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归来后，即前往鲁迅幕拜谒。左起：许广平、萧红、萧军，前为海婴
近日，电影《萧红》上映，这位命运多舛的民国女作家又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萧红是一位典型的文青，多情、善良、忧郁、敏感、脆弱，渴望爱情的滋润却屡遭打击和背叛。惟有文学，忠实地伴随了她短暂的一生（去世时年仅31岁），而她留给这个世界的，也是那些美丽、凄婉的文字和孩童般纯洁的心灵。
邂逅萧军，开始文学生涯
1911年端午节，萧红出生于中国东北的一座小城呼兰，当时她还不叫萧红，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张廼莹，是慈祥的爷爷给起的。据说张家祖籍是山东人，早年闯关东来到东北，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成为远近闻名的大财主。到了萧红的爷爷张维祯一代，家势已经衰落，不过尽管如此，家里还有四十多垧（在东北地区一垧等于15市亩）土地、三十多间房子和一座油坊，在呼兰一带仍属于殷实人家。
萧红的父亲张选三曾经当过小学校长、督学、教育局长和省教育厅秘书，在人们印象中是个谦和的君子。但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在家中却是一个暴君，老人、女人、孩子和仆人全是他施暴的对象。据萧红回忆：“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后来母亲去世了，爷爷也去世了，被父亲剥夺了继续求学权利的萧红毅然出走，离开了这个让她窒息的家。
1930年代初，几经波折的萧红与未婚夫汪恩甲在哈尔滨东兴旅馆开始了同居生活。两人住了几个月，欠下了六百多元外债，当时萧红身怀六甲，汪恩甲在回家取钱途中消失，从此没有了踪影。在许多关于萧红的书籍和文章中，汪恩甲都被描写成一个“负心汉”的形象，但从越来越多公开的资料来看，这种说法未必准确，有学者分析，汪恩甲失踪很可能是被日本人或者土匪所害，与感情无关。
旅馆老板找萧红讨钱，甚至想将其卖给妓院抵债。萧红束手无策，只好写信向《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裴馨园求助，裴馨园是个热心人，他警告旅馆不许胡来，并派朋友萧军去给萧红送几本书读，以解寂寞。
这是二萧的初次相见，萧红被营救出来后，两人很快便相爱了。据萧军女儿回忆，父亲是被萧红的一首诗打动的，诗是萧红在旅馆里写的：“去年的五月，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季节，今年的五月，我生活的痛苦，真是犹如青杏般的滋味！”后来，萧军把两人的结合称作“偶然姻缘”，但萧红则称之为“初恋”。虽然萧军有过妻子，但萧红似乎并不在意，对于她来说，有爱就足够了，爱就是一切。
在萧军影响下，萧红也走上文学之路，这段时间也是她的第一个创作高峰。1933年，两人以“三郎”和“悄吟”为笔名自费出版了一本散文、小说合集《跋涉》，书中收录了萧军《桃色的线》、《烛心》、《孤雏》、《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萧红的《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这些文字是二萧艰难跋涉的真实写照。
与鲁迅的交往
由于《跋涉》没有经过伪满当局的审查，且有“反满抗日”的嫌疑，所以一面世便成了“非法”出版物，被禁止发售，送到书店、商场的书也遭没收。在这个背景下，二萧应朋友之邀来到美丽的青岛，彻底脱离了亡国奴的生活。
人们常说青岛时期是萧红和萧军的“精神蜜月期”，他们的物质生活虽然贫寒，但精神上却是丰富多彩的，创造力也最旺盛。在观象山脚下那座青砖红瓦的老洋房里，萧红完成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也在此完稿。
小说写得好不好？如何出版？萧红和萧军心中没数，决定写信向远在上海的鲁迅求教。与二萧素昧平生的鲁迅很短时间内就回了信。能得到鲁迅的关爱和信任，他们十分兴奋，于是决定去上海发展。
萧红和萧军很快便成了鲁迅家的常客，他们创作的小说《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也在鲁迅支持下出版。据许广平回忆，那段时间总是听到鲁迅向朋友们推荐《生死场》，并且认为在写作前途上，萧红更有希望。
鲁迅不仅在文学上指点萧红，在生活上对她也非常关心，甚至连穿衣带帽这些细节也会过问。他曾对萧红说：“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萧红在感情上对鲁迅也非常依赖，先生就是她的精神家园。在鲁迅家里，她特别放松，就像当年在爷爷身边一样。南方的梅雨季节，很少有晴天，一天上午突然放晴，萧红高兴极了，马上跑到鲁迅家去，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有什么事吗?”萧红喘得连茶也喝不下：“天晴啦，太阳出来啦！”这一刻，鲁迅和许广平都开心地笑了。
1936年下半年，由于感情方面的原因，萧红和萧军分开了一段时间，萧红去了日本，萧军回了青岛。1937年1月，萧红回到上海，而此时她所敬重的鲁迅师离世已三个多月了。
安顿下来后，萧红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拜谒鲁迅墓。那是一个半阴的天气，她与萧军踏着沙沙落叶走进万国公墓。在墓前，萧红看见了先生的半身瓷像，音容笑貌依然，她仿佛又听见了先生诙谐的话语：“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萧红百感交集，一下扑到墓前，痛哭失声……
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浓雾里，萧红蘸着泪水写下了一篇《回忆鲁迅先生》。文字虽然淡淡的，但却是文学界公认最好的一篇纪念文章。多年以后，台湾歌星邓丽君读了这篇文章，对朋友说：“我过去不了解鲁迅，看了萧红的文章后，才读鲁迅的作品。”
鲁迅是孤独的，不是世俗生活的孤独，而是灵魂深处的孤独，能够真正理解他的人,其实很少很少，而萧红也许就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位。
孤独的漂泊者
其实真正理解萧红的人也不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一直被看作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实际上她是一位纯粹的自由主义作家。她一直认为写作是个人的事，种种文艺活动实际上与创作毫无关系，而且还会造成伤害。她曾经说过：“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
抗战初期，与萧军分手后的萧红与东北作家端木蕻良结合，婚后两人去了重庆，随之又到了香港，据说还打算去新加坡。萧红之所以四处漂泊，其目的无非是想寻一块净土，安安静静读书写作，但在那个兵连祸结的乱世里，这个最基本的愿望也不可能达到。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不堪疾病、战乱与情感的折磨，被送进跑马地养和医院治疗。经过诊断，医院认定萧红患了喉部肿瘤并决定手术摘除，萧红和端木蕻良都同意医生的方案。
此时的萧红与端木在感情上已产生了隔阂。萧红尽管倔强坚强，但毕竟需要丈夫的呵护与温存，在多难病重时更是如此。而端木不会也不懂得如何关爱呵护妻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甚至准备独自一人撤离，后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他这种自私的举动却让萧红深深地体会到一种被冷落和遗弃的感觉。
病重之际，萧红对一直照料自己的朋友、东北籍文学青年骆宾基做了《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两书版权的交代，随后她平静地对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骆宾基站在床边哭了，端木蕻良也忍不住哭了。
1月18日上午，极度虚弱的萧红由骆宾基和端木蕻良陪同，转入玛丽医院治疗，玛丽医院是当时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医院，条件比较好。21日清晨，萧红的病情明显好转，并且可以开口说话了，她脸色红润，心情非常愉快，早餐一口气吃了大半个牛肉罐头，她对骆宾基说：“我完全好了，从来没有吃得这么多。”骆宾基见萧红的病情稳定，便让端木蕻良在医院陪护，自己趁这个间隙坐船到九龙去办了一些私事，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事情却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2日黎明时分，骆宾基由九龙返回香港，一下船就直奔玛丽医院。但此时的玛丽医院已被日军征用，萧红被临时转往红十字会设立的圣提士反临时医院。骆宾基立即赶到那里，只见昨天还谈笑风生的萧红脸色惨白，仰面朝天双眼紧闭，头发散乱地披在枕后，喉管开刀处有泡沫涌出，但牙齿还有光泽，嘴唇还有血色，后来逐渐转黄，脸色也逐渐灰黯。延至上午11时，萧红停止了呼吸。
萧红寂寞地走了，凄美的浅水湾接纳了这位远离故土的游子，这位呼兰河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