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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教学：殊途不同归 两个设计的亮点妙点都甚多，我只说我感受最深的一点。 好课有诸多标准。对于语文课而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准乃是：你是不是在“语言”上下功夫？你是不是时时处处都以“语言训练”的方式做着关于“语言培养”的事儿。这个标准，既是语文课的底线──最低标准，换一个角度看，也是语文课的“上线”──最高标准。因为，语文教师的智慧，语文课所能达到的境界，全看教师在这个方面的修为如何。 显然，余老师和梁老师都是语言训练方面的高人。他们的教学设计，确实“时时处处”都在围绕“语言”说事儿做事儿，他们是清醒且智慧的语文教师。这是他们的相同点。 但我今天特别想要说的是他们的“不同”。研究这个“不同”的意义在于，不同的语文训练格局形成了不同的语文课堂态势──即不同的课型。而这样的“课型”，大面积地在语文课堂上存在的。只是，我们缺少对此清醒的认识。今天趁此机会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这样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分析课堂和建设课堂。 首先，我们先从整体上观照，《风筝》这篇教材对于教师的意义。 对余老师而言，这篇课文显然更倾向于是一个“语言训练”的载体，或者说，是语言训练的一个抓手。因为有此出发点，所以，余老师解读教材就更多地着力于这课文能够为学生提供什么样的语言训练材料。显然，余老师的发现是：多角度概括的能力训练和语言品析和感受能力训练。由此出发，余老师的教学设计就围绕着这些训练在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这样的教材解读和教学设计体现了鲜明的“余氏风格”。 我与余老师交往甚多。他老人家经常殷殷叮嘱我：上课，不要为了文本解读而去上。我理解老人家的意思。他是说：我们不要仅仅停留在“教什么”的层面上，而要进入“怎么教”的层面。纵观余老师的大部分课，其美点和妙点都在这里。他是反对过多纠缠于文本的思想意义的。或者可以这么说，他是语文教学“工具性”的坚定捍卫者。 我以为，这在当下语文教学“人文”确实显得“泛滥”的背景下，余老师的贡献是巨大的。 梁老师的课呢？可能更代表着一种流行。其教学手段依旧是语言的咂摸，但从教学的整体立意上来看，还是为了帮助学生弄清楚《风筝》的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这和余老师是迥异的。 我个人觉得，两种不同的教学立意体现了不同的教学价值观。以“动态评课”的观念来看，两种立意没有高下之分，但有追求之别。余老师的课，是一种训练意识极为明晰的“用教材教”，是“人在教材外”，运筹帷幄；梁老师的课，是灵动巧妙地“教教材”，是“人在教材中”，留恋忘返。余老师的文本处理，更倾向于“语用型文本”处理；梁老师的文本处理，更倾向于“主题型”文本处理。两种教法，各有其径，各得奇妙。学生都会有比较扎实的收获。 其次，从微观上观照，虽然教学立意不一样，但是教师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我们看余老师的语言核心训练点之一：概括。余老师的解读角度（其实也就是教学角度）之丰富让人大开眼界：从详细和简洁的角度，从自己的语言和引用课文内容的角度，从人称变化的角度，从侧重于情节的角度，从侧重于情感因素的角度，从侧重于主题思想的角度，从侧重于艺术魅力的角度，从侧重于整体评价的角度……这就是余氏的“多元解读”：他总是为学生打开一扇又一扇绚烂多彩的语言应用的大门，为学生展示着汉语言应用的迷人风光。 梁老师呢？侧重于形象和意义，他的创造力依旧惊人。《风筝》属于表达精美内涵丰富的文本，可讲之处甚多。但弱水三千，一堂课都只能取一瓢引。你的那一瓢在哪里？这就是功夫所在。梁老师的那一瓢可算作“到异地，寻异路，寻找别样的人们”，实在是夺人眼球：一组数字的推敲让文本情感的脉络自然凸显，另一组“反常规理解”的词语琢磨让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自然呈现。纵观全课，只着力突击了七个语言点，但个个都砸成了“深坑”，且支撑相通构成了隧道，供学生曲径通幽，直抵文本灵魂。 我这样分析比较的目的在于提醒自己：课，可如余老师，以明晰的语言训练取胜；亦可如梁老师，化语言训练于无形，以文本意义的破解为目的。一篇课文教无定法，条条大路通都通罗马，这就是语文教学的魅力所在。 在现阶段，这两种教材处理方法都各有土壤。只是，在返璞归真被高度重视的课程改革反思阶段，对于余老师的课，年轻一代可以多些思考和对照。在文本解读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今天，多做一些纯粹指向于语言训练型的“文本解读”，对于扎实我们的教学基本功，是有益而无一害的。 还想提一点点思考：学余氏上法，倾向于理性，所以在课堂情感目标的实现上要多向余老师学习具体的操作方式。而梁老师的课，如果仅仅定位在其教学设计中体现的“亲情”上，哪怕是对于七年级的学生，我的感觉还是比较肤浅的，不够味儿的，甚至是有偏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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