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南海琼海潭门的一位老渔民在捕捞作业时，偶然发现了一艘千年沉船，水下考古工作者以地理位置为其命名——“华光礁Ⅰ号”。这是我国在西沙群岛的远海地区发现的第一艘古船。此后13年里，511块被海水浸泡了800余年的木质船板，被水下考古队员逐一托出水面。这艘宋代的远洋航船，经过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已是满目疮痍，但抢救下来的三分之一船体，仍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水下考古这些年
“华光礁Ⅰ号”于1996年发现，2009年完成打捞工作，历时13年。为什么要这么久？一句话——因为太年轻。中国考古学至今已走过90余载春秋，而中国水下考古学还未到而立之年。
纵观世界，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沉船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创水下考古学之先河；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商业打捞，也在全球打捞“二战”沉船和古代沉船带来的丰厚收益的诱惑下，如火如荼地进行。而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起因，却是一段令国人不忍回望的记忆。
1986年，荷兰佳士得的拍卖会上，一批来自一艘古代沉船的中国瓷器备受瞩目，成交结果喜人，20多万件瓷器被各方买家一抢而空。虽说国际公约规定“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但业内人士对这艘沉船的来源早已心知肚明——它来自中国南海，是英国职业打捞专家迈克尔·哈彻瞒天过海的杰作。消息传回国内，像是一记窝心脚。当时中国还没有水下考古队，我们确实对南海中的沉船无能为力。
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际职业盗宝人的逼迫下，中国开始建设水下考古队伍。“当年学考古的小伙子，一毕业就招去干水下考古了，没拿手铲，先学潜水。”已经在水下“泡”了近20年的张老师这样描述他入行时的经历，“现在想来，当年水下工作还是有危险的。潜水深度超过18米，就会面临氧麻醉和氮麻醉的问题，舌头发麻，神志不清，判断力下降，就像喝醉酒一样。那时我们没钱、没技术、没设备，跟着欧洲队员下海培训，衣服不合身，脚都快磨破了。现在好了，潜水服都是量身定做的。”回忆起“华光礁Ⅰ号”水下工作的情景，他说：“沉船遗迹在礁盘上，离水面近，光线好，不用声纳仪先扫描位置。不过水下潮流变化莫测，一旦开始布设探方，每日的潮汐变化、我们的活动，都会对遗址原貌有所破坏，稍不留意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真是提着心干活哟。”
1987年“南海一号”（南宋初期沉船，沉没于珠江口以西、广东省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20海里处）刚被发现时，在黑暗的海水中，水下手电等照明器材也无法保障工作效果，考古队员只能依靠被海水放大的呼吸声和吐出的气泡位置感知方向和同伴之间的距离，发现的遗物都是仅凭双手摸到的。中国水下考古发展之初，资金和人手都要依靠与国外合作，工作如同大海捞针一般，进展缓慢，每一次发现都充满偶然与机遇。
从蹒跚学步到学有所成，是发掘“华光礁Ⅰ号”那13年的一个真实写照。20多年前，一切从零起步的水下考古工作，就算在学科内也尚处于边缘。今天，当一艘艘沉船相继被发现，我们也有条件将沉船的故事展览出来，告诉更多的人。
尘封在船舱里的历史
“华光礁Ⅰ号”被盗掘过——试掘时考古队员就发现它的表面已经被严重破坏了。第一次考察“华光礁Ⅰ号”时，“由珊瑚沙下挖3到4米，可以看到遗留在船舱内的瓷器，成叠码放着。”在打捞的遗存中，发现了很多结满珊瑚礁状块的出水瓷器。这种共生关系看上去非常有趣，海底生物可以在漫长的岁月里适应环境的变化，找到适合的“新家”安居。但当年为了清理这批出水瓷器，文物专家可是费了大力气，除了常规的脱盐处理，保证出水瓷器不会胎釉剥落、酥松易碎，还要将珊瑚块与器物分离，还文物原貌。有一部分瓷器由于分离后保存困难，便保留了珊瑚块，其实，这种组合状态反倒更加耐看。
这批出水瓷器大部分属于粗瓷产品，器类多样，器形粗放，釉色驳杂，大都为福建生产，产地几乎囊括了福建省从南到北的所有窑口。还有少量青白瓷精制品，是江西景德镇湖田窑的产品，胎质细腻，胎体很薄，釉色光洁，造型规整。如此悬殊的比例，暗含着什么样的信息？
秦汉时期，中国的外销商品采用陆路运输，瓷器易碎，故而并非大宗。唐朝时，外销品以丝帛为主，但到了宋朝，中亚与日本、朝鲜也都有了各自擅长的丝织品，中国不能再独享“专利”。与此同时，宋瓷生产反倒有了长足进步，这与外销方式的改变不无关系——采用海道，运输量大又安全，远胜于陆路的万里驮运之苦。经过海道，中国瓷器销往东南亚、印度，经波斯湾或红海到达中东，再转运到欧洲。在当年红海起岸转运的港口——埃及古城福斯塔特，考古学家发现了堆积如丘的残瓷，可以想见当时中西瓷器贸易的规模。外销贸易带动了很多地区的发展，其中，以产瓷为主的景德镇日益兴盛，成为宋代“四大镇”之一，日后更跃升为一代瓷都，盛况持续数百年之久。
“华光礁Ⅰ号”发掘出的瓷器中，除了有少量景德镇产品，粗瓷数量更为巨大，堪称主角，它们更多是满足东南亚地区的需求。中国粗瓷物美价廉，当年在东南亚非常畅销。这种需求也带动了中国南方地区瓷窑的兴盛，凭借地理优势，采买运输便利，成本更低。一时间，南方民窑四起，窑火兴旺，其中尤以福建为盛。“华光礁Ⅰ号”装载的瓷器中3/4是粗瓷，它的目的地离中国南海也许并不遥远。
与瓷器一同出水的，还有不少铜币。“华光礁Ⅰ号”在盘礁处搁浅，距水面很近，不排除当年船体沉没后，船家组织人员打捞贵重货品，以降低损失的可能性，当年船上实际携带的铜币数量可能更多。既然是载货远航做生意，为什么要带那么多自己国家的钱呢？
宋代铜币铸造数量多于前代，但是属于非法的走私物品。《宋史》透露：“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为了保证铜料够用，当时政府限制铜器为日常所用，从日本、朝鲜进口铜料以弥补原料的不足，同时严禁铜币出口，规定“钱出中国界及一贯文，罪处死”，海船“往来兴贩，夹带铜钱五百文随行，离岸五里，便依出界条法。”还发动群众，“重立尚格，使人告捕”。
当时各地小国的新兴政治体，即使有了自己的货币，也未必够用。北方的辽与西夏都进口宋铜币，同时禁止铜币出境流通。从全球的考古发掘报告来看，爪哇、新加坡、印度、非洲等地都发现了大量宋代铜币，有的还发现了唐币。如此供需关系，导致当时在外销贸易中，“每是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有利可图且收益丰厚，铤而走险者不在少数，政府法令如一纸空文，禁而不止。
“天书”指引航行的方向
中国南海是典型的季风区，冬季盛行东北季风，夏季盛行西南季风，台风也经常光顾，一座座岛礁成为来往船只的避风港。但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像这样岛礁构成的嶙峋海底，也是行船最大的安全隐患，触礁沉船时有发生。据专家推测，中国南海广阔的海床上，遗存有2000艘以上的古代沉船。
在这种状况下，船长正确决策航路便至关重要，一船人的性命都维系在他身上。习惯了依赖GPS定位方向的现代人，很难想象几百年前，渔民和水手在没有卫星导航、精确海图的帮助下，是如何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中确定方向的。
在海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本名为《更路簿》的手抄书，结合了八卦和十二更的时间规律，对航行方向进行定位。千百年来，有很多这种手抄书流传于海南渔民之间，用海南方言著述，是当地渔民航行南海的“指南针”，也是每位船长必备的航海图。
《更路簿》中记述了岛礁的地貌和海况，有详细的海浪、潮汐、风暴等气象气候和水文情况，对如何观察海上风云等知识也有记载。航行中，船长必须紧盯罗盘，根据海上的实时动态，灵活运用《更路簿》的信息，综合各种因素把握航向。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船长，回忆起十来岁跟师傅出海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跟师傅走船前要努力背《更路簿》，背得滚瓜烂熟。师傅对《更路簿》可是张口就来。”《更路簿》并非一成不变，一代又一代船长通过自己的航海实践，不断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并传抄开去。俗话说“走水行船三分命”，那些与大风大浪搏斗的人们，用血汗和生命写成了一册册《更路簿》。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华光礁Ⅰ号”上的瓷器大多产自福建，今日福建已不以产瓷为重，但当年的窑址，阿拉伯等番客聚族而居所遗留的生活建筑、墓葬，以及各种寺院、教堂、雕像，无不提醒着人们这里昔日的繁荣。
几次去泉州，发现这里的人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有感情，连刚上学的娃娃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俗话说：“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唐宋蒙元重要的国际港口，泉州吸引了颇多的中东商人在此落户，今日泉州的郭、丁诸姓，还可以追溯其伊斯兰来源，在泉州的阿拉伯后裔也数以万计。当年马可·波罗笔下的刺桐城——泉州，俨然是当时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港口，比埃及亚历山大港更为繁华。“涨海声中万国商”，“市井十洲人”，世界各地的人会集于此，带来了各自的宗教文化，形成了泉州独特的城市性格，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
如今泉州不复当年外舶云集的盛景，但本地从事商业的人很多，进出口量也很大，作为传统的海港，这里依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以海为伴的祖先那股“爱冒险，肯拼搏”的海洋精神，已经成为泉州人DNA的一部分，世代延续。
摘自《中国国家旅游》2013年第3期 作者：俞嘉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