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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闽南村落家族是闽南文化形成的基本载体 闽南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显著特色的区域文化，它的发生和形成是由多种要素决定的，最基本的乃是共同地域上的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居民。它不仅要有相对确定的地域作为发酵的地盘，而且要有相对固定的居民群体为依托，地域与民居互相依存，构成一个统一体。星罗棋布的闽南村落家族，由于其特定的基质，从而成为这一基本载体。 中原士民不断进入闽南后，在这一地区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具有特定基质的村落家族，构成社区基层组织的基本形态。村落家族的基质主要在于：一是血缘性。家族成员以相同的血缘关系为联结，并从这一血缘关系出发联结其他亲属关系。家族成员凭着血缘相同的身份相互认同，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二是聚居性。家族一般生活在相对集中的地域之上，这既是他们的生活基地，也是他们的生产基地，血缘与地缘在这里浑然一体。三是农耕性。由于社会的主要资源基本上来自土地，村落家族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群体，即它以全体族员耕种一定范围的土地获得生存资源。四是自给性。农耕性的经济决定了这种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生产者提供生存资源，而不是用于交换。五是封闭性。由农耕性和自给性出发，必然导致村落家族的封闭性，表现为与外部缺乏常规性的联系，没有经济的、文化的、人际的广泛交往。六是稳定性。家族呈现出某种“超稳定性”，包括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心态的稳定性等等。闽南文化的最基本特征，正是借助于村落家族的基质，以村落家族为载体而形成的。首先是共同方言。使用闽南方言是闽南文化的基本表征之一，也是闽南文化的首要标志。闽南方言的形成，基本依托正是村落家族的聚族而居及稳定性等基质。最初进入闽南的中原士民，在闽南地区定居后，随之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状态。聚族而居的家族在彼此的交往之中，以所带来的中原母语为基础，吸收了闽南土著居民语言的一些要素，形成了一种新的共同语言即闽南语，并且随着家族的裂变又借助家族的基质得以不断扩张，成为一种使用区域愈来愈大与使用人数愈来愈多的方言。其次是共同地域。闽南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显著的区域特征实质上也是建立在闽南村落家族的地缘性基质之上，即由众多的使用共同方言且具有相对固定地域的家族所建构起来的。大体说来，闽南文化的地域范畴是在以泉州平原和漳州平原为核心的闽南地区，然而并非整个地理意义上的闽南地区都属于闽南文化范畴，而确切地说，闽南文化也不仅仅局限于闽南地区，实际上也延伸到地理意义上的闽南地区之外。例如，在闽南的云霄、南靖、诏安等地的部分地方，历史上曾有一批客家人迁入，他们同样聚族而居，但仍然保持着家族源头的语言与习俗，因而从文化范畴看仍然属于客家文化。同样，在闽中的大田、三明等地，也有一些聚族而居的闽南人，他们虽然从地理范畴看并不属闽南地区，而且这些地区客家文化居主导地位，但他们却属闽南文化的范畴。可见，仅仅共同地域还不能决定其文化属性，关健在于家族的文化属性。正是一个个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具有某种相同文化背景的家族散布于闽南大地，由此构成了基本的闽南文化圈。再次是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具有的种种的风俗习惯，是闽南文化构成的基本要素，也是闽南文化区别于其它区域文化的重要标志。闽南文化中的民俗文化的发生与形成，同样以闽南村落家族为基本依托，因为这些习俗大多首先发端于村落家族。闽南的村落家族在其长期的生活与生产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大量习俗，成为村落家族的传统，并泛化为社会习俗。没有村落家族这个基本载体，闽南文化中的祭祀文化、婚育文化、建筑文化等各种民俗文化，也就成为无本之木。最后是共同的社会心理。闽南文化的整个系统中，观念形态占有重要地位。这些观念的发生和存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依赖于家族这一载体。 从闽南文化形成的时间进程看，它与闽南村落家族文化的形成进程基本上处于同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闽南村落家族文化在唐代以前逐步成形，至唐、五代基本形成，这也正是闽南文化形成的大体进程。从秦汉开始，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原汉人不断进入闽南，既出现几次较为集中的迁徙，而零散的移居更是时时有之。这些移民逐渐占据了整个闽南地区，成为闽南地区的新主人，同化融合了这一带的闽越土著，繁衍生息而形成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汉人社会，从而完全改变了原来比较落后原始的闽越社会风貌。中原汉人不断南迁闽南的过程，也是闽南土著文明逐渐衰亡，中原文明在闽南逐渐扩展的过程。徙居闽南的中原士民，不仅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而且带来了中原的血缘家族关系与观念。从中原士民南迁闽南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们往往统率家族乡里的子弟们，整族整乡地迁徙。到了闽南地区后，基本上又是聚族而居。闽南的村落家族文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也是在这个基础上，闽南文化的一些初始特征开始形成，不仅形成了共同的语言与习俗，而且带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共同的观念形态亦渐次形成。 闽南的村落家族，不仅为闽南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基本依托，而且为闽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稳定的载体。由于村落家族作为一个整体，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生活在相对集中的地域之上，而血统又使家族排斥非血统人员的介入，因而它作为一个群体本身具有相对稳定性；由于村落家族带有明确的农耕性特点，它的生活与农耕劳作基本上浑然一体，族员被固定在土地上，基本经济形式是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这就决定了村落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经济，族员能够在这个地域中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从而浇铸了村落家族经久不散的权威基础；由于生产力长期迟缓不前，外部也没有什么经济力量和信息力量能够有力地渗透到村落家族中去，从而使封闭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被突破，这更增加了村落家族的稳定性。所有这些，使村落家族成为一种稳定的文化载体，一旦形成或接受了某种语言、习俗或观念，则这些东西即具有高度的稳定性，通过家族的自然延续而得以不断承袭下来，不易受到动摇与破坏。社会文化的延续性乃是以其基本载体的稳定性为前提的，正因有众多的闽南村落家族的稳定性，从而使闽南文化形成后得以不断延续。 二、闽南村落家族是闽南文化精神的底蕴所在 就观念形态层而言，闽南文化中包涵着不少独特的东西，这是闽南文化显著的精神特质，也是闽南文化区别于其它区域文化的突出标志。这些观念的发生与形成，追根溯源与闽南村落家族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因而实际上都可以从闽南村落家族的运行中找到其底蕴。首先是拼搏精神。正如许多研究闽南文化的学者们所指出的，勇于拼搏是闽南文化中最为突出的精神特质之一，“敢拼爱赢”正是这一精神的高度概括，也是闽南人历来引以自豪的一种传统价值观。这种社会价值观首先是从闽南村落家族中孕育出来的。中原移民在向闽南寻找新族居地的过程中，翻山越岭，长途跋涉，面对着种种艰难险阻。为了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唯有勇敢的拼搏。在闽南新的族居地，移民们所处的环境同样是险恶的，不仅要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而且要同闽越土著的反抗作斗争。因此，不断的拼搏仍然至关重要，否则就难以在新的族居地站稳脚跟，家族生存将面临巨大威胁，更别论获得不断的发展了。拼搏精神因此凝聚而成，成为家族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并且通过家族的自然延续而不断传承。“少年不打拼，老来没名声”，这条在闽南历来广为传诵的著名训戒正是发端于家族，并成为家族长辈对年轻一代族员不断灌输的一种价值观。家族对族员的不厌其烦的教诲，使这一观念不仅根植于族员的思想深处，成为普遍认同一种价值取向，而且为一代又一代的家族成员所承继。村落家族发生的这种价值观，它的聚合就成为闽南社会的一种价值观。其次是开拓精神。勇于开拓，敢于创新，这也是闽南文化观念体系中较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所谓“敢为天下先”，正是这一精神特质的基本体现。作为一种历史积淀下来的价值观，它的形成同样可从闽南的村落家族找到其底蕴。一般而言，村落家族的观念形态较为保守，这是由其农耕性与自给性的基质所决定的。闽南村落家族的观念尽管同样具有保守的一面，然而另一方面又显示出较为强烈的开拓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说在于其所处的特定环境。闽南地区本身辐员不大，又属丘陵地带，除了沿海地势较为平坦外，大部分为起伏不平的山区，可耕地不多且土壤贫瘠。大量中原士民迁徙闽南聚族而居后，不断繁衍生息，人口迅速膨胀，在日显狭迫的地盘中通过农耕获取维持家族生存所必需的资源显得愈来愈难。这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不断开拓创新，寻求新的生存资源，成为闽南村落家族一种必然的选择。倘若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家族的维持势必困难重重。家族生存的基本要求，决定了不断地开拓进取成为闽南村落家族的一种价值取向。虽然这种价值观从表面上看与村落家族的保守性基质是相悖的，然而实际上两者并不矛盾，都是由家族存在的物质环境所决定的。村落家族这种价值观的普遍的长期的存在，构成为社会的一种传统价值观。再次是开放精神。较为开放的意识，也是闽南文化观念形态中颇为显著的特征之一。长期以来，闽南社会总是以一种较为开放的恣态展现于世人面前，这无疑与其较为开放的社会意识密切相关。这种社会意识的发生同样与闽南村落家族的生存环境有很大关系。一般而言村落家族具有封闭性基质，但是历史上的闽南村落家族却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开放性。造成这种独特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村落家族生存地域狭迫同时又濒临海洋的特点却是最主要的因素。一方面，闽南地区可耕地紧缺，这对以土地为基本生存资源的村落家族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压力；另一方面，闽南地区濒临大海，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扬帆一出就是浩淼的大海，通过海外贸易可以获取新的生存资源，弥补家族基地生存资源的不足，甚至可能获得比在家族基地更多的资源。这就促使闽南沿海的村落家族很早就寻求向海外发展，不断走出家族基地，远赴海外各地开展贸易，同时积极吸引海外商人到闽南进行贸易。这种对外开放为村落家族开辟了新的资源渠道，也使它们认识到加强与外部的交往，对于家族的生存与发展无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尽管这种开放是自发的，本身充满艰辛，而且常常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制和打击，然而它一直是闽南沿海村落家族的重要活动，历唐、宋、元、明、清始终没有停止过。再次是兼容精神。具有较大的兼容性也是闽南文化的精神特质之一，这种兼容精神的产生同样与闽南村落家族的运行方式有很大关系。闽南的村落家族正如其封闭性并不那么厉害一样，它的排它性也不那么厉害，对外来文化表现得比较宽容。这种兼容性与其比较开放的家族意识密切相关。闽南村落家族所处的较为特殊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它们需要而且可能加强与外部的交往，从而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开放性。而村落家族在与外部较为广泛的接触中，逐渐产生这样一种意识：包括海外文化在内的各种外来文化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容许这些文化的介入，适当的兼收并蓄，可充实本土固有文化，使之显得更为丰富多彩。一概排斥各种外部文化，反而使本土文化显得单调与枯燥。因此，面对各种外部文化的不断渗入，村落家族不仅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抗拒与排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予以接受。历史上各种宗教相继进入闽南尤其是泉州地区，并在此形成了不同宗教信仰的村落家族，如晋江陈埭和惠安百崎的回族村落家族，它们与这里原有的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村落家族彼此和平共处共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最后是兼济精神。“达则兼济天下”，这也是闽南文化观念形态中较为突出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首先同样发端于村落家族，是由村落家族发生的进而发散于社会的一种价值观念。村落家族的兼济精神的发生，固然与其血缘性基质直接相关，但更重要的则在于家族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农耕性的基本特点，社会调控能力的不足，决定了在一定村落家族中生活的族员，无论是求生存或求发展，都必须依靠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扶持。这就决定了互相扶助因此成为村落家族成员普遍的一种观念，由此又决定了其敬宗睦族、木本水源的观念。村落家族又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强化这些观念，使之深深根植于族员的脑海之中，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因此，村落家族成员无论身居何处，倘若事业有成，总是不忘报效家族，并由此进而扩展为报效桑梓，报效社会。正是由于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村落家族普遍具有的兼济意识，从而构成了闽南文化中较为突出的兼济精神，至今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总之，闽南文化的一些精神特质，无不与闽南村落家族的特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这些由村落家族发酵出来的观念，它们的放大即体现为闽南社会的观念。作为已被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它们长期弥散于闽南社会中，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村落家族的这些观念。三、村落家族文化是闽南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内容 在历史的长河中，闽南文化通过闽南人成批外迁而辐射到他乡异域，尤其是广泛传播于台湾地区及东南亚各国，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发生了不小的影响。闽南文化的向外传播中，村落家族文化是其中最基本的又是最突出的组成部分。 闽南村落家族文化所以会在闽南移民社会中复生和绵延，是由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首先是移民主体与土地垦殖的特点。早期移民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因为无地或少地，选择了移民的道路。他们移民的直接目标，乃是寻觅土地这一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因此，移民到新的居住地即与土地结下不解之缘。农民和土地是村落家族文化的基本载体，浇铸着村落家族的权威基础。其次是获取生存资源的需要。移民社会农耕性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在一定地域中生活的移民只能依靠群体来获得必要的生存资源。村落家族能够担当这一职能，决定了其存在对移民个人和家庭来说都是必要的。再次是调控移民群体秩序的需要。移民所处的社会，物质生产的低水平使社会体制没有足够的能量全面控制作为基层的移民群体，这使移民村落家族中自然衍化出来的血缘群体秩序得以成长，并使它以自已的逻辑执行社会体制的部分意志。再次是传统家族人格的作用。移民在闽南族居地即已受到族化，已从心理上、文化上、精神上已认同了家族文化，这使他们到了新的基地后，传统家族人格意识不仅难以被剥离，而且一旦获得合适的土壤就很易于重新生长起来。最后是故土情结的作用。移民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大多是为生计所迫。他们在充满艰难辛酸的历程中，企盼平安吉祥，渴望兴旺发达，也祈祷祖地祖先神灵驾临新居地，保佑他们纳福迎祥。于是，保持故土的生活方式，再现故乡的人际秩序，就不仅仅是物质的要求，而同时也是一种精神需要了。因此，早期闽南移民移居海外，故土的传统文化依然相伴相随，而这传统文化首先就是村落家族文化。 闽南移民在重拓家园的过程中，以闽南家族文化为蓝本发酵出的一整套村落家族文化中，虽然注入一些新的色彩，但仍较完整地保留了其文化源头的外观形态和内在逻辑：一是血缘性的群体性质。闽南村落家族的这一基质在移民社会中不仅得到非常鲜明的体现，而且与祖地家族直接联系起来。移民往往以血缘为纽带形成新的家族共同体，凡同一家族繁衍的后代均带有相同的宗姓。宗姓是从闽南带去的。为使家族成员更清楚家族的源流，更便于家族的认同和相互之间的认同，移民家族的宗姓很多还冠以祖籍宗性的特殊标识。二是地缘性的族居方式。聚族而居在闽南移民的社区格局中同样得到突出的表现，而且也与祖地家族联系起来。闽南移民家族基本上仍居住于共同地域之上，这是他们繁殖的基地，生存发展的胎盘。移民的新族居地村落，有的还采用闽南原族居村落的名称。这种做法正如宗姓冠以祖籍标识一样，目的也是更易于对家族的体认，同时也更明确地表示自已是闽南某村落家族的分支，与祖地家族一脉相承。三是家族内部严格的辈份等级制度。移民家族继承了闽南村落家族的这一组织结构原则，复杂的亲属体制与血缘等级制度基本上如出一辙。移民家族不仅使用辈份划定内部的等级关系，而且辈序也直接从闽南承袭过去。因为祖地原家族实际上早已排定的长远辈字，有的甚至可以管用千年以上，而移民移居前本身在某一家族辈序中已有了明确的辈份序号。辈序符号是血缘地位的标志，辈份的高低通常即意味着威望的高低和权势的大小。每个人一出生即被决定了他在某一辈序中的位置，从而也就被决定了他在这个等级系统中的地位和应采取的态度。这些原则在新族居地与原族居地的家族中都是一致的。四是多样性的族化功能。如同闽南的村落家族一样，移民家族为使族员最大限度地达到家族认同，保障家族系统的存在和延续，采取各种形式强化家族意识。这些活动基本上也承袭了祖籍地家族的传统。如兴建宗祠。外迁的闽南人在台湾和东南亚兴建的族姓祠堂多不胜举。这些祠堂往往沿用祖籍祠堂的名称，有的甚至连建筑形式也模仿祖籍祠堂。如祭祀先祖。包括祠堂祭祖，祭祀先祖坟墓，以及平时的各种祭祀，从祭期、祭品祭器以至祭仪，基本上沿用祖地家族的做法。如婚丧喜庆。移民家族中的婚丧喜庆活动，从内容到形式与祖地家族基本上如出一辙。如编修族谱。移民家族不仅也编修族谱，而且从编修原则到体例也与祖地家族相一致。又如神祗信仰。村落家族的格局使移民不可能放弃自已祖先的神祗信仰，他们往往在新的族居地按祖地神庙格式建神庙，供奉一些保护神，包括从原族居地带去的“挡境神”等。五是礼俗性的调节手段。移民家族亦以礼俗为调节手段，它没有正式的明文规定的法律约束族员的行为，而是依靠约定俗成的戒律来调节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这些礼俗大多也是祖地家族的遗产。原有家族在长期的活动中发展出的整套礼俗规范，移民在祖地时自幼便加以学习，并认同为社会生活赖以维持和延续的原则。这些礼俗也渗入进移民家族生活，构成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例如，移民家族借助祖地家族的族规族训，维持家族的秩序，而族规族训正是礼俗的重要内容之一。 可见，闽南移民文化中，村落家族文化乃是最直接的反映，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移民文化中的大量成分，或者说基本的价值取向，与村落家族文化水乳交融。村落家族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笼罩着移民社会，向移民社会的方方面面辐射它的核心精神。可以说，闽南移民的村落家族文化已放大成了社会文化，融入当地社会之中，成为当地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也为当地文化注入了新的色彩。更为重要的是，移民家族活动所酿造出的家族文化的核心，乃是中国社会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宗族观念，是“木本水源”、“敬宗睦族”的思想感情。对于移居的闽南人而言，这些观念与感情被赋予一层新的特别的意义，即成为强烈的故土情思的寄托，是故土文化的象征。移民以浓厚强烈的情感倾注其中，反过来使村落家族文化经久不衰。移民的后裔承继了这一文化，并成为维系他们同祖籍地关系的重要精神纽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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