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翁偏爱荆公诗

放翁偏爱荆公诗

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翻阅陆游作品，尤其是他的《老学庵笔记》（下文简称《笔记》），我们可以发现陆游对安石是十分尊重的，可以说言必称“荆公”，在该书中称“荆公”达37次之多。他的《家世旧闻》有5处称荆公，只是在该书卷上“楚公爱毛诗重毛诗注疏”条，转引陆佃的话，都直呼安石之字“介甫”，但又在《笔记》卷三中写道：“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谓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为陆佃的说法找到了理论依据，可见在称呼的选择上，能够反映出陆游对王安石的基本态度。陆游钦仰王安石，但最令他心动的，恐怕还是王安石高超的诗艺水平。这首先可以从陆游对王安石之诗的熟悉程度看出来。

杜甫有一首《哀江头》的诗，其中有一联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城北。”“忘”字下得非常警炼，“言方皇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陆游由此想到王安石集句中曾两次用过老杜之句，经笔者翻检，其一为《送吴显道五首·之二》（《王安石集》卷七十九）；“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炯炯君应识。”其二为《胡笳十八拍十八首之十二》（《王安石全集》卷八十）有：“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头五步坐。”两处均易“忘”为“望”字，当时有人认为是王安石一时失检而造成的“舛误”，但是在陆游心目中博学洽闻的王安石真的会出现这样低级的失误吗？陆游在《笔记》卷七说：“北人谓向为望，谓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记南北之意。”驳斥了所谓的“舛误”说，进一步肯定了王安石的学识。在《笔记》卷一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杨廷秀在高安，有小诗云：‘近红暮看失燕支，远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见桃惟见李，一生不晓退之诗。’予语之曰：‘此意古已道，但不如公之详耳。’廷秀愕然问：‘古人谁曾道？’予曰：‘荆公所谓“积李兮缟夜，崇挑兮炫尽”是也。’廷秀大喜曰：‘便当增入小序中。’”陆游能随口从王安石诗中找到杨万里诗的渊源，不熟读王安石的作品是难以做到的。而杨万里“大喜”，也表明他对王安石诗艺水平的认同感。

《笔记》卷八：“颜廷年作《靖节征士诔》云：‘微音远矣，谁箴予阙？’王荆公用此意作《别孙少述诗》：‘子今去此何时来，后有不可谁予以规？’青出于蓝者也。”同书卷十：“白乐天云：‘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晏元献云：‘绿树新蝉第一声。’王荆公云：‘去年今日青松路，忆似闻蝉第一声。’三用而愈工，信诗之无穷也。”这两条材料都表达了对安石之诗的赞叹。《入蜀记》中七次提到王安石的诗，其中卷三：“（二十三日）始见九华山，李太白与刘梦得皆有诗。惟王文公诗云：‘盘根虽巨壮，其末乃修练’，最极形容之妙。”所谓“青出于蓝”、“极形容之妙”云云，这些评价都不低的。还有的记载看起来是贬低，但实际上还是褒扬。如《笔记》卷五引用曾几的话，将王安石与陶渊明的诗做了比较，指出王安石不如渊明。实际上陶渊明在宋代地位相当高，能把王安石和他放在一起讨论，于王安石而言，决算不得什么贬低。《笔记》卷八：“荆公诗云‘闭户欲推愁，愁终不肯去。’刘宾客诗云：‘与老无期约，到来如等闲。’韩舍人子苍取作一联云：‘推愁不去还相觅，与老无期稍见侵。’比古句盖益工矣。”把王安石放在刘禹锡前，都作为“古人”抬出来，已经是对王安石表示了相当的尊重。韩驹乃南渡诗坛宗主，偶有诗句超越之，既符合艺术发展规律，也不会影响王安石的诗名。

陆游对王安石诗艺认同，同时也表现在对王安石所推崇人物的认同上，这一问题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作为北宋著名诗人王安石最推崇的古代诗人是杜甫，这不仅表现在其《四家诗选》首推杜甫上，他本人也留下不少有关杜甫的诗文，如他在《老杜诗后集序》中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在《杜甫画像》诗中则有“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的句子。而对于同时代的诗人，王安石最推重的是梅尧臣。他的《哭梅圣喻》诗中言：“真人当天施再流，笃生梅公应时求；颂歌文武功业优，经奇纬丽散九州。”陆游《梅圣俞别集序》亦称：“王荆公自谓《虎图诗》不及先生包鼎画虎之作，又赋哭先生诗，推仰尤至。”在陆游而言，其所受前代诗人影响比较复杂，但经仔细梳理，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他影响最深的恰恰也是杜甫和梅尧臣。陆游敬仰杜甫，历代评论颇多，但多集中于陆游入蜀后对杜甫的认同，而实际上早在入蜀前，陆游诗风已明显倾向于杜甫，如作于绍兴三十二年的《喜小儿辈到行在》是一首亲子诗，在唐代诗人的亲子诗中，虽有意兴凄惋与意趣盎然之分，杜甫意兴凄惋的亲子诗中，诗风是别具一格的，借一片浓浓慈父情怀，抒发自己的忧时忧国之心，此风后世诗人颇少见，而在陆游这首《喜小儿辈到行在》诗中得到了高度应和。这不能不说明，陆游早期对杜甫诗歌精神的追求。至于陆游入蜀后，对杜甫的推重，形之歌咏的就更多了，不必赘述。而梅尧臣，朱东润先生认为是“古今诗人对陆游影响最大的。”（见《陆游研究》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2页），陆游在集中多处自称学梅尧臣，这从诗题中即可看出（如“效宛陵先生体”“学宛陵先生体”等），陆游对梅诗的评价也是极高的，如“突过元和作，巍然独主盟”（《诗稿》卷五十四《书宛陵集后》）、“李杜不复作，梅公真壮哉”（卷六十《读宛陵先生诗》）等。当然，“尊杜”在南宋已蔚然成风，曾入“江西派”门墙的陆游也必然受此影响。但通过研究王安石、陆游留下的有关资料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关注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有别于一般江西派诗人的；同时二人又对梅氏如此推重，虽无直接材料证明，笔者有理由相信，在这一方面，陆游的价值取向或多或少的受到王安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