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条充满徽文化韵味的古街。别看她如今蓬头垢面、容颜不整，可当初却是花容月貌、光彩照人。前清时代的锣鼓声、鞭炮声，夹杂充满阳刚之气的报喜声，夜半三更就从这儿的学宫发出，像潮水般地涌向县城各个角落的客栈，那些朝思梦想的举子，一夜无眠地在此倾听这改变一生命运的消息。那些立在街头巷尾的高门大户，也点燃对对玲珑的宫灯，好沾上一点吉祥的喜庆。
儒林街虽然十分逼仄，但鹅卵石铺就的路面光滑如镜，特别是阳春三月，刚刚中举的青年，身著崭新的长衫，骑在戴花的白马上，随着一帮吹鼓手，欢天喜地的在这条街上缓步漫游，引得家家门前人头攒动，鞭炮振天，欢呼声、鼓乐声此起彼落，真比过年还要热闹。
既是文化街，当然是沾上夫子庙的光。从街头高高的大成坊，走过雕花的石拱桥，沿着清清流水的泮池，便到了巍峨壮丽的大成殿。千百年来，有着农耕思想的弟子，从娃娃学步开始，熟读儒学经典，在这不过百米的途中，也步也趋，走走停停，有的要走数十年，有的穷经皓首，一辈子也没走进敞开的大成殿。
夫子庙俗称文庙,每年除祭祀孔子之外，历史上众多文化名人曾漫步在这条热闹的街上。宋代“四大书法家”都曾从这里走过，那高门大户的拴马石上，还留着苏轼手拴马缰的印记；那高耸的大成坊上还隐约残留着黄庭坚书写的刻痕；那闪动智慧灵光的大殿内，至今还保留着米芾撰写的《太平州芜湖县新学记碑》……
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晚年曾在这条街的“雅积楼”歌吟弹唱，写出许多吟咏芜湖风光的动人诗篇，已成了江城妇孺皆知的故事；就连清代小说家吴敬梓也曾在这条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街上流连忘返，并将他熟悉的芜湖乡土人物陶镛、朱卉、诸葛祚，作为范进、牛布衣和郭铁笔的原型，写进《儒林外史》中，为这条文化街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代道光五年(1825)八月的一天,儒林街上十分热闹,毗邻雅集楼旁的一座尚书府正举行乔迁典礼。76岁的黄钺,刚从光禄大夫、户部尚书的高位致仕(退休),前日刚回到故乡芜湖,便忙着从后家巷“古桑书屋”搬过来。诸事方才料理完毕,便有地方官吏、本地士绅前来祝贺。他们走进这宽敞明亮的豪宅,穿过花木扶疏的天井,只见前厅悬挂着道光帝赏赐的“世泽堂”金匾,两旁一色楠木座椅。这是黄钺会客的厅堂。通过镶有花窗的隔墙,可见中进、后进的厢房。厢房之旁有木梯通向二楼,整洁雅致的书房置于其间。壁上悬挂祖上留传的“绾春楼”横匾,右墙悬一幅《书饯图》,是黄钺离京前所作的画,上有跋云：“昔者我为主,书为客；今者书为主,我为客矣。如谚所言,有书不读及不瞎而不读书者,引以为戒。”这幅画是提醒自己不要因事而忘了读书。
原先他住在后家巷老宅,院中有株百年古桑,故题名为“古桑书屋。”与此楼相似,他在老宅楼上置一书房,窗临后院,几株高大的栀子树枝叶繁茂,几乎遮住了窗外的阳光。黄钺伸手将肥大的叶子摘下几片,好让阳光照进屋内,故称此楼为“半栀阁”。在他四十岁中进士之前,几乎都住在这里,并完成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有阐述绘画理论的《二十四画品》,还有叙述清初以来在芜湖的一些重要画家如萧云从、汤燕生,外籍画家巴慰祖、马千之等人轶事的《画友录》。
在他未致仕前,先让其子将他在京的书籍、字画、古玩事先运回芜湖。这些都是道光的赏赐,他看这些赏赐品比自己生命还重要。根据清单,中有5397卷赐书,许多是价值连城的善本书；还有名画七幅,如宋徽宗真迹《白头双栖图》、唐伯虎《桐阴高士图》、王维《捕鱼图》和董其昌行书轴等名贵字画,其它文房四宝和宫中珍宝十六件，都存放在新居楼上的书房内。
他也擅常书画,精通鉴赏古字画的技艺,因此深得嘉庆、道光的欢心。因他常年在宫中鉴宝,又曾亲自将宫中字画编入当时挡次最高的国家出版物《石渠宝籍》一书中。他还将芜湖画家萧云从的《离骚图》介绍给道光帝,使道光大为感慨地说：“恨朕不能与其同时代！”萧云从因此名声鹊起。由于黄钺善于丹青,曾前后跟随嘉庆、道光两帝出外巡视,留下许多胜迹图,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猎食观围图》和道光元年(1821)的《长城岭图》。
道光九年(1829),在黄钺致仕后四年,也是他八十大寿之时,道光亲自赐他匾额和楹联,匾曰“引年颐志”,寿联曰“玉澜图绘依光近,绿野襟怀养福长。”阴历八月五日这一天,儒林街上又响起惊天动地的炮竹声,前来祝寿的人群和车马,将整条街挤满了。不管是官员抑或市民,都来瞻仰这俭德高望重的老寿星。黄钺早有规定,来者不许携带礼物,带礼者概不接待。这天从早到晚，开流水席两百多席,连一些乞丐、流民都有赏赐。晚上在后院搭起彩楼,请芜湖著名的戏班前来演戏,街上挂满红灯,象过年似的,人来人往，异常热闹,一直闹到子夜,黄钺才将客人送走。
雅积楼位于儒林街18号，该楼始建于明代，原是李永府第，李永，字怀永，号恒斋，原籍江西吉水。其祖父李泰生早年至芜湖开馆教授学生，李永随之来芜并定居于此。李永学识渊博，任过浙江诸暨县学训导，喜读书，时建雅积楼，占地面积约一亩有余，藏书万卷，楼阁悬挂“雅积”匾额，故名“雅积楼”。他的两个儿子李赞、李贡在明代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都考中进士，百姓遂在雅积楼附近的凤仪门建了一座“双进士”石牌坊以记其事。之后李赞官至浙江右布政使，李贡担任过顺天巡抚、兵部右侍郎。受其父影响，他俩也酷爱藏书，退休后便在其父基础上继续藏书。
此楼直至清嘉庆年间尚存。经过李氏四代人的不断收集,传至李承宪(孙辈),藏书约十万卷,这在皖南一带首屈一指。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军与清兵激战,雅积楼毀于战火之中。
儒林街48号,原是清代洋务大臣李鸿章的产业。后因其六弟李昭庆之女出嫁,他将其屋作为陪嫁之物赠给这个姪女。这座公馆似的建筑,是标准的三开三进之清代式样,进门是宽阔的回廊与天井,廊柱上雕着吉祥图案,前后廂房无不点缀着四季常青的植物。整体房屋全为砖木结构,朱红漆柱,粉墙黛瓦,一派徽式建筑风格。民国之后,国民党39军军长刘和鼎买下这幢房屋,改为个人私宅。解放后先后成为芜湖卫校、芜湖师范学校幼儿园、环城南路幼儿园,发挥着教书育人的作用。 （原文载自《中安在线》）
《儒林外史》中几个芜湖模特儿
（一）
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早而又最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诞生，忽忽已快260年了。几乎所有的《儒林外史》的研究专家们都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的创作方法是以真人为模特儿，以真事为题材的。诚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借用清代人金和的话所说：“《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成廋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清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人们不禁要问，《儒林外史》的作者是谁？他又为何要写锋芒直指士林的《儒林外史》？
作者叫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称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出身在“科第仕宦多显者”的望族家庭，曾祖辈在明清两朝都是达官显宦。虽然到他祖辈起开始衰微，但吴敬梓的祖父吴旦仍以监生担任州同知，级别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吴霖起是他的父亲，以拔贡担任江苏赣榆县教谕，即如今的县教育局局长。吴敬梓12岁时丧母，17岁随父宦游。22岁那年，父亲乘鹤而去，给他留下的祖业“有二万余金”，还有大批的田产和房产。这时，他的家族中列为士林的官员和儒士们见他年轻，且“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就开始精心设套，谋夺他的家产。吴敬梓在遭到这番意外的欺凌之后，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性情中人由对社会的愤愤不平，到对社会的厌恶憎恨，进而突破礼法对他的束缚，不顾世俗的惊骇和指责，纵情声色，借酒浇愁，终日胡混在和尚道士和伶工妓院当中，将祖宗基业视为敝屣。没有几年功夫，他家的奴仆逃散，田地卖光。据他自己说，“兄弟参商，宗族诟谇”，乡人把他作为败家子“传为子弟戒”。亲友故交或拒之门外，或避于路途，或直言唾骂，于是，这个“生而颖异，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的江淮大才子，不得不怀着“逝将去汝”的忿懑，移家南京，魂断扬州。
吴敬梓在青少年时曾补学官弟子员，22岁即他父亲去世那年，他一举考取秀才，让吴霖起含笑合上双眼。清雍正七年即公元1729年，已经破产的吴敬梓刚满28岁，他到滁州府去参加学道主持的秀才的科岁考，冀望能通过科举博取功名，挽回颓势，重振家业。凭着超一流的才情，他自信轻舟必过万重山的。他的愿望实现了吗？
现实给予他的是无情的打击。试官大约听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对他的评价是“文章大好人大怪”，政审不合格，不予录收，即不准他去参加省城举行的乡试，绝了他中举的道路。他屈辱地“匍匐乞收”，遭到冷酷而无情地斥逐。丧了自尊的他，从此再也不去参加八股考试，对八股文士嫉之如仇。乾隆元年即公元1736年，35岁的吴敬梓被“爱才兼惜才”的安徽巡抚赵国麟和学政郑江力荐去北京参加“博学鸿词”廷试，他托病拒绝，用行动对科举制度作出否定。乾隆下江南，官员和士大夫夹道迎拜者趋之若鹜，企求被皇帝相中，日后高升发达。而这位效法晋代嵇康、阮籍的“披襟箕踞”者，却“企脚高卧向栩床”，表示了极大的蔑视。从39岁开始，饱尝了世态炎凉的吴敬梓，以笔为戈，花了近10年的时间，创作了《儒林外史》巨著，将胸中的块垒化为讽刺抨击。书稿一杀青，时人就“争传写之”。文坛将它和《红楼梦》并称为乾隆时两大小说，一为言情之作，一为讥世之书。历朝历代对此书评价甚高，其中以鲁迅的评价最为一语中的：“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掷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人们会问：吴敬梓及其小说与芜湖有关系吗？
（二）
答案是予以肯定的。《儒林外史》中有颇多芜湖街景、人物和风俗的描述，特别是第二十回至第二十四回和第三十三回，集中地写了芜湖的地、事、人。
在第二十至二十四回中，吴敬梓把芜湖称为“芜湖关”，是对芜湖了解至极的明证。据《芜湖县志》载：“芜湖内濒长河，外临长江，水陆襟带，舟车辐辏”，早在公元1471年即开始设关抽税，以后与荆州、九江、两浙、浒墅、淮安、扬州并称为明代7大关卡。而芜湖关“独以榷赋最天下”，即上交税赋位列7关之首。芜湖关由此名声大震，以后被作为芜湖县的代称。没有对此情的深刻了解，吴敬梓是难以写出“牛布衣客死芜湖关”的故事的。芜湖下属多个分关，其中一个分关叫南关，在青弋江即长河的南岸。由河北到河南，必须经过通津桥。通津桥在长虹门即南门外，“联舟为梁，横亘长河，以通往来，盖境中要路也”。这座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的联舟桥在清乾隆七年即公元1742年时因损坏而重建，被当地人称之为浮桥。吴敬梓在他的巨著中写了芜湖的浮桥，写了浮桥口，写了浮桥口的街市和店铺，写了浮桥口一带下层人物的衣着穿戴和婚嫁死葬风俗，与《芜湖县志》所载芜湖风俗如出一辙。没有寓居芜湖和细心观察的经历，是难以有如此神来之笔的。
吴敬梓还在《儒林外史》中写了芜湖的第一大寺观——吉祥寺。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吉祥寺是芜湖最早的寺观，建于晋永和二年即公元346年，旧名永寿院。北宋仁宗赵祯在公元1035年左右赐名吉祥院，元代毁于兵火。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一个名叫浮川的和尚在废墟上重建，并改成吉祥寺。谁知300余年后的康熙三十三年即公元1694年，一场大火又将它烧为灰烬，直到乾隆十四年即公元1749年才恢复原先的“宏整壮丽，古制聿新”。据《江宁府志》载，吴敬梓的诗友朱草衣在迁居南京前，因一贫如洗，又不愿随改嫁的母亲到古姓的继父家，就寄宿在芜湖吉祥寺内，“依吉祥寺僧，既长，为童子师，教授自给。”吴敬梓曾到芜湖，写下了一首《燕山亭·芜湖雨夜过朱草衣旧宅》词，叙述衷肠。这可以说是当今敬梓到过芜湖的重要佐证之一，确切时间已无可考证，大约在1742至1749年之间。人们不禁要问，吴敬梓还有另外到芜湖的铁证吗？又是何时到芜湖的？
历史的记载给予肯定的回答。乾隆元年即公元1736年，安徽巡抚赵国麟和学政郑江钦奉圣旨，叫差官赴南京接吴敬梓到安徽省府安庆，议论“博学鸿词”廷试事。吴敬梓去了，但谢绝了两位官员的好意。这在《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中有详尽的描述。他的推托之词是：“大人垂爱，小人岂不知？但小侄麋鹿之性，草野惯了，近又多病，还求大人另访。”第二天，他就与一个小厮雇船回南京。“一路又遇了逆风，走了四五天，才走到芜湖。到了芜湖，那船真走不动了。”吴敬梓这时腰中只剩下5枚铜钱，在吉祥寺附近茶馆中吃了一壶茶和3个烧饼，店家要收6枚铜钱。正在这“走不出茶馆门”的尴尬之际，一个名叫王昆霞的全椒道士从天而降，“会了茶钱”，并邀他到鹤儿山头的识舟亭，会见了滁州名士朱乃吾。朱乃吾听说吴敬梓的窘况，大笑道：“好，好！今日大老官瘪了！但你是个豪杰，这样的事何必焦心？且在我下处坐着吃酒。我因有教的一个学生住在芜湖，他前日进了学，我来贺他，他谢了我二十四两银子。你在我这里吃酒，看风转了，我拿十两银子给你去。”吴敬梓大喜过望，作了一首《减字木兰花·识舟亭阻风喜遇朱乃吾王道士昆霞》词，词云：“卸帆窗下，一带江城深似画。羽客凭阑，指点行舟杳霭间。故人白首，解赠青铜沽浊酒。话别匆匆，万里连樯返照红。”这首词载在他的遗作《文木山房集》内。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吴敬梓曾多次到芜湖，那么他的《儒林外史》中的几个芜湖模特儿又是谁呢？
（三）
早在清代的金和就在其所作的《儒林外史跋》里面指出了不少有关书中人物所影射的原型的姓名。这篇流传至今的文章，由于作者与吴家特殊的亲戚关系，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以后又有平步青的《霞外捃屑》等大量清人笔记对《儒林外史》的重要人物作了原型的披露，于是吴敬梓笔下的人物的原型面目渐渐地清晰丰满起来。剔除巨著中文坛骗子牛浦郎以及卜家米店老板等次要人物，《儒林外史》中有3个重要的人物的原型出于芜湖。那么，是哪3个重要人物呢？
一是陶镛，即巨著中的范进。年过半百、屡试不第，穷困潦倒的范进，平日里受够了岳父胡屠户和乡人的窝囊气，不料一举考中，喜从天降，兴奋过度，痰迷心窍，发起疯癫。幸亏胡屠户的一巴掌将他打醒过来。伴随着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这个被人称为“现世宝穷鬼、烂忠厚没用的人”，也渐渐地变坏起来，打抽丰、装孝子、走后门，都一一学会了。以后，他考中进士，做了山东学道，却连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名字都不知道，显示出八股之士的浅薄无知。金和的跋中说此人“姓陶”。平步青的《霞外捃屑》卷九说：“芜湖陶西圃镛。”那么，陶镛何许人也？
《芜湖县志》说：“陶镛，字序东，号西圃。乾隆已未（四年）进士，授庶常，改知北直武强县。廉惠爱民，以忧归。起补山西洪洞今，调知乐平，三聘同考搜罗称得士。寻迁宜昌司马，引疾旋里，杜门不妄交接，惟日以诗书自娱。”他的一个同年进士庄有恭在《小仓山房文集》说他：“貌不踰中人，踽踽廉谨，乃其诗若不称其为人者然。”吴敬梓之所以把他写成范进，是因为古汉语“陶范”一词连用，意指铸造青铜器的陶制模子。范即是陶的廋词，范进是隐指陶镛这样的人竟成了进士。
二是朱卉。金和的跋中直指“牛布衣之为朱草衣”。这个后来迁居到南京、与吴敬梓同住一城的人因诗名在《江宁府志》上留下痕迹：“朱卉，字草衣，初名灏，字夌江，芜湖人。生四岁而孤，母贫不能自存，改适旧县古姓，欲携之往，卉不肯，依舅氏居。未几，舅死，乃依吉祥寺僧，既长，为童子师，教授自给。原聘妻促之婚，卉自度贫无以为家，亲书文约退之。性喜吟咏，游他郡，访诸名宿与之讲切，遂工今体。所历半天下，中岁侨居上元始婚，卒无子，晚依一女以终。自营生圹清凉，病革，作辞世诗，肩舆遍诣亲旧诀别。袁太史枚题其墓曰：‘清诗人朱草衣之墓’。卉自号织屩山人。尝作《谒孝陵》诗，有‘秋草人锄荒苑地，夕阳僧打破楼钟’之句，人亦称朱破楼云。”《芜湖县志》也有他同样的记载，不同的是：“朱卉，自号草衣山人，休宁人。其先侨居芜，继因卉入赘江宁，爱六朝山水，遂家焉。甘贫好学。有一女，无子。敝庐门一间，晦阴风雨，吟弄不辍。每睥睨时贵，然门外尝多长者车。少时有《过孝陵》诗云‘秋草人锄空苑地，夕阳僧打破楼钟。’由此得名，生平足迹尝半天下，著有《草衣山人集》。”由此看来，朱草衣是当时没有功名却颇有名气的一介书生、一位诗人。难怪才高八斗、傲骨嶙峋的吴敬梓在他《文木山房集》中只收了两个人的诗，其中芜湖朱卉、江都李本宣同作七绝各一首。有人会问，吴敬梓为何把朱草衣易为牛布衣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牛与朱象形，而“布”为“草”的代字隐语，“布衣”和“草衣”意思相仿。
三是诸葛祚。据嘉庆《芜湖县志》载：“诸葛祚，字永年，工缪篆，镌铜章。用刀腕力深妙，苍老秀出，极得其趣。其鉴古亦有识。吴门沈宗伯确士为跋小笺，甚赞美焉。”沈确士即沈德潜，《辞海》中有传，是个曾任过清初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编过《古诗源》和唐、明、清三朝诗《别裁》的著名文人。诸葛祚的镌刻技艺经他题跋揄扬，身价自然陡增。吴敬梓居芜湖时与诸葛祚结识交往，拈取复姓诸葛中之“葛”，谐音成“郭”；又将他的镌刻技艺以“铁笔”二字作为隐语代称，于是诸葛祚在《儒林外史》的第二十一回和第三十七回中衍变成郭铁笔，由一个在吉祥寺前以镌刻印章为业的手艺人变成一个迁居南京、开设图书店，侧身于名士学者之列的儒林中人。
呜呼，就为这3个芜湖模特儿，芜湖的读书人也该把《儒林外史》再阅读一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