基本史实。他另精选不少较高层次，但并非必读的参考书，由学生自由抽读品尝。这些书都放在西文阅览室参考书专架上，由学生签字借阅，限时归架，违者罚款。刘师为人谦虚和蔼，讲课极为认真，几乎周日晚间总在图书馆底层办公室里准备讲课的资料。他的演讲一般远较课本为深入，甚至有时太深入了而不能浅出，于是使我不避冒昧夜间就向他叩门请教，受到书目方面极好的指导。 这是极为真切的描述。因为我于一九五○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时，西洋通史一课也是由崇鋐师讲授，一九五二年我从外文系转到历史系，西洋近古史及西洋史学名著选读两课，崇鋐师讲授时尽现其博学与谦虚之怀。他对于新书目的介绍，尤其热心认真。一九六六年崇鋐师并介绍我与炳棣教授认识。见面的地点是新公园前面的太阳饭店（现在已不见了），炳棣教授当时颇欣赏我新出的《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相谈之际，极为融洽。这差不多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 炳棣教授对于胡适的回忆，最为珍贵。胡适有一次对他说：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一席真心话，尽现胡先生的坦诚，一代儒宗，令人敬佩无限！ 三 炳棣教授始终沉浸于史料渊海之中，而又能出于其上。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写英国史博士论文，半个世纪后，他自己重读，“第一感想，是史料充实的程度使我自己都吃一惊。”（在书二六○页述其详，在此就不多赘了。）所撰《明清社会史论》，根据了一万四五千明清进士、两万多晚清举人和特种贡生的三代履历以及大量多样史料以构成，以致其明清社会阶层流动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之说形成。其它《中国会馆史论》、《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诸书，皆有坚实的史料作根据。炳棣教授也“充分感觉到在史料渊海中自由游弋之乐和捕获之丰。” 最近二十年炳棣教授倾全力治先秦思想史，这是一种学术的“攻坚”。所撰〈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三文，都是学术史上最棘手、最关键性的问题，其利用攻坚的武器是考证，其所得的结论，能否成为定论，尚待确定，然其所用的方法，精确而客观，可垂法千古。“考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古今中外皆大致相同，都要靠常识和逻辑。突破性考证有时固然要看研究者的洞察力和悟性，与扩展考证视野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平素多维持平衡思考的习惯。”史学家的考证，靠常识和逻辑，靠洞察力和悟性，靠扩展考证视野的能力，靠平素维持平衡思考的习惯，这是千古以来极少被一一道出的治史方法论。数十年自浩瀚史料中写出具有创见的大着、大文，论治史方法又精辟如此，令人为之倾倒！他在较早时期所强调的“一部真有意义的历史著作的完成，不但需要以理智缜密地处理大量多样的史料，往往背后还要靠感情的冲力。”这也是真知灼见之言。 四 炳棣教授是浙东金华人，金华为浙东史学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以写《浙东学派溯源》一书而驰名的何炳松是他的堂兄（长他二十七岁）。但是从他的著述中，看不出他受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浙东史学家的显著影响。唯一可确定的是他不畏强梁，为真历史而献出一切的精神，与浙东史学家的精神，完全符合。他述时事，以及褒贬当代的儒哲，全无避忌，凡“成见甚深”、“心胸狭隘”者，皆直斥之，此与全祖望直接揭穿伪学者钱谦益、毛奇龄的假面目何异？他也自我批评，认为“一生处世最大的缺陷酖酖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他的侄子说他：“像叔叔这样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竟会公开赞扬毛泽东那魔鬼般的人物！”能够如此直率的揭自己的疮疤，学人之中，有几人能如此？ 书评之二： 杰出史家的学思 （张静）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一部37万字的学术回忆录。作者何炳棣祖籍浙江金华，在天津长大。上世纪30年代末毕业于清华大学，1944年与杨振宁等21人，考取清华第六届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国留学。后在美加长期从事中国史教研工作。 他是见证二战后西方中国学勃兴的第一代中国年轻学人，也是西方中国学界公认的中坚人物之一。1979年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何氏还是美国亚洲学会首位且是迄今惟一的华裔会长。作者说，他写这部回忆录动念于读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之后，主旨在于把自己的一生，在国内、在海外，每一阶段的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地忆述出来，而且还不时作些严肃的自我检讨”，希望使之对于学术史和教育史的研究“有参考价值”。 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彰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及西南联大兼容并包、自由思辨学风的章节，以及作者为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而努力奋进的篇页。 何炳棣认为，西南联大的“兼容并包”有新旧二义。旧义即五四以来北大的“新旧兼容”。当时在昆明的三校（北大、清华、南开）人才济济，以中国通史为例，前后有钱穆、雷海宗、孙毓棠等，各人见解都有不同。新义即“中西并包”，例如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坚信只有先体会西洋史学分析、综合、观点、理论的长处，国史研究和写作才有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希望。这个风气到了西南联大，遂使国史和西洋史的课程既丰富且均衡，造福学子。 在求学过程中，由于受过挫折，作者深感“发现”自己、磨炼意志、培养自修习惯以及不放过时机的重要性。他说，由于自知本身的资质和训练不宜过早从事思想史研究，因而自觉地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上先打好基础。这个“发现”使他避免了过空、过迂或过浅的弊病，得以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 本书同时记录了不少师友的事迹和箴言，可作为后学者自我激励之资。恩师雷海宗开中国上古史课时，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一次师生茶会的场合，高声讥讽曰，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雷仅在几步之外，却沉默不语。作者坦承极钦佩这种过人的胸襟，以为“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 社会学和优生学家潘光旦论英文是否“够用”有两标尺：一是写作时能否直接用英文想，二是写作时能否有“三分随便”（游刃有余之意），作者指出此乃真正的行家话。 书评之三： 何炳棣院士与《读史阅世六十年》 （何汉威） 八年前笔者撰写何炳棣院士《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书评（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五卷（1996））时，结尾中写了这段话：“笔者要追问的是：作者下一部著作是甚么？它会带给读者甚么惊喜？”望眼欲穿，何院士撰写经年的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广义学术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终于在本年初分别在台、港问世。书中何院士现身说法，金针度人，把他治学经验的心路历程及师友丛忆，以远大眼光及诚恳亲切态度向读者娓娓道来。 何院士著作丰硕，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崇高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与一般专攻中国历史的学人和汉学家有别，他不少重要而富开创性的论著，发表于欧、美第一流社会科学期刊，如《美国人类学家》、《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英]经济史学报》、《美国历史学报》等，影响深远，实不以治中国历史者为限。就他一生学思历程所见，在国内的“承受”阶段，抗战前就读于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从雷海宗、陈寅恪、冯友兰、刘崇鋐等名学者学习，复深受系主任蒋廷黻高瞻远瞩的治史方针影响；战时任西南联合大学助教、教员，所接触的师友中不乏言行足以启人终身深思及为后世法者。这两所大学“兼容并包，自由思辨的学风”对他的影响至为深远。以庚款奖助出国的“奉献”阶段半个多世纪中，何院士在哥伦比亚大学治英国史及西欧史，通过千锤百炼的博士候选人口试，完成英国史博士论文后，转回国史研究。他在其漫长卓越的学术生涯中，再三向高难度课题攻坚挑战，取得累累硕果；其多面性研究跨越七千年的中国历史，光辉充实兼而有之。过人的意志、禀赋及洞识，丰厚的学殖，加上大时代中不平凡的洗练及见闻，出自这位被礼赞为当代史学泰斗笔下的回忆录，自有极不寻常的意义。回忆录洋洋近五百页，内容美不胜收，最好还是让读者亲自细嚼品尝，毋庸多赘。笔者以下就拜读本书的几点体会，提出与读者共享，并就教于高明。 本书最鲜明不过的就是学术气息至为浓厚。近年来，就笔者读过的西方史学名家（包括以东亚为专业者），如较早时William Langer, John K. Fairbank, A. J.P.Taylor, Edwin Reischauer, C.Martin Wilbur，以至最近四年Arthur M. Schlesinger, Jr.,Eric Hobsbawm 和Richard Pipes所撰的回忆录所见，书中主人翁在其专业领域固成就卓越，象牙塔外的活动、事功或事业也不乏表现，世事洞明，人生阅历绚烂多彩。相较之下，何院士一生紧守学术岗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纯学术人，回忆录中反更能专就学术层面多所发挥。综观全书，何院士的学思历程几乎无处不触及到真正的学术关键问题，对学术上是非真理，决以严肃态度面对，当仁不让，从不回避或缺席，虽孤军作战，正义迟来，仍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为他两本巨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969）及《东方的摇篮》（1975）中所持的观点、立场及结论，尽管备受一批坚持华北最早农业为游耕制，反对中国农业起源于本土的中西学者围攻，却为近日考古发现所证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课程中要求最严，最足反映应试学子对专业知识掌握深度及广度的一关——主修、辅修的最后口试；在长达两个小时考试中，五位教授就英国史及西欧史所涵盖的多个领域（政治经济、思想学说、制度、文献评论等）轮番考问。像这样真刀真枪的学术攻防战，似皆为中外学人回忆录所未曾措意；赖何院士独特过人的记忆力，得存书中，成为历史实录。1967年初他在芝加哥大学主办大型国际中国问题研讨会中，宣读题为《论中国历史遗产》的大综合力作，从疆域及民族、人口、传统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经济五观点分析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遗产。同校东亚语文文化系资深教授Herrlee G. Creel认为文中尚有不足或不当，以补充札记方式加以质疑；Creel所提四点指摘被何院士逐一反驳，并以如下一段极具震撼的话作结束：“有义务替顾教授（Creel）纠正引用书目中一个一千年（按：实际应为七百年）的错误：《西汉会要》的编辑者是南宋末的徐天麟，不是健在的，为世界书局大批翻印古代史籍而坚持自居‘主编’名义的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家骆。”北宋理学家张载所撰的《西铭》，气势磅礡，言简意赅，是中国近千年来影响至为深远，评价至高的哲思论文。1995年何院士对华夏文化中的“宗法基因”有更为深刻的体会及反思后，采取他生平罕用的大题小作的取径，撰成《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从张载的〈西铭〉谈起》一文，得出与绝大多数当代思想史家及新儒家截然不同的结论“秦汉以降儒家的宇宙本体论是宗法模式的”；《西铭》冠冕堂皇词语的深层意识实质是为专制帝王的合法性作形而上的辩护。 阅读这部学术回忆录，笔者感受最深的是何院士的“真”。书中他对自己的专业成就及学术贡献侃侃而谈，不避“目空当世”及傲慢之嫌。可是他在撰写《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及《东方的摇篮》时，遇上其它学科（如农业、地质、陶器系统等）专业问题时，不闭门造车，反不耻下问，虚心地向相关学门的成名学者请教，故他每能汲取多学门的综合成果，提出新见。足见他虽骄傲（想是真正有大成就的学人所难免）却不自满。一些出现在自己认为满意而又广为学界称道的论著《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中的小错误，事隔四十多年，且未影响全文题旨，何院士仍要在回忆录中向读者致歉。对于早年的挫折及败绩他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何院士初在清华就读时，本以化学为主修，因全力投入修习西洋史及英文，致过犹不及，完全漠视高等数学的功课，导致该科大考成绩万难合格，势必要在下年选修逻辑抵补不合格的学分，这对他自修文史的计划当是一大打击。情急之下，他诚实地对讲授高等数学的教务长郑桐荪道明原委，并表明他如非真用功，怀壮志的学生，决无颜面请求郑氏予以破格考虑，结果高数一科总算勉强过关。1949年何院士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边任教边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因哈佛大学商学院Baker 图书馆Arthur H. Cole教授食言，未能信守年前承诺：同意何院士所获的全国经济史博士论文资助金得延缓一年，让他能先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践约。何院士自承这实为“半个多世纪生涯中最大的打击”。祸不单行，其时系主任即将退休，数度想把其子安插到系任教，而把何院士牺牲掉。悲愤交杂，心烦意乱中，他竟请求校方考虑津贴他全家三口返回上海旅费不足之数约700元（加币），准备束装回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何院士受爱国情怀驱策，撰有《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与一系列有关中国大陆资源和经济前景的论文；现在他表示愿意完全忘掉，认为这些论著“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他对自身性格及处世上一些缺陷也毫不隐匿“终身脾气急躁”、“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正因为何院士有绝对的安全感，即使坦诚暴露自己，也无损一代大师的形象。 作为史学家，何院士对人和事敏锐的观察及睿智的反思在回忆中均有所反映，最足发人深省和再三玩味。近十余年来美国部分研究中国传统家族及科举制度的史家仅以有限或“无机”的史料为基础，对“族”和“菁英”的定义界说含混不清，致过分夸大家族对族中成员向上社会流动的功能，质疑科举制度是否真正促进社会流动。这类论点所针对的目标明显是何院士《明清社会史论》一书。何院士除从纯方法论的观点指出此类研究“并无坚实统计根据，多凭主观揣想”，还以切身实例加以检视。“多年来扪心自问，经济上支持族人的能力实在是有限的、‘边缘’的。……最后分析起来，全族能否有新的‘成功者’几乎完全要靠个人的天资、教育、意志和奋斗。”近廿年来学界掀起一股陈寅恪研究热潮，不少学人认为陈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何院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符合当日实情，上世纪30年代对清华历史系师资、课程和教研取向作出重大改革的灵魂人物，是1929年从南开聘来出任清大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到抗战前夕清华历史系“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政策”已初步奏效。从清华历史系的优点，对照近年来中央研究院部分院士主张人文诸所研究应集中单一学门，以求学术进一步专业化，他也有不同的意见。哥伦比亚大学的英史训练对何院士治学“有枢纽性的重要”，在于让他具有“沉浸于史料之海的初度经验与感受”。单就英史而论，百数十年的国会辩论、议会逐年的档册报告、各城市地方政府的档案，以及非官方各种史料、书刊，充塞哥大书库中，毕生浏览不完。对此他作如下语重心长的警语：“初入哥大书库即深深感到作为华籍学人，切切不可再轻易地顺口夸张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了。”1958—1959年何院士应邀到哥大东亚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研撰《明清社会史论》；他以撰写好的数章就教于理论训练极强，不易称许任何人著作的杰出历史人类学家，初到哥大任教的G. William Skinner。返回加拿大前，何院士请他坦白的表示读后意见。Skinner（施坚雅）回答：就史料和“汉学”的角度来看，“此项研究无疑义是‘第一等又第一等’的，但在社会科学理论上会不免clobbered（挨揍）的。”这番话对何院士日后长期研究对象及方针影响甚巨。“明明是一部用社会科学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学上一大热门课题的著作，居然会被一位很不寻常的社会科学家认为是‘汉学’，可见社会科学的川流不是历史学人所宜轻易投入的，而‘汉学’（施坚雅此处所谓的‘汉学’正是我所谓的‘史学’，选题必须有较重要意义，必须从大量多维史料的考订、诠释、控制入手）还不失为史家养命之源，岂能弃之若敝帚！四十多年后反思，正是当我最热衷于应用社科理论治史之际，潜意识中对某些体系甚大、似有创意而数据不足的社科理论已越来越发生抗拒。”目前何院士正进军古代思想史领域，已撰有专精而甚具原创性的考证论文数篇问世。他解释迟迟未踏足思想史领域的主因：“如果自青年即专攻思想史，一生对史料的类型及范畴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长期的研究写作都空悬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有见于部分思想史家学问上“思考之单轨与见解之偏颇”，甚至“不断地以自己的新义铨释古书”，“专找‘歧出之义’作为突破口，而任意大转其弯的论辩方式”，何院士的意见确是肺腑之言。 本书对有志治史的青年学子更不啻是一部“宝典”或“秘籍”（套用武侠小说术语），为他们指引迷津；好学深思者一定可从书中获益无穷。回忆录“海外篇”中多处载有何院士研究代表成果的研撰历程，实为观摩其治学方法、宏博缜密研究最理想的基点。何院士向以选题攻坚享誉学林，力主研究大题目，解决基本大问题，不屑作二流题目，认为浪费时间精力。他对中国文明起源、农业及农作物、耕作方式、近五百年间社会阶层流动、人口及资本累积等错综复杂，重要而关联性高的大课题，俱有阐释论说。《中国的摇篮》书稿完成后，何院士坦承“选择另外一个具有相同基本性的新课题实在不容易”，颇觉茫然无所适从。他在回忆录中所引哈佛大学J. K. Fairbank及世界级应用数学家林家翘说的话：“第一等大课题如果能做到八分成功，总比第二等课题做到九分要好”；“要紧的是不管那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对有志治史者来说，意境至少应是“虽未能至，而心向往之”。因研究大课题及大问题，故何院士极重视论证积累，必以大量多样的史料为基础，从不依靠孤证。何院士的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所引主要史料，除了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官方档册、报告及书刊外，更重要的是竭泽而渔的使用罕为人知的最原始、最具草根性的手册、文献等多类史料；真正是近人所撰的第二手著作仅80种，占全部407种资料的二成左右。他在完成博士论文后发表的首篇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文《扬州盐商》中，引用了罕见的乾隆《两淮盐法志》中的《成本册》及盐政高恒的私人文件。研撰《明清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1368—1953》及《明清社会史论》时，数年间他遍阅北美各大图书馆所藏近四千种方志，其中不乏珍本，并尽力搜集登科录、同年齿录近百种。因应研究需要，何院士养成必要时自修工具的习惯；攻英史博士论文时，财政学即为其自修工具之一。他也精读西方史家的名著，充分从西方史学及社科分析工具中提炼效益。受剑桥大学法制史名家F. Maitland的不朽巨著Domesday Book and Beyond的启示，何院士单刀直入，对明、清史志所载“丁”和“亩”这两块制度中的基石，赋予革命性的论断：二者俱为纳税单位，与实际口数或土地面积无关。他对每一史料，必经精细推敲，尽可能运用周密多维平衡的理性思维，加以考释评估。《美洲作物传华考》（1955）一文中他对这两类复杂问题：甘薯由陆路传入云南，时间上应比由海路传至福建早二三十年，何以反不易在文献中追溯到西南各省的早期传播记录？玉蜀黍何以最早记载于1555 年河南《巩县志》？所作的探析论断就是很好的范例。何院士曾对一位已故学术地位甚高的学人的治学方法作尖锐的讥评。他指出以北美作比喻，该学者的方法“相当于以长岛和Florida的孢粉数据重建Kansas 西部及Colorado东部（都是半干旱区）的古自然环境”。何院士提到他于选定研究对象后往往默默地概略作两种比较：不同文化间的和历时（不同时代）的。这种取径“不时能扩展我的历史视野，导致新的思路，得出与众不同的论断”。尽管何院士晚近著作，和前期比较，确实在考证方面着力尤多，唯整体而言，他的著作一大特色即为既有微观的细致考证，复有宏观的通识综合，考证处处与综合相结合。例如，他完成博士论文后，攻坚明、清两朝社会经济史的连串大课题中，作为日后基石之作《明清以降人口》序幕的两篇论著：《美洲作物传华考》及《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1956），前文从大量方志中爬梳出全部传华作物及其俗名，以坚实平衡的论证理据解决了植物学及人类学上美洲主义者及极端文化传播论者两个学派之间的一项基本性的悬而未决长期论争。后文虽考证“籼”稻赋有早熟之义的史原…徽州博物学家罗愿《尔雅翼》(1174年序)，先前“籼”是指不黏的稻，与早熟无涉；要点却在于联系早熟稻及美洲作物所导致的两个长期性粮产革命，论证近千年来中国农业系统中主要农作物比重的消长。“从读书和考试中，我早已知道对某问题如果真能把握，即使短短两、三分钟之内也应该能够简明地述出要点。”要言不烦的窍门在于掌握要点（何院士这一本领不但见于学术研究，也见于他在西安事变圆满解决当天（1936年12 月25 日）到清华学生会办公室，检视架上各式各样的印刷宣传品，看到中共的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接受张学良、杨虎城津贴400元的收据，立即将之拿走藏好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例）。 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学术史、社会史、文化史，以至政治史的学者，书中丰富的史料矿藏，有待他们发掘取资。就书中所见，何院士确是真正的学者，但绝非迂腐说教的学究；他是一位性情中人，深懂生活的艺术和品味。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年逾八十高龄，为力求本书内容翔实，数年来还奔波于图书馆查证史实，以期减少错误。书中每字都亲自下笔为之。本书如果背后没有“感情的驱力”，实无可能以目前的面貌出现。何院士在序言中说：“如果本书对历史社科内外的广大读者都能具有一定的可读性的话，我将引为衰年尚未辍学的岁月里最大的报偿和欣悦。”笔者认为以历史为专业的学人，尤其是年青学子，对书中论点可以不尽赞同，但如感到枯燥而无法读下去，只能给他们这样的建议：是应该考虑改变专业的时候了。 书评之四： 何炳棣与《读史阅世六十年》 （熊月之） 孔子说过，一个人的血气与他的年龄有内在关系，少年之时，血气未定，壮年之时，血气方刚，老年之时，血气既衰，其行事特点也应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血气是笼统说法，若细分起来，似应包括体质、精力、斗志在内。常人大多如孔子所说，所以老年人通常与慈祥和气、如坐春风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是，也有例外。读了《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深感何炳棣先生就是个例外。他青少年时代志存高远，由南开中学而清华大学，勇猛进取，成绩优异；壮年时代，在欧美学术界东征西讨，成就斐然，为一代名家；到了耄耋之年，宝刀不老，思考大问题，开辟新领域，鸿篇迭出，新见纷呈。所写回忆录，亦是大气磅礴，滔滔雄辩，气势如虹。岁月的风雨，似乎一点也没有消磨他的血气锐气，永远是那么精力旺盛，一往无前。 何先生祖籍浙江金华，1917年生在天津。其父为前清秀才，曾习日文及法政，在宁波、天津等地担任法官，到48岁时才有了独生儿子。少年何炳棣在父亲的呵护和督责下，自小就对史学和英文有了兴趣和基础。父亲是有志气、有眼光、懂教育的人，他用生动的历史故事吸引儿子的兴趣，在儿子读小学时就叫他到夜校里学习英文，在儿子读中学时又叫他圈点《史记》。父亲谆谆教育儿子，要有大志气，好好读书，进清华，留洋。何炳棣天资聪颖，加之勤奋刻苦，所以成绩一直优异，小学跳级，考入著名的南开中学，1932年因学潮而被开除，1933年考入山东大学，1934年转入清华大学，先习化学，后改历史，师从刘崇鋐、俞平伯、陈寅恪、冯友兰等先生，受雷海宗先生影响尤大。1938年毕业，前往大后方云南，任西南联大历史系助教及教员。1944年，以总分第一名考取第六届留美公费生，翌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1948年到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5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63年任教芝加哥大学，1965年担任同校汤普逊历史讲座教授，1987年退休，往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杰出访问教授，1990年第二次退休。他在1966年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获选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获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他在1975——1976年被推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为该学会首位亚裔会长。 宏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扎实的资料功夫，是何先生成功的重要因素。他的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所引史料，包括中央及地方档册、报告、书刊、手册、文献等多为第一手资料，令答辩老师大为叹服，被称赞为有魄力、有说服力、既原创、又独立。以后，他的研究领域回到中国，举凡上古土壤结构、耕作方式、先秦思想、六朝城市、宋代土地、明清人口、会馆制度、扬州盐商、甘薯、花生、玉米等农作物之传入中国，都是他的课题，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发表在世界第一流学术杂志上。几乎所有课题背后，都有他宏大的学术关怀，有的开宗立派，自树一说，如《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东方的摇篮》，对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独到看法；有的推陈出新，前进一步，如《中国会馆史论》，对会馆的创设年代、社会功能都在日本学者研究基础上推进一步；有的考证的实，廓清迷雾，如《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遍检北美各大图书馆近四千种方志，并搜集登科录、同年齿录，得出许多不易之论，《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其数据则成学术定论。他对许多问题的突破，得力于他开阔的视野，他对明、清制度史上的“丁”和“亩”全新论断，就得益于他的英国史知识。 自学进修，永无止境，是何先生成功的另一因素。人生也有涯，学也无涯，要懂得那么多知识，殊非易事，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持久的坚韧性是办不到的。在何先生那里，从没有什么学科壁垒，需要什么就补什么，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生物学、训诂学，他都有涉猎。在回忆录中，可以时常看到他向人请教的记载。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关于中国农业起源的辩论，即古代华北地区到底是实行“砍烧法”的游耕制，还是村落定居的定耕制，事涉对“蒿类孢粉”与土质关系等极为专门的学问，令外行人望而却步。何先生则专门向美国地质学权威请教，获得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如果一个聪颖的人，自信的人，成功的人，同时又是一个脾气急躁的性情中人，则免不了得一“傲”字。何炳棣正是这样。他在读小学时，老师就戒勉他“如能爱众亲仁，则美玉无瑕矣”。何先生到老感慨，自己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相处。这样的人，远望可畏，近看可敬，因为他真。读了回忆录，你会不时地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忆父亲，忆老师，忆同学，忆好友，一片真情。他回顾自己，剖析自己，一片诚恳。回忆录的写作，也是极其认真，一字一句，自出机杼，有些数据、资料，他还一一核对，自称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至于书中所述诸多学人轶事、史坛掌故、考试制度、答辩过程、学校风气、校际竞争、学术争鸣背景与过程，那本身就是珍贵的学术史资料。所述冯友兰对胡适哲学地位之评价，张奚若面见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郑天挺之智慧，潘光旦之博学，陈体强之优秀而不遇，孙毓棠之浪漫而仁厚，均为作者亲历、亲闻，令人感到亲切而生动。特别是书中对雷海宗先生的专忆，述其博学、卓识、真诚、宽容，师生之间的交往，对其学术地位的评价，自称一生受雷海宗影响至深且巨，字里行间，浸润着对恩师的无限深情，令人读后感慨不已。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大学者用真性情撰写的学术含量极高的治学津梁、阅世甘苦，读后可长见识，扩眼界，实在难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