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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揭示王阳明“致良知”命题的思想意义，采用儒家经典解释学思想的方法，认为“致良知”就是良知从人心的“本然之知”回到本心的“明觉之知”的过程，它的逻辑就是由体到用，最后回到体，亦可以称为“知行合一”，即本体的良知与主体良知的合一，以及主体认知与主体实践的合一。
关键词：良知；知行合一；心即理
在王阳明心学中，“致良知”是最难以理解的命题之一，因学者认知方式的不同，其涵义也显得扑朔迷离。从主体认知的角度看，王阳明的“心即理”是提出“致良知”命题的直接成因，也是其学术性质的决定者；从主体实践的角度看，“知行合一”是“致良知”命题的逻辑过程。这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所决定的“致良知”分析，共同构成了“致良知”的思想意义。基于这一点，本文将从揭示王阳明“致良知”的真实意蕴人手，对其展开“心即理”与“知行合一”两个方面的考察，揭示“致良知”的逻辑进展方式。
一、“致良知”的“心即理”考察
王阳明“良知”说的基本内涵就是：“良知之说，只说得个即心即理，即知即行，更无别法。”良知之说是“良知”与“致良知”的统一，“‘先天而天弗违’，天即良知也。‘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即天也。”如果“良知”只是先天，则后天必然被涵盖在内，“致良知”就为画蛇添足；“致”为后天，既然是“良知”之“致”，岂无先天的根据？因此，“良知”与“致良知”是先天与后天的统一。“良知”指的是“心即理”，“致良知”指的是“知行合一”；良知与致良知的关系就是知行合一，知是本体之知，行是工夫之行。因此，“良知”说实际上是“心即理”与“知行合一”的统一。
在王阳明看来，“心即理”命题，是理解主体与对象关系的关键环节。首先，王阳明为什么要用一个“即”字？“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即”的使用有两个涵义：一是，“心”与“理”的不可分性；二是，心具有主动性。
其次，“心即理”可从两个层面来看：“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从本心层面来看，“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心就是理，“理”为“心”之条理，“理”为“心”之所发。心未发之时，心与理同；心已发之时，心亦与理同。“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由于“理”之所发的对象不同，其表现亦不同，故有忠、孝、信等区别或变化。可无论是天理还是众理都是为心所发。“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从人心来看，心不具有天理，这是因为私心“未当理”，但主体通过努力可以上升为本心，也就是去私欲存天理，使心与理为一。
从“心即理”的分析，良知即心与理的统一。这种统一，对于人心来说不是一下子能达到的。良知具有先验性，是普遍性的主体，有主动性能动性，是众理的来源。良知能宰割、同化其他事物，使其符合自己的准则和模型。良知的统一是绝对的、无限的，即天理本身。良知即是“吾心之良知”，而良知的内容却包含了世界一切理，这样，我们致良知同时也就致良知的一切内容。因此，良知是心与理的统一。另外，从“致良知”的过程来看，也就是“心即理”的过程。“致良知”作为一个命题是由概念“致”与概念“良知”组成。“致”的意义如何？王阳明在《大学问》说：“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至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扩充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致”有两层涵义：一是，以“至”训“致”，“至”为良知的一种圆满状态，这是“致良知”的认知目的与归宿——“知至至之”；二是，以“至”为“扩充”，良知虽为人人自有，但要把它实现出来，需要一个“致知”的过程，这是“致良知”的认知方法与认知过程，而这两层涵义是辩证统一的。而这个过程就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就是“心即理”，就是“致良知”。“致良知”之“良知”是认知对象，但实际也包含了认知主体。也就是说，“良知”既是认知主体也是认知对象，因为只有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合一，“致良知”方能实现。因此，“致良知”的基本涵义就是“良知”致“良知”。
二、“致良知”的“知行合一”把握
“知行合一”命题涵义丰富，“涉及到本体论与认识论修养”，可谓是王阳明心学中最难把握的一个命题。从提出之日起，它就不断地受到人们的质疑与批评，其中不仅有宗朱学者，甚至连王阳明的爱徒与世友，也都为之困惑。王阳明在《答友人问》一文中说：“但著实就身心上体履，当下便自知得。今却从语言文义上窥测，所以牵制支离，转说转涂，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目。”认知者往往“从语言文义”去理解，也就是说，从概念关系上辨析知与行是如何“合一”的，这样，“‘知先’或者‘行先’便是无法避免的归宿”。因此，王阳明提倡“身心上体履”，用“静坐”的方式补充“知行合一”为教的不足。
首先，王阳明是从“知行本体”的层面来理解“知行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了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这里，“知行本体”是指主体实践中认知与实践本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当然，知与行是有主次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主，行是从；知是主意，行是功夫。因此，“良知”与“致良知”的关系就是“知行合一”，就是主体的“良知”与主体的“致良知”功夫的不可分割关系。
在这里，“未有知而不行者”出自“与徐爱论学”：“爱日：‘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日：‘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凭的便罢。’”从这段材料看，‘‘未有知而不行者”是从“知行的本体”讲，是强调知与行不可分割关系。“不患无知，惟患不行”，强调知与行本然的不可分割的“本体”（良知）成为“致良知”的“功夫”，此时，“知行的本体”与“本体”（良知）互相渗透，互相统一。因此，“不患无知，惟患不行”与“未有知而不行者”并不矛盾，是一致的，只是讲的层次不同，角度不同，前者是对后者的发展与统一，这是其一；其二，“致良知”从逻辑上来讲，就是“良知”的自行运动与进展，亦可以说，“良知”即是“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立场是统一的；其三，“良知不致便是未知”，这是指认知者不能上升为理想的主 体，良知被私欲所遮蔽的状态，而并不是说“把良知视同未知”，只是此时的良知是抽象的，需要进展为具体。
其次，上述所谓的“知行本体”是如何合一的？“知行合一”的过程就是“良知”之“发用流行”，亦即“致良知”的过程——主体与实践合一的过程。“如知其为善也，致其知为善之知而必为之，则知至矣；如知其为不善也，致其知为不善之知而必不为之，则知至矣。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水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第一，真知必须有真行，致知必须止于至善。也就是说“知行合一”或“致良知”必须达到“至”的境界；第二，知行互相规定，“真知即所以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与行在“致良知”的动态过程中是不可分割而“一时并在”的。在《答陆原静书》中，他说：“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王阳明认为：如果将知与行统一的“致良知”实践作为“功夫”，则“良知”便是本体。进而言之，“知行合一”是与“心理为一”（“心即理”）统一的。以“心即理”为本体，又以“知行合一”为功夫，这就是王阳明所主张的“致良知”的本体与功夫统一的心学道路。
主体的自觉是主体对良知本身及其表现的自觉，而主体穷理是良知由向外界的意向，转而达到统摄外界的良知，最后达到良知的实现。由理想的主体到认知者的自觉，是由体到用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而由主体的自觉到主体穷理的实现又是由用到体的过程，这个全过程就是“致良知”的实现过程。
三、两种认知模式的逻辑统一
“致良知”命题的认知活动具有一个鲜明特征，即亦主亦客或主客合一，这是由王阳明心学本体论所决定的。“良知”是认知主体、认知客体、认知方法、认知理想，它们是同一的。王阳明“致良知”的主体论认知观中，“良知”是先天与后天的统一，是世界的本体主体。“良知”统一了心与理，其实质内容是“理”。因此，“良知”既是主体，又是本体。“良知”是理解的根据、准则和理想。“良知”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致良知”就是从一个抽象的“良知”到具体的“良知”的运动过程。
在“致良知”观中，王阳明始终强调将认知主体作为“致良知”的基础。“致良知”之“良知”既是认知主体，又是认知主体的对象。在“致良知”时，首先要建立起认知主体。而建立认知主体的同时认知客体也建立起来了，但此时的认知主体、认知客体是抽象的，是从本体论的层次来看。“致良知”的过程，就是追求形而上世界和形而下世界辩证统一的过程，也是“致良知”的宗旨。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现实的每个人当中存在的真正的“大我”，而不是现实中每一个具体的个体；但是，这个“大我”又存在于现实中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良知”作为精神实在，它是本文意义的真精神，是认知主体的真精神，为理解的进行提供了根本保证。同时，“良知”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强调“良知”的实践意义。这种真精神包含着认知主体的生命体验，而不仅仅是对文本知识的获得。而认知主体中已经包括了主体理解到的义理，而这种“义理”总是规范着认知方法和认知活动的运动发展。而且，认知主体的建立总要以理解到“良知”（义理）为基本的环节，认知方法中求“圣人之意”是求圣人的本心或良知，而这“良知”是主客合一的。
然而，王阳明没有解决“良知”与“气”的问题。从逻辑上讲，“理是气之条理”，“良知”可以通过“理”来控制“气”，但这是抽象的。这是王阳明“致良知”论中的薄弱环节，可这并不妨碍“致良知”的实现。“良知”所包含的“天理”以及“众理”只是伦理（人伦），而它不包括自然之理（物界之条理），因为自然界的理在于“气”，而不在于“心”。在科学家那里就为物理，在道学家那里就为伦理。在“气学家”看来，王阳明思想的不足，就在于他不重视现实的经验，甚至用主体吞并了客体，用理想代替了现实，总是主观、空疏和无用。如果从王阳明的儒家经典解释理论来看，他确实没有解决关于“气”与“心”的问题。但王阳明对气的客观实在性是承认的，在现实世界中对现实情况也是尊重的，他的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