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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到上海，与鲁迅相识，同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死场》，次年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生死场》是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引起当时文坛的重视。鲁迅为之作序，给予热情鼓励。抗日战争爆发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应李公仆之邀到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940年去香港。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小说如《牛车上》、《小城三月》。
“萧红”是她发表《生死场》时使用的笔名，另有悄吟,玲玲，田娣等笔名。被誉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萧红父亲张廷举，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长期担任官吏，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他对萧红冷漠无情，促使萧红最终走上背叛地主家庭的道路。母亲姜玉兰，生一女三子，萧红是第一个孩子。1919年8月母亲病故。幼年时一直和祖父生活，无忧无虑，代表作《呼兰河传》就是回忆那时生活的。 同年12月，父亲张廷举续娶，继母梁亚兰对萧红姐弟感情一般。 萧红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遒莹。她深得祖父张维祯的喜爱，经常带她到后花园玩耍。这里面的后花园，也就是后来出现在《呼兰河传》里面的大花园，一个拥有她很多记忆的地方。由于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使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
1920年萧红进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1924年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曾多次得奖。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呼兰县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萧红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斗争。 在萧红上小学期间，由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汪廷兰之子汪恩甲。 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因父亲阻挠、逼婚，没能继续上中学，辍学在家。经过一年的顽强抗争，父亲被迫妥协。 1928年萧红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因反抗包办婚姻。1930年离家出走。1932年在哈尔滨与萧军相识，并开始为报刊写稿。1933年自费出版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1934年与萧军一起到上海，与鲁迅交往密切。鲁迅为她的《生死场》校阅并写序言，列入“奴隶丛书”出版。1936年只身东渡日本养病。这时期出版散文集《商市街》、《桥》，短篇小说集《牛车上》等。1937年初归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并随同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各地，写有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唤》，散文集《回忆鲁迅先生》和《萧红散文》。
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去香港，在贫病交迫中坚持创作，出版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因病重无法回内陆，次年病逝。代表作为《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她的作品多取材于家乡，以其敏锐纤细的艺术感受力，朴实细腻的笔调，写出当时东北乡村小镇的闭塞与荒凉，塑造的人物鲜活可爱，风格明丽凄婉，弥漫着忧郁和感伤气息，为诗化小说的精品。 其实在东北作家群中，最具艺术才情的作家是萧红。萧红的中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人民在沉滞闭塞生活中的挣扎，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他们的苦难与走向斗争。 萧红的后期代表作《呼兰河传》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中描写北方小城人民愚昧不幸的生活，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 萧红的作品处处透着悲凉的气息。
萧红小说的特点：是以抒情笔调写自我主观感受；散文化的小说结构；重文化风俗和自然景物的描写，不重人物性格的刻画；无完整的故事情节，然而韵味深长。一些记叙她童年趣事的小说，十分有趣。著名作家茅盾对《呼兰河传》的评价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由此看出萧红许多作品十分有趣。 1933年3月，萧红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同时，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33年4月，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弃儿》。 1933年5月21日，她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作品通过描写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她便以悄吟作笔名陆续发表了《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小黑狗》、《中秋节》等小说和散文，从此踏上文学征程。
“牵牛坊”是画家冯咏秋的宅院，因院内种植牵牛花而得名，是位于道里水道街（今道里兆麟街）的一处平房。萧红、萧军经常到这里参加左翼文化人的聚会，常来的还有罗峰、白朗、金剑啸、舒群等人。通过与他们接触，使萧红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文学知识，而且还受到了一些共产党员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 萧红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3年8月，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萧红做为主要撰稿人，在夜哨上发表了《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八月天》等许多作品。 同年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党员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跋涉》集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
在青岛，他们与先到这里的舒群一家住在观象一路一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 在萧军、萧红还没有来到青岛之前，他们认为这里“既未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又无走狗们的横行不法”……然而来到青岛不久，他们就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当时青岛虽尚未沦为，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特务横行，民不聊生。面对黑暗的现实，萧军曾写下了这样沉痛的诗句： 归来了。/这是我的祖国，我的母亲！/在那里，/有鞭挞，有辗压……/这里也是一样？/我的祖国，我的母亲！———/在那里，/有罪恶，有不平……/有盈街的乞丐；/有漫天的哭声……/这里也是一样？———/我的祖国，我的母亲！/这美丽的都市……/这就是合理的社会吗？——— 这血泪凝成的诗句，正是当时青岛社会的真实写照；这震撼人心的声音，正是对那人吃人社会的强烈控诉。这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一步激发了两位年轻人胸中的反抗怒火和对千百万遭奴役的同胞的深切同情……
两萧到达青岛后，靠了舒群等朋友的帮助，在观象一路1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租了一间房子居住。这里地处海边，环境优美，左右两边都可以看到大海。那碧蓝的海水，起伏的群山，翠绿的树林，飘荡的船帆……都强烈地吸引着这两位渴望自由的青年，使他们常常暂时地忘却生活的贫困和烦恼，陶醉在美好的想象之中。 青岛美丽的风光，并不能减少他们心头的忧伤，更不能削弱他们的战斗意志。这时，萧军被朋友介绍到《青岛晨报》文艺副刊当编辑，工作之余便创作长篇小说；萧红则一面创作，一面在家操持家务。此时他们的生活，是相当困苦的。据他们的朋友回忆说，这时萧红身穿旧布旗袍，脚穿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头发用一根天蓝色的粗糙绸带束着，每天要到街上买菜，再回到家中劈柴烧饭，做俄式大菜汤和烙葱油饼吃。后来穷得连大菜汤、葱油饼也吃不成了，就到马路上去卖家具……尽管生活如此艰难，他们仍勤勉不辍地潜心创作。在近半年的时间内，萧军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也完成了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生死场》。这两部作品，是他们奉献给千千万万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的最好礼品，也是奠定他俩文学史地位的成功之作。 这两部作品写成后，他们寄给了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鲁迅对这两部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多方设法介绍出版，并亲自为这两本书写序。在序言中，他赞扬《八月的乡村》是描写东北被占领小说的“很好的一部”；“‘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与‘心的征服’有碍。”而对《生死场》，鲁迅则赞扬它“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东北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正当两萧想继续留在青岛生活和写作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随着省会济南以及山东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遭破坏，青岛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市委书记高菘以及舒群等地下党员被捕，作为党的外围组织的《青岛晨报》也被迫停刊。这种政治气候的突变，迫使两萧不能再在青岛呆下去了。就在这年的11月1日，他们躲开了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抛弃了所有家具，搭乘一艘日本轮船逃离青岛去了上海，开始在鲁迅先生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投身于更加艰辛复杂的文学事业…… 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不久，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并出版了“奴隶丛书”。 此外，鲁迅还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关系，积极向出版社推荐他们的作品，萧红等人的书稿不但被介绍到当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有时还转到良友公司的赵家壁那里。在鲁迅的热情帮助下，萧红到上海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六》很快就在《太白》上刊出。
随后，散文《饿》，短篇小说《三个无聊人》分别刊登在《文学》和《太白》上。从此，萧红的作品便陆续在上海发行的《生活知识》、《中学生》、《作家》、《文学季刊》、《中流》等多家杂志上发表。萧红也开始在上海文学界崭露头角，成为一颗闪亮的文学新星。 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从而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 《生死场》原名《麦场》，后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是她以萧红为笔名的第一部作品。 《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 《生死场》的发表，符合时代的要求，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坚定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斗志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萧红在作品中大胆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抒发了她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生死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社会影响很大。萧红也因此成为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从而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的代表作，也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这是作者在现实生活陷入极度困惑和迷茫时，企图以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唤回一缕情感和精神上的希冀与慰藉。所以作者刻意采用一种回忆性的温馨浪漫的语调，童稚化的烂漫天真的视角，展开了故乡呼兰河城充满诗情画意的风土人情。因为作者感情的强力贯注，这其中的人和事与《生死场》中判若两样。虽然作者对故土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仍不乏批判的意识，但都显得漫不经心和微不足道。同时，孤僻“自闭”的影子也映在了童年的自我身上，却远没有所曾享有的生活的温馨安稳来得沁人肺腑。 萧红的《呼兰河传》乃至她后期的全部创作由于偏离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化得轨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之路。这在左翼阵营中招致批评和非议乃是不足为怪的。但亦如茅盾所说，与她在“情调”、“思想”上的缺失相对应的，是她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当然，这也不是纯艺术的技巧化的成功，而是一种源于作者短促生命和凄美个性的悲剧性的成功。这且说明，政治理想的贯注和技巧性的锤炼之外，真正艺术的成功在于生命的投入与付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孕育并造就了一种萧红式的独特的小说文体。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其意义在于“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吧传统文学中最高雅的部分——诗和“文”（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1940年12月20日，萧红在寂寞、苦闷怀旧的心情中，写完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作品通过对自己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旧的传统意识对人民的束缚和戕害，表达了她对家乡人民苦难境遇的深切同情。同时，对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呼兰河传》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萧红又一部有影响的代表作。茅盾先生在序言中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的完成，标志着萧红文学创作已进入成熟时期。茅盾称这本书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中。当天，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 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萧红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享年三十一岁。
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后，葬于浅水湾。 1942年5月1日，延安文艺界举行萧红追悼会，在延安的作家及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切悼念萧红。 1957年8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将萧红骨灰，从香港迁到广州银河公墓，重新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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