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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地方或民族的思维方式经过代代流传而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习惯，并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地方或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便形成了。西方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殖民征服，特别是1840年开始的中国的殖民化，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中华文明之外，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西方文化）。西方人的服饰、饮食、习俗无一样同于中华，中西文化的分裂，不同文化的异质逐渐成为了一种公认。东西方在哲学思想源流上各自有不同的来源。东方体系（特别是中国）深受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的熏陶，历史悠久丰富，较注重情感的变化，因此东方诸 民族观察事物有时是凭直觉、非理性、综合的，他们注重情感诉求。相对而言，西方的逻辑学承袭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三段论法”，因此西方的思维方式倾向理性主义、善用逻辑、推理的思考，他们习惯有系统、有秩序地掌握事物的性质。因此，东方的思维方式通常特点是精神的、感性的、内向的、综合的、主观的;而西方的思维方式通常特点是物质的、理性的、外向的、分析的、客观的。 西方是分析式思维的传统，中国是直觉思维的传统。什么是分析呢？整体分解为部分或者不同情况来事物。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为进行研究。用三断论的方法。讲求大前提小前提，还有前项后项等。论证时还要不犯逻辑错误。什么是逻辑？就是采取一种直觉的方式，多从整体上来待事物，停留在描述的层面。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的实践问题理论前面。直觉是中国人最常用的思维方式。而直觉是经验的产物，但不一定是逻辑的结果。而西方呢？对于规律的总结，理论之于实践，是西方惯有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差异性，使中国人极具创造力，却没有西方的推广性应用。故而有人感叹：中国有改变欧洲及至现代世界的四大“技术发明”，但没有能说明其原理和用途的理论科学。例如，在食物的调味上，中国靠直觉和经验放调味料。而西方就会认真地写下多少分量的食物要放多少调味料。 西方式的思维多告诉我们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国思维则告诉我们如何接受。例如：在教育上，中国会用很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们不能做，但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是弱于分析的。告诉我去做，但是为什么这样去做呢？没有理由，只是去做。而在西方则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 西方式思维是具象，中国式思维是抽象的。举个例子：在绘画里，前者为了说明天使在飞，就在他们背后加一双翅膀；后者为了说明仙女在飞，会以仙女旁边加几朵白云。 西方人善用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比如：中医的“肾”就不是专指肾器官，而是与肾相联的很多方面，就像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大的部门一样。彼此相通，彼此关联，讲究阴阳平衡，感性的成分大一些。而西医则是很实在，很理性的东西，他们把身体组织切开，看看里边究竟是怎样的，甚至借助显微镜，将人体的里里外外、微观宏观都看个真真切切。 中西方思维还有很多差异，这些是客观形成，不能说谁优谁劣，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这里，“直觉”一词，很多人会说，但又说不出其究竟是什么，（“第六感觉”、画展、晋代诗人陶渊明、日本女刑警抓扒手——“眼神”）。 文字的解释：直觉是针对某种事物的直接的、大致的想法。由于这种想法比较笼统，不精确，以致不知从何说起。 直觉有时会带有一种突发性： “灵感”——古人的“神助”。其实，（接以上解释）“直觉来自于自己过去的经验、知识的积累和重组，以及自己所受过的思维训练。” 因此，人们的直觉基本上与自己过去的经历或自己熟悉的东西有关：文学家的“超导”、物理学家的朦胧诗，证实直觉是过去经验的积累。 古代世界，特别是古代中国，直觉发展而来的悟性在成果研究中的作用就更突出了。 首先，古代世界的语言并不如近、现代发达，有时，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清楚一些东西。因此，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只能“意会”的东西，用于“言传”，可能会失真，因为，语言是有限的，用有限的语言概括无限的事物，往往不能解释清楚。如此，倒不如不去解释。这反而加深了中国文化的悟性。 此外，古代世界的科学手段并不发达，对古代人来说，并没有很多的试验手段可以资取，更多的只有观察和记载。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技术水平较落后的情况下，常常只能依靠悟性去认识未知的世界。 古代中国的研究成果（智慧经验）产生的系列（表例） 总之，中国人对经验的积累和记载，使中国人的智慧和思维方式更偏重于悟性。 例：中医的辨证施治是一种悟性思维。 中国的语言、文字言简意赅。 例：《雍正皇朝》的年羹尧征讨青海时劫营设伏。 总结上面所讲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直觉思维和悟性思维的优点，是可以利用过去和前人积累的经验，对事物的大致方向、发展趋势和整体效果做出预见和选择，还可以通过触类旁通去认识未能接触到的事物，尤其是在科学尚未能完全反映真理的时候，悟性思维做为一种科学的补充，还是很有作用的。有的学者甚至将悟性思维看作是科学的源泉之一。（笛卡尔。达．芬奇的“经验之女”。） 但这种思维也有它的缺点，那就是太重视经验，甚至陷入经验的泥淖里不能自拔。 这种习惯多少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曾登载了一篇文章，提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东方，注重经验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如文理分家，搞社会科学的人似乎只会咬文嚼字，不懂科学方法、量性分析和采证取样；从领导者到普通人都抱有很多靠经验、靠偶然和靠权威，以及反实践、反逻辑和反科学的成分。而搞自然科学的人又多限于把专业当门技术职业，满足于操作层次上的成功，很少能进行科学哲学思考，跨学科行业贯通，并有超越性的研究突破。（参见《信息时代与东西方文明发展比较》载《参考消息》1998.2.4.③） 这篇文章讲的也是一种事实，中国近现代遇到不少难解之谜，如一个问题：“中国近、现代以来为何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系统？”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份报纸所讲到的事实。 此外，注重悟性也常使人偏重不确定性、模棱两可和过多地使用暗示，虽然可以提供多角度理解的机会，但也常使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以然。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往往带有“整体辩证”的特点，是一种“整体辩证思维”。 那么，中国整体辩证思维的特点包含了哪些内容？ （一）带有生命发展色彩的过程性思维（时间关系） 在古代，科学系统还没有形成，因此，古人只能看到自己身边的东西。他们发现这些“东西”似乎都有一个生长改变的过程——例：铜钟、一段木头、四季更替。这种认识固定下来，久而久之成为习惯，这种习惯就是一种“过程性思维方式”。 过程性思维方式的定义：“将事物及其规律看成是动态的，承认其中的矛盾〈古人称之为‘两’〉和转化。因此，它注重考虑现象的全面图景，审视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状态，以此预测始终，掌握本末”。通俗的解释：是一种关注事物发展和变化过程的思维习惯。 比方，中国人特别关心一件事的“过程”，有的时候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结果”。 中国人的过程性思维带来三个结果： ⑴抵消了绝对的悲观主义，产生“乐感文化”。 例：“居安思危”、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传·系辞下》 “乐感文化”的来源与解释。 本尼迪克特的“集团主义”、“耻辱文化”、 “罪感文化”。 “乐感文化”的特点。例：中国古典悲喜剧《灰阑记》、《陈州粜米》、《倩女离魂》、《窦娥冤》、《赵氏孤儿》、《琵琶记》等等。明末清初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
⑵培养出浓厚的历史感──预测的手段之一 关心一件事的发展过程，也使得中国人培养出一种历史观。 “学史使人智”。 ⑶导致形成“应变”习惯。 “适应时事变化，应付事态变化”、“应变”。 《周易》。 中国古代兵法的“正兵、奇兵”之分。 “奇中有奇”。 什么是“奇中有奇”？唐太宗李世民曾谈奇兵和正兵的变化。 成语“背水一战”。 另一个例子结果刚刚相反。这就是《三国演义》中的马谡失街亭。 总之，变而存，不变只有死路一条，这已成为中国传统兵法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则。 不独如此，在传统文学、艺术里，这个原则也依然存在，而且比比皆是。
（二）注重关系的结构性思维（空间关系──“宇”） 日月相伴、日夜更替、天地相衬、雌雄相配→ “阴阳”。 “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易》。 为了向同学们讲清楚易中所包含的关系思维，我先给大家略略介绍一下《周易》这本书。 《周易》“关系”：“潜龙勿用”（《易．乾．象传》）、“见龙在田”（同上）、“亢(kàng)龙有悔”（《易．乾．上九》。《易?乾?文言传》：“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阴阳” “四象”。 “八卦”。 “重卦”。（附：各类图解） “重重卦”。（附：宇宙生成图） 以上可见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一部分。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涟漪式发散。 这种思维方式为世界科学带来一些成果，比方中国人建立的古代代数算法体系，就是注重组合、分配、变化的，这为数学科学系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比较近代西方的思维方式。 例：西方数学的公理体系：科学化、先假设结果。 对现实的影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威廉．詹姆士（Willan James,1842-1910）关于松鼠的故事。 上面，我们比较了中西之间的思维特点，当然，现代中国和西方因为长期的文化冲突和融合，这些特点之间的界限，有些已不太明显，即中国人有的，有的欧美人也有了，欧美人有的，有的中国人也有了。但思维方式之间的区别还是存在着的，这种区别使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解决同一个问题时，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法或角度。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注重关系，而在《周易》里揭示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比方，它提到事物间的“矛盾”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转变。举个例子：《易》有６４个重卦，其中矛盾关系，见解与我们现代人有些不同。比方，两种情况： 《易》对矛盾关系的反映： (1) 正反卦表现的矛盾关系，不同场合有不同性质。 解：泰卦 。 坤上乾下，天地错位，阴阳对流，发生交流、吸引和交合。这是有利于万物的生化。 比较 “既济”卦。 解：“否”卦 。 天地各归其位，天地隔绝。天地不能交感，阴阳不能贯通，不利于万物的生化。 《易.否.上九》：“倾（颠倒）否，先否后喜”。 (2) 卦象本身不矛盾，但与事实矛盾，这常被看成是不正常的。 例：夬 卦 。兑上乾下。 “有厉”、“不利”、“不胜”、“终有凶”， “不利即戎”。 《易》是一本宗教经书，本是为了宗教活动用的，但通过它对卦象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的思维方式。
图3.2.5 位于巴黎的美国文化中心 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弗兰克·盖里1994年设计的巴黎美国文化中心是解构主义代表作。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将被“解构”的特征重新建立起来，在“建构”各种特征的过程中，追求一种合情合理的美。例：张艺谋的电影。 （三）带有普遍联系特点的“月令图式”思维（时空关系──“宇宙”观） 《礼记?月令》结构图。 例：“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相应的政治特征。否则国家会出现一些小的兵祸，妨碍国家的稳固。 《礼记．月令》里包藏一种全息系统。 当然，我们以上讲的是用了现代信息论的术语，中国古代人其实并不懂什么是“全息系统”，但他们在长期的农耕和观察天象中，多少领悟了关于“系统”的道理，并将其用在实践中。在他们运用的过程中，不管是不是巧合，他们确实获得了一些他们曾预测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的预测有时确实是有道理的。例： “猫冬”的习惯。 汉儒董仲舒的“天──地──人”（“天人合一”）宇宙大系统观念。预测人事： “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这在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中也有同样道理。 （位于河北省枣强县。河北省景县文化馆文物组提供。——引自北京东风鼎电子有限公司制作《中国大百科全书》） “月令图”式结构是一个三体结构。 像这样一种借助自然规律和关系原则来指导人事的思维方式，后来成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础之一。 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很大的。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中的“心乐相感”——《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但这种思维方式也有缺点，就是不够具体和清晰。 （四）缺乏严密论证的非知性思维 思维方式如果是从哲学的角度划分，可大致分为两大类： 辩证型思维──注重整体* ──属理性思维 ──研究事物的“功能”（有什么用） 分析型思维──注重具体** ──属知性思维 ──研究事物的“实质”（是什么）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偏向辩证思维，因此，在文学、宗教、艺术上的研究，往往偏重研究它们的功能，即它们有什么用，很少穷追“木头→木屑→分子→原子→原子核→中子、质子......”这样一种序列。我讲这门课十几年了，几乎年年有学生问我：我们学这门课“有什么用？”而不是问：我既然来了，该学点什么？或，为什么中国人的思维是偏向辩证型的？ 这种思维方式有许多长处，但也有缺点，最大的病处就是容易产生“经验主义”，即一切听从经验，一切服从经验，限制了人的批判性，也往往成为“盲目从众”和“迷信”的根源。 在中国传统的商战谋略里，有许多不同的计策和招式，但许多都是从两种推理方法演化出来的，这就是“比类”和“运筹”，如：* 《三十六计》与《孙子兵法》不同，后者由春秋时吴国兵法谋略家孙武的《孙武兵法》（吴孙子）和战国时兵法谋略家孙膑的《孙膑兵法》（齐孙子）组成。 例：“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三十六计·胜战计·瞒天过海》 现代兵战实例：第四次中东战争。 现代商战实例：皮鞋的销售量。 （一）“取象比类”和“合理外推” “取象比类”，指的是“将杂乱无章的事物分门别类，用以比较某种规律或秩序，以此了解这些事物间的关系”。 ① 用“取象比类”的方法了解“未知”的事物。 古人已经研究出的关系模式有： “阴阳”模式。 ↓ “八卦”模式。 ↓ “月令”模式。 ↓ “五行”模式。 以上模式的现代运用：如国际关系中的“均势”、现代的管理理论和组织理论。 ② 用“取象比类”在人群中建立沟通渠道和管理秩序。 例：东汉汴渠；隋代开挖的几条著名的河；秦长城。 “治众如治寡。”（《孙子兵法．势篇》） 曹操解释：“部曲为分，什伍为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十一家注孙子》）。 “合理外推”这种推理方法，是对取象比类的一种补充，指的是“将对一类事物的理解整理出来，形成模式，用来对尚不可知的事物进行符合规律的推理”。 例：“小宇宙”、 “河图洛书”。 （二）运筹和博弈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博弈论，“对策论”、“游戏理论（game theory ）。 “博弈”：博，六博；弈，围棋。 博弈被看成是一种策略。 “零和博弈”；“非零和博弈”。 例：演示算盘游戏。 零和博弈的核心：统筹全局！ 例：田忌赛马。 《田忌赛马》对策： 对策一 对策二 ──────────────── 齐王 ＋３ －２，＋１ ──────────────── 田忌 －３ ＋２，－１ ──────────────── 结果 齐王赢３ 田忌嬴２输１ 可见，博弈论是教你设置条件，运筹学则是教你搬运原有条件而致胜。 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 然而无奈的事实是，咱们似乎就是一个不怎麽聪明的民族。老芦下海之初，在《枫华园》上了篇《论闭著眼睛嚷》(此文至今还在被人换了作者名字反复转贴，甚至把题目改成了《精神手淫》，似乎是指导读者如何“意淫”的)。在其中我说∶ “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嫌不够，如今，又正是这浅薄的民族虚荣心亦即廉价爱国主义席卷风靡了海内外大多数华人知识分子，让他们在人民刚刚脱出饥寒之后又开始仇外鼓噪，号召内战！” 就是最狂热的爱国志士，恐怕也不能否认以下事实∶第一，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蠢事。第二，这两件无比壮观的蠢事都得到全民族的狂热拥护与全身心参与。第三，在干了这两件蠢事后，竟没有几个人痛感我们是何等的蠢笨愚昧，纳闷当初是什麽糊涂油蒙了我们的心，去认真找一下我们脑子里的毛病，让我们今后变得聪明一些，反而欣欣然地去重犯以前犯了一百次的错误，甚至越活越聪明，巴不得老美把核武库扔到咱们脑袋上来，以成全咱们“宁为玉碎”的骨气，更从此一劳永逸地治好咱们的蠢病。这当然也有道理──不管是什麽顽症，“人死病断根”的话总是不会错的。 所以，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无论如何爱国，恐怕也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咱们确乎是不那麽聪明。至少，没见过别的民族干出咱们那些聪明事来。而所谓不聪明，其实是说咱们不会逻辑思维，情绪过剩，理智不足。用这八个字来考量从义和团到今天的爱国壮士，那的确是度身定做的。该用脑袋的时候，我们用上了热血。就是这满腔沸腾的热血驱使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干出了一桩又一桩事与愿违的蠢事，在使国家民族蒙受深重灾难的同时，还使得全民的智力和道德一天天烂下去。 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现代中国人的错，从咱们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除了墨子有点萌芽观念，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维。从《老子》开始直到鬼子们打进来，祖宗们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本象教科书那样编写得有条有理的学术书籍。《老子》、《庄子》和《四书》，其编写之混乱重复令人咋舌。直到鬼子进村了，咱们这才知道天下原来还有“逻辑思维”这玩意儿。连“逻辑”二字都得音译， “以字造词”都造不出来，可见国学中不但没有等价物，连个稍微沾得上边的东西都没有。当初严复译这个词，把它译成莫名其妙的“名学”，可见其捉襟见肘。 进口来的东西当然难养驯，何况咱们还没有日本人的学习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咱们这些肖子孙还是没有多少长进。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式的推理小说。而你若问一般人(哪怕是大学教授也罢)什麽是逻辑思维，恐怕他只会说∶“那就是不要自相矛盾”。如果韩非子没给咱们留下 “卖矛又卖盾”的寓言，恐怕咱们连这点认识都没有。 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 “仁”、“圣人”、“君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凡国学和中医中出现的貌似“定义”的东西，如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胃为水谷之海”、“头为诸阳之会”、“舌乃心之苗”等等，在逻辑学上都是一钱不值的。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到了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因此他发动了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麽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专演此类幽默大品的大师。老芦自上网来经历了三大围剿，每次都是常识和愚昧的混战。壮士们不论打的是什麽旗子，一律都是混“帐”(按∶此非骂人话，而是说他们心中的那本账太混乱)，既不想想什麽是“国家”、什麽是“民族”、什麽是“政府”，这些概念之间有无重合之处与重大区别，也不想想什麽是“民主”和“民主运动”，更做梦也不曾梦见这“爱国主义”究竟是一种感情宣泄，还是一种理性行为。我说∶“所谓'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哀”，决非危言耸听。咱们这种毛病已经深入骨髓，有时连我自己也会奋不顾身，跳进泥坑。前两天和人乱吵“文理优劣”，直到某先生出来大喝一声，才意识到所谓“文理之分”的模糊，可见问题之严重。 概念混乱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学问也无法深化。在这方面中医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给概念作精确的逻辑定义，使“脏”、“腑”、“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全成了不确定的无从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更使得起码的逻辑分类都无法进行。“三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证明。因为没有明确的逻辑概念，逻辑学的基本规律都没法应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门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却成了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禅理，变成任由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这就是中医永远无法用逻辑方法整理、从而学术化、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概念混乱的最后一个恶果，是即使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借头示众”，把前两天和某网友的争论拿来作个示范，请务必不要介意。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因而是不能翻译、无从比较的，所以外国人无法欣赏中国文学，谁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作品的文学价值就是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谁拥有最多的读者，谁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金是中国最大的文豪。外国人不欣赏他并不证明他不行。 这里的推理过程是缜密的，没有什麽毛病，问题出在“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和“作品的文学价值即市场价值”这两个错误概念上。概念错了，便不免南辕北辙，车再好，马再快，离开楚国却只会越远。可见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而我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话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比起西方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象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 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伟大领袖在内部讲话中就断然表示过他不相信有什麽“充足理由律”，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公婆各有理”。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麽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难道它们是《摩西十戒》，不必说出理由何在？” 三、乱用类比推理. 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 类似地，中医“理论”中的那些“天人感应观”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东西，体内似乎全有，“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备。老芦是个“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里也淹不灭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这样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岁那天就要“中风”，让手脚象风中的树叶那样抖个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实就跟墙角长的青苔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如果体内“湿度”大了，舌头就长出厚厚的白苔来；如果体内“热”了，苔就给烤干了，如同青苔无法长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时不免纳闷∶黄帝、张仲景、孙思邈他们当年怎么就没想出个体内的日月星辰来？ 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已经痛驳过了，此处不赘。 四、以“经典”作为论据. 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之圣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离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语症。 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人大户”的千年“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 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没能轰垮咱们这种吃祖产的败家子家风。敬爱的林副统帅真是吃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论语》的方式，下令编篡了小红书，用“一句顶一万句”的格言治国。该同志虽然不幸魂断大漠，却忘了把这种“三八作风”随身带走。只要看看网上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文章，不是引古圣人，便是引洋权威，这其中理由何在却忘了说。 五、以偏概全. 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作普遍的和永恒的。这样的例子，翻开《四书》比比皆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此话当然适用于敬爱的林副统帅和“星宿派”(注∶见金庸《天龙八部》)，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倘如此，西方从推销员到政治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丰矣仁”了。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话不知根据什麽归纳而来。要让它成立，首先得定义何谓“祯祥”而何谓“妖孽”，在老芦理解，后者似乎是指那些气功大师们。然而此辈在汉武和明嘉靖之时极多，也没见人家亡国。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麒麟，据说那是祯祥的象征，他老人家原该高兴才是，却吓得从此绝笔，不久便死了，也不知是什麽原因。 这乱归纳的传统，到了伟大领袖便登峰造极∶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嫖娼，我们就要嫖娼，敌人拥护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归纳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坏的，好的、善的确乎立不起来。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 “破旧立新”上便大错特错了，因为第一，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旧，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旧的不一定就是坏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微观上，办事自有轻重缓急，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虽然解决了急事、大事不一定导致“缓”事、小事的顺利解决。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如果我饿得眼冒金星，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先去吃饭。然而胃里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并不提供灵感。“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个“矛盾”在本质上毫无联系。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纲举目张”而“一饭诗(矢)百篇”。在宏观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也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麽“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是笑话。试问国民经济中什麽是纲，什麽是目？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之重？科学中又有谁是“万王之王”，必须优先发展？ 以上五种重大逻辑缺陷，使诸子之书成了格言集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论著述。它们当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结果。然而两千年下来我们却只为其中的智慧闪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维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传统)加上“后天失调”(现代教育)，便害得中国人成了不会逻辑思维的民族。 咱们的教育，实质上和当年八股文开科取士的应试教育没有什麽不同。无论学哪一科，都是教你一套繁复的规矩，让你把这套东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武当长拳似的，而一个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来足挡，刀来棍迎，按师傅教会的套路“打出少林寺山门”。西方的教育是教你“万人敌”的本事，强调的是教会学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维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们却是教学生一套好拳脚，去应付考官想得出来的一切招数。 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连数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会逻辑思维。许多人学会的是本行里那套严谨的规矩，却不会融汇贯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方法，把它应用到别的领域中去，一进了社会人文领域便如同白痴，偏偏还要“挟理自重”，以为方程式便是洛书河图一般的东西。小芦在初中时即已攻读了苏联出的逻辑学教科书，而且是学校的平面几何状元，然而并未真正掌握逻辑思维的要旨。所以后来给“辩证法”风魔得迷迷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为什麽一个数乘上零被“否定”了，再乘上一个零还是零，并不会“螺旋式地上升”，向原来那个数回归。后来又短暂地狂热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根本不去想想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如何谈“复辟”。甚至在启蒙后，刚听到“基本路线”的“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时也并不觉得滑稽，没想起这“五十年内外”其实是个包括“一百年内外”的“开区间”。 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革，废除那种制造工匠的应试教育，采取西方那种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方法。为此首先必须将逻辑学开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虽然西方现在已经停止教授逻辑，然而那是因为逻辑思维已经成了人家的深厚传统，不必再多此一举。但在中国这却是非补不可的一课。此外更要停止将学生造成解题机，以彻底摧毁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的野蛮作法。其实在这方面，伟大领袖早有合理的教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要引进西方那种让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讨论，由集体或个人搜集资料，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研究，完成课题的教育方式。说到底，治疗愚蠢的良药是合理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国家应作最大投资的项目，是咱们学习西方的重点。 象数思维方式是易学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中华思维方式的元点和代表，它不仅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面貌、特性和走向，而且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审美意识及风俗习惯；不仅渗透到最深层面的民族心理结构，而且渗透到外显层面的实用操作技术；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而且影响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各学科。 象数思维方式具有以下特征，并在各自层面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 一、整体性特征——重整体和合，轻个体分析 整体观念是《周易》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周易》卦爻是一个整体，八卦、六十四卦为两级全息系统。八卦是阴阳二爻三维组合体，六十四卦是阴阳二爻六维组合体。后者六个爻位上二爻为天道、下二爻为地道、中二爻为人道，天地人三才融为一体。卦爻符号模型是事物呈现运动模式，筮法数字模型是事物潜在运动模式，对天地的推演、时间的发展、宇宙阴阳规律的变化作整体模拟，对万事万物的生成、分类、变化、运动作系统描述。六十四卦模式以“六爻”、“六位”关系为基础，以时、位、中、比、应、乘等为原则和标准，给人们提供一个从时间、空间、条件、关系全方位分析问题、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 易道的“一阴一阳”既说明人与自然具有对立性，也说明其具有和谐性、统一性。“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表示对立面的相互推移、相互转化与相互依存。《易传》提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认为不同事物只要同类就可相互感应、相互吸引，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反映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整体观念。《易传》将“保合太和”看成是“易”的最高理想境界。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对立与和谐、感应与交流被《周易》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周易》的基本思维理念，开创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特征。 历代象数学家通过取象思维大大强化了这一特征。汉易象数学家发明的卦气说、爻辰说将天文、物候、节气、时令等要素纳入卦中，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八宫说、纳甲说将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人伦等级、月体盈亏等视为一体；乾坤升降、卦变说以卦为本位，通过卦的化生变化，建立起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宋易象数派通过河洛图式、先天易图式构建世界的整体模式，将天时、地理、动植物、人体、器官、道德伦理、社会制度、历史演变等等统统纳入其中，以说明宇宙万事万物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普遍联系的整体；周敦颐的太极图式将宇宙“太极”与人伦“人极”相联系，从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论角度，把天地人有机地统一起来，组成一个“太极”整体和谐系统。 象数学家在解《易》中，所采用的取象、取数的方法，正是反映整体思维的特征。卦象、物象作为独立的个体，看似互不关连的，《说卦传》及象数学家把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建立起卦象与物象、物象与物象之间的普遍联系，把原本复杂纷繁、互不连贯的宇宙万物加以整合，使之简约化、系统化。 象数学家还对整体观思想作过深刻的阐述。如邵雍在《观物外篇》中以“万”与“一”说明万物合则为一体，分则为万物： 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为分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 认为万事万物是逐层分化而来，个体事物的发展是从单纯到复杂，没有止境的，它们之间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犹如根—干—枝—叶，只是“合”与“衍”的区别，所谓“合一衍万”，即是整体思维的反映。 清代方以智提出“细统”说，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系统： 有质者皆地，而所以然者皆天，同时皆备，同时浑沦，此统本末也，幽明大小皆交汁为一者也。五行七曜，五方六矩，两端交摄，相制相生，定盘推盘，有几可研，此细本末也。统在细中，有统统，有细统，有统细，有细细，差别不明，则无以开物成务，而释疑辨惑者无从征焉。（《周易时论合编·系辞上》） 认为天地是一个“同时皆备，同时浑沦”的整体，一切大小本末事物都在它的统摄之下，即“统本末”；这一整体的各部分存在差别，又存在相交、相生、相制、相转换的联系，此即“细本末”。整体不脱离个体部分而存在，整体有“统统”和“细统”之别，部分又有“统细”、“细细”之别。在统一的整体中，事物的层次总是统中有细，细中有统，“统”与“细”相互蕴涵。 整体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各层面影响极为深远。就《周易》整体太和观与儒道两家的整体和谐观相比而言，儒家强调“中庸”，偏向于将自然人化；道家强调“混沌”、“素朴”，偏向于将人自然化。而《易》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等感应、对等交流，又不抹煞各自的对立、独立的特性。《周易》“太极”是阴阳整体对待和谐的最高概念，也是象数思维的理性提炼(宋明以后的阴阳鱼“太极图”是太极观的形象写照)。只是在后世的发展中，《易》整体和谐的一面被强化，而独立、对待的一面被弱化。董仲舒强调“大一统”思想，经后代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大一统”思维方式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随着大一统思维的不断深化，“太极”被视为至尊的“一”，世界万物起源于“一”，全国定于一尊，就是皇帝，这种思维方式在调和矛盾、巩固民族团结、稳定国家政治、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并促进统一、防止并结束分裂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民众的斗争性、独立性被遏制，迎合或促成了封建君主专制，形成了一元化政治结构。 整体、求同的思维偏向，重视主体作用，对问题的探讨往往从内因、主体出发，只求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适应、协调、缺乏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发展。形成内向、忍让、依赖的民族性格，如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保守退让、模棱两可，缺乏独立、竞争、果断、直率。只求“随大流”，个性、主体意志被削弱甚至泯灭。 就对传统科技的影响而言，在中医学中表现最为突出。中医素有“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之认识。作为中医理论圭臬的《黄帝内经》不仅将人体内脏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将人与宇宙自然看成是一个相互感应、相互影响的大系统。其“五运六气”说认为气候的变化及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有重大影响。《内经》提出的藏象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诊断辨证学说等无一不是建立在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整体思维模式基础之上。另如王充《论衡》依整体观感应论解释磁石引针，张衡在易学感应论启发下发明候风地动仪，等等。当然整体性思维也给科技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在关注整体、关系的同时、往往忽视对个体、局部、构成元素的细节、深层的研究，致使分析科学不够发达。 上述影响虽不仅仅是《周易》及其象数学派所造成的，但象数整体思维尤其是阴阳五行观念却是其重要的深层原因之一。 二、功能性特征——重功能关系，轻形体结构 所谓“功能”，指物体外部表现出来的性能和作用。功能原则是《易传》提出来的。《系辞传》在论爻位的功能时用了“功”字，（《系辞传下》曰：“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又称为“德行”。《说卦传》从功能原则出发，论述八卦所象征的八大自然物，乾天为刚健不息，坤地为顺天而行，震雷为振动，巽风为散入，坎水为陷险，离火为灼丽，艮山为静止，兑泽为喜悦。义理学派依此阐发义理，一般不论及物理。象数学派依此研究事物之理、研究事物动态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汉代象数学派将五行引入易学，以五行解说卦爻象与卦爻辞。“五行”亦由一个实体概念转变为一个功能概念，水、火、木、金、土分别表示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五种功能群。五行之间的生克、乘侮法则也就是功能群之间的关系原则。汉象数学家一经将卦爻与五行相结合，则使战国邹衍阴阳五行学说得以发展，也使功能性原则更加系统地得以贯彻。 功能是可以感知的、外现的，象数学派的取象即是依此原则。如离有炎上、外照的功能，所以火、日、电等皆归为离“类”，离即是这一组功能群(“类”)的代称。八卦可视为八组功能群。如虞翻解释蒙卦象辞“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曰：“艮为山，震为出，坎泉流出，故山下出泉。君子谓二，艮为果，震为行，育养也。二至上有颐养象，故以果行育德也。蒙卦为上艮下坎，下互卦为震，虞氏以艮为山，又为果；以震为出，又为行，为育养。主要是从功能出发的，艮有静止功能，故为山、为果；震有运动功能，故为出，为行，为育养。 历代象数学派所依据的象数模型实际上是一种动态功能模型，无论是取象方法还是取数方法，都是以动态、功能的一致性为条件的。只要功能相同，即使是结构不同、形态不同也可归为同类。这种思维观念对中国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影响深远。 中国传统医学以表示行为功能的动态形象为本位，以形体器官和物质结构为辅从，将人体生理、病理的一切“象”都归属为阴阳两大类。中医五脏六腑、十二经络都是依据功能、动态思想建构的。如“左肝右肺”，显然与实体结构不符，但却与肝主升、肺主降的属性相符，也与河洛八卦左为震木为肝、右为兑金为肺的功能模型相符。 中国古天文四象二十八宿的排列、星移斗转的周期，古地理分野坐标系统，历法物候阴阳变化节律，古乐律律吕损益的法则，等等，都是遵循易学象数的动态、功能模型。 象数功能模型的代表是阴阳五行模型。阴阳五行不仅是中国古代自然观的核心，也是传统科技的理论基础和理想框架。从汉代开始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以阴阳五行之气为七大元素（“阴阳五行”被周敦颐《太极图说》称为“二五之精”。）并以此解释世界的形成及其物质结构。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医学等均受其影响。如开古化学先河的炼丹术典籍《周易参同契》即依铅汞和水火的性能说明丹药的炼养与形成，称汞性为阳，铅性为阴，汞遇火而升华，铅遇火流为液体，二物融合为一体，即“覆冒阴阳之道”。说明阴阳五行七种元素各有自己的功能，天地万物因禀受其性能的程度不同而显现为千差万别的事物。铅禀受阴水的性能而为铅，汞禀受阳火的性能而为汞。两者的化合又产生新的物体即丹药，此为“性情自然”。中医对人体的考查则完全是建构在阴阳五行功能模型之上的（拙文《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生命的“二体三用”模型》对此作了探讨，分别载《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年第4期，《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就脏象学说而言，五脏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中肝为木、肺为金、心为火、肾为水、脾为土，其中心肺为阳，脾肾为阴，心为阳中之阳，肾为阴中之阴。（《内经》对五脏配阴阳说法不一，主要记载见《素问》的《金匮真言论》、《六节藏象论》，《灵枢·九针十二原》以及《甲乙经》、《太素》、《类经》等。）依据五行功能建立了五脏六腑之间的生克、制化、乘侮、胜复的联系，以反映人体的生理、病理状况，并决定药物和针灸治疗。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生命科学就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人体功能学。 作为物理学家的方以智依据阴阳五行功能原则研究物质现象及变化规律。认为天地万物由阴阳五行之气所构成，物质现象的变化是由于各自所禀受的五行之气所构成 ,物质现象的变化是由于各自秉受的五气功能相互作用的结果，并指出中国的五行说优于西方气、土、水、火的“四大”说。（参见方以智《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两间质约》、《物理小识》中的《气论》、《四行五行》等篇。） 功能性原则是我国古代自然观核心，由于象数学家、科学家 (不少象数学家又是著名的科学家)的努力，终于形成了我国以功能论、气论为特征的传统科学体系。从而与西方原子结构论科学传统大有异趣象数思维重动态、重功能的倾向，又导致轻结构、轻静态的偏差，致使中华文化形成重道轻器、重神轻形的基本格局。对中国科技造成的负面影响则是实证、实测科学不发达，分析科学不发达。 三、形象性特征——重感性形象，轻抽象本质 《周易·系辞传》提出“设卦观象”“立象尽意”的原则，并说明“观象制器”的方法。“象”是《周易》最重要的范畴，它既指卦象，又指物象，物象中既有有形状可见的“形” (或称为“器”——“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有无形状可见但却可以感受的“象”。卦象、可见之物象与可感之物象，可统称为“形象”。如上文所述，此形象不同于艺术活动中的形象，不带情感色彩；此形象思维也不同于艺术形象思维，不是以事物形象为思维放射源。如“观象制器”即认为古代圣人发明器物是依据卦象的结果，卦象成了思维的放射源。卦象还是“尽意”、“类情”的出发点。《说卦传》在八卦之形象下类推出各种相关的物象。 在象数学家看来，卦象、物象是统一的双重形象。在解《易》过程中，首先从形象出发，企图建立起卦爻象与物象之间的必然联系，以证明卦爻辞完全是从物象出发的，是对卦爻象的说明。如象数学家解释谦卦象辞“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为谦”： 艮，山；坤，地。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下至卑，故曰谦也。 (《九家易》注) 乾来之坤，故下济。阴去为离，阳来成坎，日月之象，故光明也。 (荀爽注) 若日中则昊，月满则亏。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 (崔憬注) 坤为鬼害，乾为神福，故鬼神害盈而福谦也……乾为好，为人，坤为恶也，故 人道恶盈。从上之三，故好谦矣。 (虞翻注) 以上注释均见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谦》。从这些解释中可看出“象”的重要作用。谦卦由下坤下艮组成，象数学家从该卦中分化出乾卦 (坤的旁通卦)、坎卦(谦的下互卦)、离卦(坎的旁通卦)，这样一共就得到五个卦象，然后从这五个卦象中得到了山、地、天、日、月、水、鬼、神等物象，再从这些物象中引申出高卑，下济、光明、盈亏、好恶等功能意义。这样一来经传文就得到解释了。 宋代象数学家同样也是从“象”出发，但此时的“象”主要指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等“图象”。这些“图象”被用来阐述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象”是一种直观的、感性的、经验的综合体。从现象出发、从现象出发探讨事物规律、重视现象，也是中国文化及科技的特色之一。古代科学家提出了观察、测验自然现象的方法。如沈括在《梦溪笔谈·象数》中提出“测验”说，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出“采视”、“试验”说，张介宾《类经附翼·医易义》提出“验象”说，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出“质测”、“通几”说。可见“象”是中国科技思维的出发点和研究对象。《黄帝内经》不仅有《六节藏象论》、《阴阳应象大论》等以“象”命名的专论，而且最重要的是“象”是其反映内脏本质的外部征象和建构人体生命理论的重要方法。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藏象”学说，“象”即现象，“藏”即藏于胸腔内的内在器官，“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张介宾《类经·藏象第二》）。藏象学说即是基于内在形质而通过观察外部征象来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活动规律及其内外环境相互联系的理论。此外中医的诊断学说、辨证学说、病因病机学说等均离不开“象”，以至有人称中医为“唯象医学”。 由于过分强调形象、现象的作用，因而在汉、宋时代对事物本质及结构的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这种局面到了明代才开始有所改观。明代科学家将程朱的“格物穷理”引向探讨“物理”的道路。以观察物象为“穷理”的前提，以探求物理为“格物”的目的。开始注重探求事物的本质特征、构成方式和变化规律。 以形象作为思维过程媒介的形象思维，由于它不脱离整体形象去认识事物，关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横向的联系，因而展现的是宇宙万物的整体。虽然不能说中国传统科学是不研究本质规律的直观、经验科学，但重视形象经验，重视横向联系，忽略形体结构，忽略纵向探讨，却是中国传统科学的总体特色。这与功能性、整体性特征又是一致的。“形象”往往是功能的、动态的、整体的表象。综合地看，中国传统科学是一种重视形象、功能、整体而轻视本质、结构、分析的科学。 四、变易性特征——重循环变易，轻创新求异 变易是《周易》的最基本观念。“周”、“易”二字可理解为“周环、循环”与“变化、运动”。《周易》可看成是专论宇宙万物周环变易规律的著作。六十四卦是一个从乾、坤开始到既济、未济结束的变易周期。“未济”表示下一个变易周期的开始。如此运动变化，循环不已。 《周易》文字系统在对卦爻符号的解释中，明确提出周环变易的观点，如《易经》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易传》则反复强调：“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系辞传》还列举日月往来、寒暑往来的例子，说明“往者屈也，来者信 (伸)也。屈信(伸)相感而利生焉”。《易传》将六十四卦的变易规律归结为阴阳二元相反、相对、相摩、相荡的交互作用，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 象数学派通过“卦变”说强化了这一观念。汉易象数学发明了之卦、升降、旁通、往来消息、互体等卦变体例。如虞翻卦变说，以乾坤父母卦变为六子卦，以十二消息卦变为五十二杂卦。后者分为一阴一阳、二阴二阳、三阴三阳、四阴四阳各类，每类的其他卦皆是该类消息卦爻象互易的结果，其体例皆以阴阳两爻互易，主变动者止于一爻。就卦变图而言，有代表性的还有李之才卦变图、朱熹卦变图、俞琰卦变图，而以俞氏卦变图最为合理，此图以乾、坤、离、坎四卦居中，由乾坤两卦上下升降而变出其余六十卦。乾卦一阴生至五阴生的过程即是坤卦一阳生至五阳生的过程。一卦六爻，一阳则五阴，五阴则一阳，余可类推。 卦变说将卦象看成一个相互变化、相互生成的序列，启发人们从变化角度掌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过程。卦变说还告诉人们物极则反、循环往复的道理。在十二消息卦中，阳爻生长 (阴爻消退)到极点时就会走向反面，即阴爻开始生长(阳爻消退)，而到阴爻生长到极点时，又转向阳爻的生长。如此循环不已。 变易观及循环周期观对中国科技影响重大。仅就象数学家的科学成就而言，汉易中的卦气说，以六十四卦阴阳爻象的相互变易过程说明一年节气、物候的变化周期。其中以十二消息卦代表十二个月，从复卦十一月阳生，到乾卦四月阳气极盛，转为卦五月一阴生，至坤卦十月阴气全盛。说明一年寒暖 (阴阳)二气的交相推移过程。邵雍反对天体永恒不变说，依先天六十四卦运行规律，表达天体运行的周期观念进而描述宇宙万物生灭成毁的循环周期。张介宾以易学变易观解释中医原理，认为人体脏腑经络功能按五行生克法则构成一循环过程，而且生克互相包涵，构成各器官的动态平衡。方以智《物理小识》认为气、声、风、光、形，都可以转化。气是本原，“气”本身是“不坏”的，气旋转则为风、振动则为声、聚发则为光、凝固则为形，彼此之间“相互转应”，无始无终。 循环变易观将物质看成是动态可变的，变化的形式是盈虚消长循环往复的，变化的根源是阴阳两种对立性能的相互作用。这种观点对整个宇宙宏观世界来说是基本合理的，整个宇宙存在永恒的大循环，而各种物体也存在暂时的小循环。这种循环是以阴阳象数的对立转化为基础的，包含着不断变化、“革故鼎新”的进步思想。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文化前后承接的亲和力和稳定性。其负面影响是过分强调了循环，轻视创新发展，将循环看成是运动的唯一形式而看不见其他形式 (如直线形式、非升降形式等)。缺乏历史进化发展观念，从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如三纲、五常的永恒性)。致使中化民族沿袭因循、模仿、重复的习惯思路，缺乏创造、创新精神，缺乏应有的活力，缺乏否定意识，造成了社会发展的缓慢，甚至倒退。 易学象数思维对中化文化的影响是深层次的，也是复杂的。如何整饬、修正象数思维的偏差，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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