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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金縢》之比較
何焱林
“清華簡”《金縢》篇，其篇名与通行之《尚书》一致，其内容則有所不同。此篇今、古文《尙書》皆有，正好略作比較 一、“清華簡”《金縢》：“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遲”。《尙書·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武王既克殷三年”比之“既克商二年”，有兩點不同，1、“清華簡”《金縢》此句多了“武王”二字。2、將《書·金縢》此句之商改為殷，二改為三。改動雖小，優劣立見。 書史貴簡，即用最精簡之筆墨，書寫最豐富多彩之史實。“清華簡”《金縢》：“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遲”，一句之中，兩見王字，可謂屋中架屋，牀上疊牀，如此文筆，作簡者連起碼的史官資質也不具備。“武王”二字不僅多餘，且不合史例。 須知《金縢》篇是周代史官記述親歷之事，有文為證。《尙書·金縢》記成王與二公（太公、召公）啓金縢之書時，有曰：“二公及王乃問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清華簡”《金縢》篇亦曰：“王問執事人，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武王定鼎到駕崩不過六年，加上周公居東二年，至啓金縢时。前後不到十年時間。克商乃聚全周之力而為，率眾伐商者乃武王，為眾人盡曉之事，書“武王既克商”則贅。何况《書·金縢》此句後直接“王有疾”三字，表明“既克商”者武王，有疾者亦武王，筆墨精簡到極致，更表明其為直擊其事者所記。 徵之《周書》中今、古文皆有之篇目，看看史官是如何記述此等史實的： 《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王為武王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為武王。按：《逸周書·文政觧第三十八》：“惟十有三祀。”此用文王紀年，示武王繼文王未盡之業。與《史記》说法一致，此年為武王伐紂稱王之年。 《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王為成王。 《康誥》：“王若曰”。據考證，此篇為武王封康叔之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之脱簡。 《酒誥》，書法同《康誥》。《梓材》亦武王誥康叔，書法亦同。 《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王為成王 《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王為成王。 《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淹。”王指成王。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王指成王。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内。”王為康王。 《呂刑》：“王享國百年。”王為穆王。 《文侯之命》：“王若曰”，王為平王。 從以上各篇可以看出，1、不以王繫于年前，如“惟十三祀”，雖用文王繫年，但不書惟文王十三祀。2、無論生時或死後，不以諡號稱王。至少如《顧命》、《呂刑》：皆王崩後所記，但並未稱諡號成王、穆王。此二點不難理觧。一為史官即時或稍後所記，其王其时其事皆十分清楚；二為就近紀事，一時尙難改舊習，事王如生時，故不用諡。 如稱某王某年，則為久後追記，“清華簡”《金縢》：“武王既克殷三年”則是久後追記之書法。此種書法，當然非作 “清華簡”者所杜撰，亦有所本，《史記·宋微子世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除多“三年”二字，清華簡與《史記》的說法一致。但《史記》是近千年後人追述此事。 “清華簡”作簡者如此寫，是惟恐讀者不知克殷者是武王。充分表現了久後說事者之心態，絶非史官目擊之筆墨。 又“清華簡”將克商改為克殷亦不合符周人書法。商自盤庚遷殷，商亦稱殷。考之周書，周人仍多稱商，特别事關伐紂。如泰誓上篇有“今商王受（紂）”、“觀政于商”、“商罪貫盈”。《泰誓》中篇有：“今商王受（紂）”、“戎商必克”。《泰誓》下篇有：“今商王受（紂）”。《泰誓》三篇，無一用殷代商。 《牧誓》有：“王朝至于商郊”、“今商王受（紂）”、“以姦宄于商邑”、“于商郊弗迓克奔”。 《武成》有：“于征伐商”、“王來自商”、“底商之罪”、“有大政于商”、“今商王受（紂）”、“陳于商郊”、“乃反商政”、“式商容閭”。 《旅獒》有“惟克商”。 《金縢》：“惟克商二年”。 此诸篇無一稱殷。盤庚遷殷後雖殷商並稱，但周人眼中，特别是文王、武王及其時史官仍稱其為商。 不僅《尙書》如此，徵之《左傅》，《成十一年》有“昔周克商”，《桓二年》有：“昔武王克商”，《宣十二年》有“武王克商”，《昭九年》有“及武王克商”，《昭二十八年》有“昔武王克商”，《定四年》有“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僅《僖六年》楚君臣問答有“昔武王克殷”。《公羊傅》、《穀梁傅》均無“克殷”字樣。可見周初史家錄史時稱商不稱殷；《詩經》有商頌而不稱殷頌，見得在詩經時代，正式塲合一般稱商不稱殷。 “清華簡”作者于此句作一小小改動，不僅優劣立見，且真僞立見。所謂弄巧反拙者！ 二、《書·金縢》：“（周）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清華簡”《金縢》類似者為：“周公乃爲三壇同墠，爲一壇於南方，周公立焉（向何方立？），植璧秉珪。史乃冊祝告先王曰：‘爾元孫發也，遘害虐疾，爾毋乃有備子之責在上。’” 《書》此段對何以築三壇，同墠，那是要分别奉三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之神主；為一壇于南方北面，那是因周公要植璧秉珪北面而立以祝禱，史所册祝要告之先王亦有着落。 反觀“清華簡”此段文字，何以要築三壇，先王又為誰，均未交待。當然，作者是在假設讀者是讀過《史記》等有關書籍之前提下來讀“清華簡”的。 順便說一句，《書·金縢》：“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一句，“清華簡”改為：“周公曰：‘未可以戚吾先王’。”作簡者大約因看見此句前有“我其為王穆卜”，為避重復，改我為吾，亦未細查史家行文之故。《書經》全篇，用吾自稱者略有二處，《微子》：“吾家耄遜于荒”，同篇用我字者八。《泰誓》：“紂乃曰：‘吾有民有命’”，全篇用我字者十一。《書·金縢》用我字十三處，而無一處用吾。還須注意，《書》用吾字處，皆殷人自稱。 欲作簡者，不可不熟悉昔人之用字用詞之習慣！ 三、《書·金滕》；“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諸史者眾史官也。百執事者百官也。《國語·吴語》：“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韋昭注引賈逵曰：“百執事，百官。”成王不知其情，故問諸史及百執事。 “清華簡”《金縢》述及此節時為“王問執事人”。執事者，參與其事之人也，與前：“（周公）乃命執事人曰：‘勿敢言。’”相呼應。此說雖簡，必須有一前提，即王已知參與其事者為誰，如此，則成王早知其事，早知周公之心，何須天地有如此大之動静才使成王知周公之冤？ 事不過三，就此打住，其餘不說也罷。 既要造簡，又是出土文物，何妨照錄，何必自出心裁，費力不討好 2012-7-14 為便比較，將兩篇《金滕》貼于下 《書·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譬與珪。”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翼日王乃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生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匱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二公及王，乃問诸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则大熟。 “清華簡”《金縢》 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遲。二公告周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吾先王。”周公乃爲三壇同墠，爲一壇於南方，周公立焉，秉璧植珪。史乃冊祝告先王曰：“爾元孫發也，遘害虐疾，爾毋乃有備子之責在上，惟爾元孫發也，不若旦也，是佞若巧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命于帝庭，溥有四方，以定爾子孫于下地。爾之許我，我則晉璧與珪。爾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周公乃納其所爲功，自以代王之說，于金縢之匮，乃命執事人曰：“勿敢言。”就後武王陟，成王猶幼在位，管叔及其羣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亡以複見於先王。”周公宅東三年，禍人乃斯得，於後周公乃遺王詩曰《雕鴞》，王亦未逆公。是歲也，秋大熟，未獲。天疾風以雷，禾斯偃，大木斯拔。邦人□□□□弁，大夫[糹＋乘]，以啓金縢之匮。王得周公之所自以爲功，以代武王之說。王問執事人，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布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余衝人亦弗及知，今皇天動威，以彰公德，惟余衝人其親逆公，我邦家禮亦宜之。”王乃出逆公至郊，是夕，天反風，禾斯起，凡大木之所拔，二公命邦人盡複築之。歲大有年，秋則大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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