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界有一个经典命题：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重要，提出意想不到的正确问题往往预示着重大发现和突破。首提者是爱因斯坦，他说：“在科学上，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本质、更重要。因为真正提出问题需要找到问题的关键和要害。”在德国原子物理学家海森堡身上，这一命题更是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海森堡深有体会地说：“首先是问题的提出，其次才是问题的解答。”“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
我认为，正是我国当代大学生提出正确问题能力的缺乏导致了钱学森的世纪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一流的杰出人才？提出正确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取决于一个人的知识量，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思维的最高艺术就是绕过伪装，直奔主题，从而洞察事物的本质，而这恰恰是被我国学校教育忽略的地方。有一次，爱因斯坦听到一种理论后，不假思索地说“这是错的”，后来事实也证明他说的对。没有任何运算就得出这个结论，当别人问他理由时他说：“我觉得这个理论不美。”他只要觉得一个方程是丑的，就对之完全失去兴趣，而且不能理解为什么还会有人愿在上面花这么多的时间。在科学上，伟大的发现往往不是按逻辑推理，而是由创造性的直觉得来的。直觉往往先告诉我们结论，而后再为结论找出证据。
从19世纪末人们就开始调查统计科学家的创造活动，美国化学家普拉特和贝克曾经对许多化学家采用调查表的方式进行调查，有232 名化学家向他们递交了调查表，其中有33%的人说在解决重大问题时经常有直觉出现，50%的偶尔有直觉出现，其余17%的人未有此现象。直觉在科学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已在科学家中形成共识，爱因斯坦被公认是具有极强的科学直觉能力的物理学家，同样爱因斯坦也把科学的直觉能力作为评价其他科学家才能的一个标准。直觉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魅力？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评论爱因斯坦的一席话道出了玄机：“他能够一眼看穿那疑难重重、错综复杂的迷宫，领悟到新的、简单的想法，使得他能够吐露出那些问题的真实意义并且给那黑暗笼罩的领域突然带来了清澈和光明。”
直觉的力量在于洞察，它能置纷乱的表象于不顾，把真正带有根本性的最重要的东西同其余那些多少是可有可无的广博知识可靠地区分开来，以便迅速找到问题的实质，把复杂表象背后的简单逻辑归纳出来。洞察力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科学研究当中，也是军事、管理领域不可或缺的能力要素，大凡优秀的军事名将，“敏锐的直觉和非凡的洞察力”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评论语；在商界，战略机会从来都是来自深思熟虑基础之上的企业家直觉，如联邦快递创办人弗雷得里克·史密斯、星巴克总裁哈维德·舒尔兹、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威尔·杜兰特、维京航空公司总裁布兰森、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传媒巨子鲁伯特·默多克、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等，都是众人公认或自己承认的相信并依靠直觉进行战略决策的人，哈佛商学院的研究也表明，80%的大型全国性组织或跨国组织的高级管理者都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利用直觉。这种由直觉而产生的的洞察力，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种思维方式。
当今社会，不在乎你拥有的知识量的多少，而在乎你管理知识的能力——这是一种能够恰当处理整体与局部关系的奇妙的洞察和思维能力。教育的最高境界就在于提升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不会自动提升，它发源于两个因素，一是视觉的冲击（比如俄罗斯彼得一世1697年乔装化名以一个下士身份随高级使团出国到欧洲考察，回国后于1699年进行全面改革），二是历史的和环境的文化熏陶（比如“孙权三世而出”、“三代出贵族”之说）。因此，思维方式的训练是一门慢的艺术，它并没有样板可言，也没有优劣之分，关键看能否抓住核心问题。我们无法模仿别人的思维，更不可能移植，我们只能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来一次变革和提升，而且必须是自发和自然的，而不是强制和强迫的，更不能是装摸作样的，思维方式的每一个转变都是一次灵魂的洗礼。
对思维方式的研究(不是教育“去行政化”的呼吁，也不是对应试教育的否定)应成为教育研究的重大课题，这是教育改革的新方向（大学尤其如此，大学就应该是训练思维方式的地方；虽然我们说中小学是训练学习方法的地方，但学习方法从本质上看也是思维方式），也是人才选拔工作的新课题（甄别思维方式，这一点同等重要）。
让系统化的思维教育尽早地进入学校教育，是国家的幸事，民族的幸事。
（作者系焦作市工程咨询公司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