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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诺斯博士的另一篇精彩的文章，1971年他还是单身的时候写的，后来他有了孩子也是按他的理论去实践的，看来效果不错。推荐给准备做家长和已经做家长的朋友们，希望你会喜欢，有所启发。
我也许会说：“分享是个好主意，但你不是必须这么做。”这就是所有需要做的事情，他们都会明白。---Gary North
自由企业制度的拥护者可能不多，但仍然比真正实践这一制度的人多的多。在我们周遭，企业家永远比自由企业的拥护者多，但我现在要谈论的并不是企业家。我要说的是自由企业的拥护者令人担忧的少，他们会根据价格导向市场中的开放竞争哲学做出微观经济学决策。短期经济优势诱使一个又一个资本家投入到中央集权调控机构的怀抱。微观经济学决策对个人和企业都十分关键，而正是在这里，对国家主义的反抗正在消失。 不过，如果企业是退步区，那家庭就是思想灾区。很多父母自己赞同自发性市场和私有制中的道德优越性，但在把自己的信仰传授给孩子时却显得无法把握父母这个角色。对年幼的孩子来说，家庭就是他们学习各种知识的训练场。为什么要等到他们十几岁才教导私有制和个人责任的观念呢？如果说孩子最初的八年是发展对事物的理解、建立良好习惯、开启智力、沟通情感的关键时期，那为什么父母竟如此忽视在这个时期教导财产观念呢？ 还有比“我的”这个概念让孩子学得更快的东西么？事实上我对苏联的学前教育一无所知，但是我确定“纠正”这个概念是日间托儿所的老师们最头疼的问题。不幸的是，孩子在学习同样重要的“你的”这个概念时没有显示出同样的学习能力。这似乎是个道德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父母的权威对于让孩子理解这两种互相关联的概念的正当性是如此的至关重要。 孩子以惊人的速度学习，所有的父母都为此感到骄傲，但是不到百分之一的父母能真正意识到孩子学得到底有多快。在人类哪怕最细微的变化——样貌、声音的改变、父母的疲惫等方面，孩子领悟和行动力都足以让各种社会哲学家和他们的电脑卡片蒙羞。孩子们都是谋略家，他们很少出错。他们有时假装出错以更好地推动自己的计划。那些没有注意到孩子欺骗信号的父母仅仅认定孩子缺少对家庭应有的尊重。孩子能发现并记住口头说出的原则和实际表现出的行为之间的差异。这是孩子生存的方式，他很早就学得非常好了。 几百年来父母都会用“照我说的而不是我做的去做”来掩饰自己道德上的缺陷。孩子也许会照父母说的去做，但是十有八九他在思考完全不同的东西。当他长大一些，他的想法就会被强制力以外的东西质疑，这样的质疑越早越好。用以压制孩子反抗意愿的强制力不能为孩子的思想状态做任何担保。然而从长远来看，父母真正的挑战在于孩子的思想：有无数的机构和制度都在争着对孩子的思想进行教化。这种争夺从孩子上学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所有权的责任 如果私有财产的观念是值得守护的，并且个人责任是私有财产的道德基础，那么家庭必须成为向孩子教授所有权责任的场所。遗憾的是，大多数家长太过全然地妥协，在道德上妥协于集体主义所谓“合群的孩子”，而没有抓住大好时机教导孩子负责任的所有权的意义。也正是这些家长，在后来会震惊地发现他们十几岁的孩子已经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财产和道德观念”。这些孩子从税收支持的大学退学，加入一个公社，然后公开反抗父母的阻拦。他当然不会尊重这样的资产阶级的观念，从来没有人要他接受这些观念！生养他的家庭从来没有按照这些观念的标准奖励过他。也许他被寄望于在家庭以外的各个方面都表现优异——在学校、在运动中等等，但不是在家庭里面。 比如“分享”这个概念。所有合群的孩子会把自己的玩具分享给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一起玩耍的朋友们。“宝贝儿，让比利玩玩你的飞机。”于是，可能“宝贝儿”非常清楚比利是一个半专业的破坏者，但是他应该让比利玩他的飞机，哪怕这架飞机是他花了一个星期做起来的。又或许“宝贝儿”就是另一个吝啬鬼埃比尼泽·斯克鲁奇（译者注：狄更斯的作品《圣诞颂歌》中的一个守财奴）。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没关系。如果妈妈强迫孩子让比利玩那架飞机，她已经开始扼杀孩子心中所有权的概念。要求是一回事，强迫是另一回事。孩子应当有权拒绝要求而不会受到妈妈或比利的暴力报复。 孩子的决定 父母可以给出一连串强有力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分享比吝啬更好：大家不喜欢自私的人，大家不会把玩具分享给自私的人（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效的理由），自私的人刻薄，自私的人会被社会抛弃。然而，孩子同时也会被告知，没法买到他人的友谊。这取决于孩子怎样平衡脑海中这些矛盾的建议。（如果父母认为这是一个难解的结，那么等到你向孩子解释上帝的恩赐是不能购买的，但是不工作的话信仰就会消亡这种概念时再说吧。）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让孩子自己做出决定。如果自私有人际交往的成本的话，应当让孩子自己去发现，让他根据自己的精神需求来做出决定。或许他需要玩具更甚于朋友。或许他会成为另一个霍华德·休斯[1]。但这将是他的选择，他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代价。这就是自由社会的意义。它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成长为受欢迎的人（或者甚至被敬爱，就像威利·罗曼看到生活的目标），但它能让每个人为自己的分享负责。 群体关系 孩子在考虑群体关系时并不糊涂。他们了解自己的同龄人做事情的原因和方式。较之他们的父母，他们在这种了解中有更多的利害关系。父母的记忆随着年龄变得模糊，并且父母经常要担忧许多其他的事情。孩子的注意力是非常集中的。他学着预测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反应。他不一定会按照自己知道的去做，但他会不断地学习。如果他认为他应该与其他人分享，他会的。他会留意父母对分享的益处的评价。如果他喜欢得到的结果，那很好；如果不喜欢，他会承担后果。这很棒，而且站在父母的角度，这也是非常划算的训练方式。 如果父母不断地干涉孩子随意处置自己所有财产的权利，那就是用各种集体主义者的万灵药来打造孩子。他会学到拥有财产所有权不如操纵权势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会学到不能相信权势对于尊重所有权的承诺。他会学到“你的”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基本观念，因为“我的”也无法得到保证。他会很早学到被安·兰德称为“耍手段的经济”的现实。 关于财产 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从一开始就被教导个人责任的意义，那么这个家庭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这就是为什么强迫分享是如此隐匿。它破坏了所有权、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关联。那些因为任意原因（除非孩子侵犯了其他孩子的所有权而受到纪律约束）强迫孩子与任何人分享的父母将招致长期的反抗。你可以建议，但你不能强迫。 所以一点也不奇怪，父母对财产权的侵犯会很快带来惩罚。我曾见过有父母花了一整晚试图解决孩子们之间只能被称为财产争端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小时听着“强尼拿了我的消防车”“鲍比拿了我的呕吐娃娃简”“啊，她不把我的弗兰肯斯坦怪兽还给我”。这肯定会让他们抓狂，就像让我抓狂一样。不过晚些时候我还可以回自己家。孩子是职业的操纵者，就好像所有没有权势的人必须做的那样。如果父母把自己设定为孩子珍贵资源的分配者，可以想象他们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 孩子们会因为很多的原因让家里一片混乱。他们打架，互相取笑，把对方推下楼梯，争夺父母的宠爱。这就是他们在一起时做的事情，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可会去试探父母。“他们一安静，我就担心了。”这是母亲们的普遍感受。所以在财产问题成为让父母头疼制造者以前，应该从一开始就防止它产生。每个孩子都应该尽早学会，必须尊重兄弟们的权利，如果父母发现他违反了这一原则，他会毫无悬念的受到相应的惩罚。不是要父母来用友好的方式解决争端，而是父母一来马上主持公道。如果父母仅仅是友好的调解者，他们一定会不堪其扰，因为孩子知道权威的父母只会让一切状态回到原点，所以不可能与他的兄弟和平共处。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却可以考虑夺回玩具，他的兄弟也知道这一点。假如他知道他违反原则就会受到惩罚，那么他就会开始思考自律带来的好处，他可能就会开始成熟。（如果政府在调解劳资纠纷时明白这个真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罢工和无法磋商的要求了。也就是说，产业会更成熟的发展。） 看着自卫方 孩子们对每种离经叛道的行为都有个辩解就是：“他不把我的玩具还给我，所以我就……”如果父母已经准备好在家中严格遵守产权原则，那么就不用听这种理由，那个小偷（一方确实是）和实施报复的自卫方都要受到惩罚。父母可以鼓励受害者来找自己，因为受害者可以信任父母会支持自己的论点。既然我们作为成年人都希望民事机构能做到这些，那么在我们拥有权力的家庭场合下，也应该提供这种保障。我们应当是值得孩子们信赖的，日复一日主持公道，不管我们是疲惫、开心、苦恼还是忙碌。相比起父母在少有的贴心恳谈中能够嵌入的道理，孩子更加尊重公道的一贯性。成年人则需要通过自律来保证这种一贯性。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一条真理：流氓孩子缘于流氓的父母。自律的缺失会在一个家庭的几代人中传递。 你自己买 一旦孩子学会在超市说出“给我买这个”，就应该开始教他聪明地使用每周的零花钱了。他会很快明白“购买”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超市心理学家把糖果架放在收银台附近孩子可以看到的地方。他们知道很少有母亲会忍心拒绝啼哭的孩子，至少不会每次都拒绝。对于“给我买这个”最好的反对是“闭嘴，不然揍你”（如果是这么打算的），其次就是“你自己买”。孩子越大，第二个回答越好。 这些年我见证的一个可怕事实是，在教堂里，父母给孩子钱让他们放进捐献盘。他们认为这是在教育孩子为上帝付出。他们太小看孩子的聪慧。孩子非常清楚“付出”和充当父母的财务经纪人之间的区别。如果父母真的要这么做的话，应该告诉孩子他可以保留所有的钱，就像他的其他收入一样。然后孩子才会明白什么是付出。如果父母坚持古老和受尊重的什一税习俗，可以鼓励孩子为自己的收入付出什一税。但是只有在家中长辈都保持同样的习惯时，父母才有理由这样要求孩子。如果他并非一直都有付什一税的义务，就应该遵守古老的法则：照我说的和我做的去做，因为它们是一致的。不应该强迫孩子付什一税。圣经说上帝尊敬开心的给予者,这才是孩子应该受到的教育。 原则的实践 为自由市场辩护，仅仅靠简单的曲线、图表和职业经济学家关于市场效率的技术说明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支持者们理解了自由市场的原则并有意地将这些原则应用于他们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才是对自由市场的有效维护。使徒詹姆士写道“要成为理论的行动者，而不仅仅是听众，欺骗着自己。”确实，如果父母不愿意花时间在他们重视的制度规范内饯行他们声称重视的原则，他们就没有认真履行这些原则。如果父母把家庭当成可以免于基本道德原则这一责任的安全区，他们就得准备好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孩子在地方大学的大规模被逮捕的人群中。如果私有制和个人责任的原则不值得用道理和以身作则教给孩子，那就完全不值得教了。 ******************** 那么，你有什么想法？是否认为在面对孩子时，这些理论只是空谈，无望实现？还是认为这个方法在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父母都是有用的？你是否认为哪怕父母没有教孩子去分享孩子也会学会分享？你是否认为让孩子成为告密者是个好主意？ 我写下上述文章时29岁，还是单身。文章发表于1971年9月的《自由人》。在那个月我成为了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的高级会员，那是《自由人》的出版商。我从1967年2月起为那本杂志写文章。 我是独生子。我一点也不了解兄弟姐妹之间如何相处。我有一个表妹，我们曾经有两段时间住在一个屋檐下——五年级和六年级。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和她的父母一起住。我们并不为财产争执。事实上我们几乎不为任何事争执，除了星期六晚上是去看她喜欢的瑞德·莱德还是我喜欢的提姆·麦科伊。 她是独生子，我也是。 换句话说，这篇文章完全是理论性的。我写这篇文章时并没有当父亲的经验。文章是基于我对合法权威对私有财产的正当辩护的理解。 1975年，我的女儿出生之后，我获得了许多经验。 我和我的妻子按照这个观念抚养我们的孩子。在结婚之前我就确信这是对孩子最好的方式。我并不确定我的妻子是否同意，但是她照着去做了。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并不经常为财产争执。
每当有争执产生，我就会问：“这是谁的玩具？”对此从来没有任何异议，但是我想提醒违反私有财产原则的人。财产的所有者并不需要说明这份财产是他的，而违反者会承认这是其他孩子的玩具。然后我就要加以一定的惩罚。在任何情况下，违反者都必须将玩具归还给正当的所有者。我从不要求他们和兄弟姐妹分享。但是他们经常自觉分享。 我也许会说：“分享是个好主意，但你不是必须这么做。”这就是所有需要做的事情，他们都会明白。 我在对待产权上具有一致性。孩子们很早就明白拿走别人的玩具不会有什么好处。不过我们确实有一项优势：同一性别的孩子们之间有年龄差距。出生顺序是这样的：女孩，男孩，女孩，男孩。这也许有助于减少产权冲突。 最年幼的孩子是犯错最多的一个。他最常借用哥哥的东西。让他学会尊重“你的”这个概念最为困难。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他20出头。就在那时，他开始学会规划自己的钱财，其他三个孩子都在十几岁时就学会这么做了，他们都很好地管理着自己的钱财。他曾经一分存款也没有，但是接近生命的尽头时，他彻底改变了。他终于开始管理自己的时间和财产。他曾遭受某种神经障碍的折磨。那时他每晚只能睡小几个钟头。他经常睡在浴缸里，因为在床上会抽搐。那段时间他过得很艰辛。但是总的来说，这种折磨似乎彻底改变了他。老话说得很对：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我毫不怀疑我们用相互尊重产权的概念来教育孩子是正确的。所有的孩子都乐于和兄弟姐妹、朋友们一起分享。父母没有强迫他们分享完全不会抑制他们对于分享的道德规范的认识。他们一直自愿分享。我们从来没有用任何形式迫使他们和兄弟姐妹们分享他们的玩具或其他任何东西。我们教导他们明智地分享是个好的原则，只要你不是被利用或者被占便宜。他们很早就理解了这个原则。 我们的孩子们知道侵犯产权总是会得到负面惩罚，所以他们没有成为告密者。他们知道一旦侵犯了其他孩子的产权，就会被受害者告发，然后惩罚将无可避免。他们知道拿走其他人的玩具没有一点好处。所以，这些孩子没什么机会采取古老且一般被认为是不光彩的行为——出卖自己的兄弟姐妹。 我一直很清楚地告诉孩子们，他们最好到我这里来解决问题，对犯错孩子的任何的威胁、暴力、报复都是不允许的。我说得非常清楚，我是负责人，他们不是。但是，为了在此基础上得到他们的配合，我不得不对违反者实行负面惩罚。我的行为必须保持一致性。对待产权时，我确实是。 父母应该从小就教育孩子，他们没有权利对兄弟姐妹们实施暴力，这非常重要。这会让他们懂得，强迫是不对的。 我的孩子们很早就知道，父母会采取强制措施，但是由于他们会受到平等的对待，他们就会认为这个实施规则的体系是正当的。他们知道在父母的法庭上他们可以得到公道。这样的一致性减少了违反规则的行为。 民事政府 我希望孩子们眼中的父母，可以成为民事政府应有的执政范式。他们不应该被迫分享。他们也不应该把票投给那些通过法律强迫人民平均分享的政治家。 成百上千万的人们都深深厌恶这样的法律，它们导致对财产的隐藏。人们在面对收税员时就想把财产藏起来。这导致了社会上自愿合作的减少。人们害怕贪婪的官僚会夺走他们的财产，所以他们藏起来。这让合作更加困难了。 现在的孩子很难理解私人财产制度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得不进入国营的官僚教育机构进行学习。在这些机构里，他们始终面临被恶霸欺负的危险。恶霸从不尊重别人的产权，从不尊重“你的”这个概念。于是，我们会看到整整一代学生都知道权威不会保护他们的产权。他们渐渐失去对成年人的尊重，因为和他们打交道的成年人对私有财产的社会秩序缺乏思想认识。 当他们越来越大，信奉各种版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成年人教他们的也就越来越多，如果这些老师对经济思想还有任何尊重的话。学生接受的教育越高级，受到左翼民主主义教育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上大学那会儿，一个典型的教授就是个标准的民主党，也就是说他赞成政府干预市场。 在1965年到1971年的学生抗议之后，我的同学里最激进的那些人都为了避免被送到越南战场而去了研究生院。如果你拥有博士学位，最好找工作的地方就是在高级教育领域。但是这样的希望从1969年春天开始消失，那时博士终于已经过剩了，正如之前所预料的那样。资深学者在好些年前就推测出了这个年份，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尽管如此，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的学术界仍然存在左倾现象，因为1960年代后期在研究所的人和曾因经历而变得激进的人开始进入大学校园成为初级教授。到了1980年代，他们成为终身教授，到了1990年代，他们已逐渐控制了高等教育。 这些人非常认真地履行古老的格言——“平均分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们决心说服自己的学生，联邦政府干预经济和公民生活，迫使他们平均分享的做法是合理的。他们在儿时从父母那里学到的东西，现在被他们带到了研究生院。 他们中的少数人在联邦政府谋得职位，其中的一些人提升了高级决策者的层次。这些人都致力于扩展联邦政府的权力，从而强迫每个人都平均分享。 最富裕的人把大约30%的收入交给了联邦政府，假设（这个假设是正确的）他们投资的企业代表他们交税的话。如果这样看，他们把大约30%的收入交给了联邦政府。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沃伦巴菲特去年收入的大约17%付了联邦税。如果把公司的税务算在内的话这个数据并不精确。 按照30%来看，这一税率比先知塞缪尔定义的专制统治的税率（塞缪尔 8：14，17）还要高三倍。既然这个体系是这样的，那么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缩减它。让投票者赞同缩减方案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们从小就学会尊重私有财产，并且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知道谁拥有什么。他们需要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父母强化产权概念，并确保违反者将遭受惩罚。 想想那些标准的公立学校。成年人不想去做谁对谁错的决定。所以，每当产生争执时，双方的学生都会受到同样的惩罚。但是，由于成年人知道其中一方基本上是无辜的，或者至少他这么猜测，惩罚就会很轻，因为他不想对受害者惩罚太多。他想小小惩戒一下受害者，但是不能太过。这让受害者觉得无法从成年人那里得到公道，让他们觉得制度对他们不利，而如果他们想在这样的制度里存活，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握权柄。 哈耶克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为什么最坏的人站得最高”，出现在他的书《通向奴役之路》的第10章。他表示，一旦政府开始利用权力重新分配财富，干预公民生活，那么想站上权力顶峰的人将正是你最不希望他们获得权力的那些人。他们是社会中最冷酷无情的人。他们了解权力，敬仰权力。一旦有任何机会，他们就会去追求权力，哪怕是一步一步地爬上去。 结论 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需要让他们明白大人是公平公正的。他们需要知道自己的财产是受到保护的。他们需要知道一旦其财产被侵犯，父母能够给他们主持公道。他们不喜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们尤其不喜欢在一方应该受到惩罚而另一方不应该的时候“分享”惩罚。他们没有犯错时，会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到惩罚。但父母却老是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懒得费心查明到底是谁先挑起的争端，，于是他们惩罚所有的孩子。这也正是公立学校的管理者做的。 在早些时候，父母或许还有迫使孩子平均分享的权威。但是，在如今的社会，孩子被各种意识形态包围。当局不停的向孩子们灌输这样一种观念，要么别人欠他的，要么他欠别人什么。如果孩子真的接受这个观念，那么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他可以成为强制所带来的好处的接收者。第二，他可以成为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如今的政府正在使人们产生一种受害者心态。这些人于是要么成为掠夺者，要么就以受害者的身份向追求权力者证实着这样一个观点：致力于让政府为受害者重新分配财富，通过联邦政府让自己在权力链上步步高升的行为是正当的。 1971年我就决定不能让我的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回想起来，那是我此生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幸运的是，我的妻子对此也很赞同，尽管有时她觉得这方法太不近人情了。我的孩子们都很好地管理着自己的财产，并且有着公仆精神，他们会把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和比他们贫困的人分享。 所以，我推荐我的方法。也许这并不适用于你，但是它适用于我，而且似乎也适用于我的孩子们。 [1] 霍华德·休斯（Howard Robard Hughes, Jr.1905-1976），美国航空工程师、企业家、电影导演、花花公子、是个将神话与怪异集结一身的天才人物。据说他小时候是一个孤僻、害羞的少年，而且极其厌恶上学。他宁愿一个人呆在家里，将钟表拆散后再重新安装起来，或者尝试着将脚踏车装上电池改为电动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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