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哲学简介

印度哲学简介

2012-11-30 14:59:29  印度中文网  我来说两句(0) 点击(48)

核心提要：印度是世界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三大哲学传统。中国与印度同为东方文明古国。两国间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传统。

　　印度是世界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三大哲学传统。中国与印度同为东方文明古国。两国间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不少成分都是在吸收和改造印度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印度哲学则是印度文化的核心，可以说，不了解印度哲学，也就不了解印度文化。下面就来最简单的说一下印度哲学，还是照例先从印度哲学史说起。因为估计对印度哲学有兴趣的人不会多，所以对印度哲学史就简单的三言两语带过了。

　　1、印度哲学发展概况

　　印度哲学是世界哲学的重要形态。最初记述印度哲学思想的典籍是《Veda》(《吠陀》)和《Upanisad》(《奥义书》)。

　　《吠陀》成书时期是古印度处于原始公社开始瓦解、阶级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阶段，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在这个时期，印度虽然已经出现了哲学思想的萌芽，但其抽象思维水平还是较低的，很难说它们是真正的、系统化的哲学理论，在《吠陀》中更多的还是宗教的成分。

　　印度最早出现内容较系统化的哲学思想是在《奥义书》时期。时间大致在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即《吠陀》后期至佛教产生前)。《奥义书》时期印度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明显增强。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印度出现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说，在《奥义书》时期，印度真正产生了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思想。

　　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印度思想界极为活跃，各类思潮蓬勃兴起。印度著名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主要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这两大史诗中有不少部分显露了印度的哲学，所以这个时期也被人们称为“史诗时期”。在当时流行的各类思潮中，影响较大的除了婆罗门教思潮外，还有沙门思潮。沙门思潮为数众多，其中较著名的代表有所谓的“六师”，即：PuranaKassapa(不兰那·迦叶)、MakkhaliGosala(末伽梨·拘舍罗)、AjitaKesakambala(阿耆多翅舍钦婆罗)、PakudhaKaccayana(婆浮陀·伽旃那)、SanayaBelatthiputta(散若夷·毗罗梨子)、NiganthaNataputta(尼乾陀·若提子)。不过在众多的沙门思潮中，后来得到持久发展并对印度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是佛教、Jaina(耆那教)以及Lokayata(顺世论)这三者。

　　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印度婆罗门教哲学经过奥义书时期和史诗时期的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六个主要哲学派别，即：Samkhya(数论派)、Yoga(瑜伽派)、Vaiscsika(胜论派)、Nyaya(正理派)、Mimamsa(弥曼差派)和Vedanta(吠檀多派)，即所谓“正统六派哲学”。这六派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各派根本经典(即：最初的原典)的出现。因此，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经书时期”。六派哲学产生后，佛教、耆那教和顺世论也有较大的发展，并陆续出现了这些派别的一些重要经典。这三派通常被称为非正统派或异端，即所谓“异流三派”。

　　公元4世纪到公元9世纪是印度各派哲学系统化，并都得到较快发展的时期。婆罗门教逐步演化为印度教。正统六派哲学的根本经典在此时期一般都被这些派别在后世的追随者作了注释，这些注释不仅使根本经典的含义更加明确，而且有些还在根本经典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非正统派中除顺世论外，佛教和耆那教都有重要发展，尤其是佛教，在这一阶段的初期，思想日臻细密，流传地域也不断扩大。

　　公元9世纪到18世纪，是外族长期入侵南亚次大陆的时期。此时印度教中的一些派别(比如：毗湿努派和湿婆派)在印度社会的各阶层中保持着极为广泛的影响。印度传统的婆罗门教各哲学流派在这一时期仍有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吠檀多派的哲学思想与印度教的宗教教义相结合，并吸取了佛教的一些理论，在思想界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余正统各派的发展主要仍表现为对古代经典的阐述和补充。非正统派中的佛教在这一阶段的初期已经密教化，到中期(即13世纪)时则基本灭亡。耆那教的发展虽也受到外族入侵等因素的影响，然而作为一个派别在印度还是保存了下来。顺世论在此时也存在，但影响已经极为微小了。伊斯兰教进入印度之后，它的哲学思想也随之在次大陆逐步传播。

　　18世纪下半叶之后，印度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这一时期，印度哲学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出现了一批既继承传统哲学，又吸取西方近代思想的哲学家。在印度近代开展的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中，早期的重要思想家是RamMo-HamRoy(罗姆·摩罕·罗易，1772-1833)和DayanandaSarasvati(达耶难陀·婆罗室伐底，1824-1883)等人，而印度近、现代最富盛名的杰出哲学家则是SvamimVivekananda(辩喜，1863-1902)、AurobindoGhose(奥罗宾多·高士，1872-1950)和SarvepalliRadhakrishnan(拉达克里希南，1888-1976)。

　　2、印度哲学相对于中、西方哲学的差异

　　印度哲学作为世界三大哲学传统之一，与中、西方哲学相比，既具有一些相同，也具有一些差别。以下就简单的来说一下：

　　(1)发展的特殊性

　　印度哲学与中、西方哲学的发展都有所不同。

　　在西方哲学中，某一时期的哲学作为一个派别在历史上一般都持续有限的一段时间，后代的哲学家对先前的哲学思想虽然也有继承和吸收，但在哲学体系上一般不完全套用先前的形式。这些哲学家一般都成立新的学派，构造新理论体系，研究新的哲学问题，而且经常是在批判先前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发展自身的。如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到了中世纪就基本被经院哲学所取代。欧洲中世纪的哲学虽然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但基本上是歪曲地利用，利用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学说中适合基督教需要的成分。亚里士多德学说原来的那种完整体系并没有系统地发展到中世纪。欧洲近代哲学在理论形式上离古代哲学差得就更远了。比如：黑格尔哲学虽然在理论形态上与柏拉图的哲学有重要的相似之处，但我们却不能说黑格尔哲学的庞大体系是袭用了柏拉图或前代的某个哲学家的。总之，在西方哲学史上，不存在从古到今的哲学模式或体系。某一个时期出现的哲学派别，就其整个哲学体系而言(注意！是说哲学体系，而不是说哲学基本倾向或基本问题)，不贯穿整个哲学史。

　　而中国哲学的发展总的来说明显不同于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则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二者在发展特点上也并非完全一致。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流派的理论萌芽在先秦时代大都已经产生，后世哲学家往往围绕古代“圣人”提出的理论概念进行讨论。特别是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了2000多年，是中国古代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现代中国仍有很大影响。后世儒家对古代“圣人”之言推崇备至，对古代“圣典”不厌其烦地大量注释。然而十分明显的是：后世儒家对古代“圣人”理论的继承主要在形式方面，而在内容上，实际上有许多重要发展。比如：程朱理学对孔孟学说有继承和吸收，但程朱理学的具体哲学形态、思想体系与孔孟的理论有很大不同。中国哲学史上在后世流传的其它哲学派别也有类似的情形(即在继承古代有关哲人的思想时，主要在形式上继承，而在内容上则有很大发展)。

　　印度的情况则有些特殊。许多相互对立的哲学观点都有非常古老的历史渊源。哲学家不断出现，但基本上不创立新的学派，而是每人维护一个古代的哲学流派。一般的哲学家在提出一种思想或理论时，总要以再一次解释某一个旧的观点的形式出现，并往往论证说：他仅仅是阐明远古就已经存在的东西，其理论只是对古代神圣理论的一种发挥或论证，在本质上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印度哲学在这方面虽然与上述中国哲学的情形类似，但在遵从古代“圣人”所言的程度上，显然比中国更突出一些。它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受古代理论的影响或束缚都要远甚于中国哲学。

　　印度古代哲学的各主要派别在公元前就已经产生，此后一直并行发展。这明显与西方哲学不同。西方哲学史上的各主要流派一般是随时间推移逐步产生，总的来说是持一种纵向的或称“动态”的发展，而印度哲学的各主要流派却持一种横向的或称“静态”的发展。印度这些处于横向或静态发展中的各派的内部虽然也有扬弃的发展，但这种扬弃的发展相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来说是很不明显的，或可说程度不大。印度古代哲学各派的基本观点虽不同，但产生都很早，在约2000年前是这些派别，2000年后基本上还是这些派别。

　　具体来说的话：印度哲学的发展一般都受一些特定的思想结构或理论模式的束缚。各派哲学的发展一般都以注释本派的最初根本经典(也就是“原典”)的方式表现。各派在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通常就是本派根本经典的注释者，或是对注释的注释者。比如：吠檀多派的根本经典是《Brahma-sutra》(《梵经》)，此派在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是Sankara(商羯罗)和Ramanuja(罗摩努阖)，他们都是《梵经》的注释者，他们的许多观点都是通过对《梵经》的注释来表现的。再有：正理派的根本经典是《Nyaya-sutra》(《正理经》)，此派在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Vatsyayana(筏差衍那)是《正理经》的注释者。而正理派的另一个重要哲学家Uddvotalara(乌地耶得迦罗)则是筏差衍那对《正理经》注释的注释者。印度各派哲学中的这些注释者虽然在实质上也经常提出许多本派根本经典中没有的观点，或与之相反的观点，但他们一般不承认是在创新，而是把其理论说成是对根本经典中海神说的重复或引伸。

　　在印度，旧的古老经典对于后代的哲学家常常具有极大的权威，使他们在表达思想时很少敢于打破旧的框框，新的思想内容经常不得不非常矛盾地依附于旧的形式之上。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印度哲学流派在后世的发展都注释本派的根本经典的形式出现。比如：胜论派的根本经典是《Vaisesika-sutra》(《胜论经》)，但此派在历史上的两个重要思想家Prasastapada(钵罗奢思多波陀)和慧月都不是《胜论经》的注释者。然而不容否定的是：钵罗奢思多波陀与慧月虽未直接注释《胜论经》，但他们在其著作中所讨论的基本问题，却都是《胜论经》中已经提出来的，或者说，胜论哲学的基本模式在《胜论经》中已经出现了。总之，印度哲学史上的许多流派往往在其中就已经确立了本派的基本理论模式(比如：数论派的“二元二十五谛”、胜论派的“句义论”、正理派的“十六谛”等等)。这些派别在后代的哲学家尽管有不少理论上的创新，但在哲学体系上基本是维护这些海神说模式的。

　　总的来说印度哲学的这种发展特点表现的是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意识的相对停滞。这种特点和印度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有一定的关系。印度古代的社会或经济结构有一系列的特别，比如：土地公有(这在很大程度上由灌溉、水利建设等等工作需要巨大的集体劳动决定的)；长期存在一种以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公社中劳动分工由种姓制度固定不变。这些特点在印度的原始社会瓦解后逐步形成，并在后来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持续存在，变化是很小的。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相对不大的情况是印度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它也自然要影响到印度哲学的发展。印度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即：[B]在某种程度上的相对的思想意识的停滞性[/B])与印度古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不大的特点是一致的。

　　(2)印度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印度哲学与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又是印度哲学不同于中、西哲学的一大重要特点！

　　在西方哲学史上，宗教虽然也经常对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总的来说，宗教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或宗教与哲学基本溶为一体的时期主要还是在欧洲中世纪。而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其它漫长年代中，宗教与哲学尽管也有紧密结合或交溶在一起的现象，但一般来说，这些现象是局部的，非时代主流的。哲学思想或其理论体系，从整体上看，是离开宗教的信箱而相对独立发展的，宗教的流派和哲学的流派是可以区分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与宗教虽然也重要的关联，但在程度上就远不及印度哲学与宗教结合得这么紧密了。中国哲学从整体上来看，重视的是对人的生活准则问题的探讨，把人的生活准则、道德规范与宇宙的根本实在相统一，力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真理。对神或超自然的实在的崇拜，对祭祀等宗教仪式的奉行，基本不曾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然而它在古代对中国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显然大大不及儒家。佛教在中国尽管有重要发展，但它毕竟来自印度，带有深刻的印度思想的痕迹。在中国佛教的基本理论体系中，除禅宗外，大都在印度时就已经确立了。总之，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远远无法与基督教在西方或印度教在印度的影响相比！

　　相比之下，印度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就是密切得多。印度从古到今都是一个盛行宗教信仰的国家。宗教无论是对印度历代的上层统治者，还是对下层的人民群众，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具有世界影响的佛教产生在印度。婆罗门教、耆那教以及后来的印度教、伊斯兰教都在不同时期对印度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印度哲学中的各个流派除了顺世论之外，一般都摆脱不了宗教的成分。这些流派往往要以宗教教义作为其理论的外部表现形式。而且无论各派理论的基本倾向如何，都在不同程度上给“轮回、解脱”留了位置。众多的印度哲学家都把脱离现实世界、超出生死轮回，达到无苦境界作为本派的最终目的(本来不想说的，但实在忍不住说几句。我看很多中国佛教徒为了宣扬佛教是什么“宇宙大法”，就说什么只有佛教才为人们指出轮回、解脱，这只能说明他们水平太低了！眼界太狭窄了！轮回、解脱这是印度宗教及绝大部分印度哲学的共同认识和追求，佛教在这方面基本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创新，这也能说明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始终只能是“非主流”，而且最终会灭亡了。如果佛教真的是什么“宇宙大法”，那至少在它的家乡应该算的上“主流”才对吧？我本人并不反对佛教，也不反对别人去信教，但实在是对中国佛教徒的自吹自擂很看不惯！你老老实实的说法、传教自然有人来入教，本不用这样自欺欺人！)

　　他们都认为现实世界不值得留恋，而推崇一种宗教上的彼岸世界。而且认为在这个彼岸世界中，人处于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排除了一切世间杂念，消灭了主观与客观的差别，永远摆脱了一切烦恼和痛苦。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就需要进行种种宗教修行、苦行、禅定等等。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些宗教修行基本上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最多只能起到辅助作用，真正要修行的是内心，而不在于什么苦行、禅定！

　　然而，虽然印度哲学与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不等于说印度哲学与宗教无区别或完全是同一个东西。暂且不说印度哲学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成分不能与宗教划等号，即便是印度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也与印度以崇拜、祈祷为主要特征的宗教信仰有区别。不过印度哲学与宗教结合得十分紧密确实是值得重视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具体地分析印度哲学与宗教的这种关系。印度哲学绝大多数派别都受宗教的影响，但程度却有所差别，不可一概而论。大致来说，有两种情况：

　　一、一些派别的哲学理论与其宗教信仰的结合极为和谐，两者有机地溶合在一起。比如：吠檀多派和佛教的瑜伽行派即是实例。吠檀多派所阐述的“梵”既是此派在哲学上的最高本体，也是此派在宗教上进行禅定、思念的根本对象。正确地认识“梵”既是获得了最完美的真理，同时也是达到了宗教上的最高境界。佛教瑜伽行派(中国称为“唯识派”)所阐述的“识”在这方面也与吠檀多派的“梵”相类似。“识”(指阿赖耶识)既是哲学上的最高本体(即所谓“万法唯识”)，而且又是宗教上轮回现象产生的依据。在印度哲学中，像吠檀多派与佛教瑜伽行派这种哲学与宗教和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派别，确实很难在它们的体系中把哲学成分与宗教成分严格区分开。

　　二、一些派别的哲学理论等与其宗教信仰的结合并不十分和谐。不少哲学流派虽然在哲学体系上带有宗教色彩，但体系中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却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或科学成分，而其宗教的色彩则往往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所迫而不得不附加在其体系之上的，如果不带这些色彩，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个派别就可能无法存在、无法发展了。“胜论派”和“正理派”是此类流派中的典型。胜论派虽然传统上被划归婆罗门教的哲学系统，但这一派提出的许多哲学观点与婆罗门教的主要哲学倾向相距甚远。胜论派在哲学上用“句义”来区分自然现象，这种理论极为细致地分析了事物的自身，事物的性质、运动及事物相互间的关系等等。胜论派在其关于实句义的叙述中既肯定了物质要素(即：地、水、火、风这“四大”)的存在，也肯定了意识要素(即：我)的存在。还肯定了时空要素(即：时、方)的存在，以一种多元论的形式反对了印度哲学中认为世界虚假不实、世界是精神实体幻变之物的理论。此外，胜论派在论述物质要素时提出了“极微论”，把极微作为物质世界的基础，在论述认识论问题时肯定感觉、推理等认识形式的功效，并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这些都构成了印度哲学的重要内容，在古代印度对启发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有着积极意义。

　　不过，尽管胜论派中的科学或合理成分如此突出，但它依然不能摆脱轮回、解脱这些带有宗教成分的理论，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局限了。然而十分明显的是：胜论体系中的宗教成分与其体系中的合理或科学成分相比是不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的成分在整个胜论体系中与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理论的结合是极不和谐的。“正理派”与胜论派的情形很类似，它以“十六谛”作为其理论的基本模式，而“十六谛”中所探讨的主要是逻辑推理的形式、辩论的规则及认识真理的途径等方面的问题，而在自然观方面大致与胜论派观点相同。在正理派的“十六谛”中，只有第二谛(即：所量)涉及了此派关系轮回、解脱等宗教理论方面的内容，可见这类成分在此派理论体系中所占比重之微小了。宗教的成分与其它理论虽捏合在一起，但其所具有的外在性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无论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使印度哲学向人们展示出一种与宗教密切结合的特点。当把印度哲学与中、西方哲学相对照时，这一特点就显得更加鲜明了。

　　3、哲学史料的残缺及年代的含糊

　　了解印度的人都会知道，要搞清楚印度的历史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印度本国留下的史料极不完备！不完备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不完备到如果不依据印度国外保存的史料就不足以勾画出印度历史的基本轮廓。这与中国及西方，尤其是中国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朝代一般都有史官，负责撰写历史。中国的历史资料或文献既多又详细，人物和事件的年代多有明确记载。西方国家的古代历史文献保存虽然不及中国完备，但依据本国或本地区保存的史料来描绘出自己历史的基本行程一般还是不成问题的。印度就很特殊了，其历史之不清楚是“世界闻名”的。关于一个朝代或一个朝代的君王的年代的不同说法能相差几百年之多，这种情况在中国和西方是没有的。编写印度历史必须大量使用古希腊、罗马、中国及穆斯林国家的古代旅行家和历史学家的记载。特别是中国的史料，对编写印度史有的极高价值。比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许多重要情况(如：国名、国王名等等)，在印度本国保存的史料中根本就没有提及。

　　印度哲学史是印度历史的一部分。印度本国保存下来的哲学史料当然也是不完备的，所以研究印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印度国外保存的哲学史料。尤其需要特别提及的就是汉文和藏文的史料。就佛教而言，中国保存的汉藏文献要比印度本国保存的梵文、巴利文文献多。而印度其它哲学流派的文献在中国的汉藏史料中也有保存。一些重要的印度哲学文献在印度本国已经失传，而其汉译(或藏译)本却在中国保存了下来。比如：印度胜论派的《胜宗十句义论》，这是一部简要阐述此派基本理论体系的文献，其梵文原本在印度已经失传。再如：数论派的根本经典《sam-khya-karika》(《数论颂》)的注释之一《金七十论》，在印度也一直未找到能与之完全对得上的梵文原本，因此中文译本都更显得珍贵了。至于其它关于佛教之外的印度哲学流派的零散记述，在中国保存的史料(主要是佛典)中更是不计其数了。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印度本国保存的史料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印度哲学中的正统六派哲学的主要文献，即原典，在印度本国还是保存了下来。这类原典一般称为“sutra”(经)，比如：《胜论经》、《正理经》、《梵经》等等。这些经大都非常简略，没有注释很难读懂。各派最初一般都有这样的经，以后各派的发展主要就表现为对这些经的注释或对注释的注释。

　　如同要搞清楚印度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和文献的年代问题是很困难的一样，想要判定印度哲学中各派的创始人、主要经典的确切年代也是很困难的。关于印度哲学各派的原典的年代现在一般都没有最后定论，因为有关资料中关于各派创始人等的记述都近于传奇或神话。比如：关于“数论派”和“胜论派”的创始人，一般的印度哲学史料都把他们说成是仙人，并作了一些离奇的描述。这类记载无法让人作为历史相信。再如关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有关他的出生年代根据各种资料和不同地区的传说有许多种说法。耆那教也是如此，关于其创始人情况的论述也相当混乱。耆那教最早的经典“十四前”已经失传，而现存经典“十一支”又不为所有教徒承认，至于最早经典的年代就更无从说起了。顺世论的情况就更糟了，它连本派系统的文献都没有流传下来，今天人们对它的了解只能主要依靠其反对派对它的批评性记载。

　　国外的许多学者虽然在印度各派哲学的原典及其作者的年代考证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不少成绩，但在看法上却始终统一不起来。关于一个经的年代的不同说法仍可相差好几百年之多。由于印度哲学史料保存得很不完备，因而要想判定印度各主要哲学派别的产生年代、各派创始人及原典的精确时间，的确是很难办到的事情。目前也仅仅能划出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国外一些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在处理印度哲学中年代问题时大致采用的方法是：一般划定三个时期。一、派别基本思想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独立的派别尚未完全形成，但已经出现了与此派后来的理论体系有关联的先驱思想；二、原典最初部分形成时期。现在印度哲学的许多古老经典都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其中既有最初形成的部分，也有后人追加的部分。原典最初部分的形成时期也就是该派的正式形成时期或该典作者(也就是派别创始人)的生存时期；三、现在原典定型时期。即：原典出现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后人追加过程，最终定型的时期。现在我们看到的各派原典就是此时形成的。

　　当然，印度哲学相比中、西哲学所具有的特点自然不止上述三个，但这三个特点相对其它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先只说一下这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