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湖南省的省会，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城市。
长沙市现辖长沙、望城、测阳、宁乡4县(市)。地处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西、南、北分别与本省的娄底、株洲、湘潭、益阳、岳阳5市(地区)相邻，东与江西省豹铜鼓、宜春、萍乡3市(地区)交界；东西长233公里，南北宽90公里，面积 l1825平方公里。境内高山挺拔、丘岗起伏，河川纵横、平原舒展，丰姿多采，景色迷人。
这是一个神奇、古老而美丽的地方。
翻开长沙地质史册，早在人类出现以前那更遥远、漫长的时代，这里曾经历过“沧海变桑田”的巨大变迁，经历了几亿年来地质史上多次的地壳运动。
在距今6亿年的古生代以前，湖南大部分地区都是一片汪洋大海，长抄还沉睡在一个巨大的海槽之中。到2亿年前的中生代三迭纪，海水从湖南退去，长沙结束了海浸的历史，显露出她的山地、丘岗。又经过几千万年，发生了中生代末的燕山运动，长沙以北的“江南古陆”断陷，形成洞庭盆地；雪峰山和幕阜出被隔离，分峙于东、西两侧；南部的山岭升起，长沙的地质骨架初步形成。直到300—200万年前的第三纪末至第四纪的新构造运动，最后形成了与今天大致相仿的长沙地形地貌：东、西两端山地环绕，雄伟峻峭，中部渐趋低平；南部丘岗起伏，向北倾斜，逐渐平坦开阔。全省最大河流湘江由南而北，从中穿过，浏阳河、捞刀河、沩水河、靳江河等10多条河流分别自东、西两翼汇人湘江，构成繁密的树枝状水系。河流沿岸形成了诸多狭长的河谷平原。
在现代长沙地貌基本形成的时期，长沙地区的亚热带气候也逐渐形成，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气候温暖。茂密的森林里，虎豹出没，猿猴嬉戏；繁茂的灌丛中，生活着野生的猪、牛、羊、猫、狗、兔……；稠密的江河湖沼，有各种各样的鱼类；沿水的河谷平原土质肥沃、松疏，植被丰厚。
温暖的气候、充沛的水源、肥沃的土地，丰富的动物和植物资源，为人类的生息繁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类在长沙的历史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
大约在距今15—20万年以前，长沙就有了人类的活动，进入旧石器时代。1991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湘江支流捞刀河流域的浏阳市永安镇芦塘村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一批打制石器。这个遗址处于一海拔65米的小山丘上，—面连山，三面开阔，距离捞刀河床仅1000米左右。出土的石器都是以河床砾石打制面成，典型的为尖状器和砍砸器。经专家鉴定，这些石器制作于中更新世纪晚期，相对年代为15—20万年前。自浏阳永安塘芦镇旧石器遗址发现之后，几年来，人们又在今天繁华热闹的长沙市区，多次发现了属于这一时期的石器。
长沙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向我们展示出长沙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的生动情景。这时的长沙人过着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为了躲避滔滔的洪水和防御猛兽的侵袭，他们结成一个个原始群体，栖息在湘江流域沿河溪两岸的台地和山丘上。他们已学会了制造工具，从河边捡来坚硬的砾石块，经过摔打或锤中，做成一面锋利的尖状器和砍砸器，去采集野果、猎取野兽，从大自然获取食物。长沙的古人类就是以这一极其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渡过了漫长的年代，从而揭开了长沙历史的第一页。
经过15—20万年的发展，长沙的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古人类在长沙的活动更为广泛，今长沙市区和长沙县、望城县、浏阳市都发现了他们的遗迹。
距今大约7000年前的长沙县南说大塘遗址，是长沙新石器时代的最早代表。这个遗址处于湘江的一段河滩上，附近原有一处台地葫芦山和一片低洼地。1986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石斧、石凿、石磷、石镰等，分别以燧石、页岩、卵石经过磨制和多次加工而成，类型分明，器型完整。其中，石凿多用长条状卵石将一端磨成刃口。石镰为横一字形，一端磨尖，另一端磨出几道缺口以绑扎镰柄，刃部略有弧度。陶器分泥质陶、夹砂陶两类，有陶釜、碗、罐、盘等炊器、盛食器和盛水器，不少釜的底部还可以见到烟火熏饶的痕迹。
长沙县南大塘遗址，其年代与我国著名的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放相同；其文化类型与我国江汉平原的大溪遗址文化相似，属于湖南大溪文化。这一遗址的发现 ，表明在7000年前；长莎的古人类已经脱离了原始人群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状态；开始定居下来；炊煮熟食，形成了一个个的聚落，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这时，长沙先民已经在使用多种磨制石器，用石斧和石凿锄掘土地，用石镰收割谷物，进行原始的农业生产。他们已有了原始的制陶业。能用泥土烧制出各种形状和用途的器皿，并绘上红色或黑色的图形、图案。我们的先民们就是这样生活在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社会组织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过着财产公有、相互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但又极其艰苦而贫乏的生活。
大约距今5000年前，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屈家岭文化阶段。1988年12月，在捞刀河流域长沙县广福乡梅藐村发掘的腰塘遗址，是这一阶段的代表。这里出土了大批陶器和石器，发现了一座面积16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房基、状似粟米的农作物颗粒和一些鹿角、兽骨。这时的长沙先民，制作陶器和石器的技术又有了提高，并学会了建造房屋。他们已能烧制鼎、豆、留、盘等器形复杂的陶器，磨制扁平小型的石器并在上面钻孔。他们建的房子，房坑深入地面 l米，呈椭圆形，士坑四壁为墙，屋顶以茅草覆盖。这种房屋，虽然还十分粗糙简陋，但它是我们的长沙先民摆脱穴居野处状态的一个巨大进步。
距今约4500年，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龙山文化阶段。这一阶段的遗址，在长沙有更多的发现，分布于湘江及其各主要支流流域。浏阳樟树潭遗址、长沙县的月亮山遗址和团里山遗址是这一阶段的代表。这些遗址，面积很大，浏阳樟树潭遗址和长沙县月亮山遗址都位于浏阳河沿岸，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出土的陶器和石器，数量和种类都更多。石器有斧、面、凿、刀、矛、铲和纺轮等，其中不少形体精细、磨制光滑。陶器有鼎、釜、豆、盘、罐、缸、壶、 、瓮、碗和网坠等，器形各异，纹饰多样。月亮山遗址还出土了少量的玉制装饰件。这些默默无声的遗物、遗存说明：4500年前的长沙有了原始的农业，渔猎仍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原始制陶业、石器加工技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已产生原始的纺织和玉器加工技术。
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是我国原始社会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前后相承的文化形态，而长沙地区从腰塘遗址到樟树潭、月亮山等遗址，正是这两种文化的反映，也是父系氏族社会在长沙地区的一系列缩影。生活在湘浏河谷丘岗平原一个个原始村落中的长沙先民，经过极其艰难的跋涉，已经进入了原始社会的后期。
长沙的远古时代，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也留下了很多传说。
据传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和黄帝，他们都曾来过长沙。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为了征服天下，曾“披山通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后来就把长沙这片地土封给了他的儿子少昊氏。宋朝罗泌的《路史》记载：少昊氏“始于云阳，胙土长沙”。胙，即赏赐。明朝崇祯年间的《长沙府志》说：“长沙开疆，原自云阳少昊”。据此，传说中的少昊氏是远古长沙的一个氏族首领，是开发长沙的第一人。
炎帝更是与长沙有密切的联系。晋朝皇甫温的《帝王世纪》说，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路史》也说，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罗泌之子罗萍注：“炎帝今在麻陂”，并说唐代就有人祭把，宋代乾德五年(967年)修建炎帝庙。“丁未(宋淳熙十四年， l187年)春”，罗萍还亲自来过此地。麻陂为宋代茶陵县地，后划归 县(今炎陵县)，古代属长沙。据传说，炎帝是我国农业的创始者，他教人作耒耥，种五谷，世称神农氏。又说他为民治病，遍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因尝断肠草而逝。炎帝在长沙的传说，正是长沙地区原始社会从采集狩猎经济到原始农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到尧、舜、禹时代，我国南方出现了一个“三苗之国”，即一个新的氏族部落集团。今天的长沙，既是古三苗国分布与活动的重要地域。《战国策》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兹之波，右洞庭之水”。司马迁说：“三苗在江淮、荆州。”唐朝的杜佑更明确地指出：“潭州，古三苗之地。”传说，以尧舜为首的华夏部落曾与三苗发生过长期的战争，多次打败三苗。因此，三苗大部分逃入深山溪峒或向西南山林迁徒，成为后来“荆蛮”、“长沙蛮”和湖南境内以及云贵苗、瑶、侗各民族的祖先。
据传说，舜为了征讨三苗，曾“济沅湘以南征”，过长抄奏韶乐，“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即今永州九疑山。他的两位妃子，尧的女儿娥皇与女英“奔赴哭之，陨于湘江”，后葬在今岳阳君山。二妃的重义多情，自古传为佳话，被尊称为“湘水之神”。
舜之后，禹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传说禹继位后曾铸九鼎，划天下为九州。长沙属于荆州。他为征伐三苗和治理洪水，走遍中原大地。并过长江，越洞庭，行至苍梧之野，在衡湘一带留下了“茫茫禹迹”和很多传说。长沙岳麓山顶的禹王碑，那形似蝌蚪的碑文有人推测记载的是大禹“参身洪流……久旅忘家，宿岳麓庭”的事迹；山下的“禹迹溪”，又名“拖船坳”，是古传说中“大禹疏凿开山之径”的遗迹。
这种种的传说，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幅洪荒时代的长沙和长沙先民艰难创世的图景。
商周扬越之地
公元前21世纪，禹的儿子启继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在此之后，直到公元前770年，我国北方又先后出现了商和西周两个级隶制王朝。夏、商和西周，史称“三代”，是我国奴隶制时代的开端、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在这长达1400多年曲时间里，3个奴隶制王朝都曾多次兴师南下，渡过汉水、长江向洞庭湖南北的原始部落发动战争，但都未能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的统治，包括长沙在内的湖南广大地区仍然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
夏朝之时，长沙仍然属千古三苗国。据《国语》记载，夏的军队曾对三苗大张挞伐，彻底疗败了三苗部落。三苗祭祀先祖的宗庙被摧毁，庙堂里的礼器被焚烧，大批的三苗人沦为夏朝的奴隶。
到商、周时代，古三苗国消失了，但三苗的后裔仍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仍被称为“扬越”，又叫“荆蛮”。因此，史称这时的长沙为“扬越之地”。当时，我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生活着一个古老、庞大的民族——越人，即古籍中所谓：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扬越即是古越人的支系，而生活在长沙的越人则是扬越的一支。在漫长的岁月中，古越人创造和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越文化，以拍印的几何纹饰硬陶即印纹硬陶是其最有代表性的特征。近几十年来，长沙发掘的商周时代遗址如长沙杨家山、宁乡炭河里、浏阳樟树潭上层等处，都发现了具有古越文化风格的遗物：各种与中原地区制作风格迥异的石器、灰色或黑色几何纹饰的印纹硬陶残片等。
商、周时期，北方奴隶主王朝对南方“荆蛮”、“扬越”的战争更为频繁。
据古史记载，商朝初期，商的军队曾大举南下，侵伐“荆蛮”。 当时，“汉南之国”即汉水以南的各部落听说商王汤很有德行，纷纷表示归顾。至商中期，商王武丁再次征讨“荆窜”。《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聚入其阻，衰荆之旅”的诗句即描绘了这场战争：商王的军队奋扬威武，讨伐“荆蛮”，深入到险阻之内，打败了“荆蛮”，俘获了大批人口。
西周对“荆蛮”、“扬越”的战争多是在西周中期以后进行的。据《竹书纪年公记载，周昭王曾3次南征，但都遭到“荆蛮”的强烈反抗，最后“南巡不返”，“卒于江上”。传说周昭王“南巡”时已到了长沙，今长沙与湘潭之间临湘江而立的“昭山”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山下有深潭名“昭潭”，即昭王葬身之所。周昭王以后，周穆王、周宣王又继续用兵“扬越之地”。《竹书纪年》说：“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师”；《诗经·小雅·采芑》云：周宣王命元老方叔率师伐荆蛮，“其车三干”。可见其声威之大。
商周手朝对“扬越”的战争，虽然未能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直接的统治，但也使“扬越之地”一度成为商周的“南服”，迫使“荆蛮”服威纳贡。《逸周书·王会》载，周初营建雒邑告成，各方诸侯来贺，贡献方物，其中有“长沙鳖”一种。长沙江湖交汇，出产的鳖鱼肉鲜味美，已成了朝见天子的贡品，这也是“长沙”一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
“来自中原的奴隶主王朝还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曾使用过的种种器物”。近50年来，长抄地区出士和发现了大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不仅为湖南全省之冠，即在全国也是少见的。其中，如宁乡县出土的兽面纹提梁卤、兽面纹分挡鼎，浏阳出土的兽面纹提梁卤，长沙县出土的甭钟，望城县出土的兽面纹颜等等，其器形、纹饰、铭文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相似，有的甚至完全一样。卤、鼎、甭、颜是古代王室和贵族祭祀的礼乐器。商周入迷信鬼神，注重礼制，好祭把天地、山川、鬼神、祖先和战争中阵亡的将士， 既使征伐在外也依时举行。每逢祭典，这些以青铜制作的鼎、甭、颜便满盛佳肴，尊斟上美酒，钟鼓齐鸣，烟火绦绕，甚是庄严肃穆。这一部分青铜器，很可能就是商周王朝的军队和贵族随带而来的。
商周王朝中原文化的不断传人，促进了长沙的开发。当时，长沙古越人仍然是居住在茅草覆盖的半地穴式房屋，过着氏族制公社的生活，还是以石器作为主要的工具，进行刀耕火种式的生产。商代中期，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传人长沙，长沙越人开始使用和制造青铜工具铜斧，到西周后期又有了铜制的 和插。 即大锄，是一种重要的松土工具。插，即耙，用于松土和起土，青铜斧、 和插，在宁乡、浏阳和邻近长沙的湘潭、茶陵、岳阳都曾有出土。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的出现，表明此时长沙地区已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发展到 耕农业阶段。湘浏河谷丘原上的肥沃土地正在被一片片地开发出来。
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商周时代的长沙，也进入了青铜时代。处于原始状态中的长沙越人，学会了青铜铸造技术，不仅能制造青铜工具，而且还制造出了形制考究、纹饰精美的青铜容器、乐器。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沙出土的大批商周青铜器，大多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越族风格，充分显示了长沙商周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1938年宁乡出士的著名的四羊方尊，造型奇特、形象逼真、纹饰精细，是商周青铜器中罕见的珍品。1959年以来宁乡和长沙县出士的十几件铜镜，均以怪兽、虎、象、牛等为主纹装饰，一般重70—80公斤，最大的221．5公斤，为目前我国最大的商代铜镜。考古学界认为，这些青铜器形体高大厚重、纹饰优雅且多以动物造型，与中原青铜器的庄严凝重和图案化倾向相比，更显得形象生动、秀丽精巧。
“扬越之地”长沙，在我国青铜时代也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南重镇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奴隶社会崩溃和封建制度确立的时代。新旧交替、风云激荡，长沙地区的历史也随之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春秋晚期，楚国的势力进入长沙，把长沙纳入她的统治之下。从此，楚人代替了越人，成为长沙居民的主体，“扬越之地”长沙，成了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这片长期以来处于原始状态中的土地也从此跨过奴隶制时代，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
楚，又称荆楚，传说是祝融氏的后裔发展起来的部族。西周初年，周成王以楚始祖 熊曾有功于周，封其曾孙熊绎于江汉之地，始建楚国。熊绎率领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到熊渠时，即“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逐渐富强起来。春秋初期，楚国势力迅速壮大，进而北伐中原，东征江淮，版图不断扩大。
这时，楚国的视野又射向江汉以南，开始了对湖南的扩张。春秋初，楚国的势力分东、西两路南侵。西路从都城郢(今湖北江陵)一带越过长江，进入洞庭湖西部的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地区；东部自鄂地出发，沿洞庭湖东岸和湘江下游南进。到春秋中期，楚国在湖南的扩张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西路，征服了“百濮”的反抗，兵锋所指，已达湘西的丛山峻岭之中，后来又在此设立黔中郡作为它在湘西北的统治中心，随后转而东向，进入资水流域，推进到今益阳、宁乡等地。在东路，则已进入洞庭湖以南的河港水网地带，并将它在江北、中原地区所灭掉的罗子国和糜子国的遗民迁到今泪罗、岳阳一带，建立起了重要的军事据点。楚国南下之师几乎是锐不可挡，其前锋已从东、西两个方向逼近了长沙。大约在春秋晚期，楚国的势力进入长沙地区，把这里纳入到它的统治之下。“成王恽元年……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①这即是春秋时期楚国在大江重湖之南开疆辟土、胜利进军的宝贵记载。
长沙，地处湘江下游，腹地平衍，北临洞庭，为荆郢之唇齿；南界五岭，控湖湘之上游，西接黔中，东交颐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楚人人据长沙以后，在这里屯聚粮草，驻扎军队，随即又由此沿江而上，深入湘南。长沙成为楚国往南拓展的重要据点。
战国初，地处江浙的越国灭亡吴国，又起而与楚国争夺在东南地区的霸主地位，楚越对峙开始。长沙又成为楚国东南边睡的要塞。越王无疆时，齐国派使者前往劝他西征楚国，说“复 、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这里的“庞”，即今衡阳，处长沙之南；“无假关”在今岳阳与湘阴之间，为长沙之北，两地至汉代时仍属长沙。可见长沙其时不仅是楚国的粮仓，而且在军事上也极为重要，是楚越之争的要地。
战国中期，楚悼王任用著名的政治家吴起为相，实行变法。楚国力更为强盛，对南方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席卷沅湘”，“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把湖南全境都纳入了楚的政治版图。至楚怀王时，发展为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干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泱泱大国。长沙则成为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从洞庭到南岭包括湘北、湘中、湘南广阔地域的政治军事中心。这时，楚国已在长沙建立了城邑，在城外依山临水之处修筑了戍城、戍所，并有文臣武将驻节于此，以守卫重镇长沙。1951—1957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子弹库、浏城桥等处发掘了一批大中型战国时期楚墓。其葬具分别为二棺二椁或二棺一椁，随葬礼器中的列鼎是5件一套。据“周礼”，这都是属于大夫一级的规格，可知这些墓的主人都是职位仅次于卿的大夫级官员。其中浏城桥 l号墓并随葬有兵器93件，表明这位身为大夫的墓主人又是一位统兵作战的将军。据地方志记载，楚怀王时的上官大夫靳尚曾封于宁乡，传说今宁乡之靳江就是因此而得名。他死后即葬在今宁乡麻山乡罗田村，墓旁有田名“上官丘”，靳江在墓前流过，至今墓址尚在。
作为军事大国楚国，索有兵器锋利”渗如蜂虿”之称，连强秦的｀国君也为之心怖，叹曰“吾闻楚之铁剑利”。骁勇善战的楚人也为我们在地下保留了大量更直观、更生动的证物。近50年来，长沙地区发掘清理楚墓3000多座，出士了大量楚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即是用于攻伐征战的兵器。其数量之多，令人惊讶，仅剑一类，就有铜剑500多柄、铁剑和钢剑31柄。有的墓葬，戈、剑、矛成套出现，甚至同一墓葬竟出士有完整的2套。种类也十分齐全，有剑、戈、矛、戟、铤、镞、弩、盾、弓、矢等，包括了步战、车战、近战、远射、攻击、防卫所需的各种兵器，也包括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军事武器。杨家山春秋晚期墓出土的一柄钢剑，长38．4厘米、宽2—6厘米，系以中碳钢制成并经反复锻打和高温退火，是我国发现的最早一把钢剑。浏城桥 l号墓出士的长达3．1米的木柄铜戟、2．8米的藤柄铜矛等长兵器，坚锐轻便，颇为少见。扫把塘楚墓出士的弩机，全长51．8厘米，各种构件保存完好，系利用杠杆原理制成，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把全弩。
楚人的进入，使长沙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数百年的战争，长沙古越人消失了，楚人成为长沙居民的主体；朴实淳厚的古越文化也为色彩斑谰的楚文化所替代。楚人的南来，又传入了中原和江汉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使长沙地区进入了铁器时代，促进了长沙的开发。这时的楚国已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化，其社会制度也随着它的武力征伐移植到新开辟的疆土，长沙从而也结束了自商周以来又延续了1000多年的原始状态，而直接跨入了封建社会。
到楚怀王时，楚国由于政治腐败，外交失策，国势日弱，各诸侯国特别是强大的秦国乘机对楚国发起了接二连三的战争。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攻陷楚都郢，楚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国都沦亡，山河破碎，使楚国朝野上下为之震惊，为之哀恸。这时，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流放湖南，正在长沙，闻此疆耗，悲愤不已，感到楚国的前途已经绝望，“颜色慌瘁，形容枯搞”，写下著名的诗篇《渔父》、《怀沙》：“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遂于这年的五月初五日，自投泪罗江而死。屈原悲愤殉国，极大地震动了湖湘人民，长沙楚民无不悲痛奔号。屈原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他大量不朽的诗篇，从此在湖湘间流传下来，成为激励人们为救国救民而艰难求索、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力量。
在屈原自沉汨江之时，秦楚战争还在猛烈地进行。前277年，秦国分两路进军，大举击楚，一路以蜀守张若带领，自四川顺江而下，攻占巫郡；一路由白起统率，从郢城南下，占领黔中郡。 随后，两路挥戈东进，直逼湘江流域。据《韩非子·初见秦篇》载：“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这里的“江南”， 即指长江、洞庭湖以南至南岭的广大地区。楚国的江南重镇长沙，很可能也在这次战争中被秦军所夺取了。
然而，秦军却突然中止了它的进攻。前276年，楚顷襄王收集东部兵力10余万，乘机反攻，“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收复了大片失地。“江旁”即指“江南”，其“十五邑”自当也包括长沙在内。从此，长沙又成为楚国西南边睡重镇，大批楚国的贵族、官员流亡而来，与本地军民一道，在这里坚持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抗秦斗争。
前230年，雄才大略的秦王赢政“奋六世之余烈”，开始了统一六国的战争。几年中即灭亡中原韩、魏等国，接着举兵伐楚。楚王惊怖之余，答应“献青阳以西”的土地，以阻缓秦军凌厉的进攻。但长沙军民没有停止抵抗，并一度发兵北上，袭击秦国的南郡。于是，秦国最后灭楚的战争在江东展开。前224年，秦王以老将王翦统带60万大军攻打楚国，杀楚将项燕，大败楚军。次中，攻拔楚都，俘虏楚王负刍。前222年，王翦统兵南下，打败楚军在江南的余部。至此，以长沙为政治军事中心的江南之地被秦国所征服，建国800多年，一度中分天下、统一中国南部的楚国宣告灭亡。
秦代长沙郡
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如风卷残云，迅猛激烈；至公元前221年最后灭齐，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
秦朝建立之后，秦始皇采纳巫相李斯的建议，废诸侯，立郡县，分天下为36郡。在原楚国的“江南”之地，正式设立长沙郡。据《汉书·地理志》载：“长沙国，秦郡。”南朝郦道元《水经注》亦云：“秦灭楚，立长沙郡。”从此，长沙开始纳入全国统一的政治体制，并第一次明确地以一个行政区域载入史册。
秦代的长沙郡，以今长沙地区为中心，北起洞庭，南逾五岭，东邻鄱阳湖西岸和罗霄山脉，西接沅水流域。据明朝祟帧年间编《长沙府志》沿革所述，秦代长沙郡下设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宋、桂阳等9县。这是古代长沙最早的一批县级行政区域，其范围包括了今岳阳、长沙、湘潭、株洲、益阳、衡阳、邵阳、娄底、郴州、零陵等10个地市，以及鄂南、赣西北和广东的连县、广西的全州等地，面积几乎相当于今天整个的湖南省。其中湘县即今长沙、望城、宁乡、浏阳4县(市)地，故城在今长沙市区之内，为长沙郡治所，是郡的最高军政长官的驻节之处，也就是辖境广阔的长沙郡的政治军事中心。
由于年代久远，又因秦朝命运短促，二世即亡，有关秦朝长沙郡的历史大多已湮没无闻了。今天我们只能根据秦朝统一的郡县制度，为之描绘出一个粗淡的轮廓。秦代的长沙郡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其最高行政长官为郡守，并设有郡尉管军事，监御史掌监察。郡下各县，行政长官为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称县长)，又设有县尉掌军事和治安，县远掌司法和税务。县以下设乡、亭、里等社会基层行政单位，有三老、亭长、里正等职，以禀承郡县的命令实施对社会的统治。可见，秦代的长沙郡已有了一整套上承中央，下至县，以至社会基层的层层相辖的军政设施。在此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长沙的地方行政系统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衍变和发展起来的。
长沙郡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也比战国时期更为重要。它北有洞庭重湖，南有五岭屏障，发源于岭南的湘江流贯全境，连通南北，交会东西，为秦帝国南部疆域的重镇名城。浩淼无涯的洞庭湖，阻隔关山，是长沙的北部门户。据清朝光绪年间所修《湘阴县图志》载：洞庭湖“中有磊石山、秦骑望两处，高踞全湖，周望万顷，铜盆、万石两汊，为湖中栖泊要害，南北有事，势在必争。”据有关专家考证，此“秦骑望”很可能就是秦朝驻兵守望的前哨阵地。“千古第一帝”秦始皇巡行天下，即曾亲临洞庭。前219年，他从南郡“渡江，至湘山祠”。湘山，即今岳阳君山，处于烟波浩荡的洞庭湖中，山上葱笼青翠，祭祠湘君的湘山祠临湖而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渡湖登山，湖面大风骤起，波浪滔天，“几不得渡”。便问随行的博士：“湘君何神?”博士答：听说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葬于此。威震四海的秦始皇似乎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窘境，勃然大怒，乃下令派刑徒3000人将湘山的树木砍伐殆尽，然后返驾回都，未能继续南行。
长沙郡南境，五岭逶迤，形势险峻。岭南为越人聚居的南越，包括了今广东、广西在内的辽阔地域。秦始皇晚年，令尉屠睢率50万大军伐越人、戍五岭，发动征服南越的战争。长沙郡是其重要的军事基地。当时，秦朝在郡内修筑了通往越地的“新道”，作为秦军的进兵与粮运之道。古籍记载，其时长沙郡的零陵县和郴县都修有“驰道”，至今犹有遗迹可寻。据《淮南子·人间训》记，屠睢统率的50万人马分为5军，分戍5处，其中“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都是在长沙郡的零陵县境内。这两支军队很可能就是经长沙郡境，溯湘江而上，再由新道逾岭而南的。秦征伐南越的战争，规模巨大，甚为激烈。秦军曾“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秦始皇乃命监史禄在零陵县境南端(今广西兴安县境)湘江上游与漓江上游之间开凿灵渠，使大批人马粮草由湘江船运，经灵渠，入漓水，源源不断开入南越，为秦帝国的开疆辟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封建王朝，但由于秦统治者的滥用民力、残暴无度，很快就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灰飞烟灭。秦代长沙郡的历史随之结束，新的时代也从此开始了。
西汉长沙国的封立
秦朝灭亡以后，又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汉王刘邦最后打败西楚霸王项羽，正式登基称帝，建立了西汉王朝。
刘邦称帝之后，封开国功臣吴芮为长沙王，以原秦代长沙郡建立长沙国，将湘县改名临湘县，作为国都。从此，湖南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诸侯王国，长沙第一次成为王国都城。“楚南雄镇”发展为汉藩王都，长沙开始以“楚汉名城”显扬于世。
与西汉王朝的命运相始终，长沙国自前202年始封至公元7年废除，存在了200多年，又先后分为吴氏长沙国和刘氏长沙国两个时期。
吴氏长沙国的第一代王吴芮，是济阴鄄城(今山东淄县)人。秦朝时任番阳县(今江西波阳)令，因在任深得民心，被尊称为“番君”。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点燃了反秦的烈火，英布率领一支义军来到番阳。英布原为秦朝“刑徒”，因面部被“踪”，故人们又叫他缀布。在郦山修秦始皇陵墓时，他常与“刑徒”中的“徒长豪杰”联系，后带了一批“刑徒”逃亡，活动于鄱阳湖一带。身为秦朝县令的吴芮见英布率众而来，即率子侄及部将梅 宣告起义，并把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了英布。吴芮举义后，闽粤王无诸和粤东海王摇闻风而起，也带领越人前来归附，参加反秦战争。后英布、梅 都率兵北上，分别随项羽、刘邦转战中原，进夺关中，为推翻秦朝残暴统治立下了赫赫战功。秦亡后，吴茵被项羽封为衡山王，以郸(今湖北黄冈)为都。项羽败亡，吴丙毅然归汉，并与韩信、英布等人上表称臣，拥戴刘邦，成为西汉开国的元勋。因此刘邦一登上帝位，就颁布诏书，嘉奖吴芮：“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并封其为长沙王，建立了长沙国。
汉初长沙国的疆域，据刘邦的调书所说：“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但这时，豫章郡早巳封给了吴芮的女婿、淮南王英布，而象、桂林、南海3郡还被南越王赵佗所割据，并没有归顺汉朝。长沙国封疆实际上也就是秦朝长沙郡的范围，北濒汉水，南“亘九疑”。1971年在今长沙市东郊发掘的马王堆西汉墓，举世闻名，正是吴氏长沙国初期所葬。其第3号墓出士了一幅《长沙国南部地形图》。这幅地图绘制的范围大致为：西起今广西全州、灌阳一线，东至今湖南新田、广东连县一带，南达今广东珠江口外的南海，北抵新田、全州一线；其主区为深水(今潇水)流域和都庞岭、南岭山区，与史籍所载长沙国南部疆域的边界几乎一致。
作为汉藩王都，临湘古城雄峙于长沙国的中心地带，城垣高耸，宫室巍峨，为历代长沙王的驻跸之所和长沙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据《水经注》载，临湘城，系吴芮始封长沙时所筑，史称“ 临湘故城”。有考古学者认为，临湘故城即在今长沙市区的湘江以东、建湘路以西、五一路以南、樊西巷以北的范围内，方广数里，确有王城的气派。城内有王室宫殿、丞相府邸、百官衙门。吴芮的宫殿，即后来所称的“吴王殿”，也是后来刘氏长沙国诸王的居所，就在今市区八角亭以东、蔡错路以西一带。1996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区中心五一广场平和堂基建工地，从一口汉代古井中，出士了汉代卷云纹瓦当和刻有“安乐”、“未央”宇样的瓦当。显然，这都是长沙国宫殿的遗物。今天心阁太平街的贾谊祠，即是贾谊当年任长沙王太傅时的邸宅。为了保卫王都的安全，城外水陆要冲还修建了驻扎军队的戍所。湘江两岸由南而北即有南津城、桔洲戍、北津城等，至今仍有遗迹可寻。
长沙王是长沙国的最高统治者，其王位世代相袭。吴氏长沙国自吴芮始封，到前156年其五世孙吴著死，因无子被撤除，共传5代，历时46年。王国的官吏制度与西汉朝廷相同，设有丞相(汉高祖初曾称柱国)，由朝廷直接委任，名为辅佐诸王，实际上是派来掌握本国实权以控制地方的。著名的马王堆汉墓2号墓的墓主利苍，即是第三代王吴回和第四代王吴右的丞相。西汉杰出的政论家邓文学家贾谊，曾为第五代王吴著的太傅。丞相以下还设有御史大夫、尉及各县的县令(长)等官职，均由诸侯王任免。
汉初长沙国的辖县，据《汉书·地理志》等史籍记载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圈》，已设有22县，包括今属湖南的临湘、罗、益阳、连道、承阳、郝、昭陵、容陵、茶陵、湘南、恢、郴、营浦、南平、春陵、冷道等16县，以及今分别属于江西、广东、广西的安成、桂阳、观阳、洮阳4县和处于湘粤边界的龄道县，与湘鄂边界的下隽县。
前157解(汉文帝后元七年)，吴氏长沙国除。文帝也于同年去世。次年。文帝之子景帝继位，又建立长沙国，仍以临湘为都。前155年，其庶子刘发封为长沙王。
刘发的毋亲唐姬，原来是汉景帝程姬的侍女。一次，景帝召幸程姬，程解因“有所避，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当时，景帝因酒醉不知，直到唐儿怀孕，才发觉所幸并非程姬，便将其所生之子取名为“发”。景帝即位后，分封皇子，刘发因其母出身低微而无声，被封到离京师较远的长沙。
据传说，刘发离别长安，来到长沙后，十分思念自己的母亲，曾“运来长安之士，筑台于临湘城内，以登临遥望”。后来，这座望台因刘发溢号定王而称为定王台，遗址即今长沙市图书馆址。2000多年来，刘发的慈孝思亲之情一直深深地感染着人们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刘发建国，正值西汉王朝大力削弱诸侯王国势力之时，原来疆域广衰的长沙国已经分出南部之地另立桂阳郡和零陵郡。刘氏国的封地只有临湘、罗、下集、益阳、连道、湘南、安城、丞阳、茶陵、攸、昭陵等13县，远不及往日之大了。正如《汉书·诸侯王表》所说：“虽有旧名，皆无南北边矣。”因此，刘发心中颇为不快。据东汉学者座劭的《汉书集解》，传说前142年(景帝后元二年)，刘氏诸王到长安朝见，景帝命他们“更前称寿歌舞”，而长沙王刘发仅摆了摆衣袖，抬了抬手。旁人都笑他舞姿笨拙迟钝，景帝见了，也感奇怪，便问其由。刘发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原来，他是借此机会发发牢骚。
刘氏长沙国不仅版图大大缩小，而且权力也被大大削弱，地位一落千文。前145年，汉景帝鉴于诸侯王权位太重，将成尾大不掉之势，下沼改变王国旧制，规定：“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为相。”从此，诸侯王不能干预自己封国的政务，封国官员上至相、下至县令统由皇帝任免。诏令还减少了封国的官员人数，改变一些官员的名称。诸侯国的地位、规模、仪制都大大降低，诸侯王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也都一一收回。此时的长沙国也同其他诸侯王国一样，实际上就是汉朝廷直辖的一个郡，而长沙王“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了。
公元8年(西汉孺子婴初始元年)，外戚王莽废除汉朝自立为帝，建立“新”朝，刘氏所封诸侯王国、侯国也被全部废除。次年(新莽始建国元年)，末代长沙王刘舜被废，长沙国改名“填蛮郡”，国都临湘改名“抚睦县”。至此，刘氏长沙国从刘发始封到刘舜被废，共传7代8王，历时164年，随着西汉王朝的灭亡而结。
一代贤良治长沙
新莽政权由于其倒行逆施，“多行不义”，很快就被西汉末农民大起义的怒涛所淹没。公元25年，原西汉皇室宗族、长沙定王刘发的后裔刘秀拥兵称帝，又建立起一个汉朝，因以洛阳为都，史称东汉，刘秀即光武帝。这时，全国各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队伍和打着各色旗号的地主割据武装，刘秀又展开了统一全国的战争。26年(建武二年)，刘秀开始经略南方。他一面派征南大将军岑彭进击荆州，同时又遥封西汉末代长沙王刘舜之子刘兴为长沙王，以控制洞庭以南的局势。29年，岑彭经过几年苦战，在江汉地区立定脚跟，即派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至此，包括长沙在内的湖南全境正式归于东汉。
长沙归汉，对刘秀统一天下的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33年，东汉派大司马吴汉统率岑彭等各路大军进攻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其时，公孙述割据蜀地已10余年，占地广大，形势奇险，并沿长江而下，夺据了荆门等多处要塞。岑彭几次攻打，都未获成功。次年春，岑彭征“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和长沙、佳阳、零陵3郡的水军，共6万人，马5千匹，会师荆门。吴汉却认为长沙等3郡的水军“多费粮谷，欲罢之”。岑彭据理力争，并上书刘秀。刘秀随即回书：“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长沙滨江临湖，自战国以来士卒即长于水战。岑彭得了长沙等3郡水军后，与蜀军展开激烈水战，大破荆门，又顺风并进，溯江而上，夺得长江天险，为统一巴蜀、平定公孙述立下首功。
经过10多年的征战，刘秀驰骋南北，终于扫平群雄，于40年(建武十六年)统一了中国。这时的长沙，已早于37年(建武十三年)时，刘秀以长沙王刘兴等“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将其改封为临湘侯，又将长沙国废除，改为长沙郡。
东汉初期，南越地区尚未安定，41—44年(建武十七至二十年)，交趾郡发生征侧、征贰之乱。光武帝乃封名将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军征讨。马伏波往返南越，曾经过长沙，传说今长沙天心区蚂蚁巷原称马援巷，即是当年马伏波驻节之所。
东汉的地方行政体制基本上沿袭西汉，而略有改易。全国分为12州和一个中央直辖区，州设刺史，掌州内各郡监察权和荐举之权。州下设郡、县，其行政长官仍称太守、县令(长)。据《后汉书·地理志》载，长沙郡属荆州，下辖临湘、罗、下集、益阳、醴陵、攸、茶陵、容陵、融、连道、昭陵、安成等12县和湘南侯国，以临湘为治所。东汉末年，又分临湘县东部之地置浏阳县，治所设于浏阳河上游今官渡镇，此为浏阳设县之始；另分罗县东部之地置汉昌县即今平江县地，则共辖14县。其范围包括今长沙、岳阳、益阳、株洲、湘潭、娄底、衡阳、邵阳等8市(地)地和江西的莲花、湖北的通城等县地。
在农民大起义的烈焰中建造了东汉帝国大厦的光武帝刘秀，已经亲自体会到了西汉末年和新莽时代的腐朽、黑暗统治所带来的恶果。因此，在他登上帝基之后，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关注民间疾苦，提倡节俭，讲求吏治。在刘秀的倡导下，东汉前期政治较为清明，官场有一种较好的风气，确有不少当时被称为良吏的官员。地处江南的长沙也出现了一批清正廉洁、体恤民生、忠于职守、勤于政事的良吏。东汉一代，以敢于拒开城门诵劝游猎夜归的光武皇帝而著称的郅恽，即是我们所知的东汉帝国的第一任长沙太守。他在长沙“崇教化，表异行”，力倡忠孝节义。被誉为“医圣”的张仲景，东汉末年任长沙太守。他为政之余，“坐堂行医”’，为长沙百姓治病，救活了不少危重病人。此外，在东汉中后期，还有宋度、徐棚、周规等先后任官长沙。他们或雷厉风行、革除陋习，或清廉自律、不扰民间，或为民言事、注重生产，都颇有政声治绩。
宋度，宇叔平，豫章(今江西)人，是东汉中期的长沙贤太守。其人生活俭朴，礼贤下士，所到之处，能推行仁政，移风易俗。当时，长沙四乡百姓因生活贫困，缺衣少食，所生婴孩多难养活而弃之。宋度任太守后，决心革除这一陋习。他召集四乡主持乡政的三老，严加训责，又发出告示“禁民杀子”。于是，几年之间，四乡“养子者三千余人”。乡民十分感激，遂将所生养的婴孩不论男、女，都以“宋”为名，以怀念太守宋度的恩德。
宋度前后，长沙又出了一位叫徐栩的良吏。徐栩，吴郡(今江浙之地)人。为人清廉，任官能施惠于民。传说他任小黄县(今河南开封东北)令时，相邻的陈留县(今河南开封东南)发生蝗灾，由于徐栩常有德政，感人至深，因而连蝗虫也不加害，“过小黄”而飞逝不集。后徐栩升任长沙太守，自奉简朴，体恤民间。他出外巡视，乘坐自己购买的私马，为节省一点柴薪，经常以干饭充饥，官舍中常常不见烟火。后来他死于长沙任上，去世前还留下遗言，叮嘱后人丧事从简，不受赠赡，将其私马卖掉，用以买棺安葬。
东汉后期，政治日益腐败，官场贪贿公行，整个封建王朝已经无可逆挽地走上了死亡之路。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期，长沙也还是出现了可为称道的良吏。
临湘县令周规，可以说是一位正直无私、敢于为民请命的清官。周规，会稽郡(今江浙之地)人，早年家贫，州郡召他去做官，却连一套像样的冠巾也买不起。由于出身寒微，所以周规在担任临湘县令后，颇能体恤民力，注重生产。某年二月，时任长沙太守的程徐将照例出行巡察，便命令各县修治道路。周规认为早春二月正是农忙之时，不应夺占农时购误生产。但程太守一意孤行。一天，他出城督查释路，周县令却弃官而去。程徐帐然失意，面有愧色，便派人带上印缀、文书追去谢过，请他回来。但周规只是长叹一声：“太守爱马蹄，不重民力”，然后头也不回就走了。
东汉时期的长沙良吏，其所作所为虽然都是为了维护东汉王朝的封建统治，但由于他们待民宽厚，关心生产，对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而，他们也都得到了人民的赞誉，在长沙的历史画卷中留下了良好的形象。
长沙太守孙破虏
东汉晚期的长沙太守，还有一位英武雄迈威震遐迩的人物，这就是三国时吴国国主孙权之父、破虏将军孙坚。
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系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孙武之后。他自少“容貌不见，性阔达，好奇节”。曾任县吏，以骤勇敢为见重于州郡。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172年(灵帝熹平元年)，孙坚募勇起兵，镇压会稽郡民许昌起义。其后“历佐三县”，交结各地豪杰，“乡里知旧、好事少年”纷纷来投，势力日渐强大，184年(灵帝中平元年)，孙坚率部随中郎将朱隽征讨黄巾起义军，转战中原。
黄巾农民大起义失败以后，各地农民起义仍未平息。今湖南地区也是烽火遍地。零陵人观鹊自称“平天将军”，率众攻打桂阳郡。188年(中平五年)，长沙人区星也自称将军，带领万余人“围攻城邑”。东汉朝廷乃以孙坚为长沙太守，命他前往镇抚。孙坚虽是一员猛将，但颇知文武之道，宽猛相济。他来到长沙后，“任用良吏”，治事循理。他曾告诫部下说：“谨遇良善，治官曹文书，必循治，”自己则“亲率将士，施设方略，”一月之中，就将区星起义镇压了下去。当时，长沙郡境内及邻郡零陵、桂阳，另有苏马、周朝、郭石等率众而起，与区星遥相呼应。孙坚整军越境，四处寻讨，分别将之平定，“三郡肃然”，被封为乌程侯。孙坚在长沙镇压农民起义，不遗余力，固然应予指责，但他能同时任用良吏，治理长沙，与东汉末期那班一意以刻剥、残杀人民为功的凶蛮武夫和残暴官吏相比，则是可以称道的。
189年，灵帝死，雍州刺史董卓乘京城洛阳一片混乱之机，拥兵入京，废少帝刘辩，改立刘协为帝(即献帝)，而自任相国，控制朝政。董卓的专横激起了全国的义愤。次年，各州郡牧守纷纷起兵，讨伐董卓。其时各路兵马多在撞关以东，故史称“关东军”。一时，“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声势甚是浩大。孙坚为人忠义刚烈。早在几年前，他见董卓狂妄骄横，曾建议司空张温将之“军法斩之”，此时更是义愤填膺，不可遏止，便立即起兵响应，出师长沙。
当时，各路将军都以“讨董”为名，但大多各有各的算盘，按兵不动。唯孙坚义师锋颖凛凛，一往无前。过荆州时，刺史迟迟不能举兵，孙坚将之处死。兵至南阳，太守张咨不供军粮，孙坚采纳长沙主簿的建议，将之“军法从事”。这样，长沙义师迅速推进，到达鲁阳城(今河南鲁山)。孙坚因此被封“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不久，他率军与董卓军在阳人城(今河南临汝西北)会战，“大破卓军，果其都督华雄等”。孙坚的英勇善战，使董卓心中发悸，说：“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他还“遣将军李榷等来求和亲”，并以让孙坚子弟任刺史、太守等官诱使孙坚罢兵。但孙坚毫不为动。他正气凛然道：“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限目，岂将与乃和亲邪?”然后，催军前进，直抵离洛阳仅几十里的大谷，准备与董卓决战。
孙坚义无反顾，敢为人先，起兵长沙，千里北上讨伐国贼董卓的壮举，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南朝著名史学家裴松之说：“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唐代诗人吕温还有诗咏道：
“忠驱义感即风雷，谁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
董卓见孙坚不允“和亲”，关东军又紧逼而来，便将京都洛阳一把火烧成灰烬，挟持献帝逃到长安，两年后被部将吕布等杀死。
孙坚督军进入洛阳，见“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为之“惆怅流涕”。于是，他命令军队打扫汉室宗庙、修复汉室陵墓。传说当时他的军队驻扎于城南甄官井，一天，忽见井口飘浮五色之气，“举军惊怪”，连水也不敢去打。孙坚便令人入井，竟捞得一旷世之宝——汉传国望。其上“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这方传国玺，原是400多年前的秦始皇所制，其料即著名的蓝田“和氏壁”，其文系秦丞相李斯手迹。前206年，刘邦师入咸阳，这传国玺遂传人西汉，以后辗转相传，先后经过王莽、刘盆子等，转入东汉王朝。汉灵帝死后，袁绍率军入京，宦官张让等劫持少帝出奔，因左右分散，掌望者遂将此传国之玺投入井中。孙坚获得传国玺的消息很快被袁术获知。袁术素有野心，志在必得，遂将孙坚夫人拘去，传国玺又落入袁术之手。
192年(献帝初平三年)，孙坚奉袁术之命攻打荆州，荆州刺史刘表派黄祖迎战。次年，孙坚渡过汉水，进围襄阳，黄祖败人岘山，孙坚乘胜夜追，被黄祖所部军士射杀身亡，时年仅37岁。
孙坚死后，其长子孙策“勇盖天下”，号称“小霸王”。他率领其父旧部“转斗千里”，创立了后来孙吴割据江东的基业。次子孙权，更是承接父兄之业，称雄江东，建立吴国，与北方曹魏、西南刘蜀三分天下。
孙坚在长沙虽然为时不长，但与长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战死的消息传到长沙，一位在籍尚书郎桓阶立即赶到荆州，向刘表陈请领回孙坚的遗体。桓阶曾任长沙郡功曹，被孙坚举为孝廉，到京城当了尚书郎，固有感当年孙坚的荐举之恩，遂冒着风险来见刘表。刘表为其情所动，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后孙坚遗体由孙坚之侄孙贲护送回家乡，安葬于曲阿(今江苏丹阳)。222年(吴黄武元年)，孙权称吴王(229年正式称帝)，乃追尊其父为武烈皇帝、兄孙策为长沙桓王。后来，吴人还在长沙郡治临湘县建了一座孙坚庙。
吴蜀长沙之争
黄巾农民大起义失败以后，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全国逐渐形成由众多军事集团割据一方、相互混战的局面，历史进入了三国时代。
三国初期，曹操和袁绍割据北方；南方孙权继承父兄的基业，独霸了长江下游地区；汉室宗亲刘表割据荆州，领有8郡之地。天下动荡不安，群雄纷争不已。在荆州湖南4郡中地位最为重要的长沙郡，局势也不很安定。早在189年刘表接任荆州刺史时，长沙太守功代就“阻兵作乱”。198年(献帝建安三年)，袁绍与曹操对峙于北方，刘表坐镇荆州，“北与袁绍相结”，“且欲观天下之变”。长沙太守张羡采纳桓阶之议，率长沙、桂阳、零陵3郡举兵反叛，并派使者进见曹操，企图与曹军内外应合。刘表急忙派军前来，围困长沙，但“连年不下”。200年，张羡在围城中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怿”代领其众，而此时曹操正与袁绍激战于官渡，无力南顾。刘表遂加紧攻击，终于攻陷长沙，俘获张怿，又乘胜南击，收复零陵、桂阳2郡，才最后稳定了湖南局面。
208年(建安十二年)，经过官渡会战进而统一了北方的曹操，挥师南下，兵锋直指荆州和正投靠于刘表的刘备集团。刘备也是汉朝宗室之后，在长期的军阀混战中，他一直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盘，但手下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代猛将，来荆州后又三顾茅庐，获得了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诸葛亮的辅佐。诸葛亮与刘备纵论天下大势，为之制定了“西和谐董事长戌，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三分天下的大计。刘备的羽翼开始丰满起来。
正当曹操的大军披坚执锐，向荆州挺进之时，刘表病死，少子刘琮代立，投降了曹操。于是，曹操轻易地占领了荆州的南阳、章陵2郡，随后又挫败刘备，兵临长江北岸。曹操还派遣手下的江南名士、长沙丞阳(今衡阳县)人刘巴，渡江南来，招降长沙、桂阳、零陵3郡。在这一严重的形势下，刘备和孙权采纳诸葛亮联合抗曹的主张，举行了著名的赤壁大战，以不到5万的兵力，打败曹操的20多万大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赤壁战后，孙吴都督周输乘胜北追，占领江北；刘备则乘虚南下，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亲自领兵南征，“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取得了长沙、武陵、桂阳、零陵4郡。其时，奉曹操之命前来招降的刘巴还刚到零陵，见大势已去，逃往交趾。据《三国志·蜀书》载，名将黄忠，原为刘表旧部中郎将，与刘表之侄刘磐“共守长沙攸县”，后归附曹操，任为“假行裨将军，仍就放任，统属长沙太守韩玄”。及刘军攻打长沙，“忠遂委质”，后成为与关羽齐名的蜀汉名将。
刘备与诸葛亮南征4郡，干百年来留下很多传说，“关羽战长沙”即是其中一个有名的故事。传说关羽奉诸葛亮之命攻打长沙，太守韩玄令老将黄忠出战，但久久不能取胜。韩玄却责怪黄忠战斗不力，引起黄忠部将魏延的不满。魏延遂愤而杀韩救黄，一同降了关羽。今长沙市长郡中学操场内尚留有韩玄墓，直至清代，其墓附近还有参天古树一株，“相传为韩公手植”；大铁镬一口，据传“亦韩公时故物”。市区内“赐闹湖”又名“刺韩湖”，相传是当年魏延追杀韩玄之处。城外捞刀河、落刀嘴等处，也传说是当年关羽战长沙时，不慎失落大刀并派人打捞之处。
赤壁之战奠定了后来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再也无力南下，孙刘联盟随之解体，三国历史上孙刘争夺荆州的一幕也从此而始。在这场充满戏剧色彩的斗争中，荆州在江南的首要之地长沙，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
长沙郡北濒洞庭、长江，东与孙吴辖地豫章郡相接，历来被孙吴视为必争之地。早在赤壁之战还未落下幄幕、周输乘胜北追曹兵之时，孙吴即同时出兵，占领了长沙郡东部的浏阳、汉昌和北部的下隽等3县，建立了与刘备争夺长沙的前哨阵地，故当时刘备所占领的长沙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长沙郡了。209年，孙权为对付北边的曹操，上表朝廷以刘备为荆州牧，并将南郡借给刘备。但是，对长沙却丝毫也没有放松。第二年，孙权以浏阳、汉昌、下隽和南郡的州陵等4县设立汉昌郡，加强了对刘备的防卫。
孙、刘瓜分了长沙。双方都在此特意经营，驻扎重兵，也都以第一流的人才镇守于此。刘备夺取长沙等湖南4郡，获得了充实的军事基地，又在此收罗了庞统、黄忠、蒋琬、潘浚、廖立、刘封等一批文才武将。他特地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守长沙、桂阳、零陵3郡，“调其赋税，以充军食。”诸葛亮则将他十分器重并称之为“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的廖立，委以长沙太守之任。孙吴的阵营也颇为雄壮，汉昌太守由孙权最为信任的鲁肃担任，并以老将程普为江夏太守，督率精兵，充当鲁肃的后盾。
211年，刘备按照诸葛亮所定“跨有荆、益”的方针，率师入川，214年(建安十九年)，攻克成都，占领益州。刘备势力的迅速发展，使孙吴焦燥不安起来，于是向刘备公开摊牌。这年冬，孙权服诸葛瑾向刘备索还“荆州诸郡”，其实，刘备向孙权借得的只是江陵和南郡2郡，而长沙等4郡则是自己所征服的，根本与孙权无关。因此，刘备不允，但答以取得凉州后，即将荆州各郡全部给孙吴。孙权听说后，认为“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便迫不及待地任命了长沙、桂阳、零陵3郡的官吏，但全被镇守荆州的关羽驱逐。孙权大怒，于是派大将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率军2万攻长沙等3郡；以鲁肃率军万人屯驻巴丘(今岳阳市)，“以御关羽”，自己则进驻陆口，指挥前线各军。
吕蒙率军进入湖南，“奄袭三郡”，长沙举城而降，太守廖立被俘，后逃归成都。郡城虽已陷落，但东南数县仍在坚持战斗。安成、攸县、茶陵和桂阳郡的永新等4县的官吏，率兵退入桂阳郡的阴山城，共同拒敌，被吕蒙部属徐忠、吕岱等攻陷。平定了长沙全境，孙权乃留吕岱镇长沙。此时，桂阳郡也已投附了孙吴，惟零陵太守郝普仍在坚持抵抗，与吕蒙相持不下。
刘备在成都得知孙吴进攻长沙3郡，震怒不已。215年(建女二十年)春，刘备匆忙率军5万出川，并令关羽领兵3万进驻益阳。孙权闻讯，急命鲁肃率军万人开赴益阳，以拒关羽，又飞书急召吕蒙自零陵还军，前来助战。吴、蜀双方在长沙郡西部的资江两岸集兵对垒。一时长沙上空战云密布，吴、蜀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正在此时，北方的曹操率军攻打汉中，刘备担心失蜀地，只好派使者与孙权议和，孙权乃派诸葛亮与刘备谈判。最后双方瓜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3郡归吴，南郡、武陵、零陵3郡归蜀，干戈化为玉帛，长沙落于孙吴之手。
孙、刘虽然重归于好，但双方的争夺并末完结。吴蜀和议后，孙权以吕蒙为汉昌太守，率领重兵以对付江北的关羽，而长沙郡则是孙吴随时准备征伐武陵、零陵2郡的军事基地：飞19年(建安二十四年)，吕蒙率部从汉昌郡袭击江北，占领公安、南郡、江陵等地，并擒杀关羽，江南武陵、零陵2郡也归附了孙吴。刘备势力从此退出荆州。孙权占有长沙，为最后挫败刘备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走马楼简牍看孙吴统治下的长沙
作为湖南4郡的首要之区长沙，在政治军事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孙权曾将长沙的湘水以西和以东地区分设长沙西部都尉和长沙东部都尉，即另外划出两个军事防区，以加强长沙的军事力量。孙吴名将程普、名臣张昭之子张承即曾任长沙西部都尉之职，潘浚、步骘、吕岱等一批后起将领也曾统带重兵，驻守长沙，以镇压长沙以西“武陵蛮”和南部“越夷”的反叛。
孙权称帝建立吴国以后，湖南的行政区划发生了较大变化， 由原来的4郡划分为南郡、武陵、零陵、桂阳、长沙、临贺、天门、衡阳、湘东、昭陵10郡，隶属荆州。257年(吴太平二年)，孙亮“以长沙东部为湘东郡(治翻县，即今衡阳市)、西部为衡阳郡(治湘乡县，今湘乡县西)”。当时，孙吴还分益阳县南部之地置一新阳县，即今宁乡县地，属衡阳郡，设治所于伪水上游之地今横市 镇北，此为宁乡县设县之始。原来专为防御刘备势力的汉昌郡则不复出现了。265年(吴甘露二年)，孙皓又分长沙郡的安成县(今属江西省)及豫章、庐陵2郡的几个县，设立安成郡。长沙郡的辖境被进一步缩小，终吴之世，共辖临湘、测阳、恢、醒陵、罗、 吴昌(汉昌改)、建宁、下集、蒲沂等9县，包括今长沙、岳阳、株洲 3市地以及今属湖北的通城、崇阳、蒲娇3县(市)地。
从219年孙权夺取长沙到280年西晋灭吴，孙吴统治长沙60年。由于自晋以后连年战祸，天下乱离，版籍荡然，三国时代特别是南方孙吴的文献资料传世极少，因此人们对于孙吴时期的长沙知之甚少。1996年10月，长沙市区中心五一广场走马楼的一处古井中，却神奇地出土了大批三国时代孙吴的竹简和木犊，达若干万片，从而为我们了解孙吴统治下的长沙，提供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史料。
从目前清理的一小部分来看，这批简胰明确载具了孙吴的纪年嘉禾元年至六年(232—237年)，即孙权称帝后的最初几年。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券书、司法文书、丁口版簿、名刺、帐簿等几个方面，涉及东吴长沙郡以及吴国的政治、军事、司法、经济、文化、地理……是当时长沙郡的官方文书档案，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政治制度方面，根据这批简犊记载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名称和地方职官属吏的名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长沙郡，上有州，下有县、乡里，反映了孙吴时代的行政体制。其官吏的设置，除行政长官外，长沙郡属诸曹的设置已经颇为全备，有掌“选署功劳”的功曹、管赋税的田户曹、管造船的船曹；有负责由贮租米、布帛的仓吏，收贮租钱的库吏。县以下的乡也设有属吏，简胺中就出现了“东乡劝农掺”、“南乡劝农撮”的名称。此外，还有“司马”、“关丞”、“仓田曹”、“录事”等。
走马楼简胰中还有不少关于司法的文书。如木胰：
“南乡劝农椽潘琬叩头死罪白：被曹撤发遗吏陈晶所举私学口口诣廷言案，文书倚一名文，文父广奏口本乡口户民不为遗落。口口黄薄审实，不应为私学。口曹列言府。琬诚惶诚恐，叩头，死罪，死罪。诣功曹 十二月十五日庚午白。”
“东乡劝农椽殷连被书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为薄，辄隐核乡界。州吏三人、父兄二人蹉踵口走，以下户民自代。谨列年纪以审实，无有遗脱。若有他官所觉，连自坐。嘉(禾)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破 保据。”
据《后汉书·百官志》本注，县署诸曹，“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以上两则，虽然因个别文字已难能辨认，但显然可知是两起关于文化教育与经济案件的审理、申述和复核。孙吴开国之初，重法令，“有刑罚以威小人……不欲使有犯者，”也于此可见。
有关经济方面，包括土地赋税、财政开支、钱物供奉调拨、职官傣禄等各方面的制度及其实施，在简陵记载中最为丰富，也最有价值。如佃田租税卷书木简：
“旱丘男子黄郡佃田八叮凡甘一亩，皆两年常限。其十五亩旱则不收布。定收六亩，为米七斜二斗；亩收布二尺，凡为布一丈二尺，准入米七斗五升。六年正月十七日付仓吏张曼、周栋。其米七斛二斗，五年十二月甘日付仓吏张曼、周栋。其旱田不收钱，熟田亩收钱八十，凡为钱四百八十，五年十一月付库吏潘顺。嘉禾六年二月二十日田户曹吏张惕校。”
以上可见，农民黄郡佃种官田21亩，其中旱田15亩租税概免，熟田6亩，每亩纳米 l斛2斗、布2尺、钱80。当时江南种植水稻，每亩产量约为汉斛3石左右，合今6斗左右。黄郡所种6亩熟田，产量可得汉斛18石左右，而纳米(包括以米代布)约2斛，税率较低。《三国志·吴书》记载，孙权称帝后，重视农业，体恤百姓，234年(嘉禾三年)曾下调：“兵久不缀，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速，勿复督课。”是合符史实的，长沙走马楼简胰的出土也使之得到证实。
长沙归晋与杜弢起兵
孙吴末年，孙权之孙孙亮主国，政治极为腐败，国势日衰。263年，刘氏蜀国被曹魏灭亡。2年后，曹魏政权又为权臣司马炎所代，定都长安，建立晋朝，史称西晋，司马炎即为晋武帝。279年(咸宁五年) l1月，西晋分兵6路，发起了灭吴的战争。次年正月，晋镇南大将军杜预等3路大军直指荆州，王浚率水军自巴蜀顺流而下，孙吴腐朽之兵不堪一击。2月，杖预攻克重镇江陵，王浚占领长沙郡北部的巴丘。随后，杖预坐镇荆州，分兵南下，传檄荆南各郡，“于是沉湘以南，接于交、广州郡皆望风送印绶”，晋军“凡所斩获吴督、监军十四，牙门郡守百二十余人”。从此，长沙归晋，孙吴在长沙60多年的统治结束。
西晋统一中国以后，又沿袭汉代的分封制。280年(太康十年)，晋武帝封其第六子司马义为长沙王，“以郡为国”。从此直到后来的东晋、南朝，历代封建王朝都曾以长沙为封国(邑)，以其子弟或勋臣封为长沙王或公、侯爵位，但都“不之国，官于京师”或其他州郡，仅享受长沙租税而已。司马义后来参与司马氏“八王之乱”，在混战中被杀。
西晋至南朝的300年中，地方行政仍实行州、郡、县三级制。晋初，长沙郡仍隶属荆州，以临湘为治所，下辖临湘、浏阳、巴陵(280年分罗县置，今岳阳、临湘市地)、罗、吴昌、醴陵、建宁、攸、下隽、蒲沂等10县。280年，新阳县改名新康县，县治迁到今宁乡县治以西10里的冷水铺及万寿山市一带。299年，晋惠帝分巴陵、下隽、蒲折等县设立建昌郡，长沙郡辖地又一度减少。西晋后期，由于北方各族势力的侵逼，西晋统治重心逐渐南移，荆湘地区更为重要。307年(永嘉元年)，晋怀帝司马炽遂分荆州的长沙、建昌、湘东、衡阳、邵陵、营阳、桂阳、零陵等8郡，另立湘州，也以临湘(今长沙)为治所。湘州的设立，是古代长沙乃至湖南政治军事上的一件大事。她北有洞庭重湖，与天下重镇荆州隔江相望，扼控长江上游；南倚五岭，关系交、广两州的安全，地位十分重要。长沙从此又恢复了在这一广阔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此后，由于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不断变化，湘州的建置曾几度废弃，但在大多时期内依然存在，并在全国政治军事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水经注》载，湘州设立后，即以原临湘故城为州城，作为湘州刺史的驻节之地，而长沙郡治则移至州城南，约在今樊西巷南至下黎家坡以北地段；临湘县治即由故城内迁出，约在今清泰街南一带。作为湖湘重镇，八郡之首，当时的湘州城，城头族旗飞扬，征鼓齐鸣，湘江的宽阔江面上战舰云集；城外成所密布，戈矛林立，陆路要道设有关隘，河流交汇之处筑有成城，如石糊口、三石戍、浏口戍、伪口戍、锡口戍等等，确有一番雄伟的气象。
西晋时期，曾在晋武帝太康年间有过一段短暂的繁荣，但自晋惠帝时开始，整个社会就陷入到长期的战乱、灾害和饥荒之中。广大的北方和中原地区，赤地千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流亡到西南和南方，又遭到西晋政府的残酷迫害。于是，走投无路的流民被迫举行反抗。304年，李特领导巴蜀流民在益州起义。此后，荆州地区也发生了张昌、王如等为首的流民暴动。在荆、巴地区人民反晋风云的影响下，湘州重镇长沙也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流民起义，这就是长沙历史上著名的杜弢起义。
杜弢，字景文，益州成都人，自少以才学著称，曾被举为秀才。益州李特起义后，他避乱流入湖南，居于南平，因太守应詹的器重，被荐为长沙郡的醴陵县令。
巴蜀地区自李特起义以后，战乱不已，人民四处逃亡。当时，有汝班、察抚等数万家10余万人流入湖湘地区。流民到湘州后，生活无着，又遭当地豪强欺凌，“蔑之如遗”，“备尝茶毒”，境遇十分悲惨。湘州参军冯素因与汝班不和，诬告流民欲反，而刺史苟眺信以为然，“欲尽诛流人”，因而激起湘州流民的强烈反抗。311年(晋怀帝水嘉五年)，汝班、塞抚等率众起事，“四五万家一时俱反”。这时，杜弢正在湘中，由于他平时颇有声望，又同情流民的遭遇，遂被举为首领。于是，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公开举起了反晋暴政的旗帜。
杜弢起兵后，首先“攻破郡县”，攻打湘州。刺史荀眺弃城而出，—企图逃往广州，被义军追擒。后晋安成太守郭察代理湘州军政事务，领兵攻打义军。杜弢奋起反击，斩杀郭察，一举占领湘州。西晋统治者急忙调兵遣将，前来镇压，始兴太守严佐领军北上，成都内史王机带兵南下，都被义军迎头击败。前始兴太守长沙土豪尹虞率领部曲家丁前来攻打，全部被歼。杜弢又纵兵四出，南破零、桂，东击武昌，长沙太守郭敷、邵陵太守郑融、衡阳内史膝育等均兵败被杀。义军席卷湖南全境，声势大震。
次年，西晋工朝派都督王敦率名将陶侃、周访、甘卓等军合计水陆10万，共击杜弢。杜弢率义军不畏强敌，顽强抵抗，“前后数十战”，并击毙陶侃之侄陶舆。但终因寡不敌众，“将士多死”，乃请降于晋丞相司马睿。司马睿不许，弢又遗书南平太守应詹，司马睿乃命前南海太守王运受拨降，赦免其罪，并授杜弢为巴东监军。
杜弢降晋以后，所部退回湘州，但西晋诸将领为邀功请赏，对杜弢所部仍攻击不已。杜弢“不胜愤怒”，遂于315年3月(建兴三年二月)，杀死王运，再次举义。随后，杜弢派杜弘、张彦东击豫章，派王真率精兵三千，“径向武昌”，均先后败于晋军。王真所部返回湘州，固守长沙。
同年八月，陶佩、周访率晋军主力分别从北、东两路进逼长沙，与杜弢决战。这时，义军内部已有离散之心，杜弢又疑杀将领张突，“众情益惧，降者滋多”。杜弢命王真出城挑战，陶佩在阵前煽动诱惑。史籍记载：开始，王真“横脚马上，侃言讫”，遂“敛容下脚，辞色甚顺”。陶低知其动摇，“复令喻之，截发为信”。于是王真率部投降。陶侃趁势发起进攻，杜强突围而走，投水自尽。陶侃攻占长沙，杜弢部将毛宝、高宝、梁堪被俘，“湘州悉平”。至此，历时近5年的长沙杜弢起义最后失败。
杜弢起义是长沙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最大的人民反封建斗争。在前后5年中，巴蜀来湘流民和湖湘人民团结一致，共举义旗，纵横于湘、荆、豫三州广大地区，沉重打击了荒淫暴虐的士族地主势力，加速了西晋王朝的灭亡，在长沙历史上写下了英勇战斗的一页。
杜弢起义失败以后，西晋王朝迅速地走上了死亡之路。316年，北方匈奴贵族刘渊率军攻陷长安，灭亡西晋。从此，西晋短暂的统一结束，全国又陷于分裂和混战之中。
湘州抗逆
西晋灭亡后，晋皇室和北方的士族官僚纷纷渡江来到南方。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原建业，今南京市)再建晋朝，史称东晋。
东晋王朝是晋皇室司马氏在南渡的北方土族王导、王敦的扶持下而建立的，故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东晋开国不久，王氏大族的势力更为迅速地膨胀起来，野心勃勃的王敦并于322年发动起一场叛乱。于是，刚刚经受了农民战争洗礼的湘州，又演出了声色激昂、悲壮“抗逆”的一幕。
叛乱之首王敦，宇处仲，原为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由于出身门阀大土族，西晋初被招为晋武帝女婿。他为人凶残狠毒，很早就有人比之为毒蜂和豺狼。“八王之乱”后，他出任青州、扬州刺史。西晋末，又以镇压杜强起义和拥戴司马睿之功，担任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和江州刺史等要职，统率重兵，镇守武昌，不仅控制了长江上游，还几乎统掌了全国的军事。于是王敦的野心逐渐膨胀，招降纳叛，自设长官，浸益骄横。《晋书·王敦传》说他：“专任阎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他每次饮酒之后，就一边以如意敲击痰壶为节，一边高咏曹操名诗：“老骤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致“壶边尽缺。”
王敦的狼子野心和显赫的权势引起了晋元帝司马睿的不安，于是改用刘隗、刁协等为心腹大臣，对王敦疏远起来。刘隗认为“王敦威权太盛，终将不可遏制”，劝司马睿将自己的心腹派往各地去掌管军政，以防事变。321年(太兴三年)8月，梁州刺史周访病故，司马睿乃借此机会将与王敦有旧交的湘州刺史甘卓调往梁州，并以自己的叔父、掳王司马承去接任湘州刺史。王敦为控制湘州，却上表朝廷企图以其亲信陈颁接任，语气颇为傲慢。司马睿心知事非一般，便连夜召见司马承，“以敦表示之”，说：“王敦顷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如此，将若之何?”司马睿一看，心头一震，主张及早制裁，否则将太难临头，不可收拾。于是司马睿窖说道：“湘州南楚险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会，是用武之国也”，并于这年冬十二月正式颁布调书，将湘州刺史一职交给了司马承。
据《晋书·阂王承传》载，司马承受命后，溯江而上，赴湘州上任，行抵武昌时，便轻装简从去见王敦。宴席间，王敦想试探司马承的打算，说：“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将帅才也。”司马承回答：“公未见之耳，铅刀岂不能一割乎?”意即我虽不是将帅之才，但也是可以领兵作战的。后来王敦对其亲信钱凤说：“彼不知惧而学壮语，此之不武，何能为也”，才放下心来。当时，“湘土荒残，公私困弊”。司马承到长沙后，自奉节俭，出门也只乘坐茅草盖顶的车，又“倾心绥抚”，起用了一大批出身寒门的湖湘人士。王敦又担心起来，于是借口北伐，要征调湘州境内的所有船只。司马承虚以委蛇，仅“分半与之”。
接着司马睿又进一步采取措施，命心腹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衮雍并豫冀六州军事、司州刺史，驻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青州刺史，驻淮阴，加强了对王敦的戒备。湘州刺史一职之争，终于演变成“王马争天下”的局面。
322年(永昌元年)正月，王敦终于在武昌发动叛乱，出兵攻打建康。同时派参军桓罴前来长沙，企图串合司马承派遣军队参与叛乱。司马承义不能从，拟起兵勤王，率所部“驰赴朝廷”，但其时湘州“地荒人鲜，势孤援绝”，“众心疑惑”。司马承便向长沙名士虞悝求助。虞悝，长沙人，与其弟虞望在乡深罕众望，”慷慨有志节”，为乡党所称许。当时虞氏兄弟新遭母丧，司马承以吊丧为名，亲自登门，请教对应之策。虞悝兄弟对曰“鄙州荒弊，粮器空竭，舟舰寡少，难以进讨。宜且收众固守，传檄四方，其势必分，然后图之，事可捷也”。司马承采纳了虞悝兄弟的建议，并以虞悝为长沙长史、虞望为司马，督护诸军，与建昌太守王循、衡阳太守刘翼等在长沙共结盟誓，囚禁桓罴，举兵抗逆。
司马承起兵后，由春陵县令易雄起草檄文，驰布湘州8郡。易雄，字兴农，浏阳人，出身寒门，曾任浏阳县吏。他为人正直，熟知军政法律，又举为孝廉，历任长沙郡主簿，湘州主簿、别驾等职，后因豪门土族的排挤，“谢职还家”。司马承任湘州刺史后，他被起用为春陵县令。易雄驰檄远近，历数王敦罪状，“于是一州之内皆应承”。零陵太守尹奉首先响应，出兵营阳。浏阳县在几天之中，募兵干人，“负粮荷戈而从”。唯有王敦的姐夫、湘东太守郑澹不服，司马承派虞望率兵征讨，斩杀郑澹，“以徇四境”。司马承又派湘州主簿邓赛前往襄阳，联络梁州刺史甘卓。这时，甘卓正狐疑不定，经邓赛等一番陈说，遂决意起兵讨逆，并派遣使者前往京城、江西、广州，联络陶侃、戴渊。一时，武昌城内大惊，传言甘卓军将至，“人皆奔散”。
王敦为稳住武昌，派从母弟南蛮校尉魏义、将军李恒率甲兵2万南下，攻打长沙。其时，长沙城池不固，城内粮草图乏，“人情震恐”。部下劝司马承弃城南去，或投靠广州刺史陶侃；或退据零陵、桂阳。司马承说：“吾之起兵，志在欲死于忠义，岂能偷生苟免，为败奔之将乎?”乃督率军民，加固城池，日夜坚守。魏义率兵来攻，虞望、易雄等率部奋力抵抗，虞望每战先登，力战而死，“士卒死伤者相枕”。
322年4月，王敦攻陷建康(今南京)，杀讨逆将领周额、戴渊等，“改易百官”，“惟意所欲”，完全控制了朝政。5月，王敦还驻武昌，令魏义加紧围攻长沙。司马承率军死守?并派湖湘义士周该、周畸出城搬兵，不幸被叛军巡缉部队擒获。魏义以白刃逼使周畸到长沙城下劝降。“畸伪许之，既到城下”，向城头大呼：“王敦军败于湖(今当涂县南)，甘卓已克武昌，不日即有援军”，勉励城内“努力坚守”，遂被魏义杀死。周该也临难不惧，被拷打至死。于是魏义等攻战日急，王敦又送来在京城所获书信，令魏义射入城内。这时守城军民才知道叛军已陷建康，“莫不惜惋”，仍拼死坚守。衡阳太守刘翼率部抵御，壮烈战死。5月22日，湘州州城——长沙陷落，至此，悲壮激烈的湘州抗逆之役，经过100多天的浴血苦战，终因粮尽援绝而告失败。
长沙城破之后，司马承、虞悝、易雄等全部被俘。虞悝及其家人随即在长沙就义。临刑前，子弟相对号哭，虞悝面不改色，坦然说道：“人生会当有死，今阖门为忠义鬼，复可恨哉!”司马承与易雄等被魏义以槛车送往武昌。王敦戚党、荆州刺史王滇秉承王敦之命，派人于途中拦截，将司马承惨杀于槛车之中。易雄被押到武昌，“意气慷慨，面无惧色”。王敦派人拿出他起草的讨逆檄文，面责其过。易雄一身正气，从容答道：“但借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国之难，今日之死，固所愿耳!”后被王敦派人暗中杀害。面对如同虎狼的叛军，长沙人民也表现出舍生赴义、不畏强暴的精神。当司马承、易雄等槛车送往武昌时，“佐吏奔散，而桓雄、韩阶等几名充当下级官吏的长沙土子，化装成家仆，志愿随从，沿途照顾。魏义见桓雄“姿貌长者，进退有礼，知非凡人”，将之杀害。而韩阶“执志愈固”，毫不退避。司马承遇难后，他与同行武延为之料理后事，直到将其灵枢护送到京城，才赶回长沙。
323年(太宁元年)，晋元帝司马睿病亡，明帝司马绍即位，王敦加紧了篡夺帝位的步伐。次年，晋明帝乘王敦病重，下令讨伐王敦。不久王敦病死，晋军乘胜攻击，将其余党悉数扫除。先后肆虐3年之久的王敦之乱至此平定。
王敦之乱是东晋初期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一场争夺帝位的斗争。但是，讨伐和平定这场叛乱，客观上有利于南方社会的安定和继续开发，符合广大人民渴求安定的意愿。英勇悲壮的湘州抗逆，持续3月之久，对这场平叛起了重要作用，而长沙军民同仇敌忾保卫家乡的顽强意志和战斗精神，特别是虞氏兄弟、易雄、桓雄等一批忠义之士，扶正斥邪、勇于赴难的悲壮之举，也都在长沙古代历史上写下了值得称道的一页。
一代名臣魂归长沙
东晋王朝偏安江南的103年历史中，曾有一位正直廉洁、勋名卓著，堪称一代名臣的人物。这就是与长沙久结情怀的八州大司马陶侃。
陶侃，宇士行，鄱阳人。出生于257年(吴会稽王太平二年)。父陶丹，为吴国扬武将军。吴灭后，陶家中落，迁庐江郡寻阳(今江西九江)。母亲湛氏贤慧仁义，教子甚严。一次，鄱阳人范逵闻陶侃素有大志，特来拜访。其时冰雪积日，陶家一贫如洗。湛氏剪下一束长发换米数斛，又将屋柱砍断劈作烧柴，将垫床草铡碎作马料，热情周到地接待了范逵及其随从。范逵赞叹陶侃才思敏捷，更为陶母的克己待人而深受感动。不久，陶侃得到庐江太守张夔的赏识，先后担任督邮、县令和郡主簿的官职，表现出非凡的才干。其时，长沙太守万嗣因事来庐江，一见陶侃便钦佩万分，说：“君今后必当有大名”，并命其子与之结为朋友。从此，陶侃之名开始显扬于长沙。
西晋初，荆湘地区时局动荡不已，流民起义和镇将兵变不断发生。荆州刺史刘弘任用陶侃为南蛮长史，领军征剿，先后零压袭阳张昌起义、平定武昌陈敏之乱，官至武昌太守。当时，屡经战乱的荆湘地区田地荒芜，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陶佩戎马之余，积极安抚难民，开通集市，恢复生产。
311年，杜拨领导10万流民在长沙举行起义，席卷湖湘，直逼荆州。313年，陶侃率周访等部与义军激战武昌，使荆州转危 为安，因之升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次年，陶佩统军入湘，直抵长沙，“屯兵于城西”，与义军隔江对峙，并于315年，打败杜强，占领长沙。
长沙经数年战争，地荒人稀，经济凋敝。陶侃进入长沙以后， 关心人民疾苦，致力恢复生产。一次，陶侃出游，路见一人手持一把未熟的禾稻，便询其缘由，此人回答：“行路所见，随意取之而已。”陶佩一听大怒，说，你既不种田，而以偷人禾稻为乐，乃令随从“执而鞭之”。从此，“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
陶侃在长沙，曾留下不少遗迹。初入长沙时，他曾于岳麓山 结庭以居，并手植杉树，世称“杉庵”，故址在今岳麓书院内濂溪、 祠旁。陶佩大军屯驻长沙城西，曾于“县西南五里”即今长宁公路枫林宾馆北筑关，今号“陶关”。及杜强败亡，陶侃人城，即居于西汉贾谊故宅，在此读书休憩、料理军政事务。
陶佩统领三军，打败了持续5年之久，威震荆湘的杜强起义军，功高望重，却引起了权臣王敦的忌恨，被排挤到荒凉的岭南，担任广州刺史。
东晋初年，王敦在武昌举兵叛乱，东陷京城，南攻长沙。陶侃在广州获悉，立即派部将高宝带兵北上，讨伐王敦。其后晋明帝曾欲以陶侃担任湘州刺史，坐镇长沙，但因控制了朝政的王敦极力反对，未能实现。
324年王敦之乱平定，陶侃迁任都督荆雍益梁四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向来为晋皇室与北方大土族所重，从不轻以授人。而陶侃深得晋朝倚重，从此“据上游，握重兵”，镇守荆州长达9年，直至逝世。
陶佩为人谦和有礼，为官勤于职守。执节荆湘时，军政事务，他都亲自料理，没有遗漏；远近来信，莫不手答；亲疏来客，俱热情接待。他常对人说：“大禹珍惜每一寸光阴；至于众人，更当珍惜每一分光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那是自暴自弃啊!”他见一些僚属以酗酒赌博荒废公事，十分气愤，令人将其酒器和赌具都扔人大江，如果武将参与其中，则要加以鞭扑。他告诫大家：“赌博不过是牧猪奴干的勾当，正人君子岂可为之!”陶侃的这些事迹，1000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而成为后世的楷模。
327年(晋成帝咸和二年)，东晋发生苏峻之乱。陶侃以众望所归，举为讨逆盟主，将叛乱平定，从此又升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广宁三州军事，并封为长沙郡公。于是，十几年前的驻节之地长沙，又成了他的“食邑”。陶侃与长沙，关系更为密切。
此后，陶侃一度移驻巴陵，以镇抚南北。不久，又一手平息江州郭默兵变，再加都督江州、领刺史。至此，陶侃一身兼任朝内侍中、太尉要职，外领荆、江二州刺史重任，都督八州军事，封爵长沙郡公，位高爵显，声名卓著，成为东晋一代自王敦以后威权最重的人物。晋成帝称他“作藩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他治军雄毅善断，理政勤勉精明，为世所重，当时曾有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将之与兰国时著名政治家曹操和诸葛亮相比美。
陶侃晚年居住武昌，情系长沙。他曾多次打算告老还乡，回归封地长沙安度晚年，但因部属一再苦留而未能实现。332年(咸和七年)6月，陶侃病情加重，乃正式上表朝廷，辞去所有官职，并派人将朝廷所授节麾、缇幢、曲盖、荣城等仪仗和印信全部奉送至京，后事则一一托付于右司马王衍期。七月初七日(8月8日)，陶侃车出武昌，登舟临津，启程返归长沙。次日，舟至樊溪，病情加剧，磕然长逝，时年76岁。陶侃逝世，朝廷震悼，并依照他的遗嘱，将其灵枢护送回长沙，安葬于城：南二十里”处。
陶侃去世后，有后人居住长沙。其孙陶谈、曾孙陶烦曾结庐于长沙临湘山，在此潜心修炼，相传后羽化而去。南朝梁天监年间，人们在此建词供把其“洁布仙躯”，称为陶公庙，至今香火不绝。
南朝著名诗人陶渊明，亦即陶侃曾孙。他曾写有《命子诗》一首，表达了对其先祖的崇仰之情，其中有云：
“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惑。孰谓斯心，而可近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
一代名臣魂归长沙，长眠于他情怀久结之地。长沙也一直在怀念着他。陶侃去世后，人们将他居住过的贾谊故宅改为陶侃庙，不久又迁建城南，历代祭祠不绝。明嘉靖年间，长沙知县吕延爵以该庙部分堂舍改建为书院，并以陶侃珍借光阴的名言，取名“借阴书院”，其遗址即今天心区借阴街的长沙市借阴小学，至今仍是人们教育后代、陶冶人才之地。
刘宋时代的湘州之乱
420年(晋元熙二年)，东晋大将刘裕废晋自立，建立宋朝，史称“刘宋”。从此我国南方依次出现了宋、齐、梁、陈4个封建小王朝，均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历史上统称南朝。
南朝时期的政局从刘宋时代开始，就长期地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战乱迭起，政变频仍。历代宗室藩王内证火并，骨肉相残；骄横将帅拥兵自重，征伐不已。在这兵连祸结的100多年中，向来为天下所重的荆州往往是为历次战乱的中心或焦点，而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地区，与荆州唇齿相依，也成为交战各方的必争之地。
宋武帝刘裕立国之始，就十分重视荆湘地区的战略地位。422年(永初三年)3月，宋武帝又从荆州分出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佳阳、始兴、临贺、始安10郡，重立湘州，以其亲信将领张邵任刺史。
张邵，宇茂宗，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东晋末追随刘裕，忠心耿耿，有佐命之功。受命之始，刘裕按照旧制要为之在长沙设立军府。当时，刘裕之子刘义隆任荆州刺史，张邵深知刘氏集兵权于皇室之心，乃以“长沙内陆，非用武之国，置府妨人，乖为政要”为由，予以推脱。其实，张邵意在免分荆州之势，以让刘裕放心。
湘州的重新设置，对宋初政局的稳定起了重大作用。
张邵到长沙不久，刘宋王朝风云骤变。这年5月，刘裕病逝。次年，顾命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杀死继位的少帝，另从荆州迎立刘义隆即位，是为文帝，而以谢晦出任荆州刺史。于是，刘宋内外大权落入强臣之手。426年(元嘉三年)正月，宋文帝为挽回皇权，在京城诛灭徐、博，又率兵亲征荆州，讨伐谢晦。谢晦起兵抗拒，宋初的第一场内战宣告爆发。
谢晦起兵后，曾虑及江南的湘州，认为湘州刺史张邵忠于宋室，“必不同己”，拟派兵一千前往袭击。其时，谢晦的谋士何承天则认为张邵意向不明，“不宜便讨”。谢晦乃致书张邵，宣布自兼湘州刺史，而命张邵为辅国将军，率兵东进。但张邵既不从命，又不回函，却派人将来书驰呈文帝，同时，亲“提湘川1之众，直据要害”，抵御谢军。
张邵居湘拒乱，不仅使湘州免除了一场兵祸，而且牵制了谢晦的兵力，使文帝讨逆之师得以顺利西进。是年2月，谢晦兵败身亡，叛乱被迅速平定。
平定谢晦之乱，刘宋政局稍安，湘州的建置随之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432年初(元嘉八年十二月)，湘州一度撤销，并入荆州。439中(元嘉十六年)，又从荆州分立，并将长沙郡所辖的巴陵、下隽、蒲圻等县分出另设巴陵郡，仍属湘州。452年(元嘉二十九年)，又罢湘州入荆州，同时将南境的始兴、临贺、始安3郡划给了广州。
文帝末年，刘宋王朝开始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湘州的重要战略意义又一再表现出来。453年(元嘉三十年)，文帝之子刘邵就父篡位，武陵王刘骏起兵讨伐，并自立为帝，是为孝武帝。是年，孝武帝再设湘州，又于次年(孝建元年)从荆、湘等州划出江夏、巴陵等8郡，另立郢州，横卧于荆、湘之间。至此，湘州所辖仅长沙、衡阳、邵陵、湘东、零陵、营阳、桂阳等7郡了。此时，长沙郡辖7县。474年(元徽二年)，名将王僧虔来任湘州刺史，以“巴峡流民多在湘土”，分益阳、湘西和罗3县沿湘江一带之地设立湘阴县，从此长沙辖8县，面积也有所扩展。
刘宋一代的内乱，在其早期和中期主要是在长江沿岸展开，而且旋起旋伏，为时较短。刘宋后期，内乱的规模扩大，并已蔓延到湘州地区，湘州的中心地带长沙也成为宗室诸王和骄兵悍将们的厮杀之地。
466年1月(宋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湘东王刘霸在一片刀光剑影中登基称帝，即宋明帝。刘霸为文帝之子，是在孝武帝病亡之后通过宫廷政变而夺取帝位的，因而引起了孝武帝诸子的愤懑。同月，孝武帝子、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在江州长史邓琬的耸动下起民拒命，并于次年正月在寻阳称帝。于是，宋皇室叔侄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帝位的战争。
刘子勋起兵后，“四方响应，威震天下”，湘州各部也迅速地卷入到这场内乱之中。当时，新授湘州刺史刘子元还未到任，而为其办理沿途事务的道路行事沈仲玉则抵达鹊头(今江苏铜陵境内)，就被邓琬派人劫持。一时湘州无主，各郡也就各行其是，湘州行事何慧文据守长沙，响应刘子勋；而衡阳内史王应之、湘东国侍郎虞洽等则依附宋明帝，双方直接在湘州丘原上拼杀起来。是年3月，王应之率衡阳郡义兵袭击长沙，慧文率部出城迎战。“应之勇气奋发，击杀数人，遂与慧文交手”，八创慧文。慧文裹创力战，“砍应之，断足，遂杀之”。在湘东郡，虞洽劝太守颜跃发兵响应明帝，颜跃不从，虞洽“乃投桂阳”，招募数百人，攻打郡城，颜跃惧而求和，虞洽便占据湘东，众达两千。何慧文长沙取胜后，因邓豌之召率部东援，从长沙出师，已行数百里，听说虞洽在湘东起兵，只得回攻虞洽，洽战败而逃。
就在何慧文长沙连获胜捷之际，宋明帝已派出大军溯江而上，讨伐刘子勋。9月，宋军在江州地区发起猛攻，刘子勋部损失．惨重，随后宋军进入寻阳，斩杀子勋。10月，宋军分路进剿荆、湘等州，“所至皆平定”，子勋余党或死或降。据长沙起事的何慧文因“才兼将吏”、甚有谋略，颇为宋明帝器重，特命辅国将军吴喜前来宣旨，赦免其罪。何慧文却认为自己“既陷逆节，手害忠义，何面目以见天下之士?”遂自杀而亡。至此，这场由帝室之争引起的湖湘之乱告平息。
10余年后，刘宋王朝又发生了沈攸之之乱，内乱之潮又一次涌入湖湘，在长沙城内卷起了阵阵风涛。
刘宋末年，出身寒门的镇将萧道成势力逐渐强大，并进一步掌握了朝中大权。荆州刺史沈被之深为不平，遂联络一批朝臣镇将密谋反萧。湘州刺史王蕴即为其中的重要一员。王蕴，宇彦深，为人轻躁，任官贪劣。出任湘州刺史时，“沈侦之为荆州刺史，密有异志”，王蕴乃与之深相交结，企图“连谋为乱”。正在这时，其母去世，他只得卸职还都，途经巴陵时，沈恢之特从江陵赶来。王蕴竟停留10余日，与之密商，定下了起事之谋。
477年(宋顺帝升明元年) l1月，沈攸之在江陵正式举兵反萧，并派遣使者来到长沙，以期共同起事。湘州自王蕴去职以后，新任刺史南阳王刘翱还未到任，由湘州行事、长沙内史庚佩玉代行州事，临湘县令韩幼宗领军防卫湘州。但庚、韩俩人互相猜疑，不能共事。故沈侦之起兵以后，庚佩玉心怀两端，企图保持中立，隔岸观火。而韩幼宗密图起事，庚获悉之后，派兵袭击，将之杀死。庚佩玉得以稳据湘州，坐观沈、萧之势。
次年初，沈恢之以“战士十万、铁马二千”东下，因其素来不得人心，不少士卒弃军而去，随之围攻郢州，“三十余日不拔”，逃散更多。这时萧道成讨沈大军也进抵郢州，沈军大溃，沈彼之逃到华容(今湖北潜城)，在一树林中自缆而亡。萧道成军占领荆、鄂各郡后，以辅国将军任候伯主持湘州军政事务。任候伯原来也是沈、王伙党，因起兵未遂，仍隶萧道成部下。是年3月，任来到长沙，即以“心怀两端、拥众怀贰”的罪名，杀死佩玉。不久，湘州刺史吕安国率军开入长沙，又将任候伯处死。刘宋一代的湘州之乱至此落下帐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