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读书要正确处理博与精的关系

6、读书要正确处理博与精的关系

我在读书中，总觉得首先要处理好读书的数量与质量问题。我主张，读书要多读也要精读。读书要有个数量要求，因为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涉猎广泛的知识。同时，现在处于信息时代，图书出版的门类、内容越来越多，出书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因此多读是十分重要的。常人说博览群书方能成才，指的也是这个意思。当然，读书不能一味追求数量，囫囵吞枣、浮光掠过的方法是不可取的。读书要讲究质量，特别对那些质量高、知识含量大、值得品味的书要精读，加强理解和领会，有的句篇或内容恐怕还应背诵。这是读书的基本要求。所以，人们要想多读点书，多从书中受到益处，对读书问题上的辩证关系不可不察不思。比如，读书既要“泛观博取”又要“熟读精读”，就蕴含的辩证法。这两者似乎很矛盾，但是只要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就能把两者统一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博”与“专”的关系 。读书要“博”“专”兼顾。知识的博、精和点、面应很好地结合起来。“无涉猎则不能通，无专精则不能成。”这就是说，首先要博览群书，古今贯通，然后在泛读的基础上选准方向，突出重点，专攻精读。人本身便是从地球上的动物群分化出来的。人类的科学分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二者本是一体，可分又互相转化、互相渗透和扩展。从老子到亚里斯多德可以说明。既然是这样，掌握知识的方法也应该与此相适应。当专心学习一门课程或潜心钻研一个课题时，如果有意识地把智慧的触角伸向邻近的知识领域，必然别有一番意境。在那些熟悉的知识链条中的一环，则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对于那些相关专业的书籍，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不妨拿来读一读，暂时弄不懂也没关系，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也许正产生于半通之中。采用渗透性学习方法，会使我们的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大大提高学习的效率。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些学习人文学科的人，应当多从自然学科寻找共同的规律，获取灵感。从事某种专业学科或专门艺术活动的人，固然要刻苦掌握本专业的技术，还要多读点与本行业有关的理论与历史。再稍远一点，就是文学、哲学、历史，除此以外，还要读点自然科学的书籍，特别是汲取自然科学的精神。可能越是远距离的汲取，越能够有益于自身的根深叶茂。领风骚的大师要特定的历史条件才能够出现，但多读书，多从远处汲取，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本行业的狭隘眼界，脱离一些庸俗。如果只是孤立地抓住一点去钻研，专则专了，却谈不上精，而毫无目标地去博览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学海无涯而生命却是有限的。很多在自然科学方面卓有成就的人，其涉猎面也是很广的，像科学家钱学森就长于绘画和音乐；数学家华罗庚能作诗……之所以现代社会缺乏创造性人才，就是因为很多学自然科学的人只钻专业，不涉足文学艺术，因此缺乏想像力；搞社会科学的人欠缺数理常识，知识面过窄就容易搞出笑话来，这些人在学术上也很难有大成就。因此，从上学读书、学知识的过程上看，先博后专。然而要想成为某门学问的专家，读书不仅要博还要专，就要下苦功学习专业学科知识、管理科学知识等，读原著、读名著、读巨著；在读书的态度上，要做到既要重视“博”又不能忽略“专”；在读书的方式上看，要先专后博。首先，要读本专业内部的经典著作，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进而要读本专业方面的新近之作，了解本专业发展的现状，跟上形势发展，作到思想与时代同步。比如，大学课程有公共课、基础课、专业课之分，我觉得这种划分很科学，平时开卷读书，也应该借鉴一下这个办法。公共之书，即人人必读之书，或叫应知应会。专业之书，即所谓真才实学之书。现代化社会，知识大爆炸，竞争日趋激烈，社会分工也愈来愈细，这对我们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术业有专攻”，只有在一个领域，一个专业内，成为内行里手，成为专家至少是准专家，才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专业书不但要读，还要读博、读深、读新。其次，要读与专业有关的相邻学科的知识。有一种书，不是专业书，但讲的是与专业有关的相邻学科的知识，这种书就需要浏览。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比如说，我们学政治专业的，学政治学，必须牵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于外交、军事等等。虽然说，有的书不是专业书，同专业理论的联系并不直接，但文化史一类的知识是语言文学的基础知识、是政治法律的背景知识，在学习政治学时是绕不过去的。还有一种书，不是基础科学，但同我们的关系也很密切。如语言文学、历史学，对学政治学有辅助作用，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些书不读，就会局限我们的思考力。再次，要读专业之外的书。有一种书，看似与专业完全无关，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周围都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比如电脑书、环保书、办公自动化图书等。现代的读书人还像古人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恐怕是不行的。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相关学问未曾问津，入手就要专门学习政治学，愈前进预感到困难，如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其它学问也大抵如此。读这三方面的书，就是我说的“专”外有“博”。博学而后才能提高专业的领悟力，增强自己发现问题的本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看重“通儒”。“通儒”，就是学问的渊博。另一方面要做到“博”中有“专”，能放能收。看了不少书，积累了多种知识，这时就要收，要能集中到一点上，进行缜密的思考，然后做出简明的表达。读书做学问，过于专门，便会孤陋寡闻；过于博杂，则样样通而样样松。虽然两者有矛盾的地方，但也有相似的地方。有的人谈起学问，面很广，但不深。有的很深，但走的是独木桥，就那么一点，除此而外的都不知道，要有很大的出息，也不大容易。所以我认为，关键是要掌握分寸。有了分寸，博也好，专也好，就能互相促进，而不至于偏。博览群书虽为博览，但也应该有个大致的范围与目的才会学以致用。当然，要把博和专的关系处理好，还需要时间，还有待读书者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认识，还要视各人的精力而定。因素很多，不要着急，要水到渠成。因此，在读书的“博”与“专”问题上，只有专而能博，才能通达，博而能专，才能深刻。不管学什么专业，都应该把握住这个辨证关系。

二是正确处理“杂”与“精”的关系。读书应杂还是应精，众说纷纭。我以为，读书应杂而后精，不杂无以为精。且不说学科混沌的古代，单看分科越来越多的今天，世上哪一位专家，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都是杂家与专家的统一体。有科学家早就在呼吁大学文理分科不能太绝然，否则不利于人才培养和发展。因而，不妨提倡读书的面要广一点，种类要多一点。博大才能精深。一般的人，读书应兼容百家，古今中外，三教九流。接触过了，哪怕是皮毛也总会留下一点印象。纵然是搞专项研究的，在分清主次的前提下，读书杂一点也大有益处。当代著名作家秦牧在谈到读书时主张采取牛和鲸的吃法，即“牛嚼”与“鲸吞”。这个比喻很精彩。什么叫“牛嚼”呢？他说：“老牛白日吃草之后，到深夜十一二点，还动着嘴巴，把白天吞咽下去的东西再次‘反刍’，嚼烂嚼细。我们对需要精读的东西，也应该这样反复多次，嚼得极细再吞下。有的书，刚开始先大体吞下去，然后分段细细研读体味。这样，再难消化的东西也容易消化了。”这就是“牛嚼”式的精读。那什么叫“鲸吞”呢？他说，鲸类中的庞然大物——须鲸，游动时俨然能一座飘浮的小岛。但它却是以海里的小鱼小虾为主食的。这些小玩艺儿怎么填满它的巨胃呢？原来，须鲸游起来一直张着大口，小鱼小虾随着海水流入它的口中，它把嘴巴一合，海水就从齿缝中哗哗漏掉，而大量的小鱼小虾被筛留下来。如此一大口一大口地吃，整吨整吨的小鱼小虾就进入鲸的胃袋了。人们泛读也应该学习鲸的吃法，一个想要学点知识的人，如果只有精读，没有泛读；如果每天不能“吞食”它几万字的话，知识是很难丰富起来的。单靠精致的点心和维生素丸来养生，是肯定健壮不起来的。“牛嚼”与“鲸吞”，二者不可偏废。既要“鲸吞”，要大量地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又要对其中少量经典著作反复钻研，细细品味。如此这般，精读和泛读就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了。结果，他写出的作品宛如由知识的珠宝串成，闪耀着独特的光彩。

三是正确处理 “博”与“约”的关系。读书宜广不宜狭，宜博不宜约。读书要由博返约，在博的基础上达到精。研究一门学问，或者说读哪一个专业，做哪一种业务工作，不能说限定在哪一门学问里的书才读，别的书就不念。因为只读某一门学问的书，知识面就太窄了，碰到别的问题你就不懂了。举例说，搞汉语史的，除了汉语史的专著要读，还有与之相关的很多别的书也要认真读，首先是历史，其次是文学。没有广博的知识基础，专业的“金字塔”是筑不起来的。“博”就好比塔基，“精”就好比塔尖，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不仅对于自己的专业领域须如此，而且有必要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有时间读读其它专业的书籍，常常会使自己对本专业的有关问题反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受到启发。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我们这些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和文科教学的“教书匠”，更应该如此。现在有些人动辄喜言专门，常以守约为藉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以至对于极基本的学科毫无常识，“专”到不近情理，这种风气要不得。近代科学分野严密，治一科学问者多固步自封，这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必要，而对于淹通深造却是牺牲。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则动其余，所以研究事理的种种疑问在表面上虽可分别，在实际上却不能割立。如今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学问的大气、深厚是需要以广博的涉猎做基础的。古今融会、中西贯通、文理交叉，才有可能孕育出巨匠、大师。当然，博览不是随心所欲地乱看一气。在博的基础上，要逐渐“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一的一门或几门”，这一门学通了，就能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对掌握其他方面的知识也是有用的。所以，我总觉得，作为一个读书人，知识领域面尽量宽一些为好，只要正确处理与自己本专业的关系，知识面越宽越有利自己的专业研究，做到触类旁通。我有个体验，有时在研究一些问题上往往难以深入，很大原因就在于知识面过于狭窄。因此，我认为，读书时就有必要从提高自己整个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方面去多加考虑。当然，读书再多再广，毕竟与治学还不是一回事。读书只是个基础，搞学问则需要把所学的东西融会贯通去研究问题，从已知中发现未知，并加以解决。这里，能否发现有价值的问题是很关键的，因为问题的深浅与价值直接决定着研究选题的意义。然而这与读书也有很大关系。人们常常议论道，现在许多杂志上的文章都有不少雷同的感觉，甚至重复性很大，突破大的不多，小修小补的不少，给人一种“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印象。我想，这与阅读面过狭，以及习惯于只读本专业的书籍或许有关，以至于常常出现选题撞车，缺乏新意的状况。为此我常引以为戒。我读的书很“杂”，所买所藏的书也很“广”，那么要从中来判断我究竟是搞什么专业的却不容易。因为我买书和读书的标准不是完全根据专业的需要，而是注重其有助思考的价值，即使看上去与专业的关系甚远，但我仍然乐意购买。比如，我是从事党的建设和党务管理教学的，我认为，党的建设和管理理论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它的基础理论，这三个方面的书都要学懂弄通，还要读行为科学方面的书、掌握这方面的理论知识。事实上，我写文著书往往得益于那些非本专业书籍。我不仅能写党的建设和党务管理的教科书，也能写行政管理和组织行为等方面的教科书。

四是正确处理“读经典”与“随前沿”的关系。特别是我们这些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者，游走在经典与前沿之间，读书更需要处理好精典与前沿的关系。我认为，经典让人厚重，前沿让人激越，教学与科研需要经典的依托。以厚重的心情对待经典的阅读，虽不至焚琴煮鹤，然而，闲适之际，展卷细读，意犹未尽之余，击节而唱，口齿留香却是有的。就象作者佚名的文中所说的，在经典之中，可以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恬淡；可以梦忆红楼“万艳同悲”的苍凉；可以来到希腊城邦和亚里士多德探讨《诗学》；可以有“自在飞花轻似梦”的善感；可以有“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可以有“一丈丝纶一寸钩”的闲适、访田园五柳豁达千古尘嚣、到盛世诗唐品啜韵美律香；也可以点燃《第一炉香》和钱钟书先生进行《神·鬼·人》的对话。心灵因为细腻而伟大，因为有了经典的沉韵，在我们的教书和写书中亦可以见山如画，视水如诗了，何妨把围壁做东篱，视高楼为南山；讲台和写字台可为苍穹，浩淼深邃，纵横捭阖；教室和书房可为阡陌，稚子垂髫，悠然自得。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或思接千载，视通万物；或回顾时光村落里的往事，或倾听夏日的传说；或讨论云生雾起的由来，或考证神秘玛雅的起源。文史是浪漫的散文诗，哲理亦是精致的韵律诗，真是不亦快哉！以激越的拥有紧随前沿的心态读书亦是必不可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必须关注前沿，这是为了自身的新鲜活跃，原来在我们不得而知的广阔世界还有这么多的不可思议，不可理喻，不可将自己摈弃于时代之外，不可将自己轻易划入老年一派；关注前沿更是为了教育的新鲜活跃，了解人们的心态，才能与他们探讨，才能更好地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世界正以它的速度飞快地变化着，千万别用你的想象去揣测别人，冷不丁就会让你跟不上趟儿。跟着前沿的节奏，尽管并不经典，尽管并不深厚，尽管你觉得有的书在浪费你的时间，但是也必须阅读。游走的状态，游走的存在，在矛盾的双方中，点燃两极，和谐两极，是需要做到的，尤其肩负党校教师的人师更是不可避免地需要游走。因为我们不能局限于一个类别的阅读，一个单一领域的研究，因此我们需要广泛地涉猎各个领域，我们需要在忙碌中充实，在闲适中诗意，在艰难中执著，在安逸中探求。这就是我处理“读经典”与“随前沿”关系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