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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年（建武元年，公元25年）的《何君阁道铭》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件重要作品，南宋洪适《隶释》最早著录此铭，称“此碑蜀中近出。毗陵胡世将承公，好藏金石刻，绍兴己未年帅蜀，尚未见之。”案之《宋史·胡世将传》，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胡世将为宝文阁学士，宣抚川、陕。绍兴十一年秋起复，未几，疡发于首而致仕。《何君阁道铭》发现当在公元1141年之后。《墨宝》载“此碑出于绍兴辛未(公元1151年)”，大抵不错。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刘球纂成《隶韵》十卷，犹收入《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所用文字，而绍熙甲寅(公元1194年)年晏袤跋《开通褒斜道刻石》，则称其“与《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今何君碑不传。”看来，此碑出土后43年间，已遭遇出而复晦、不得相传的逆运。估计宋元以来此石拓本甚少，藏者珍稀而秘不示人。光绪十三年荥经名士汪元藻请沈贤修以为底本(有学者定此本伪刻)重摹刻碑，立于县学。邓少琴先生抗战期间作《益部汉隶集录》，收入此摹刻之双钩本。及至20世纪80至90年代，堪称巨制的《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商周至秦汉书法》卷、《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二册，皆未能收入《何君阁道铭》拓本图版，《秦汉刻石文字要目》则称“原在四川绵竹，久佚”。原璧不可见，实为中国书法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的一件憾事。 2004年3月在荥经县烈士乡境内，发现汉代摩崖石刻。经论证确认为《何君阁道铭》原刻。 此铭刻于古栈道首段左侧石壁上，下临荥河，铭高65cm，宽73cm，周有边框，字大如拳，凡七行，行八字、七字、六字、九字不等，随字之笔画多寡而异，错落有致。圆笔中锋，结字宽博，时见篆意，故洪适称其“字法方劲，古意有余”。 《何君阁道铭》虽用圆笔，而结字力求破篆体之圆而立隶书之方，波挑之法尚不娴熟，但笔力雄健，气势夺人。书法家何航飞先生曾题是碑“雄风尤逮三公山，雅安神迹压人寰”。《何君阁道铭》全文共52字，排列7行，随字形简繁，任意结体，每行7字、9字不等。其铭曰：“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书者有时似乎在不经意之间使用篆字，如铭刻中最大的一个字“尊”，即纯为篆体，与汉印所用相同，“舒”字偏旁“予”，“鲔”字偏旁“鱼”，亦甚似缪篆，“有”上“又”旁凡三笔，亦用篆法。这反映了隶书依依告别篆体，自身走向成熟前夕的一种现象，完全不同于东汉晚期某些碑刻有意以篆体入隶。所以，《何君阁道铭》可谓西汉至东汉隶书发展转折点的一个标志，洪适称“东汉隶书，斯为之首。”元代郑杓《衍极》卷下认为：“汉碑三百销蚀亡几，何君阁道、夏淳于碑可以全见古人面貌。”清代学者黄生称《何君阁道铭》“盖碑刻之萌牙，故简质如此云。”康有为指出，此碑和《褒斜》、《阁》、《仙友》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这些看法都是比较中肯的。 清代冯晏海《金石索》据《古刻丛钞》记载有《何君阁道碑》拓本。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对该碑盛赞有余。据民国十七年版《荥经县志》载：“荥经举人汪元藻《重修何君阁道碑跋》：原刻石失传久矣，原碑在明时为巡按吴某取去。他本人请在成都知名书法家沈鹤子据《金石索》临摹刻碑立于原荥经中学内。近代邓少琴《益部汉隶集录》据沈氏临本双钩图录。后之编录碑刻者已误传为汉隶真迹。《何君尊楗阁刻石》的发现，佐证了宋代史书的记载，纠正了后期碑刻志书的误记。此外，“何君阁道碑”对于研究古代交通史、行政管理制度、公文行文方式、计量均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在史料的记载中，有称《何君阁道碑》的，有称《何君尊楗阁刻石》的，但从实物来看，确系摩崖石刻，现在也就有人称《何君阁道摩崖石刻》，还有称《何君阁道铭》的。既是有了实物，何以还称为碑，一方面是习惯成自然，改不了。二是体现一种对历史的尊重态度，也说明古代的学者们，最多就是见到了拓片，是没有见过实物的，要不然何以处处称碑呢。由于《何君阁道碑》底面平整，结体规范，布局谨严，字数较少，又加有边线，未见过实物，仅凭拓片，确也容易判断为碑，后之志书，转相讹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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