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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格律的是非之爭 丁啓陣 廣州詩人柳忠秧兄來京城，昨晚于“夢桃源”酒家（不是經濟學家鄒恒甫爆料有北大院長系主任發生不雅行爲的那壹家）設宴，邀集近二十位多少跟詩歌沾點邊的各界朋友，飲酒談詩。在詩歌的格律問題上，發生了爭論：有人主張詩以意爲主，爲先，不能以律害意；有人主張格律詩必須嚴守格律，舉棋類遊戲爲例，不講規則，遊戲將無法進行雲雲。 這樣的爭論，既不新鮮，亦無新意。古往今來，不知道曾經有多少人爲此爭得面紅耳赤，乃至老拳相向。 壹是病啞（咽喉腫痛，或曰“北京咳”），二是座中多長者，多陌生人，我取壁上觀姿態，默不作聲。柳君幾次讓我表示意見，均被我擺手謝絕。 我當然並未修煉到呆若木雞、心如古井的境界，心中還是有想法的。想法並不新穎，但那時倘若我直截了當說出來，估計能立即把宴席的氣氛給破壞了，掃了爭論雙方飲酒談論的興致。 因爲，我想說的意思，不偏袒爭論的任何壹方，是糊塗官斷案的套路，各打四十大板。就兩點： 其壹，如果只是合乎平仄、押韻、對仗等格律要求，意蘊、情感、文采都乏善可陳，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字堆疊遊戲，消磨時間、自娛自樂是可以的，拿出來展示給他人，說這就是詩歌，則只能贻笑大方； 其二，打破格律，必得是格律妨礙意蘊、情感、文采的時候，否則，無端地犧牲格律，還不如直接去做只講韻腳不講平仄、對仗的古體詩，或者連句子長短、韻腳全都可以不講究的白話新詩，甚至去寫散文、小說。 詩歌史上，嚴格遵守格律和突破格律的格律詩，都曾經有過許許多多脍炙人口的優秀作品。以唐詩爲例，嚴守格律的好詩如：王維的《山居秋暝》，李白的《早發白帝城》，杜甫《客至》等。此類作品，不勝枚舉。 突破格律的，也不乏佳作。例如：崔颢的《黃鶴樓》，後四是句格律詩，但前四句“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壹去不複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則有數處不合格律。首句第四字該用仄聲而用了平聲（乘），第六字該用平聲而用了仄聲（鶴）。第三句，第四五字該用平聲而用了仄聲（去、不）。第四句，第五字該用仄聲，而用了平聲（空）。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煙諸，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首句就有兩處出律，第三字該用平聲而用了仄聲（“泊”是入聲字），第四字該用仄聲而用了平聲（煙）。杜牧的《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入韻的三個字，“紛、魂、村”，魂、村皆爲十三元韻，紛字卻是十二文部。 上述例子可以說明，詩的好壞，格律要求不是絕對的。換言之，格律並不妨礙寫出好詩，好詩也有偶爾突破格律的時候。任何偏執的看法，都是不可取的。 關于格律，還有壹點需要注意：格律並非壹成不變的。比如說，晏殊、歐陽修、蘇轼王安石、曾鞏等人的詞，在李清照看來，簡直多是“句讀不葺之詩”，“往往不協音律”，五音六律、清濁輕重，不甚講究（見其《詞論》）。但他們的壹些破格用法，反倒爲後人所效法，成了新的格律形式。唐朝大詩人杜甫、韓愈等，故意大量使用拗格（先犯孤平，再進行拗救），實際上就是壹種新形式的格律詩。 柳忠秧君的壹些作品，例如《楚歌》、《嶺南歌》，格律方面，均有未能謹遵之處。但是，有氣勢，有感情，有內容，音節铿锵，氣象恢宏。壹言以蔽之，是有味兒的詩。柳君不妨學學蘇東坡，放聲高唱，不必太在意格律派的苛責。 20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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