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寓”这个称谓当今没有多少人知道啦!百年前的“私寓”应是京城较高雅情业会所,经营者多是梨园行人士,从业者则是称之为“相姑”的少年优童。近百年来的京剧男旦名家们多避开此话题,可见有关私寓内情在史实上却有难言之隐…… “私寓”原区别于“公寓”,“公寓”这个词儿大家当然不陌生。那么当时“公寓”的称谓是针对谁呢?这是指徽班戏曲艺人进京后下榻的集体宿舍,地点多在前门外韩家潭(韩家胡同)附近,这是乾隆末年的事情。 进京唱戏的南籍伶人多演昆腔夹杂徽调、吹腔,初到京城自然是没有资格与赶考举子们住同乡会馆,只能住在这里艺人们聚居的“公寓”中。清·乾隆年间,京城对公寓还有个对比称谓,叫“大下处”。原因是那种经营色情行业的地方称之为“下处”,为了避开应局的活动场所才加上一个“大”字。在《红楼梦》里还有一段描写薛蟠爱上柳湘莲的故事,湘莲假意约他到自己的“下处”相会,这里用的就是这个称谓。针对“下处”还有一个比较贬义的称谓就是“堂子”,这与经营娼妓行业的会所称之为“窑子”的名分有些等同。因承应此种行业的招牌以“堂”命名,必须是三个字的排列,但文雅程度却能感觉如某文人家中的堂号,内中含义多是略带别致之春色,如景和堂、胜春堂、岫云堂、云和堂、绮春堂等。 经营“私寓”的环境古雅,其舒适程度远比内城宅门儿还要悠哉。这是因为府邸宅门儿的家风严谨,对生活的格调与精致修为极端严肃。因此,私寓的外部环境既符合士大夫阶级的生活习惯,还具有人群生活中的有别一格的另一番情趣。至于对“堂子”的称谓描述从《清稗类钞》中可窥一斑: 伶人所居曰下处,悬牌于门曰某某堂,并悬一灯。客入其门,门房之仆起而侍立,有所问,垂手低声,厥状至谨。 看此种“堂子”好似今日某高级会所之状态,而经营此种娈童生意者又绝非是平庸优伶之辈,在礼仪文化以及艺术造诣上远远超越当时的娼妓行院。这与我们所熟知的假女人的艺术化表演决然不同,与世界知名的泰国“人妖”旅游演出大相径庭。 “私寓”的别号还称之为“私房”或“私坊”,入民国后有些从私寓中起家的京剧名旦很忌讳这段历史,所以在刊登当时的合影照片时把“私坊”改称为“教坊”,不过是欲盖弥彰而已。 私寓入籍的学徒多是梨园世家子弟,从师学艺后自然心领神会的如何侍奉老爷们。嫖客虽是好男风却在梨园行中有个贬义称谓,至今仍在当代京剧界术语中沿用,这便是流行已久的“老斗”。这里的“斗”字要念上声,原是指不会唱戏专门捧旦角的粉丝,因此便对不会表演的演员亦用“老斗”的术语来讽刺。 承应有佳的学徒们可称为“歌郎”,大凡被“老斗”看上的“歌郎”就好似嫁给他一样享用,如果有他人欣赏还要争风吃醋的比阔气。 《清稗类钞》中这样描写老斗对待歌郎:“老斗之饭于下处也,曰摆饭。则肆筵设席,珍错杂陈,贤主嘉宾,即醉且饱。一席之费,辄数十金,更益以庖人、仆从之犒赏,殊为不赀。非富有多金者,虽屡为伶听嬲,不一应也…… 老斗之豪者,遇伶生日,必摆饭。主宾入门,伶之仆奉红氍毹而出,伶即跪而叩首。是日,于席费犒金外,必更以多金为伶寿。簉座之客,且赠贺仪,至少亦人各二金,伶亦向之叩首也。 ” “歌郎”作为最佳褒奖的称谓是名正言顺的,而那些老斗们对歌郎还有个更加暧昧的名字——“小友”,这也是文人经常对小孩的客套称谓,但在堂子里能够获得这个尊称委实不易,说明这个歌郎就基本可以有依靠啦。歌郎们还有个比较中性的名字叫“相公”,这是沿用明代以来对少爷公子的称谓,但后来针对京城上流社会好男风的习惯则贬义称为“相姑”或“像姑”。 侑酒是相姑堂子中的最佳营业方式,老斗们要提前预定某位歌郎为主奉,再招呼几个相互侍奉,一般在私寓的堂子中举行比较随意窥色。如果到大饭庄侑酒就要铺张摆谱儿,另有一番不同於妓女侑酒的礼仪,老斗钦点某位歌郎侍奉称之为“叫条子”,那种行为规范我们今天根本想象不到是什么色情服务。“叫条子”的术语就是从私寓堂子中传承,后来的娼妓行业亦是沿用此称谓。 《清稗类钞》中曾经这样描写老斗叫条子的风俗:“老斗与伶相识,若以数数叫条子矣,则必喝酒于其家。或为诗以纪之。中四语云:“得意一声拿纸片,伤心三字点灯笼。资格深时钞渐短,年光逼处兴偏浓。”拿纸片者,老斗至下处,即书笺,召其他下处之伶以侑酒也。点灯笼者,酒阑归去时之情景也? 通常此种侑酒还称作“打茶围”或“打茶会”,虽说是“茶”但多半是“酒”。在相姑堂子里的侑酒并不是为了吃喝,多是以比较简单的糖果、冷荤佐酒,最多不过是上个“盒子菜”。这是与堂子不开火的习惯有关,据说经营男色情行业的人们最拍“明火”,因此从来不在私寓堂子请厨子烧菜做饭,至多不过由老斗出资到饭庄子简单的叫几个菜。《清稗类钞》中对侑酒有这么一段描写:“老斗饮于下处曰喝酒。酒可恣饮,无热肴,陈于案者皆碟,所盛为水果、干果、糖食、冷荤之类。酒罢,啜双弓米以充饥。光绪中叶,酒资当十钱四十缗,赏资十八缗,凡五十八缗耳。其后银价低,易以银五两。银币盛行,又易五金为七圆或八圆,数倍增矣,然犹有清益者。” 众所周知京城前门外八大胡同是旧日的红灯区,但在1900年以前却是相姑堂子的兴盛之处。可以说这里是先有好男风的相姑堂子,后来随着时代发展才逐渐被妓馆继承,此说不但有经历者的回忆还有不少文典可查,民国初年的文人陈墨香、齐如山等以亲身经历曾著有文字。其实明清帝制时代北京的妓馆一直受到及其严格的限制,并不是如清末民初那样风靡京城,所谓八大胡同的灯红酒绿的花界开放是北洋执政时期。而文雅的歌郎们使官员士大们大解肉欲的时代则是在先,这与政界的修养程度以及文化程度有极大关联。 “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离不开百顺韩家潭”。这就是晚清以来京城梨园行的顺口溜,表明这里就是依靠唱戏开设相姑堂子起家的聚居区。四大徽班的三庆班进京最先住在韩家潭,而后的四喜、春台、和春等戏班也是在周边的百顺胡同和陕西巷、李铁拐斜街等几条大胡同中,这是距离前门外戏园商业区较劲的缘故,而且这里开设相姑堂子由来已久。晚明时期昆曲男旦兼营色情业的相姑是最高规格,其它从事相姑业的还有唱俚词的流行歌手,在说唱艺人中以及理发行业的梳头匠、洗浴搓澡的小厮中亦不乏其人。 康熙年间,有个风月无边的李笠翁曾在韩家潭居住,他还在这里建造了一座著名的芥子园。他的《闲情偶记》不过是偶记尔,其实他就是个经营情色生意的老在行,与自领家班中的优伶有多少情色关系姑且不言,只在《李笠翁十种曲》中便可嗅得屡屡风骚,看那部《怜香伴》传奇中妻妾女同性爱恋的故事呈现在舞台,更可谓是奇中之奇啦!在此还有他自撰的一幅对联,上联是:老骥伏枥,下联是:流莺比邻。如今这“老骥伏枥”仍在常用,而“流莺”之意却有一丝龙阳之兴…… 目前,公开认定的八大胡同是指前门外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寡妇斜街(王广福斜街)、猪毛胡同(朱家胡同)、大李纱帽胡同(大力胡同)等,其实樱桃斜街周边的几胡同也在这个范围中。 道光八年刊印《金台残泪记》中记载:“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陈银官尝居东草场。魏婉卿尝居西珠市。今则尽在樱桃斜街、胭脂胡同、玉皇庙、韩家潭、石头胡同、猪毛胡同、李铁拐斜街、李纱帽胡同、陕西巷、北顺胡同、广福斜街。每当华月昭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尝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销魂之桥,迷香之洞邪?” 这其中的“粉坊街”就是位于虎坊桥的“粉房琉璃街”,而“北顺胡同”则是“百顺胡同”,“广福斜街”则是今“王广福斜街”。而后的一段形容可见当时这个老斗对青春年少时的无限眷恋,也可以当做一段相姑堂子最红火时代的文字介绍。 齐如山先生也在回忆中说后来的妓院是在相姑堂子之后发展起来的:“私寓又名相公堂子。在光绪年间,这种私寓前后总有一百多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四五年中,就有五、六十家之多。韩家潭一带没有妓馆,可以说都是私寓。” 相姑行业是因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明代,跟男演女的昆曲旦角以及豢养优伶成风,再与官员等不得狎妓的禁令等息息相关。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明代虽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狎妓,然独未云禁招优。达官名士以规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谈笑;有文名者,又揄扬赞叹,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后复炽,渐乃愈益猥劣,称为‘像姑’流品比乎娼女矣。” 在《梦华琐簿》中是这样描写歌郎们如何演戏的:“戏园分楼上、楼下。楼上最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另开戏之前,戏园有“站条子”或称“站台”的恶习。主要男旦扮好戏装站立台口让“老斗”即嫖客品头论足。一旦在台上看到相识的老斗,他们就会眉眼传情,作姿作态,并且还会直接下台前去侍候。当时在演出安排上,流行由主要男旦演“压轴儿”,之后的“大轴儿”大戏将散之际,男旦换装完毕与老斗登车,去附近酒楼或下处“销魂”去了。 虽然此段对老斗们以及歌郎们有些风气上的批评,但可见“站条子”的传统习惯由来已久。这种站台的程式化要求在金元时代的勾栏中就曾出现,不过那时都是以姿色取悦于人的女伶表演。此种站台在旧京梨园行中称之为“站堂”,相姑们多数在心理上希望被有大钱的老斗选中,他们还会觉得是自己生意上的荣幸,堂子的老板以及班主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而后,相姑因有人捧就会发迹成为艺术明星,在此基础上还会有更大的老斗摆阔攀比,而明星既然造就何愁日后没有金银享受。可见,旧时听戏捧角与当今欣赏偶像型演员一样,大凡是粉丝必定要花钱,不过是色艺双全的欣赏习惯,在当今看来也应属情理之中。 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穆儒丐先生这样描述:“当日北京花界,实无今日之盛。席面上的应酬,全赖像姑活动,写张条子,一招即至,佐酒侑觞,备极旖旎,然不能久坐,旋即他往。像姑每出,必随健仆一,手握山胡桃,稜稜作响。像姑入席,健仆鹄立室外,时间长短,一听仆命。仆以为时至,则故使胡桃发声,像姑闻其声,立即起席。” 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相姑作为偶像型演员被叫条子侑酒有很严格的礼仪规范,这亦是艺术化的色情生意经罢了。如果能够到堂子里成为熟客还需老斗们要努力投资,而那种花酒就不是一般的听戏小花销啦……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繁衍子嗣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以儒家教化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做支点,几乎没有一个相姑不结婚生子的。这与当今社会里的同性恋现象有所不同。此行业既能养家又能从事艺术,他们在文化上也并没有什么自卑心理。 现在很多人把相姑与男妓或鸭子并论,其实在营业方式以及文化情结上还是有些出入。首先,这一行绝对不会对女性开设业务服务,另外也不会与素不相识的老斗进行营业生意。培养相姑要从年龄上有界定,一般是招收十一二岁小男孩立下关书契约,入籍后就要由师父监护一切。一般待到年满十八岁或生理发育完全时,就要脱籍成婚去经营长久职业了。因是学唱戏的旦角出身,自然是轻车熟路。还有就要改唱适合自己的家门行当,实在没有天赋的就做跟包或检场、衣箱等差事,另外还可以学习文武场面做演奏员。早年,有些京剧名艺人的名字与表演行当极不相符,大概多是自幼在相姑堂子学艺的缘故,如汪桂芬也是相姑堂子侑酒歌郎出身,脱籍后唱老生仍沿用“桂芬”这个富有女性含义的名讳,如此范例不胜枚举…… 清末,因多种宗教并存於京城,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上流人士众多,于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此种经营几百年的色情业务一落千丈。京城几代为官的宅门儿府邸纷纷落魄,随之是推广维新的运动促使“辛亥之变”,改元民国后的西化治国的社会又随之到来,政府官员多是外来没有此种文化根基的新生代,欣赏异性娼妓在八大胡同盛行自然顺理成章。 清末,有一位以表演见长专门演唱粉戏著称的名旦田际云,她也原是常用很风骚的表情打动众多老斗,原来艺名为“想九霄”,后改名为“响九箫”,最后随性改为“响九霄”,曾在京城素有声望。此人在“百日维新”时与进步人士素有交往,后来掌握京城梨园行会精忠庙实际工作,“辛亥之变”后曾经与谭鑫培等改梨园行会为“正乐育化会”。他对改元积极拥护并追随时局支持新政,这是借西学治国方略用以提高艺人社会地位的机会,犹有中国艺人要成为艺术家的理念,因此就要把一些毁辱梨园的事迹革除,故曾经两次上报北京外城巡警总厅请求废止私寓,最后一次是民国元年四月十五日递呈于北京外城巡警总厅,查禁前门外韩家潭一带私寓,优童令其安心唱戏或另谋它业。后经外城巡警总厅例会研讨,终于在二十日发布告示:“外城巡警总厅为出示严禁事:照得韩家潭、外廊营等处诸堂寓,往往有以戏为名,引诱良家幼子,饰其色相,授以声歌。其初由墨客骚人偶作文会宴游之地,沿流既久,遂为纳污藏垢之场。积习相仍,酿成一京师特别之风俗,玷污全国,贻笑外邦。名曰“像姑”,实乖人道。须知改良社会,戏曲之鼓吹有功;操业优伶,于国民之资格无损。若必以媚人为生活,效私倡之行为,则人格之卑,乃达极点。现当共和民国初立之际,旧染污俗,允宜咸与维新。本厅有整齐风俗、保障人权之责,断不容此种颓风尚现于首善国都之地。为此出示严禁,仰即痛改前非,各谋正业,尊重完全之人格,同为高尚之国民。自示之后,如再阳奉阴违,典买幼龄子弟,私开堂寓者,国律具在,本厅不能为尔等宽也。切切特示,右谕通知。” 此后,有些刚刚从相姑堂子出身搭班唱戏的旦角备受歧视,有些开设相姑堂子的生意人对响九霄有些怨言。不过那个时代的法令不过是一纸空文,何况有人类应该的享受为何不去贪欢呢?于是那些以此为生意的人家明着不做了,却在暗地里依然应酬交往达官贵人们。表面上不用索取什么费用,些童伶旦角却照样被文人墨客的老斗们包养,甚至为心爱的歌郎们买房子、组班子,请老师在艺术上加工提高使其在戏业上发迹。 此时的梨园行中还有个俗语,叫做“十旦九不清”,可见此种好男风的习惯由来已久,一时很难改变。随着时代的变迁,早期政客以及遗老仕宦们的离去,新的权贵们对玩乐的习惯有所转变,这与民国初年执政者多是行伍出身的军阀有关,再有北京曾被日伪统治的民不聊生,此时的资产阶级多是崇尚洋派艺术,京剧依靠女伶演唱《大劈棺》、《纺棉花》的新时代到来,几乎从政客到大学生以及商人们无不欣赏此类艺术,而电影、流行歌曲等行业也是女演员盛行,相姑堂子行业即便是犹如暗娼经营也不可能复活啦! 如今,有一些漂亮的时尚歌星们无疑取代了原来的“歌郎”,不过他们却是无师自通的操持起来此种营生,虽然这是个新兴的行业殊不知却是京城的百年轮回。在京城夜晚最热闹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或是在国贸一带的小型夜总会,几乎每日都会上演着此种小众的同性恋场所的演唱会。在这里的表演犹如百年前戏园的“站堂”一样,由几十个妙龄男子装扮起来斜站一排发托卖像儿,您要是看上谁就很容易的叫号儿请茶坊介绍接触,价钱虽说没有定制但比起百年前的相姑“打茶围”肯定便宜了不少。 此种场所如今靠着短平快的传媒方式运作得有声有色,可以说既是个世外桃源又是一种社会的必需。不过,目前行政治安部门还没有真正插手管理,所以在边缘化运作的男性色情会所犹如另一个世界的故事,这种演出又好似欧洲17世纪的“黑匣子”小剧场经营模式。 以艺术经营而类似相姑私寓的地方虽然处在市中心,但远不能与明、清以来的厚重文化相比,但如今的人们那一个又不是苛求肉欲只顾现实呢?还有比较更为直接的就是某些洗浴中心,经营好男风的服务,除了赚些小钱外毫无文化可言。这都是直接受外国洗浴业影响,虽与清代相姑堂子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但还是不能逃避那种不正常的肉欲行径。 男性服务表演曾在西直门里的官园一带的地下餐厅开设,那里不但有好男风的男士观看也有女士在座,带有冷饮、饭局以及邀请靓男服务什么的…… 这几年的治安比较紧张,鲁迅博物馆、灯市口附近的许多内城洗浴业都不得意而关张停业。广安门外、开阳路、方庄以及三环路周边的洗浴业外带男性表演却经营的如火如荼,听说曾经还有二人转在此专门演唱黄色段子,如今有些洗浴中心还有鱼龙混杂之势,到这里来的人不见得都是只是龙阳之兴的人士欣赏。 有个同志曾经诙谐地描述自己说:“年轻的孩子靠不住,成熟的兔子抓不住。我的一生要虚度,此种嗜好改无路!” 此话的确如此,从心理学角度上看,这种嗜好是一生也改变不了的,或许还有遗传基因作怪…… 在京城的这种相姑文化现象,古往今来都是没有正面提倡它的,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明清社会对于“歌郎”的一种需求,这不过是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一味贴上“丑恶现象”的标签而拒绝承认其存在,只会让这种现象持续地处于自生自发的状态,存在于社会管理、文化教育的视野之外。通过对于明清“私寓”的相姑文化历史研究,我们可以考察古人对于人性需求的一些妥当处理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的具体做法可能没有什么值得借鉴之处,但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则却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无论看似多么畸形、不入眼的人性需要都与社会同步并行,都可以纳入到文化、礼仪的规导范围内。文化、礼仪可以尽量将那些肉欲、铜臭、低俗等下流的东西除掉,让文雅、礼仪、精致的行为充实到人们的生活中,都在各自维护着社会生活的健康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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