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谈书法学习
在这里要讲几个问题。 首先,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写字是要把语言记录下来。但是由于种种的缘故,写成了书面的语言,写成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它的作用是表达语言。那是我们写书法,学习写书法所写的字就是要人们共同都认识。我写完长篇大论,读的人都不认识,那就是失去了文字沟通语言的作用了,这是第一点。文字总要和语言相结合,总要让读的人看的人懂得你写的是什么。写完之后人都不认识,那么再高的也只是一种“天书”,人们不懂。 第二点,就是书法是艺术又是技术。讲起艺术两个字来,又很玄妙。但是它总需要有书写的方法,怎么样写出来既在文艺上让人们认识理解,写法上也很美观。在这样情况下,书法的技术是不能不讲的。当然技术并不等于艺术,技术表现不出书法特点的时候,那也就提不到艺术了。但是我觉得书法的技术,还是最重要的。尽管理论家认为技术是艺术里头的低层次,是入门的东西。不过我觉得由低到高,上多少层楼,你也得从第一层迈起。 第三点,文字本来就是语言的符号。中国古代第一部纯粹讲文字的书《说文解字》,说的是那个“文”,解的是那个“字”。但是他有一个目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为了讲经学,不用管他是孔孟还是谁,反正是古代圣人留下的经书。《说文解字》这本书就是为人读经书、解释经书服务的。《说文解字》我们说应该就是解释人们日常用的语言的那个符号,可是他给解释成全是讲经学所用的词和所用的字了。这就一下子把文字提高得非常之高。文字本来是记录我们发出的声音的符号。一提至经书,那就不得了了,被认为是日常用语不足以表达、不够资格表达的理论。这样,文字以至于写字的技术就是书法,就与经学拉上了关系,于是这个文字与书法的地位一下子就提高了,这是第一步。汉朝那个时候,写字都得提到文字是表达圣人的思想意识的高度来认识的。这样文字的价值就不是记载普通语言的,而是解释经学的了。 第四点,除了讲经学之外,后来又把书写文字跟科举结合起来了。科举是什么呢?科,说这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学问,有什么特殊的品德,给他定出一个名目来,这叫“科”;“举”是由地方上荐举出来,提出来,某某人、某某学者够这个资格,然后朝廷再考试,定出来这个人够做什么官的资格。古代我们就不说了,到明代、清朝就是这样的。从小时候进学当秀才,再高一层当举人,再高一层当进士,都要考试。进士里头又分两类:一类专入翰林,一类分到各部各县去做官。这种科举制度,原本应该是皇帝出了题目(当然也是文臣出题目),让这些人做,看这些人对政治解释得清楚不清楚。后来就要看他写的字整齐不整齐。所以科举的卷面要有四个字:黑、大、光、圆。黑色要黑,字要饱满,要撑满了格,笔画要光溜圆满,这个圆又讲笔道的效果。这样,书法又提高了一步,几乎与经学,与政治思想、政治才能都不相干了,就看成一种敲门的技术。我到那儿打打门,人家出来了,我能进去了,就是这么个手段。 这种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家长对孩子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孩子怎么有出息,怎么叫他们将来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不去多考虑,不让小孩去学德、智、体、美,很多应该打基础的东西。他让小孩子干嘛呢?许多家长让孩子写字。我不反对让小孩子去写字,小孩写字可以巩固对文字的认识,拿笔写一写印象会更牢固,让小孩学写字并没有错处。但是要孩子写出来与某某科的翰林、某个文人写的字一个样,我觉得这个距离就差得比较远了。甚至于许多小孩得过一次奖,就给小孩加上一个包袱,说我的书法得了一个头等奖,得了一个二等奖。他那个奖在他那个年龄里头,是在那个年龄程度里头选拔出来的,他算第一二等奖。过了几年小孩大了,由小学到初中,由高中到大学,他那个标准就不够了。大学生要是写出小学生的字来,甭说得头等奖了,我看应该罚他了。有的家长就是要把这个包袱给小孩加上。我在一个地方遇到一个人,这个人让小孩下学回来得写十篇大字,短一篇不给饭吃。我拍着桌子跟他嚷起来,我说:“孩子是你的不是我的,你让他饿死我也不管。那你一天要孩子写十篇大字,你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我现在跟朋友谈心,谈书法,但是我首先要破除这个做家长的错误认识。从前科举时代,从小孩就练,写得了之后,这科举那个卷摺,白摺子大卷子写的那个字呀,都跟印刷体一个样。某个字,哪一撇儿长一点都不行,哪一笔应该断开没断开也不行。这种苛求的弊病就是不言而喻了。 所以我觉得这第四点是说明书法被无限制地抬到了非常高的档次,这个不太适宜。书法是艺术,这与它是不是经学,与它够不够翰林是两回事,跟得不得什么杯,得不得大奖赛的头等到奖也是两回事。明白了这一点,家长对书法的认识,对小孩学书法的目的,就不一样了。 第五点,是说艺术理论家把书法和其他艺术相结合,因而书法也就高起来。比如现在有许多艺术理论家来讲书法,我不懂这个书法怎么是艺术。我就知道书法同是一个人写,这篇写得挂起来很好看,那篇写得挂起来不好看,说它怎么就好看了,我觉得并不是没有方法解剖的,但是要是提高到艺术理论上解释,还有待将来吧。 第六点,封建士大夫把书法的地位抬高,拿来对别的艺术贬低,或者轻视,说书法是最高的艺术。这句话要是作为艺术理论家来看,那我不知道对不对;要是作为书法家来看,说我这个就比你那个高,我觉得首先说这句话的人,他这个想法就有问题。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论语·泰伯》)说是像周公那样高明的圣人,假如他做人方面,思想方面,又骄傲又吝啬,这样其余再有什么本事也不足观了。如果说一个书法家,自称我的书法是最高的艺术,我觉得这样对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抬高的作用,而使人觉得这个人太浅了。 第七点,是说最近书法有一种思潮,就是革新派,想超越习惯。我认为一切事情你不革新它也革新。今天是几月几号,到了明天就不是这号了,不是这月这个日子了。一切事情都是往前进的,都是改变的。我这个人今年多大岁数,到明年我长了一岁了,这也是个记号,不过是拿年龄来记录罢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过了一天,我们这个身体的机能、健康各方面,都有变化。小孩是日见成长,老年人是日见衰退,这是自然的规律。书法这东西,我们看起来,自古至今变化了多少种形式,所以书法的革新是毫不待言的,你不革它也新。 问题是现在国外有这么几派思想,最近也影响到我们国内来,是什么呢?有一种少字派,写字不多写,就写一个字,最多写两个字,这叫少字派。他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来的?怎么想的呢?他是说书法总跟诗文联系着,我要写篇《兰亭序》,写首唐诗,这总跟诗文联着。我想把书法跟诗文脱离关系,怎么办呢?我就写一个“天”,写个“地”,写个“山”,写个“树”,这不就脱离文句了吗?不是一首诗了,也不是一篇文章了。这个人的想法是对的,是脱离长篇大论的文章了。但是一个字也仍然有一个意思,我写个“山”,说这个你在书里找不着,也不知这山说的是什么?我想没那事,只要一写底下一横上头号三根杈,谁都知道像个山。那么人的脑子里就立即联想起山的形象,所以这还是白费劲。这是一个。 还有一派呢,想摆脱字形,又是一个变化了。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干脆不要字形了,有的人写这个“字”呀,他就拿颜色什么的在一张不干的纸上画出一个圆圈来,或画出一个直道来,然后把水汪在这个纸上,水不渗下去,把颜色往里灌,一个笔里灌一段红,灌一段绿,灌一段黄,灌一段白,灌一段什么。这样一个圈里有各种颜色,变成这么一个花环,这样就摆脱字形了。我见过一本这样的著作,这样的作品,是印刷品。还有把这个笔画一排,很匀的一排,全是道儿,不管横道还是竖道,它也是各种颜色都有,还说这东西古代也有,就是所谓“折钗股”、“屋漏痕”。雨水从房顶上流下来,在墙上形成黄颜色的那么一道痕迹,这本来是古代人所用的一种比喻,是说写字不要把笔毛起止的痕迹都给人看得那么清楚,你下笔怎么描怎么圈,怎么转折,让人看着很自然就那么一道下来,仿佛你都看不见开始那笔道是怎么写的,收笔的时候是怎么收,就是自然的那么一道,像旧房子漏了雨,在墙上留下水的痕迹一样。这古代的“屋漏痕”只不过是个比喻,说写字的笔画要纯出自然,没有描摩的痕迹。满墙泼下来那水也不一定有那么听话,一道道的都是直流下来的。摆脱字的形体而成为另一种的笔画,这就与字形脱离,脱离倒是脱离了,你这是干什么呢?那有什么用处呢?在纸上横七竖八画了许多道儿,反正我绝不在墙上挂那么一张画,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最近头晕,我要看个呢,那会增加我的头晕,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觉得创新、革新是有它的自然规律的。革新尽管革新,革新是人有意去“革”是一种,自然的进步改革这又是一种。有意的总不如无意的,有意的里头总有使人觉得是有意造作的地方。这是第一章讲的这些个小点。就是这认为写字首先要破除迷信。破除迷信这个想法将贯穿在我这十几章里头。 记者:启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采访,您是我们书法界的老前辈,学问、书法享誉海内外。能不能先清您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学书、治学这样一条道路的? 启功:感谢《书法》杂志和各位朋友对我的关心。老前辈、学问、书法如何如何,我不敢当。我一直认为,我够不上一个书法家。我的职业是教书,写字、画画都是业余爱好。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我祖父能画些写意花卉,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受了祖父的熏陶。因为常看到他老人家拿着笔,花鸟虫鱼,草草几笔而成。那时我想当个画家挺有意思的;后来就拜贾义民先生为师。贾先生博通画史,对于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常带我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书画;后来又介绍我认识吴镜汀先生,跟吴先生学。学了一段,挺有长进。慢慢就有人求画来了。有一次,一位长亲命我画一幅画,说要装裱后挂起来,我感到很光荣。但长亲又说:"画完后你不要落款,请你的老师题写。"那意思是说,我的字太差,这对我刺激很大。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写好字,给自己争口气。这样,一辈子就跟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承恩师陈垣先生的提携,在辅仁大学教国文,研究诗词、韵律、文法。抗战胜利后当过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负责鉴定古书和文物,也在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兼过教授。解放后又参加过《红楼梦》程乙本注释、《清史稿》标点。这些都是对我一生很有意义的经历。因为学海无涯,每一个工作都促使我去学习、研究,这样我也就在文史、文物、书画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不敢说有多少成就,一辈子都在学倒是真的。学问方面是这样,书法方面也是这样。 记者:您学习书法是从哪里入手的?能不能请您在这方面具体谈一谈?? 启功: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首诗,收在了前几年出的《论书绝句》里,第四首是这样写的:"先摹赵董后欧阳,晚爱诚悬竞体芳。偶作擘窠钉壁看,旁人多说似成王。"诗后边我作了说明:我六岁入家塾,最早学的是先祖自临的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蒙着帖照着写。后来十一岁见到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略识其笔趣,但那时对笔法理解还很肤浅,谈不上学书。二十多岁时得到赵孟钍椤兜ò捅罚乇鹣不叮Я艘欢问奔洌怂滴业淖窒裼㈧阏5笔蔽已Щ没箍梢裕饪钭帜芽础S谑茄Ф洳眯醋中衅橇Σ恍小:罄吹玫铰拚裼癫亍端瓮鼐懦晒肪”荆恢撬稳酥乜痰模迦蠓屎瘢衔秽茨#谑侵鹱忠岳焦赐囟澳≈馐俏已榈拇蛑基功夫。以后杂临碑帖以及历代名家墨迹,其中又以临习智永《千字文》墨迹时间最久,下功夫最深,学得也最苦。要说学习的经验,我觉得写字要做到"骨肉不偏",很难。为了增强字的骨力,又临《玄秘塔碑》若干通。这样经过几年努力,偶尔给人用楷字写对联,人见了就说我的书法是学乾隆时的成亲王的,实际上成亲王的帖我一次也没有临过。 记者:清代书法家梁山舟与张芑堂论书,曰"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看次之,多写又次之"。晚清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又加以"二要":"一要品高,二要学富。"您觉得一个人要在书法方面有所成就,应该怎样设计自己的道路?这"三要"、"二要",应该以哪个为先? 启功:这五种啊,后两种我都不配。 "品高"我不配,我不配谈品高,我也不配谈学术有什么收获。那前三种我是这么想:多看、多写是真的。张芑堂说第一要天分。这个天分就很难说了?有人很笨,写久了也能成他一个规格、体势。多看是重要的,多写也是重要的。无论如何,眼睛老看,手老写,看得丰富极了,他也就可以随便批评谁对谁不对了。当然那个对不对的内容,他说的就未必对了。你想想,各人一个手法,各人一个习惯,他说不合他那个习惯,就不对,那恐怕也不合适。所以我觉得还是得多看多写。多写多看这才重要;但是只多看多写还是不行,我觉得还得多临。拿那个古代某一家的方法,他那个结构、位置很重要、我是这么想的--这是我个人一个不成熟的感觉-- 我曾想,写字有三个次序:把一个字拿来,鉴赏一个字,比如是"天"或者是"三",简单的笔画。眼睛看着,手底下笔写着,写完了并不好看。第二就摹着写。薄纸铺在帖上头。现在更方便了,有塑料薄膜,蒙在帖上,不致泅到帖上。按着笔画写。第三,就对着字帖再写。经过这三个,就截然不同了。我这是笨办法。我觉得临也很重要,光看恐怕不解决问题。 另外,我觉得梁山舟、张芑堂、杨惺吾三家论学书入门,有一个不足的地方,都是偏向"神",这是不全面的。如果一个学书的人对字的"形"尚不熟练,怎么能看其"神"?所以我以为,学书入门似宜先熟记其"形"。记"形"的方法,应该先记其形状、长短。如某字某笔长、某笔短,什么角度,什么方向,等等,实际上书法问题,在基础阶段,都是很细碎具体的东西,你会了就有模样,不会就没模样。所以初学的儿童,应该先写"照格",蒙着写;后写"背格"。熟悉了,再看帖写字。如果初学的识字不多,即要求其看"神",问其神要行要坐,还是要飞,恐怕未必能说得出来。拙见以为,入门者(只论初学,不论年龄),先看帖上一个字,即仿写一个字;二用透明纸罩在帖上描写一次;三,再对帖临写一次。如此写上一段时间,而逐渐记住某字某笔长,某笔弯弯曲……字的形状逐渐熟悉记住,这样入门,从"形"到"神"(全貌)就逐渐可以了然。 记者:古代书家谈学书、临帖,很多人说先要"入帖",然后再"出帖",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启功:"入帖"、"出帖"前人确实谈得很多,但有些说法过于绝对化。我觉得"临帖"如同写静物、画石膏像、画模特儿,没有什么秘密。眼手相应,日久熟练,并无神秘可言。一个文盲,签字时他只能画"十"字。三个文盲同时各画一个"十"字,一定是既有相同,也都互相不一样:他们三人都能写出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 "十",是因为有一个标准的"十"在大家心中,大家都照着心中的这个标准写,这就是"入帖",但每个人总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互相不一样,有个性风格,所以 "出帖"也是自然的。我过去曾讲过,"临帖"要完全达到和古人一样是很难的,不"出"也得"出"。学一点古人的,在达不到的地方,自己想办法变通解决,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慢慢的个人的特点也就有了。很多书家的风格实际上就是这样形成的。 记者:您的《论书绝句》里面还有两句诗,说"透过刀锋看笔锋"、"半生师笔不师刀"。这里的"师笔"、"师刀"怎么理解,您能否作一些解释? 启功:"师笔"、"师刀"不是什么"神话"。从前没有摄影、影印,碑上、帖上的字都是刻出来、拓出来的。一个笔画,至少要上下左右四下而刻成,让人看了觉得是方块,实际上在写者只是一抹而成。近人便说古人用"方笔",不用"圆笔"。又说古人用笔按"八卦"方向,有"始艮终乾"之说。这是用锥形毛笔画出方形笔画,这样写字,每笔描成方形,不应是运笔写字的常道。一块碑上几千个字,如果每笔都这样画,那多么久远才能写完呢?我们看古碑"笔道儿"刻成方块形状的字,要看笔道儿之间的关系、方向、斜正、距离,把它们背后的笔法看出来,它们多属一挥而成的一笔,而不是一个方块。这就是我的"师笔"不"师刀"的意思。我以为书法是毛笔书写的艺术,刀刻是不得已的变通手法。所以说"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正确的笔法,应该在笔写的书迹中找;看刀刻的碑刻,要透过刀法看笔法。而不要见了矫揉造作、毫不自然的刀刻效果,以为这就是古人笔法。 记者:赵孟钣幸桓鲋鄣悖"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您怎么看这两者的关系? 启功: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用笔与结字,哪个重要?我认为结字重于用笔。理由很简单,"用笔"管的是笔画的形状问题,"结字"管的是整体的效果问题。一个字笔画不够标准优美,但摆好了,这个形象还能凑合过得去;如果笔画局部都很优美,但摆得东倒西歪,那能不能成字都将成为问题,还谈得上什么美?王羲之的书法是历史公认好的,但如果我们把帖里的字剪一个出来,把笔画分别铰开,随便一摆,那还能是王羲之吗?所以"用笔"和"结字"问题,虽说两者不可偏废,对书法学习来说,我认为还是应该以"结字"为先。尤其是初学者。以我个人的体会,"结字"是有规律可循的,掌握好了可得事半功倍之效。一是字的比例,漂亮的字几乎都存在一个五比八的规律,这正好和西方艺术理沦中的所谓"黄金分割率"相合。这是通过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可指导每个字的书写。二是注意字的重心,一般说来,造型优美的字,重心不在字的正中间,而在中间偏左上方一点的位置,这是因为人们的视觉误差和审美习惯造成的。这一规律也非常重要,决定汉字形象最终能否写得优美。 记者:启先生,以前我在报章上曾看到,说您谈到书法学习,曾提出学书要有"三问",对初学者很重要。这是您个人学习心得的总结吧! 启功:其实也是前辈的教训。"三问"是"问人"、"问己"还有"问墙"。所谓"问人",就是在初学的时候,要经常找机会向身边的前辈或书家请教,问一问他们的心得,吸收他们的经验。尤其是那些有丰富经验和独到见解的老前辈,他们的话语重心长,要认真地领会、严格地执行,不要马虎、随意,自作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问的人多了,见的广了,过个三五年,自己的认识也提高了。这时就要多动脑筋,问一下自己该怎么写,自己感觉怎样好就怎样写,即所渭的"问己"。再随着时间的推移,应当把字放在墙上看看,看看能不能撑得住墙。有句老话,叫「字怕悬」,在下面写的时候看着挺好,放在墙上看就不大好啦。这时候你就要想法纠正这种差别。此后,你还要经常请别人看看墙上的字如何,是否符合大众的审美要求。大家说好的地方可考虑保留,大家说不好的地方就应该考虑修改。这样反复地修改练习,就会和书法应有的规律相吻合,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字的规律写,慢慢走向成熟,成为有造诣的书家。这就是"问墙"。 记者:书法史上很多书家把"德"、"学"作为书法艺术的内在要求,但历史上确实不少大学者、儒学大师书法一般。怎么理解这一矛盾现象?在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的社会条件下,书法家应该怎样立身处世? 启功:"德"和"学"每个人都要讲求,但这是社会问题、道德问题,与艺术方法不是一回事。宋代的蔡京、秦桧是坏人,但他们的字写得很好。后来的朱元璋、袁世凯,写得也不坏。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大家也向他们歌功颂德。假如拿出他们写的残纸片,大家不知是谁写的,那又怎么评论写这字的人是好是坏呢?写字的人,多半是知识分子。既是知识分子,就要知道仁义道德。所以书家讲道德,理所应当。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但做人的基本原则总还是不能丢,总不能把礼义廉耻都扔一边。这不仅仅是对书法家的要求,对整个社会都应如此。写字与德、学是两个问题。这好比我们世俗的人见一个僧人,先问他是否吃肉喝酒,如吃肉喝酒就认为他不算好和尚。其实佛释迦牟尼出家后,每天挨家乞食,也没听说佛乞素食。佛不专乞素食,难道就是假佛吗?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启先生,能否请您谈淡对近二十年书法发展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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