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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爱默生 每一个人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心灵，每个人都是进入这个共同心灵及其一切的入口。人一旦被赋予这种理性的权利，那他就会成为整个社会的自由人。柏拉图想到的他也能想到，圣徒能感觉到的他也能感觉到，他可以理解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的遭遇。不管是谁，只要进入到这个普遍存在的心灵，那他就参与了一切现有的或可行的行动。因为这是唯一的、最高的力量。 历史记录下了这个心灵的工作。由整个一连串的岁月来阐释它的精神。唯有历史能对人作出解释。人的精神把属于它的所有本领、思想、感情从开始出发时就体现在适当的事件中，从容并永不停息。可是事实总比思想慢半拍，在心灵里，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是以规律的形式预先存在了，换言之，每一条规律反过来是由起主导作用的环境造成，而自然的局限性一次只能产生一个规律。一个人就是一本记录着全部事实的百科全书。一颗橡果里蕴含着一千座森林的创造；而在第一个人身上，早已经蕴藏着埃及、希腊、罗马、高卢、不列颠、美国。一代又一代，从部落到王国、帝国、共和国、民主国，这都仅仅是一个人多重的精神应用到了这个多重的世界上而已。 这个人的心灵书写了历史，而他又必须阅读历史。斯芬克斯的迷必须由自己解开。如果一个人身上体现了全部的历史，那么就要从个人经历这个角度上解释全部历史了。我们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与千秋万代有着相通的关系。供我呼吸的空气汲取自大自然的仓库，供我看书的亮光来自亿万英里之远的星球，我身体的平衡全靠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平衡。与之相同，时刻应该受到时代的指引，时代应该由时刻来解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共同心灵的又一个化身。他的身上会表现出普遍心灵的所有特点。他的个人经历中的任何新奇的事情都反映出绝大多数人曾共同做过什么，而他的个人危机和民族危机又是紧密相连，每一场革命起初都是一个人心灵里的一个想法，如果相同的思想出现在另外一个人的心灵里面，那将会对这个时代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一次的改革最初只是一种个人看法，如果他同时成为其他人的看法，那这种看法必定会解决这个时代的所面临的问题。别人所说的事实必须和我身上的某种情况相符，这才能使其有可信度，可理解。我们阅读时，必须变身为希腊人、罗马人、土耳其人、教士和国王、殉道者和刽子手，必须把这些形象和我们隐秘经历中的某种实体紧密相连，要不然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学习到任何知识，我们的遭遇和哈斯德鲁巴或者恺撒·波吉亚的遭遇是相同的，都是关于这种心灵的力量和堕落的一种证明。每出炉一部新的法令，每发生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对你来说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你站立在它的各个招牌前说：“在这个面具下隐藏着我善变的心灵本性。”这使我们太接近自己这个毛病得以纠正。这使我们的行为得以客观逼真地展现：螃蟹、山羊、蝎子、秤、水壶，一旦被用作黄道十二宫的标志，立刻就身价倍增，同样，在所罗门、亚西比德、喀提林这样一些前人的身上，我能够很冷静地看到自身的罪恶。
普遍的性质让特殊的人和物也有了所该有的价值。包含这种普遍的性质的人是神秘而不可侵犯的，我们还用各种法律来维护。因此所有的法律取得了它们最终存在的理由;一切法律都或多或少地表明它掌握这种最高的、无限的的精髓。财产也控制了灵魂，包含着伟大的精神实质，所以，出于本能，起初我们就利用武力和法律，以及广泛而复杂的工具来掌控它。哪怕对这一事实只有一点模糊的认识，就相当于我们的整个白昼有了光明，就相当于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就相当于教育、正义、慈善的呼唤，就相当于友谊、爱情、自助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阅读时，总是不自觉的感觉自己超乎常人。通史、诗人、传奇作家，他们所描绘的最为壮观的场景——僧侣和帝王的宫殿里，意志和天才的成就中——从未使我们失望，从未使我们有侵入他人领地和高不可攀的感觉；反是看到他们雄浑的笔触时，我更觉得轻松安逸了。莎士比亚说的关于国王的话，连坐在墙角读书的柔弱的小孩都认为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对于伟大的历史时刻、伟大发现、伟大抗争、人类的繁荣昌盛来说，都会引发我们的共鸣——因为自会有人为我们制定法律，为我们探索海洋、发现陆地、打击敌人，而我们在那种场合也会那样做，那样欢呼。 对形势和性格我们有着同样的兴趣。我们尊敬富人，因为从外表上看他们拥有自由、权力、和风度——我们感到这都是人类本来就应该具有的，我们本来也该具有的。因此禁欲主义者、东方人或现代作家所讲的关于聪明人的性格，在每个读者看来，都描写的是他自己的观念，描写的是暂时没有达到但是最终会达到的自我。所有的文学都描写了智者的性格，书籍、纪念碑、图画、谈话，都是画像，所有的读者都能从中发现他正在形成的面貌，沉默者和善谈者都在赞扬他，呼唤他，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暗暗提及，这使他兴奋不已。所以，一个真正有进取心的人绝对不渴望别人在谈话中提到自己、赞美自己。他听见别人赞美的声音，但不是赞美他，而是赞美他所追求的性格，但听起来比赞美自己更加甜蜜，在人么谈论性格的每一句话中，更有甚者，在每一个事实与环境中——奔流的河水里，沙沙作响的稻田里，也会听到这种赞美。宁静的大自然，高山峻岭，日月星辰的光辉，都暗示出了赞美，表达出了敬意，流露出了爱恋。 这些好像是在幽暗的下意识里透露给我们的暗示，我们应该在清醒的时候利用它。学生应该是主动地而非被动地去阅读历史，他应该把自己的生活作为正文，把书籍当做注释。这样的话，缪斯就只能发出神谕，而对不尊重自己的人从来不会这样做。如果他觉得古代声名远扬的人在那时做的事比他现在正做的事更有意义的活，那我对他能正确地去阅读历史不抱指望。
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教育每一个人而存在的。历史上所有的时代，所有的社会形态，所有的行为方式都跟每个人的生活有某种相符之处。每一件事物都倾向于用奇妙的方式来简化缩略自己，并且把自己的美奉献给每一个人。他理应能看到他可以亲身体验全部的历史。他必须不出家门，以免受到国王贵族的欺凌，但他却知道他比世界上的所有地理、所有政府都要伟大；他必须转变阅读历史的一般观点，从罗马、雅典和伦敦挪到自己身上，他要确信自己就是法庭，要是英国或埃及有话要对他说，他就要对这个案件进行审判；要是没有，就让它们永远沉默下去吧。他一定要养成并保持住那种崇高的见解，事实从此透露出它们隐秘的意义，诗歌和历史的记载都差不多。在我们利用历史上的重要记载之时，就会彻底暴露出心灵的本能、大自然的目的。时间把事实的棱角磨碎使其化为闪烁的苍穹。没有一个铁锚、巨缆、篱笆会使一个事实永远也是一个事实。巴比伦、特洛伊、泰雅、巴勒斯坦，甚至早期的罗马，都已快成为传说的故事了。伊甸园，日头停在基比恩，到后来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诗歌了。在我们把一个事实制成一个星座悬挂在天空中，把它当做一个不朽的标志时，谁还会关心真正的事实如何呢？伦敦、巴黎、纽约必须走相同的路。“历史是什么？”拿破仑说，“不过是意见相同的一则寓言罢了。”埃及、希腊、高卢、英国、战争、殖民地、教会、法庭、商业的痕迹遍布我们四周，就像许许多多的花朵和杂乱无章的装饰品，有些是严肃的，有些是轻佻的。对于这些，我不想再做更多的重视。我相信永恒。我在自己的心灵里能够发现希腊、亚洲、意大利、西班牙和英伦三岛，发现每个时代和每个时代的天才和创造原理。 一些引人注目的历史事实总是在我们在个人的经历中被提出，并且在其中证实它们。就这样，一切历史都将变成主观；换言之，严格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任何一个心灵都必须亲自学会这一课——一定要查看整个地域。只要是它没有见过，没有经历的，它就不可能知道。为了便于管理，前一个时代早已把某些东西提纲挈领地归纳为一个公式或一条法则，可是却有一面墙阻挡着那条法则，我们的心灵无力去证明这件事实的好处。在某时、某地，心灵将会要求对这一损失加以补偿，并且能得到补偿，那就是亲自去做这项工作，佛格森所发现的很多天文学上的东西都是尽人皆知的，但是他本人却因此大为受益。
历史必须要这样，否则它毫无价值，国家制定的每一法律都指出了人性的每一事实，就这样，我们一定要从自身看到每一事实的必要理由——看出它能怎样，必须怎样。以这种态度对待一切事务；对待政治家的一篇演说，军事家的一次胜利，为某个主义或宗教的殉道精神，革命期间的恐怖，宗教复兴的狂热。我们假设我们自身在相同的影响下受到的感染应该相同，取得的成就应该相同；我们的目标是在精神上把握好每一步，而后再达到我们的伙伴，也就是我们的代表所达到的同一个巅峰或者谷底。 所有对于古代的探索——对于金字塔、被发掘出的古城、“悬石坛”、“俄亥俄圆圈”、墨西哥、孟菲斯的所有好奇心——全是一种欲望，要消灭这种野蛮、荒诞的“彼地”与“彼时”，而代之以“此地”与“此时”。贝尔佐尼在底比斯的木乃伊坑和金字塔里挖掘、测量，到后来，他终于发现了那种奇异的工程与他的息息相关之处。直到最后，他让自己彻彻底底地相信：这种工程的建造者和他是同样的人，用同样的工具，有同样的动机，而且他自己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工作。此时此刻，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了。他的思想和那些寺庙、狮身人面像、地下墓穴紧紧相联，并且在它们中间满意地游历了一番之时，它们就在他的内心复活了，或者说是成了“此时”。 一座哥特式教堂，它显然是我们所建造的，又不是我们建造的。当然，它的建造者是人，但是我们这些人却造不出它。可我们却在潜心钻研它的建造史，我们将自己置身于建造者的地位与状况中。我们回忆起森林里的居民和最初的寺庙，然后坚持最初的形态，后来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而加上了装饰；木头被雕刻后立即身价倍增，于是也开始雕刻堆起一座教堂的大量的石头。我们考察了这个过程之后，再加上天主教会，它的十字架、音乐、仪式队列、圣徒纪念日和偶像崇拜，如此一来，我们就是建造那座大教堂的人了；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它能怎样，一定要怎样。我们掌握了充足的理由。 人和人之所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别，原因就在于人们奉行着差异巨大的原则。对于物品的分类，有的人是根据颜色、大小、和外形上的偶然区别；而有的人则是根据内在的相似之处或因果关系。随着智力的进步，原因会被看得越来越清晰，而表面的差异则不会被注意。诗人、哲学家、教徒心目中的万物都是友好的、神圣的，万事都是有益的，每一天都是神圣的日子，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人。他们的目光紧盯着生活，对境遇不太重视。内因的一致性和外表的多样性，是每一种的化学物质、植物、动物在发展变化中教会我们认识的。
创造万物的大自然柔软、流动，就像云彩与空气一样。既然我们被她支撑着，围绕着，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做那种顽固的研究，就只知道夸大那很少的几种形式呢？我们为什么还要注重时间、大小和外形呢？灵魂不明白这些，而天才由于遵循着自身的规律，所以知道该怎么去捉弄它们，就像一个小孩子和一个白胡子的老头玩耍，在教堂里游戏一样。对于偶尔想起的东西，天才都会去对其进行研究，而且深入到事物发展的胚胎时期，他看见同一个天体上发出的光线，在照到大地之前又是怎样射向四方的。天才透过各种各样的伪装注视着单原子元素，看到了它促使着自然界的轮回与转生。天才通过苍蝇、毛虫、蛴螬、卵，看到了永恒不变的个体；通过无数的个体，看到了不变的种；通过大量的种，看到了属；通过所有的属，看到了不变的类型；通过所有有组织生命的各界，看到了永恒的统一。自然如同一朵变幻不定的云彩，始终一样，但又从不一样。她就像一个诗人用一个寓意写成很多则寓言一样，把思想铸造成许许多多的形式。由于物质的一种微妙的精神，一个敏锐的精神可以把万物随意地变换。坚硬的物体在它跟前化为柔软明确的形状，可在我看到它的时候，它的外形和结构又发生了改变。所有东西都不像形式那样善变，但是它从不完全地否定自己。在人的身上，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各种遗迹和暗示，我们觉得这是低等种族奴性的标志。在人的身上，这些东西反而使人显的更加高贵与优雅。就如埃斯库罗斯作品中的伊娥化成了一头母牛，简直不可想象，可是作为埃及的伊西斯女神，她碰到了奥西里斯主神时，她变化多大啊！她变成了一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女人，没留下一点变幻的迹象，只留下一对新月形的牛角作为她眉毛上的绝妙的饰品。 历史的同一性都是内在表现，多样性是外在表现。事物的表面样貌繁多，而核心的原因简单至极。一个人的行为那么丰富，可是我们从其中看出的却是同一种性格！观察一下我们有关希腊天才的信息的来源吧。我们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普鲁塔克所撰写的那个民族的文明史，详细记载着他们的言谈举止和所作所为。在他们的文学里，我们看到了同一种民族心灵一次又一次的表现，也就是在史诗、抒情诗、戏剧和哲学里，这都是一样很完善的形式，我们发现这种心灵也再次反映在他们的建筑里。它本身就是一种适度的美，局限于直线和方块——一种造型的几何图形；随后又发现它表现在雕刻里，是那“欲说还休的语言”，多姿多彩的形态，自由奔放的动作，但又不悖离理想的宁静，好比信徒们在诸神面前进行某种宗教舞蹈的表演，即使痉挛般的疼痛，或者垂死的挣扎，也绝对不敢在他们舞蹈的形态和礼仪上有出格的行为出现。这样，关于一个非凡民族的天才，我们有一种四重的表述：对于感官而言，还有什么能比一首品达的赞歌，一尊大理石半人马怪兽像，巴台农神庙的石柱和福西翁临终前面的行为更毫无关联的事呢？
任何一个人都一定看过一些相貌和形体，虽然它们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却给每位观察者留下一种相同的感觉。某一幅画和一本诗集，即便它没有呼唤一连串栩栩如生的形象出来，但也添加了一种山中小径那样的形象，虽然对我们的感官来说，这种相似不是很明确，但是它的隐秘之处是我们无法了解到。大自然只是对仅有的几种法则不停地进行排列组合和重复。她哼唱着古代著名的曲子，只是调子变化无穷。 大自然的所有作品像一家人一样有某种崇高的相似之处；她喜欢把某种相似表现在人最想不到的地方，使我们大感惊讶。我看见过森林里一位老酋长的头，这马上让我想起一座光秃秃的山顶，那额上的条条皱纹让人想到层层山岩。一些人举止上就有一种华贵的仪态，就如巴台农神庙里那简朴而又让人敬畏的雕像，以及最古老的希腊艺术的遗迹那样。每一个时代的书籍中都能找到格调相同的作品。圭多的宫画《曙光女神》只不过是一个早晨的想象，就像里面的马匹仅仅是早晨的一朵云彩而已。假如有人不嫌麻烦，愿意观察他在某种心情中喜欢做和不喜欢做的各种行为，他就可以看到其中相似的链条有多么的紧密了。 有位画家告诉我谁如果不或多或少地变成一棵树，那谁就画不了树。而只是去研究小孩的体型轮廓的话，也画不出那个小孩，只有花一段时间去深入观察他的动作和游戏，借此进入他性格的内部，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他的各种形态画出来。因此就有罗斯“进入一只羊的性格深处”之说。我认识一个制图员，被雇佣来做一种公共测量工作，他发现一定要先把岩石的地质结构给他讲明白了，他才能画出那些岩石。各不相同的工作其实都起源于同一种思想状态。是精神相同，而不是事实相同，艺术家有能把他人的灵魂唤醒去参与某种活动的力量，其原因就是靠一种更加深沉的领悟，辛苦地练就各种手艺倒在其次。 有人说：“普通的灵魂靠干活带来付账，高尚的灵魂靠自身赢得好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深刻的性格以它的行动和语言，以它的面貌和神情，能唤醒我们身上等同于雕像或者绘画陈列室所提供的那种力和美。 文明史和自然史，艺术史和文学史，都必须从个人历史的角度来阐释，否则必定都是空谈。所有的东西都跟我们发生关系，所有的东西都能使我们产生兴趣——王国、学院、树、马，甚至铁梯；人是万物之源。圣克罗齐教堂、圣彼得堡大教堂则体现了斯坦巴赫人埃尔文的灵魂。真正的诗歌是诗人的心灵的体现；真正的船是造船的人自己的化身。假如我们可以把人解剖开来，我们就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他的作品最后一些笔路产生的理由；好比蚌壳里的每一根壳针，每一种色彩，都提前存在于水生动物的分泌器官中那样。所有的骑士制度和武士制度都寄寓在礼仪里面。一个有礼貌的人会把你的名字念的婉转优美，就是贵族的头衔也有所不及。
日常生活那些琐碎的经验总是在向我们证实一些古老的预言，并把我们充耳不闻的话和视若无睹的迹象变为实物。一位和我在林子里一起骑马的女士对我说，她一直感觉森林在等候着，好像住在里面的精灵停下了一切活动，等待着路人通过一样；这种想法早就有诗歌在描述仙女们跳舞时用到过：当人的脚步靠近时，舞蹈便停下了。假如谁在半夜看到月亮从云层的阻挠中挣脱出来，那谁就与天使长一样亲眼目睹了创造光明和世界时的情形。我仍记得在某个夏天的旷野里，我的伙伴指着一大团的云彩让我看，它跟地平线持平，可能有四分之一英里宽，非常像教堂里画的小天使的样子，在中央有一个圆块，很容易添上眼和嘴，把它点缀的栩栩如生，还有一对撑开的对称的翅膀在两边支撑。天空中出现过一次的东西可能会经常出现，它无疑就是那种人们非常熟悉的装饰品的原型。我曾在夏日的天空看到一连串的闪电，它马上向我展示：希腊人所绘的天神手中的雷电，就是从大自然中获取的。我看到过石墙两边堆放的积雪，它很容易让人想到紧紧挨在一座塔上的普通建筑物上用的漩涡形饰品。 只要处在最初的环境中，我们就可以把建筑上的样式和装饰一样一样重新发明出来，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各个民族不过是在装饰自己原始的住所。陶立克式的神庙存留着陶立克人所居住的小木房的风格。中国的宝塔明显是鞑靼人的帐篷。印度和埃及的神庙依然显露着他们祖先的坟茔和地窖的遗迹。“在用天然岩石建造房屋和坟墓的习惯”，黑伦在他的《埃塞俄比亚人研究》中说，“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古埃及努比亚建筑的主要特征，就是规模宏大。在这些自然形成的洞穴里面，眼睛习惯了巨大的造型，所以，一旦用艺术来衬托自然，如果不想弄的自身轻贱，就不得显的小气。那些殿堂无比宏大，只有巨人才有资格坐在堂前或者在柱子旁守护，而普通大小的雕像，整齐规范的门廊和偏厅，跟那些大家伙联系在一起，将显示出怎样的一种形态呢？” 把森林里那些枝繁叶茂的树木稍加改造，变成一个祥庆或者肃穆地连拱长廊，这明显是哥特式教堂的起源，因为那裂开的柱子上的箍带仍然代表着从前捆绑拱廊的绿色枝条。任何人在松树林开辟出一条路走着，都觉得这座树林有着建筑物的相貌，特别是在冬天，别的树木那光秃秃的形象更是凸现了撒克逊松树的低低的拱门。在树林里，一个冬季的下午，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装扮哥特式教堂的那五彩缤纷的玻璃的起因——在树林里交叉着的光秃秃的树枝之间所看到的西方天空的色彩。所有对大自然充满向往和爱好的人，一旦走进牛津古老的建筑群和英格兰的大教堂，就都感到是森林征服了建筑师的心灵，他的凿子、锯子、刨子，都是仿制了森林里的蕨草、穗状的花、蝗虫、榆树、橡树、松树、枞树和云杉树。
哥特式教堂是石头开了花；然而，因为人类不知满足地要求和谐，这烂漫的春光又被要求所节制。一座花岗岩的石山绽放成一朵永不凋零的石花，它具备了植物的美，更具备了轻盈与细致的完整。 与此相同，一切公共事务应该以同样的方式个性化，一切个人事务应该普通化。因此，历史既要有变动性，又要保持真实性，传记变成既深沉又崇高的。波斯人用他们的建筑物里纤细的柱身和柱头来模仿莲和棕榈的茎和花的结果，同样，波斯的宫廷在它辉煌的时代也未抛弃部落的游牧生活，他们在埃克巴坦拿度过春天，然后迁徙到苏萨消夏，再去到巴比伦过冬。 早期的亚非历史中，游牧和农耕是两种对立的生活方式，亚非的地理环境使游牧生活成为唯一的选择，但是对那种拥有土地和市场的便利而建立城镇的人们来说，游牧民族就显得非常可怕了。因为游牧生活会对国家产生危害，所以农业就成了一种宗教性的指令。在英美等近代文明国家里，这些倾向仍旧在国家和个人身上继续着从前的战斗，由于牛虻的袭击，非洲的游牧民族不得不到处流浪，因为牛虻发狂地叮咬牛群，所以迫使部落在雨季迁徙，把牛群赶到较高的沙土地区。亚洲的游牧民族，逐月随水草迁移。欧美的游牧生活则是出于商业和好奇心理，从阿特巴拉河的牛虻到波士顿湾的那些狂热的英国迷和意大利迷，这的确是一种进步。有些圣城必须在约定的日期去朝拜，严格的法律和习俗有助于加强民族联系，对于古代的漫游者来说，就是一种约束；而在一个地方久居累积的好处则限制了当前人们的漫游。这两种敌对倾向有时候在个人身上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有时喜欢去冒险，有时则想休息，就看哪一种倾向正好占优势了。一个体质健壮、心情舒畅的人能够迅速适应环境，他坐在自己的车里，南北畅游，不管在哪都一样的感觉舒适。在大海上，在森林里，在雪地里，他照旧能够睡得暖，吃得香，交往愉快，和在自己家的壁炉边一样，不然，或许他的智慧更深地隐藏在更为广阔的观察力中，不管他的眼睛看到什么新鲜事物，都能引起他的兴趣，游牧民族贫穷饥饿到无路可走的境地，而这种精神上的游牧生活若过度的发展，就会让人把精力耗费到一些乱七八糟的对象上，导致心灵的崩溃，在另一个方面，那种闭门不出的智慧倒是一种节制或者满足，因为它在自己土地上发现了生命的所有元素；要是不从外引进一些东西加以刺激，它就有日趋单调和堕落的危险。 个人在他身外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和他的心境相符合，而当他不断前进的思想将他引入那件事或者一系列事实所属的真理时，一切事物于他而言又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原始世界——德国人所谓的“前一个世界”——我能够在自身上进行深入研究，就如我能够用探索的手指在地下的墓穴里、图书馆里、别墅遗迹的破碎浮雕和无头无臂的雕像上摸索它一样。 人们无不对希腊各时期的历史、文学、艺术、诗歌感兴趣，从“英雄时代”或称“荷马时代”到四五百年后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家庭生活，这种兴趣产生的基础是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所有人都经历了一次希腊时代。希腊时代是肉体性的时代，是感官完美的时代——是精神自然与身体绝对一致地展现出来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生存的人的体形给雕刻家提供了赫拉克利斯、菲玻斯和朱庇特的原型，它们不像现代都市里充斥的那种面容模糊地雕像。他们五官端正，线条清晰，眼窝的构造也与现在不同，因此眼睛不能斜视，不能左顾右盼，想看哪儿就必须把整个脑袋都转过来。那个时代的仪态讲究的是直率与豪放，人们所敬仰的个人品质是勇气、谈吐、自制、正义、力量、机敏、洪亮的嗓音、宽阔的胸膛。人们不知奢侈、风雅是什么。由于人口稀少，生活贫困，因此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仆人、厨师、屠夫和士兵，自给自足的传统锻炼了身体，让它能够做出神奇的事情。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迦门农和狄俄墨得斯就是这样。色诺芬在《万人大溃退》中对自己和同胞们也没什么差别：“部队在跨过亚美尼亚的泰利波斯河后，下起了很大的雪，队伍很悲惨的躺倒在雪地里，可唯有色诺芬光着膀子爬起来拿起一把斧子，开始劈柴；于是别人也都爬起来，跟着他一起干。”在他的军队里，自上而下言论极为自由。为战利品他们争吵，为每一个新下达的命令，他们和将军们争论，色诺芬口齿伶俐，而且比大多数人都要厉害。所以在受到责难后肯定会反唇相讥，优秀的小伙子们总是既要讲荣誉准则，又要纪律松弛，谁还看不出这就是一帮优秀的小伙呢？ 古代悲剧最高魅力——其实也是所有古代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剧中人物能朴实的说话，说起话来，就像一些有着真正智慧的人，自己并没有感觉到，那时候反省的习惯还没有成为心灵的主要习惯。我们崇尚古代，并不是说崇尚古老，而是崇尚自然。希腊人不善于反思，可是他们的感官和身体却完美无暇，具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体质结构。成年人的行为动作和小孩子一样单纯优美。他们制造花瓶，书写悲剧，雕刻石像，都是按照健康的感官应当去做的那样做——也就是说，趣味高雅。那样的东西各个时代都在继续制作，包括现在，哪里有着健全的体魄，哪里就有这些东西；可是作为一种类别，从它们超凡的结构来看，它们都是特别优秀的，它们把成年的精力和童年的纯朴融会贯通，这些风格之所以有着无穷的魅力，就在于它们就是人们所具备的风格，众所周知，因为每个人都是从童年走过来的。
更何况，从古至今总有一些人保持着这种本色，一个有着孩童般纯朴的天才和天生就有精力的人仍然是一个希腊人，他重新点燃了我们对希腊女神的爱情。菲洛克忒斯对大自然的爱恋使我赞赏。我在阅读那些对睡眠、星辰、矿石、山脉、波涛的精彩述语时，感到时间彷佛一篇退潮的海水一样流走；感觉到了人的永恒，人的思想的一致。彷佛希腊人的培养液是我的朋友。日月、水火，和他的心紧紧相连，也跟我的心紧紧相连，如此一来，人们所宣扬的希腊人和英国人的差别，古典派和浪漫派的分歧，就都成了不切合实际的论调了。当柏拉图的一个思想成为我的一个思想——当点燃品达灵魂的真理同时点燃了我的灵魂时，时间就已不在了。当我感到我们两人的灵魂在一种知觉中相遇，我们两人的灵魂色彩一致，似乎合二为一时，我们为什么还要测量维度的度数，数古埃及的年代呢？ 学生用他自己的骑士时代来解释骑士时代，用他自己相仿的小型体验来解释海上探险和环球航行的时代。对于世界宗教史，他也有一把相同的钥匙，当远古的一位先知的声音只对他重复着他童年时的一种情绪、他青年时的一种祈祷之时，他就会破开一切混乱的传统、扭曲的制度，接触到其中的真理。 那些稀有但是又放肆的精灵们一次次出现在我们中间，不断地给我们揭示大自然的新的事实，我看到上帝的使者经常在人间行走，让平凡听众的心灵感知他们新的使命。祭坛、男女祭司们显然都是受了神的感召。 耶稣让那些注重感官享受的人感到惊奇，也让他们产生了敬畏。他们无法把他和历史结合在一起，或使他与他们协调一致，但当他们渐渐知道了尊重他们的直觉，并且渴望过着神圣的生活时，他们自己的虔诚就能解释每一件事，每一句话。 对摩西、琐罗亚斯德、魔奴和苏格拉底自古以来的崇拜在心灵里那么容易就被驯化了。我在这些崇拜中找不到一点古代的痕迹，这些崇拜是他们的，也是我的。 我不必飘洋过海或跨越世纪却看到了最古老的祭司，不止一次，我的面前出现了某个忽视劳动，全神贯注地做默祷的人，一个以上帝名义行乞的受俸牧师。而这将19世纪的柱头修士圣西门底比斯和第一位嘉布遣会修士来补偿。
东西方的教士权谋，包括麻葛、婆罗门、督伊德和印加教士的权谋，都可以在个人私生活里得到解释，一个严苛的顽固的形式主义者对一个小孩有一种束缚性影响，会压制他的精神与勇气，瘫痪他的理解能力；但是这却并不会激起那孩子的愤慨，而只会使得他害怕，服从。甚至会同情这种专制——这很正常，孩子长后就会明白了，他看出小时候压迫他的人本身也是一个孩子，被某些名字、字句与形式所奴役着，而奴役他的人也不过是那些名词与形式的工具而已。事实叫他明白了巴力神是怎样受崇拜的，金字塔是怎样建成的，就连商博良发现所有工匠的姓名和每一片瓦的造价也比不上事实的教育作用，他发现亚述和乔鲁拉冢群就在他的门口，而他本人就是方案的制定人。 还有一层，所有深思熟虑的人都向他那个时代的迷信提出抗议，于是他一步步追随古代的改革家的某些做法，在追求真理时，他也像他们一样发现道德又有沦丧的危险。他再次领悟到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来取代迷信的束缚。改革的身后，总跟着一个放荡的时代。世界史上出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当代的革命家也都慨叹自己家里的虔诚也在减退。有一天马丁·路德的妻子对他说：“博士，为什么我们在教皇统治时期祈祷的次数又多又虔诚，而如今却又少又冷淡？” 进步的人发现文学中——不唯历史，还有寓言——有多么丰厚的一笔宝藏啊！他发觉诗人并不只是描写奇异的、怪诞情景的怪人，而是用他的笔写出对人人都适用的内心自白的普通人。他在诗句中发现自己的秘密传记，他对那些句子知根知底，虽然那都是他出生之前写下的句子。他在个人的冒险中一一体验着伊索、荷马、海菲兹、阿里奥斯托、乔叟和司各特的每一个寓言故事，并通过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去将之验证。 希腊人的美丽寓言全是想象力的结晶，而不是幻想的产物，所以都是普遍的真理。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寓意是那么广阔，又是那么永久的恰当。它是欧洲历史的第一章（这则神话用一层薄幕遮住了真正的事实，机械工艺的发明和向殖民地移民）。除了它这主要的价值之外，它同时也描绘了宗教史，相当接近于后世的信仰。普罗米修斯是古老神话中的耶稣。
他是人类的朋友，他站在永恒天父的不公正的“公正”与人类之间，情愿为他们忍受一切痛苦。可是这和宗教改革主义者的基督教略有出入，将普罗米修斯表现为天神的挑战者也与宗教有出入，这里它代表一种精神状态；无论什么地方，如果人们用不逊的、客观的方式宣扬有神论，很快就会出现这种心态，它好像是人的自卫，抵抗一种谎言，即人们都不满意只存在一个上帝这个为人所信地事实，而且觉得敬仰上帝实在是麻烦透顶。如果可能，他会偷造物主的火，跟上帝分庭抗礼，脱离上帝，独立生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怀疑主义的浪漫故事，这庄严的语言的每个细节都适用于每一个时代。诗人们说，阿波罗曾经替阿德墨托斯放羊。诸神降临人间之时，无人知晓。耶稣就不是；苏格拉底和莎士比亚也不是；安泰俄斯是被赫拉克勒斯扼死的，要不每当他碰到他的大地母亲，他就又恢复了力量。人就是那个被制服了的巨人，在他衰弱的的状态下，他的身体与精神通过与大自然交流的习惯而获得活力。音乐的力量，诗歌的力量，似乎恣意翱翔在广袤的天空中，并且解答了奥菲斯的谜语。哲学的理解能够在无穷无尽的形式变化中看出相同之处，这使它能够明了那变化多端的海神普洛透斯。我不是普洛透斯是什么？昨天我笑了或者哭了，昨夜我睡的跟死人一样，今天早上我则站着，奔跑着，这个我还会是什么呢？我举目四望，所见的芸芸众生岂不都是普洛透斯的转世？我可以用任何生物、任何事实的名字来象征我的思想，因为每一个生物都是人的替身或病人。坦塔罗斯在你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名字。它的意思是指我们无法饮用到思想的泉水，虽然它永远在灵魂的视线内闪光。灵魂的轮回转世决不是寓言，我倒希望它就是，然而男人和女人只是半个人。农场、田野、森林、地上、地下河水中的每一个动物，都想方设法在身体直立、面向天空、会说话的人类中获得一块立足之地，并留下它特征和形态的印记。啊，我的兄弟，不要再让灵魂堕落了——它正在朝那种形式堕落，而多年来你已不知不觉染上了那种习惯。关于斯芬克斯的那个古老的寓言对我们接近而适用。它坐在路旁，让每一个路过的行人猜谜。如果那人猜不出谜底，它就会吃掉他，如果他要是猜中了，斯芬克斯就会当场死掉，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不过是长着翅膀的事实或事件的永恒飞翔，它们用各种方法来向人的灵魂提问。有些人不能用优越的智慧应付回答面前的问题，就需要为它们服务。对于这些人，事实是一种负担，控制他们，压迫他们，把它们变成墨守陈规的人，有“见识”的人，他们对事实的彻底的服从，甚至熄灭了他们身上那种使人之所以为人所依赖的光明的每一星火花。但只要人忠实于自己最好的本能或者感情，拒绝事实的统治，就像一个来自高等种族的人，他与灵魂紧紧相依，并且能够通晓原则，于是这些事实自会适当地顺从下来，并各得其所，它们认识自己的主人，它们中间最平庸者也能为他增光添彩。
每个词都应该是一件事情，我们在歌德的《海伦娜》中看出了这种同样的渴望。他经常说，喀戎、格里芬、勒达、海伦，都会对心灵产生某种特别的影响，当时，他们就是永恒的存在，在今天看来就像奥林匹克竞技会上出现的一样真实。由于反复琢磨，他运用他们自如地写出了自己的风格，并将他们写的有血有肉。虽然他写的诗像梦一样模糊朦胧，可是它却比同一个作者所写的剧本的某些非常通俗的戏剧情节更有吸引力，因为它使人的心灵挣脱了循规蹈矩的生活——用大胆自由的构思，连贯的、惊奇的场景唤起了读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对诗人的天性而言，宇宙的天性力量太强大了，它骑在他的脖子上，用他的手写作；因此诗人有时候似乎要表达一种纯粹的随想或疯狂的浪漫史时，实际上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寓言。所以柏拉图说：“诗人说出来的至理名言，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懂。”中世纪所有的虚构故事意义都很明显，其实他们只是把当时的心灵严肃认真、辛辛苦苦去追求的东西用一种隐含、嬉戏的方式来表现出来。魔法以及人们认为它所具有的一切神奇能力实际是对科学力量的一种深刻的预感。飞鞋，神剑，与天地斗争，能利用矿物的秘密功效，能通晓鸟语，诸如此类，都是心灵朝正确方向作出的模糊的努力。英雄的神威勇猛，永葆青春的神力，这些事都是人的精神企图“是事物的外观符合心灵的愿望”的努力。 在《穿林》和《高卢的阿马狄斯》中，花环和玫瑰会在忠实的女人头上绽放，在背信弃义者的额上则会凋谢。在《男孩和披风》这个故事里，即使一个老练的读者对温柔的维内拉斯的胜利也会感到惊讶，并表现出真诚的快乐；实际上，一切关于小精灵们的假设——她们都不喜欢别人叫她们的名字，她们超凡的能力都是变幻无常的，寻找宝藏的人一定不能讲话，诸如此类，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我发现在康克德身上如此，在康沃尔或布列塔尼情况同样如此。 最新的传奇是不是情况有变呢？我读过《拉马摩尔的新娘》。威廉·阿什顿爵士就是代表一副粗鄙诱惑的面具，雷文斯伍德·卡斯尔则代表骄傲的贫穷，国家的对外使命只是一个班扬式的伪装的诚实企业。或许我们大家都会射杀会毁灭善与美的野牛，办法是克服那些不义和淫荡的东西。路西·阿什顿是忠诚的别名，她的美丽是永恒的，哪里出现灾难，她就出现在哪里。
但是人类的人文史与哲学史一样，还有一种历史也在前进——外界的历史——而人类也同样牵扯在内。人是时间的纲领，也是大自然的相关物，他的力量存在于广泛密切的关系里，因为实际上他的生命是与有机物与无机物的整个生物链紧紧纠结。在古罗马，修筑的官道四通八达，通到帝国的每一个省的中心，使首都的军队可以通行到波斯、西班牙和不列颠的每一个市镇，与此相同，从人的内心似乎也发端延伸出许多宽敞大道，通向自然界每一个物体的心里，迫使它向人的统治屈服。一个人就是一堆关系，一团相连的根须，从这儿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就是世界。他的天赋与他身处的大自然有关，并能预知他将要居住地世界，正如鱼的鳍能感知水一样，蛋壳里的小鹰的翅膀能预感到天空一样。如果没有世界，人就没法生存。把拿破仑关进一座孤岛的监狱里，使他的本领得不到发挥，找不到阿尔卑斯山去爬，找不到赌注去下，他就只好去捕风捉影，也就会显得愚不可及。如果把他迁到广大的国土中，让他生活在人口稠密，让他处于复杂的利害关系和敌对关系的环境中，这时你就会发现：拿破仑这人，也就是说，你看到了那个具有拿破仑的身影和轮廓的拿破仑——并不是真正的拿破仑。这只是塔尔博的影子。 他的本质不在此地， 你所见的仅是 人性中最小的痕迹 如果整个身躯都在这里， 那就未免高大无比， 只怕贵府容之无力 《亨利六世》 哥伦布需要一个地球，才能决定他的航线。牛顿和拉普拉斯需要无数年代和星球密布的天空，你可以说牛顿心灵的性质里已经预见到了一个有引力作用的太阳系，戴维或是盖·吕萨克的大脑自幼就开始研究微粒的相互吸引与排斥，也预示了组织的定律，胎儿的眼睛难道不能预见光明？汉德尔的耳朵难道预告不了和声的魅力？瓦特、富尔顿、惠特摩尔、阿克莱的建设性的手指难道不能预告金属可熔、坚硬、可锻造的本质,不能预告岩石、水、木头的性质？小女孩可爱的特性难道就预告不了文明社会的优雅与装饰？这里也使我想到人对人的行为。人的一颗心灵可能数年间一直在沉思着自己的思想，但他从中所得到的自我认识，也许还没有爱的激情一天教给他的多，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暴行感到过愤怒，没有听到过雄辩的发言，没有参加过举国欢庆或人心惶惶的震荡，那他怎么了解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事先预料他的经历，猜测一种新的事物会揭示什么样的能力和感情，就像他今天画不出明天才要初次见面的一个人的面容一样。
我现在不愿进一步研究这笼统的陈述以探讨这种一致的理由。总之，历史的读法与做法，都需要参照这两件事实，也就是说，心灵是一个整体，自然只是他的伴随。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 所以，灵魂采取一切方式为每一个学生收集、再现它的宝藏。学生也应当体验这个经历的整个过程。他要将大自然的光线汇聚到一个焦点。历史不再是一本无聊乏味的书。它将体现在正义和明哲之士身上，你不用一一告诉我你读过什么书，用什么语言写的，书名是什么。你应该让我感觉到你经历了哪些历史时期。一个人应当是名人殿。他应当像诗人们所描写的那个女神一样，穿着一件绘满奇妙事件与经历的长袍行走着——他自己的体态与容貌因其高贵的智力，将成为那件色彩斑斓的祭袍。我将在他身上发现洪荒世界，在他的童年看到“黄金时代”、“知识的苹果”、“阿尔戈英雄的远征”、亚伯拉罕的天命“圣殿的修建”、“耶稣的降临”、“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大陆的发现，新科学的发现和人身上的新领域的开发。人将成为潘神的祭司，将晨星的祝福和天上人间一切有记载的福利带进陋室。 这种要求是不是有点过于自负？那么就把我写的全盘否定算了，因为假装我们不知道的事有什么用呢？我们着重一个事实就好像非得使人误解另外一个事实。我们把自己的实际知识看得一文不值。你听听墙里的老鼠，看看篱笆上的蜥蜴，脚下踏着的真菌，木头上生的苔藓。对于生物界任何一种生物，不管从感情上讲，还是从道德上讲，我对它们生活的世界知道些什么呢？这些生物与高加索人种一样古老——或许更加古老一些；它们在人类身边默默地不发表意见，从来没有任何记载说到它们彼此间传递过什么语言，有过什么暗示。书上有没有指出过五六十种化学元素和各个历史时代有什么关系呢？不仅如此，历史对人类的哲学史做了什么记载呢？是否解释过我们隐藏在“生”与“死”两个名词下的种种神秘呢？然而每一个书写历史的人有一种智慧，能推测到我们姻亲关系的范围，曾经把事实看成象征。我们的所谓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种肤浅的乡村故事，我看到它感觉到很惭愧。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罗马、巴黎和君士坦丁堡挂在嘴上呢！罗马知道老鼠和蜥蜴都些什么？对于邻近我们的这些生物体系来说，奥林匹克运动会与法国督政府与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不仅如此，它们有什么食物、经验，援助好提供给猎海豹的爱斯基摩人、乘独木船的卡纳卡人、渔民、码头的装卸工以及脚夫？ 我们天性的位置在中央，关系极为广泛。要真正表现我们的天性，而不是只要古老的，记载的全是我们阅读已久的自私与骄傲的历史的话，我们必须将之写得更加博大精深——经过伦理改革，那将永恒的新鲜下去。对我们来说，那一天已经来到；就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它的光辉已经照在我们身上了，但科学与文学之路并不是通向大自然的道路。愚人、印第安人、小孩、未受过教育的农家子弟倒是比那些解剖学家或文物工作者离阅读自然的光照更近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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