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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思维包括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抽象思维包括经验思维、理想化思维和思辨思维。其中，经验思维是描述式的抽象思维，理想化思维是量度式的抽象思维，思辨思维是概括式的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的内涵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感悟、体验和理解，其外延为现实世界中的文化和艺术。形象思维的特点是现实客体的全部属性都完整地体现在概念之中。 经验思维的内涵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经验总结，其外延为现实世界中的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经验思维的特点是经验概念来源于对认知客体多数属性的抽象概括。经验思维直接以现实客体为研究对象，因而不简化则无法数学化，一旦简化则必然失真。是故经验主义模式的量化是饮鸩止渴的统计学量化。 理想化思维的内涵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理想化认识，其外延为现实世界中的科学。理想化思维的特点是概念元素化，就是以精确、普适、客观、必然的理想元素替代现实客体作为研究对象。因而理想化模式的量化是在元素化的基础上，对元素进行的量化，这是唯一可行的量化模式。 思辨思维的内涵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思辨概括，其外延为现实世界中的哲学。思辨思维的特点是思辨概念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如现实中不存在抽象的物质，有的只是物质的具体形态。 现实世界中人的思维，即是以上几种思维体系的混合体，只是比例有所不同。抽象是思维脱离现实的过程（认识），技术是思维回归现实的过程（改造）。形象思维抽象度为零，故形象技术并不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科学”实际上是技术。比如中医和西医，两者都不是科学。西医是科学技术，并以化学技术为主；中医则是哲学技术与经验技术的混合。 早在两三千年以前，形象思维、经验思维和思辨思维就已产生。当以自然界为认知客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感悟、体验和理解形成了自然文化，表现为能够带来审美愉悦、教化作用和自然关怀的，反映自然美的美术、音乐、文学和摄影等艺术形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然界的描述和总结形成了自然经验，表现为“打雷要下雨、天冷要加衣”式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直观总结；对自然界的思辨认识形成了自然哲学，表现为宇观概括的自然观和研究观。当以人类历史为认知客体时，人们对历史现象的感悟、体验和理解形成了历史文化，表现为能够带来审美愉悦、教化作用和人文关怀的，反映人性美的美术、音乐、文学和文献纪录片等艺术形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历史的描述和总结形成了历史经验，表现为“可以知兴替”式的历史经验和对历史经验的直观总结（通常表现为对现实的镜鉴作用）；对超越历史本体的宏观思考形成了历史哲学，表现为历史观和史学观。 理想化思维对语言体系的要求极严，因而迟至17世纪才在不断的比对中诞生于物理学一个领域之内。“物理学真正成为一门精密学科，是从1687年牛顿发表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开始的”[1]，在此之前则处于“经验科学或自然哲学时期”[2]。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理想化认识形成了自然科学，表现为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但孤立的社会现象，如同孤立的自然现象一样，不具备科学研究价值。只有连贯的社会现象即人的历史，如同连贯的自然现象即物的历史一样，才是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因此，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理想化认识理应形成社会科学，表现为历史学。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指人类有记忆价值的过去。历史不是也不应该是百科全书，认为历史学就是 “唯一的科学”的观点，在学术分工和学科划分上是毫无意义的。 18世纪以来，正当理想化思维在化学和生物学领域逐步扩展之际，囿于经验科学藩篱的历史学越来越暴露出许多与生俱来的弊端和缺陷。其一，“在人类事物的任何研究中，都必定有一种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因素”[3]。“历史事实是人为的”[4]，“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5]“历史学家使用这些事实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加工利用的过程。”[6]“历史学家的确是有选择的”[7]，“史料……被一种原则和价值标准所支配”[8]。“历史是‘孩子的字母盒，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拼出任何单词’”[9]，而所谓的“求解历史，毋宁说是为了让想象中的过去重现旧貌”[10]。其二，从尼布尔到阿克顿，客观主义史家“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最终无影无踪地消失在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11]。“弗鲁德说起他参考了国内外10万篇论文的手稿，这仍是为了掌握、有效占领一个狭窄领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12]“埃德蒙·法拉尔于1942年写到：‘正是对大历史的恐惧扼杀了历史。’”[13]其三，从为尊者讳到鲁鱼亥豕、郢书燕说；从伯恩哈特与萨顿对斯特雷泽曼涉苏文件的漠视[14]到斯大林对卡廷森林事件的掩盖；从“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风”到“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15]；信史难寻，令“语文性历史……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怀疑所围绕”[16]。 面对其他学科相继走上科学化的康庄大道，历史学内部开始了“在历史世界里发现一种牛顿式的规律” [17]的尝试。然而这种尝试，一方面遭到了很多不了解科学本质的历史哲学家疾风暴雨般的批评。他们认为“人性显然要微妙得多，它中间有更多难以捉摸的东西”[18]，“并且它的题材也和科学的题材不一样，这个差别是很大的”[19]。“通过与价值的这种联系，我们能够有把握地把两类对象区别开”[20]，“即使具有了关于物质的自然系统的所有各个组成部分的完美无缺的知识，具有了关于这些组成部分的位置和运动的完美无缺的知识，……精神的东西所具有的不可说明性仍然会继续存在”[21]。另一方面，致力于此的历史哲学家也因没有看清科学的本质而走了很多弯路。例如物理主义史学只知道“机械地照搬物理学概念”[22]，却不知真正要学习的是概念背后的思维模式。“这种机械照搬牛顿方法的做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23]，致使“科学与人文的张力”时至今日也“未见缓解”[24]。 那么，什么才是我们要学习的物理学的思维模式？答案就是理想化！近代科学的创立者伽利略“在科学方法论上最重要的一项贡献为将问题‘理想化’的这个诀窍。他能将每个问题减至其基本而必要的形式；除去非立即相关的因素；寻找并非描述实际物体的运动，而是当环境的影响被除去或标准化时，物体行为的‘法则’。举例而言，……在研究下坠物体时，忽略摩擦力与阻力。……伽氏可以区分亚里士多德所谓‘基本’与‘次级’的性质，并集中测量前者。他避开‘原因’等复杂的问题，使能发现数学的‘描述’。这个‘理想化’的窍门使伽氏能直达问题的核心，且发展出简单的数学理论”[25]。 长期对科学本质的肤浅认识，致使今日的历史学，依旧不过是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经验科学而已。正如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哈里·狄金森为《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作序时说的那样：“巴勒克拉夫教授……认为科学的历史学尚未取得完全的胜利……（即便是这样的表述）巴勒克拉夫教授对于科学的历史学的胜利也许过于乐观了”[26]。历史学的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是因艺术性而变质的科学性；历史学的不同于音乐美术的艺术性，是因科学性而扭曲的艺术性。形象思维与理想化思维的矛盾，即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斗争，致使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极不稳定。历史学既游离于科学与艺术之外，亦游移于科学与艺术之间。每当历史学尝试进行科学化，就会导致其艺术性的淡失；一旦历史学尝试进行艺术化，就会导致其科学性的减弱。客观主义史学“反映出19世纪自然科学的深入人心，‘客观性’成了人们衡量某种知识或某门学科的价值准则，这是科学理性的胜利，也是人文精神的悲哀”[27]便是一例。 在史学理论研究中，“除了高层次的抽象的哲学研究以及低层次的只针对某个具体历史问题的理论探索之外，还应该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层次。这一层次的研究同史学研究的实践紧密相连，对历史学的发展影响也大。它既不像历史哲学那样过分抽象，又不像具体历史问题理论那样过分狭窄，而是以历史整体或者历史学研究的整体作为对象，结合史学研究的实践，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这种研究自然仍需哲学原则作为指导，而且往往需要用哲学语言来加以阐述，但它已不是空泛的。它的指导意义带有普遍性，但又因为与史学研究实践相结合，因而又是具体的。”[28]引文中所描述的所谓“中间层次”，正是介于历史经验和历史哲学之间的、历史领域缺失已久的理想史学。 理想史学的诞生，意味着历史科学、历史经验和历史文化的分立，意味着历史科学与历史文化的互不干扰和相得益彰。这就既不会因追求历史文化的美而抛弃历史科学的真，也不会在追求历史科学的真的同时放弃历史文化的美。人类对历史的认识的发展，应当是历史文化和历史科学的协调发展。真正的历史科学应当是人文精神的胜利，而决非人文精神的悲哀。 [1] 罗益民、余燕：《大学物理》，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 邹延肃：《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叶力学的发展》，《物理学史专题讲座汇编》，北京物理学会1983年版，第36页。 [3] [英]阿诺德·汤因比、厄本著：《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第17页。 [4] [英]阿诺德·汤因比、厄本著：《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第13页。 [5] [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3页。 [6] [英]E.H.卡尔著：《历史是什么？》，第99页。 [7] [英]阿诺德·汤因比、厄本著，王少如、沈晓红译：《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第14页。 [8] [意]贝柰戴托·克罗齐著,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页。 [9] [英]E.H.卡尔著：《历史是什么？》，第111页。 [10] 何兆武、陈啓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426页。 [11] [英]E.H.卡尔著：《历史是什么？》，第97页。 [12] [英]阿克顿著，朱爱青译：《近代史讲稿》，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页。 [13]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14] [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第99-102页。 [15]《史通》卷七《曲笔》第二十五。 [16] [意]贝柰戴托·克罗齐著，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20页。 [17] 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8] [英]阿诺德·汤因比、厄本著，王少如、沈晓红译：《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页。 [19] [英]F.H.布莱德雷著，何兆武、张丽艳译：《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20] [德]H.李凯尔特著，涂纪亮译，杜任之校：《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1页。 [21] [德]威廉·狄尔泰著，童奇志、王海鹏译：《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22]何兆武、陈啓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513页。 [23] A. Koyre, Newtonian stud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Chapman & Hall, 1965. p.23-24. [24] 武吉庆：《人文关怀与史学研究主体意识》，《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25] [美]查尔斯·赫梅尔著，闻人杰译：《自伽利略之后》，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2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7] 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28] 何兆武、陈啓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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