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朝从公元618年建国到公元907年被朱温篡国灭亡，在历史上存在了289年。在早期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使唐朝开始走向强盛；唐高宗李治治理时期，尽管有武则天掣肘，但基本还是延续了李世民时期的强盛，保证了国家的平稳过渡；唐高宗去世就进入了武则天专制阶段，此女子大杀李氏王室宗族，在朝廷内外制造祸乱，但对唐朝的内外政策和天下的稳定还未造成太大的损害（这是唐朝的第一祸“女祸”）；武则天末年，唐朝重新回到了李氏手里，但皇室变乱迭起，在此过程中崛起了唐玄宗李隆基，开创了唐朝的又一个辉煌时期----“开元盛世”。唐玄宗时期应该是唐朝稳定时间最久的时期，唐玄宗稳坐太平天子四十五年，没想到在其末年几乎弄出了“覆国之祸----安史之乱”。 在“安史之乱”刚爆发时，朝廷派遣大将哥舒翰率二十万大军坚守潼关，结果哥舒翰被手下叛将所出卖，成为安禄山的俘虏。在这种情况下，唐玄宗仓惶从京城出逃，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七，长安留守官员崔光远、边令诚等人开诚纳降，安禄山的先锋将军孙孝哲率叛军轻而易举地进入长安。标志着大唐王朝都城的第一次丢失。一直到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六月，唐肃宗任用名将郭子仪和李光弼联合回纥军队一举收复了长安，，丢失一年的都城失而复得。 唐肃宗末年由于讨伐“安史之乱”叛军的需要，唐朝西部的戍边军队大部被撤回，结果吐蕃军队乘虚深入内陆，大举攻唐，占领了陕西风翔以西，分州以北的十余州，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月，又占领了奉天（今陕西乾县），兵临长安城下，吓得代宗逃到陕州避难。于是，吐蕃兵占领了长安，关键时刻，代宗仓促启用了已经被削去兵权的郭子仪为副元帅（雍王李适为挂名元帅），迎击吐蕃。郭子仪积极组织兵力反击吐番。命令长孙全绪率二百骑出陕西蓝田，白天击鼓扬旗，夜晚点火作为疑兵。同时又以数百人化装成敌人模样潜入长安，在城里到处传说：“郭令公（即子仪）亲率大军来了！”吐番兵惊恐，不战而走，全部撤离长安。陷落15天的长安被唐军收复。这是唐朝都城的第二次失而复得。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室已经变得伤痕累累，几乎全无生气，公元779年唐代宗病逝于长安宫中。身为皇太子的李适遵照父皇遗诏柩前即位，就是历史上的唐德宗。他登基以后，大有图强复兴的雄心壮志。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实施革新，果敢有为。但是，德宗采取的很多措施都因为“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有的尽管粗见成效，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为了削弱地方藩镇（唐朝的第二大祸“藩镇祸”）的大权，唐德宗打响了一系列武力削藩的战役，但是，德宗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结果，形势急转直下。建中三年（782）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东都告急。建中四年（783）十月，德宗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德宗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成为唐朝继玄宗、代宗以后又一位出京避乱的皇帝。泾原兵马拥立朱滔的兄长、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朱泚为帝发动叛乱。朱泚进围奉天，在前线的将领李晟、李怀光等从河北撤军勤王，德宗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兴元元年（784）正月，德宗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德宗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导致的，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从此，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德宗又不得不再次从奉天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一直到七月（784年），德宗才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而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 唐德宗执政后，总的情况是疏斥宦官而亲近朝廷官员的。但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德宗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没有一人来率兵保卫宫室，而他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的忠心可依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德宗以深深的刺激。逃亡避乱，使德宗还进一步思考，皇帝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近卫亲军，而且这支近卫亲军交付朝廷官员不能使自己放心的时候，由宦官掌领也就和自己亲领没有什么区别了。慢慢地，德宗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后来德宗干脆让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并把这种做法固定下来，还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这不仅提高了监军的政治地位，尤其是这种做法的制度化，为后来的“宦官之祸”逐渐打开了大门，加速了唐朝的灭亡进程。 有人评价说“三祸灭唐朝”，唐朝前期的“女祸”导致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导致了“藩镇割据之祸”，“藩镇之祸”又使“宦官之祸”崭露头角，至此以后，唐朝基本一蹶不振，处于日落西山的地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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