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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我在2004年时就写下的一篇文章，因本周将发布的《生活小事的重大意义》的“下篇”会提及此文，就先把它发布出来。此文发表于某历史论坛，现在重新发布，作了一些修改，并把当时与一些读者的讨论互动也贴在文末。）
第一部分：前言
顾名思义，这篇文章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唐的兵制会变迁到宋的兵制，而不是要解释为什么唐的兵制会导致唐朝灭亡，也不是要解释为什么宋的兵制会导致宋朝有钱也打败仗。
在此，我想先澄清一个可能误会很深的问题。那就是，一般人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认为“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因此能生存的东西（包括动物、人、制度）就是“适者”，就是优秀的；而被淘汰掉的东西，就是“不适者”，就是劣等的。这种观念，有对的成分，也有错的成分。的确，能生存的是适者，被淘汰的是不适者，这是一个客观的实证分析，不会有错。然而，若进一步地认为，适者就是优秀，不适者就是低劣，却是一下子跨进了主观的价值判断中去了。
主观的东西，是很难说对错的。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谁能说我喜欢萝卜就是对，你喜欢青菜就是错？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却一定要严格地将自己约束在客观的范围之内，不可越雷池半步，行差踏错，一不小心踩进了主观的范围中去。
根据以上的逻辑，我们在分析制度变迁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因为A制度变迁到B制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B制度淘汰了A制度，因此A制度是劣等制度，B制度是优秀制度。实际上，我认为，制度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某种制度变迁到另一种制度，或为另一种制度所淘汰的根本原因，是某些条件发生了变化，使原来的制度从“适者”变成“不适者”（原来的制度，在原来的条件之下一定是“适者”，否则它不可能“生存”），因此发生了变迁或被淘汰了；而那新的制度恰恰也是因为有关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从“不适者”变成了“适者”（新的制度，在原来的条件之下一定是“不适者”，否则它早已“生存”）。
由此可见，所谓“适者”或是“不适者”，从根本上说，本来就是相对而言才成立的。抛开它们所要“适应”的条件而谈论“适者”还是“不适者”，是不可能的。因此，研究制度变迁的关键，并不是要说明谁比谁更优秀，或谁比谁更劣等；而是要说明，在什么条件下，什么制度是“适者”，什么是“不适者”；是什么条件的变化，使原来的“适者”变成“不适者”，“不适者”却变成“适者”，导致了制度变迁的发生。
本文将要从经济、财政的角度来解释唐宋兵制的变迁。在我印象之中，似乎没有什么人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的。（当然，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如果有哪位高手知道已经有人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而且十分精彩，恳请告知。）正因为我觉得这个角度很新颖，也许可以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带来一点新意，因此我才如此“胆大妄为”，写作此文。一个新的角度，尽管也许是错的，却可能是个好的角度，是一次值得冒险的、令人兴奋的新历程。
然而，中国古代的史书主要是政治史，极少经济史，因此有关唐宋年间的经济、财政的资料不但少，而且散落在浩瀚的史料之中，不花上点时间精力去收集、整理，是不可能对之有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认识的。我自问现在还没达到这个程度，因此，所需的有关史料，只有小部分我是有把握的，大部分我是靠理论来进行推断，然后在这些推断的基础上再进行推理。显然，如果我的这些推断是错的话，会导致后面的推理也是有问题的。从科学严谨的角度来说，我应该先弄清楚我所作出的推断是不是与事实相符，然后才能进一步地做推理的事情。但我想，反正我现在只是在网上写贴子，也不是做学术论文，严格程度是可以放宽一点的，虽然有关的工作还没有进行得很完整，但也不妨先写出来，也可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更进一步地，很不好意思的说，我其实对于唐宋兵制并无极其深入的认识。但如前所述，我偶然地想到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解释唐宋兵制的变迁，觉得很有意思，是个不错的角度，舍不得放弃。虽然应该再多学习一点，多了解一点之后，才正式地写文章，但既然只是网上写贴而已，也就不必如此拘泥。而且，即使是大错特错了，但写了出来，正好可以让真正懂的人来指点一二，也算是个节省学习成本的“捷径”吧。嘻嘻！
这篇文章是按照我是如何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又是如何摸索出现在这个角度，再如何一步步地根据我所掌握的少量史料和对唐宋兵制的有限认识，作出了一些重要的推断，再在这些推断的基础之上进行推理的整个过程，来作为全文的结构线索的。
这样的写作结构，不同于一般的学术文章的规格，但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不仅仅是陈述我个人的见解，更可以充分展示我的思考进路是怎么样的。这就有利于别人明白我的思想路线，然后指出在哪一步上我犯了错误，导致后面的结论可能是错的。于是，我就能更容易地明白应该在什么地方加以改进，不但学习到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关的事实性知识，更能学习到如何进行研究的方法性知识。我相信，后者的价值是更大的。
也就是说，我写这篇文章，根本目的不是教导别人什么，而恰恰是希望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些教导。
第二部分：正文
与唐宋兵制变迁的问题有关的思考，若要追溯到最早的时候，要数我在某次书市的“港台书籍”中看到柏杨的白话版《资治通鉴》。那是台湾原版，比起大陆版，制作要精美得多。书末有一个叫“通鉴广场”的附录，是刊出一些柏杨和读者的书信来往。
在这些书信来往中，有一封是一个读者称，她最喜欢隋末唐初这个历史时代了，很向往，很希望能生活在那个时代。柏杨回信说：你错了。作为一个普通人，那是一个最不值得向往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充满了杀戮和血腥、残酷战争和人间惨事。然后他列举了一连串的数字，大概是一些关于人员死亡和社会经济凋蔽的数据，以说明隋末唐初的动乱之惨烈。
当时我只是顺手翻看，当然没有带纸笔在身；即使带了，也没有想到要把这些数据抄下来，以备后用。因此，这些数字我现在是全然记不起来了，只留下了一个感性的印象，那就是隋末唐初的战乱破坏力很强。
再后来，我看到《中国剑桥隋唐史》，提到贞观末年的经济实力，仍然远远不如隋朝全盛时的景况。我认为这应该是客观的，因为贞观年间与隋朝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应该是在杨广即位初年）之间经历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战乱，如果这场全国性的大战乱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性很强，唐室差不多等于是在一片瓦砾之上重建国民经济，则即使贞观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其实已经很高，但从零增长百分之一百，仍然是零。基数太低的话，增长率再高，绝对值仍然难免会偏低。那么，到底隋末唐初的战争是不是很惨烈，是不是对社会经济构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以致于中国从极盛的隋朝一下子沦落为几乎是一片瓦砾的白地？
隋朝的极盛，是可以肯定的。我个人也觉得，传统史书对于“开皇之治”的经济成就是低估了的。这原因之一是由于隋朝的统治时期太短，写史书的不是隋朝的人，而是后来唐朝的人，不会像盛赞“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那样盛赞“开皇之治”，是合乎常理的。原因之二是唐朝的人写隋朝的史事，本来就是抱着将之当成“殷鉴”（即反面教材）那样的态度，难免有所贬抑。然而，从史书上记载的一些客观事实来看，隋朝极盛时期的盛况，恐怕并不下于“开元盛世”的初期。
这里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水支”写的《说唐系列》里曾提到过：“永丰仓是文帝时就兴建的大型仓库，里面的粮食物资极多，据说到唐建国几十年以后，永丰仓的物资都用不完。”一个永丰仓就如此厉害，如果不是国民经济实力极强，难以想象能调拨出如此之多的储备。
又如，史书中有载，杨广为了向西域各国炫耀中国的富裕，把长安每一棵树都缠上绫罗绸缎。这确实是炫耀之举，但毕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非国库确实十分充裕，何来炫耀的资本呢？当时隋末的动乱已经开始，政府仍然如此之富裕，一方面既反映了隋朝在经济实力上的极盛（其实政治、军事上亦然，但这里集中谈经济），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政府确实是有点问题了。
这么一个极盛的帝国，经历一场为时并不算很长的战乱（隋末唐初的战乱，若从隋炀帝大业七年王薄长白山起义时算起，到武德六年刘黑闼被完全平定时为止，总共历经12年，在中国改朝换代的战乱中，算是比较短的了），沦为一片瓦砾，则这场战乱的惨烈程度，确乎是令人震惊的。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在书市上看到过的柏杨的台湾原版白话《资治通鉴》后面的“通鉴广场”上列举的数字。可惜已经记不起来，也不容易再找回来核对。于是只能随手翻看史书，看能否找到一些零星的记载，以证明这场战乱的惨烈程度。这样随手的翻看，就看到一条史料，是关于洛阳之战的描写的：“城中乏食，绢一匹直粟三升，布一匹直盐一升，服饰珍玩，贱如土芥。民食草根木叶皆尽，相与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饼食之，皆病，身肿脚弱，死者相枕倚于道。皇泰主之迁民入宫城也，凡三万家，至是无三千家。”也就是说，仅仅是一场洛阳之战就造成了十分之九以上的人口的死亡！所谓“十室九空”，原来并不是对战争的夸大其词的形容！所谓见一斑而窥全豹，由此可大致地推想隋末唐初整场战乱，对社会经济的破坏确实是惊人的。
继续翻查史书，又注意到这么一条史料：“秦王世民引兵自龙门乘冰坚渡河，屯柏壁，与宋金刚相持。时河东州县，俘掠之馀，未有仓廪，人情恇扰，聚入城堡，征敛无所得，军中乏食。世民发教谕民，民闻世民为帅而来，莫不归附，自近及远，至者日多，然后渐收其粮食，军食以充。”这使我感到有点惊异，当时的唐军，虽说不能以后来的成败就称之为政府军，但好歹还算是体制比较正规的军队，怎么其粮食供应也要靠就地征敛，而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调拨？那么这跟一般所谓的“盗贼”劫掠民间以取得粮草供应，又有什么不同了？这里的史料说得委婉，说是“征敛”、“收其粮食”，但本质上与“贼兵”有何区别？这种征集粮草的方式，对于农业经济无疑是有着很大的破坏性的。这是否能解释隋末唐初的战乱为什么会对社会经济破坏如此严重？
当时我还并不了解唐初的兵制是府兵制，因此对这一条史料感到如此惊异。后来，我大约地了解到府兵制的概况，才比较明白。所谓“府兵制”，“水支”在《说唐系列》里有以下简单而通俗的介绍：
北周的府兵制也非常值得一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义务兵役制。这个制度大致就是这样：全国分若干军区（称为“府”），每个军区里有一批“兵户”，这些人平时都是普通的农民（不过有一定优惠政策，主要是免除赋税和徭役），农闲时在各地进行军事训练，如果遇到打仗的时候，就抽调出来组织成军队。这种军队的好处就是，没有雇佣兵的贪婪和好战，不容易产生骄兵悍将，士兵对国家更忠心，也有一定的“职业水平”，如果他们相信他们参加的战争是“正义”的话，战斗力往往很强。这种兵制正是唐初强大武力的基础，而后来，在武则天的时代，府兵制开始受到破坏，到玄宗李隆基的时候问题就非常严重了，而玄宗没有很好的解决，于是府兵制的破坏成为导致“安史之乱”及以后唐朝衰落的一个重大因素。
我个人的理解，是觉得这“府兵制”实在很有点像现代所说的“民兵制”。只不过是现代的民兵通常不会在战争爆发时真的充当正规军，而“府兵制”下的“民兵”们一旦战争爆发，是要动真格、上战场的。
“水支”这段引文里没有提到的、还有一个关于“府兵制”的重要特征，那就是这些平时是农民的士兵，打仗时连武器与粮草都是自备的，这倒跟西方的骑士有点儿相似。我认为正是这些府兵制的重要特征，导致了唐宋兵制的变迁。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不妨来归纳一下“府兵制”的优点与缺点。“府兵制”的优点，前面引用“水支”文章已经谈到了一些，但我觉得那都只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问题。我这篇文章摆明了是要从经济、财政的角度来切入这一问题的，因此我要提出的“府兵制”的优点，当然就是经济、财政方面的优点了。很明显，“府兵制”在经济、财政上最大的优点，就是政府不必养起一支常备军！
当然，“水支”的引文提及，这些充当“兵户”的农民，是能获得一些优惠政策的，如免除赋税和徭役，这可以看作出是“府兵制”下和平时期的军事开支了。可以想象，这样的军事开支是何等的微乎其微！因为，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实行“府兵制”，政府在每一个士兵身上的军事开支，相当于他要缴纳的税收（徭役也可以折成税收来计算）；而如果要维持一支常备军，则政府在每一个士兵身上的军事开支，是他的日常开支，加上当兵的薪金，还要加上因为这个人当了兵而不从事其它生产所导致的劳力产值的损失。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前者的开支，一定大大低于后者的开支。因为，税收只可能是一个人从事生产而获得的劳力产值的一个较小的比例，但常备军下的军事开支却一定是大于一个人从事生产而获得的劳力产值。
然而，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弊。“府兵制”在经济、财政上有很大的优点（即在和平时期的军事开支很少，对政府的财政构成很轻微的压力），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是什么缺点呢？如前所述，这些充当“兵户”的人其实是普通农民，和平时期是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在农闲的时候才操练一下，到战争爆发时就上战场。这样的制度设置，就隐含了一个重大的缺陷：如果战争的时间一拖得长，对农业生产将会带来沉重的打击！
因为，这些所谓的士兵，实际上是农民。一旦这些人为了打仗而要离开农业生产，那就意味着农业生产方面突然少了一大批年青力壮的劳力，必定对正常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冲击。再加上，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错过了春耕秋收的时令，整年的生产就会失收。因此，如果战争的时间不合适，或者战争的时间拖得太长，就有很高的可能性会极大地损害了当年的农业生产。我们又知道，农业经济是很脆弱的经济，本来就存在着“看天吃饭”、容易受天灾影响的问题，在“府兵制”之下，就更增加了一项“人祸”的影响。
古代社会，由于农业受天时影响比较大，“天”的因素的确很重要。但只要政府的管治政策得当，“天灾”的影响终归是有限的。但如果是在“人”方面产生了问题，农业经济是很脆弱的经济，很容易就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从而连锁性地反应，引发政治危机，甚至导致革命的发生。事实上，我极其怀疑，隋朝实际上是亡在“府兵制”之上的。因为，众所周知，触发隋朝动乱爆发的直接原因，正是隋炀帝杨广的三次征高句丽之战。只是，通常来说，史家把这一事件理解为直接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
受陈寅恪的“关中本位”论的影响，通常史家认为隋朝之亡是因为杨广失去了“关陇集团”这一所谓最重要的政治集团的支持。然而，我反复思量，觉得陈的观点实在有牵强之处。我不否认“关陇集团”是隋末唐初的政治舞台上一股很重要的势力，但改朝换代这样重大的事件，不可能是某股单一势力可以主导得了的。我感到陈寅恪是过份地夸大集团势力对中国政治乃至中国历史走势的影响了。更重要的是，即使杨广失去了所谓的“关陇集团”的支持，但如果他施政得当，国泰民安，又何来亡国之忧？
要注意，我们因为受传统史书集中地记载统治阶层的上层活动的影响，很容易会产生一个错觉，即把上层的历史当成了整个国家或社会的历史。但在古代中国，其实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是分隔得很厉害的。上层社会即使有着严重的权力斗争，局势动荡不安，但如果同一时期的施政并没因此而受到多大的影响，下层社会基本上是不会受到上层动荡的影响的，也就是不会动摇到整个国家或社会的大局稳定。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武则天在位期间。看那个时候的史书，我们会觉得当时的中国局势极其混乱，前廷后宫，争权夺利，告密陷害，无日无之，上层官员人心惶惶，朝不保夕，一派末世之象。但事实却是，当时中国的下层民间显然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承“贞观之治”之前，启“开元盛世”之后，功不可没也。这是因为武则天心狠手辣地对付的，只限于上层的皇室贵族、朝廷命官，甚至地方基层的官员也没有受到这些争权夺利之事的波及。她施行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很有连续性地继承了贞观年间的大方向，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偏差，因此中国经济在这段时间能持续地发展。
如果说“关陇集团”对隋朝的灭亡起到什么作用的话，那最多是推波助澜，但绝非始作俑者。事实上，甚至“关陇集团”是否在隋朝的灭亡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也是感到怀疑的。因为，纵观隋末唐初的历史，我并不觉得“关陇集团”有多积极地推动了隋朝的灭亡。杨玄感之变与其说是反映了“关陇集团”内部对杨广的不满，倒不如说是反映了隋杨宗室内部对杨广的不满。而李渊的起兵，正如“水支”在《说唐系列》中指出的那样，“唐无论如何，是等到隋朝确实没有什么指望了以后才兴兵的。”其实是隋朝自身已经到了明显地要死翘翘的地步，政治上出现了真空状态，而不是作为“关陇集团”成员的李氏把仍然生龙活虎的隋杨一脚踢下来，以便自己去占那个位子。
总而言之，我怎么看，都不觉得“关陇集团”在隋朝的灭亡上起到什么很显著的作用，那就更不要说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了。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就是杨广的三次征高句丽。而我在这里要提出的是，根本原因在于“府兵制”的条件下，再强盛的经济都不能承受长时间的战争。因为大量本来应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征召入伍，导致正常的农业生产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断，终于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再引发政治危机。
这一点，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是非常明显的。《资治通鉴》对第一次征高句丽在经济上的后果陈述得非常清楚：“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馀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餱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请特别注意这里有“耕稼失时，田畴多荒”之语。如果是雇佣兵制，士兵是职业军人，征高句丽之战又发生在国土之外，怎么会导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呢？显然是因为在“府兵制”的条件下，士兵同时就是农民。战争一拖长，就会严重地影响农业生产。
由这一条史料的记载可见，当时还发生了饥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为什么会有饥荒？是因为天灾，还是就是因为征高句丽而导致农业失收的“人祸”？在上述记载的附近，还有一条是关于窦建德起兵的记载：“建德谓安祖曰：‘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高丽，尚为所败。今水潦为灾，百姓困穷，加之往岁西征，行者不归，疮痍未复；主上不恤，乃更发兵亲击高丽，天下必大乱。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邪！’”。这里的记载指出，实际上当时距上一场战争“西征”不久，更适逢“水潦为灾”，可见是天灾人祸一并而至了。
前面引述的史书记载，是第一次的征高句丽之战，时为大业七年。这一次征战是三次之中历时最长的一次，从大业七年二月一直拖到大业八年年末。光是这一次征高丽，就已经引发了长白山王薄、“阿舅贼”、窦建德等人的起义。史书中也记载：“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馀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然莫能禁止。”
第二次征句高丽之战，在紧接着的大业九年进行，因为中途发生了“杨玄感之变”，其实是提前中断结束了。然后到第二年的大业十年，又再第三次征高句丽。（大业十一年就发生了那著名的雁门关之围了。）如此连续四年时间，没有停竭地征战，等于是连续四年时间不能正常地进行农业生产，不要说古代社会的农业经济脆弱性很强；就算是现代社会，想象一下，如果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工业连续四年不能正常进行生产，则这个国家的经济不濒临崩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隋朝之亡，其根本原因在于“府兵制”之下，士兵不是职业军人，而是普通农民，不能长时间地承受因为从事战争而要脱离农业生产所带来的严重的经济后果。而直接原因就是那连续四年的三次征高句丽之战。我觉得，我提出的这一理由，要比陈寅恪那“关中本位”论下所主张的隋朝之亡在于杨广失去“关陇集团”的支持的理由，远远要坚实得多。
事实上，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由于古代社会里，上层的政治斗争与下层的经济民生可以是分隔开来的，所以其实各个朝代的灭亡，其直接原因都在于经济，而不是政治。除非我们能证明，政治上的动荡导致了经济上的崩溃，否则政治原因是不会带来改朝换代的——当然，如果改朝换代的方式是宫廷政变，而不是农民起义，那就另当别论。例如隋朝的建立，就是通过杨坚身为北周的外戚篡夺政权而成，没有经过战乱。
这里，我们可以小结一下“府兵制”在经济、财政上的优点和缺点。优点，就是在和平时期，它所需的军费开支很少，对政府的财政构成很轻微的压力。缺点，就是它导致采用这种兵制的国家无法承受长时间的战争，战争时间只要稍微拖长一点，就会使得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古代社会的国民经济迅速崩溃。这就意味着，在这种兵制之下，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力要远远甚于雇佣兵制。我认为，这就同时解释了为什么隋末唐初的战乱时间虽然是这样短，破坏性却是如此之强。
前面提到过，“府兵制”还有一个特点，是士兵甚至要自备粮食和武器，这等于是战争时期有相当一部分的军费开支（士兵的给养和武器）是直接地由士兵自己负担。这就更进一步地强化了上述的“府兵制”在经济、财政上的优点和缺点。优点方面，这使政府即使在战争时期，所需承担的军费开支也要比雇佣兵制下的少；缺点方面，显然就更为加重了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力。前面引用过《资治通鉴》中关于李世民在对刘武周之战时，军队的给养不是由中央政府作统一调拨，而是直接从战场当地征敛的记载。当时我感到惊异。但现在明白了“府兵制”，就不奇怪了。很可能李世民所征敛的，不仅仅是粮草，更有士兵。因为在“府兵制”上述的特征之下，征兵就同时征了粮草与武器。这反映他所进行的不仅仅是充实给养，更是在充实兵力。
明白了“府兵制”有这样的优点和缺点，我继续在史书中翻查史料，陆续又找到一些看来可作旁证的记载。例如，在洛阳之战中，唐军围困洛阳多时不下，出现了“疲惫思归”的情况，很多士兵逃亡。以李世民治军之严，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谓大异寻常。但如果我们结合到“府兵制”的不能承受长时间征战的特点来看，就会觉得很自然。洛阳之战一围就是八个月之久，是李世民指挥的四场统一天下的大战役中时间最长的一次，恐怕已经到达了“府兵制”所能承受的战争长度的极限。试想，如果是雇佣兵制，唐军正处于占尽上风而并非有可能大败亏输的情况之下，怎么还可能出现“疲惫思归”的情况呢？不论战争要打多长，反正打一天就安安稳稳地收一天的钱，士兵何必要急于结束于己有利、胜利在望的战争？显然是因为在“府兵制”的情况下，战争拖得长了，使士兵渴望尽快回家重操农务，才导致了这种占着优势的一方的士兵竟然会“疲惫思归”的奇异情况。
另外，在武德七年那次李世民对付突厥的战事中（即“杨文干事件”之后的那一次），史书中有记载：“士卒疲于征役，器械顿弊，朝廷及军中咸以为忧。”这时已是隋末唐初的战乱的末期，大概是经济在战争的影响之下凋弊到极点的时候，故有此状况吧。
前面所谈论的都是“府兵制”在经济、财政上的优缺点。针对“府兵制”的这些优缺点，我进一步想到雇佣兵制的相应的优缺点。显然，雇佣兵制在经济、财政上的优缺点，恰好与“府兵制”相反，即优点是它能承受比较长期的战争，而缺点就是政府所负担的军费开支比较沉重。雇佣兵制是专门把一批人单独地从社会生产中分离出来，专业地从事军事活动，也就是成了职业军人。这么一来，即使发生了战争，只要不是在本土上进行；或者即使在本土上进行，但涉及的地域是局部性而非全国性的话，对正常的农业生产是不会构成什么影响的。因为即使不发生战争，这批人本来也不会从事农业生产。但在雇佣兵制下，政府就要专门地“养”起一班人，作为常备军。无论有战争还是没有战争，都要支出他们的日常开支、从事军事活动这一职业的薪金，并损失了这批人如果从事一般的生产活动所能为社会带来的产值增加。
显然，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比较弱，从而政府的财政实力也比较弱的时候，“府兵制”是比较“优越”的兵制。但它存在着一个风险，就是不能长期地进行战争。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比较强，从而政府的财政实力也比较强的时候，雇佣兵制就是比较“优越”的兵制，因为它将从事战争活动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分离开来，从而有效地将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减至最低，回避了上述“府兵制”的风险。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适者”还是“不适者”，是要针对具体的条件来说。如果仅仅就战争而言，无疑是雇佣兵制比“府兵制”更优胜。但如果同时考虑一国的经济能力或一国政府的财政能力的条件的话，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尽管雇佣兵制比“府兵制”更有利于进行战争，但如果国家的经济、财政实力不强，就不可能负担得起雇佣兵制。在这种情况下，“府兵制”就变成了“适者”，雇佣兵制就变成“不适者”，因此被选择的就是“府兵制”而不是雇佣兵制。这显然不能说雇佣兵制不好，“府兵制”好，而是在指定的条件（国家的经济、财政实力不强）之下，“府兵制”比雇佣兵制更能“适应”国家的经济、财政实力不强这一客观条件。
这就有如，如果能天天山珍海味，当然很有利于满足我的口腹之欲，但我没有那么多钱，负担不起吃贵价菜，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吃大众快餐了。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来说，大众快餐就是“适者”，山珍海味就是“不适者”了，因此被我选择的是大众快餐，而不是山珍海味了。这显然不能说山珍海味不好，大众快餐好，而是在指定的条件（我的财力有限）之下，大众快餐比山珍海味更能“适应”我的财力有限这一客观条件。
但是，如果国家的经济、财政实力强大得到了能够轻易地承担雇佣兵制所需的比较庞大的军费开支的时候，显然雇佣兵制就会因为使战争对经济构成较少的风险而变成“适者”，而“府兵制”就变成了“不适者”，从而前者淘汰了后者。类似地，如果我大发其财，天天山珍海味对我的财富来说都只是小case而已，则除非我吃腻了山珍海味，我自然会天天吃它，而不会再去光顾大众快餐了。也就是说，山珍海味这时变成了“适者”，而大众快餐就变成了“不适者”，从而前者淘汰了后者。
这样，我就可以正式地提出我的关于唐宋兵制变迁的一个解释：初唐时期的“府兵制”变迁到宋朝时期的雇佣兵制，是因为经济极大发展了，政府财政实力增强到可以承受养起一支常备军的较为庞大的军费开支的能力。
这里要倒回头说一下我的思路发展过程。我对隋末唐初的历史比较熟悉，唐朝中后期及宋朝的历史就只是一般的认识。所以，当我整理出“府兵制”的优缺点时，只知道隋及唐初是实行“府兵制”的，以此优缺点为基础，提出了关于隋朝灭亡以及隋末唐初的战乱破坏性特别强的原因都与“府兵制”有关的观点。
当时我并不知道宋朝实行的是募兵制，甚至不知道实际上唐朝在玄宗时期就已经从“府兵制”转向募兵制。我只是根据自己对“府兵制”的优缺点的分析，开始进行推断。首先，既然“府兵制”的优点是军费开支对财政压力少，那就可以肯定地推断，当一国的经济、财政实力不强时，就不可能采用募兵制。但如果一国的经济、财政实力强大时，“府兵制”就有可能向募兵制变迁。
其次，既然“府兵制”的缺点是战争对经济的风险较大，那就说明这种兵制比较适合于和平时期，而不适合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根据我对宋朝的最肤浅的认识，宋朝一直以来外患甚重，国家长期处于作战状态，但这个朝代却能维持了那么长的时间，因此我推断宋朝一定不可能实行“府兵制”，而只可能实行募兵制。但前面既然已经分析过了，募兵制对财政的压力比“府兵制”的要大得多，因此可以推断，宋朝的经济实力一定比唐初要强很多，因此才可以负担得起募兵制的比较庞大的军费开支对财政施加的压力。
作完这样的推断之后，就到了验证的阶段了。即我要去了解一下历史事实，以证明我的推断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推断是正确的，这就验证了我关于“府兵制”变迁为募兵制的解释是正确的；如果推断是不正确的，那就意味着我所提出的解释有可能是错误的了。
于是，当时我就在《略论陈寅恪的治史问题》一文后面与读者讨论互动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这里把当时我的提问，以及一些回帖的情况贴在下面，以便大家了解当时的讨论情况：
我 回复日期：2004-3-23 21:49:06 另外，唐与宋的军制不同，我也想从经济、财政的角度切入来加以解释。不知你对此有否研究？
作者：潘国良 回复日期：2004-3-23 22:07:05 关于军制问题，《资治通鉴》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总之，唐太宗时期的府兵制是可取的。但玄宗采纳了张说的募兵制以后，就一直不太好。
我 回复日期：2004-3-24 13:28:44 你这说法太失之简略。为这个问题，我想了一段时间，列了一个问题列表，你看看能不能给点思路？ 其一，府兵制是北周时形成的，之前的兵制是什么？为什么北周时要改成这个样子？ 其二，为什么府兵制在李世民时期可行，但后来却要改？ 其三，改成募兵制后，是什么原因导致唐衰落？如果是这样，当初为什么要改？（这与第二个问题密切相关） 其四，宋时的兵制是什么？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宋一代，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它的兵制是如何支持这种战争状态而没有拖垮宋室的财政的？ 其五，唐宋的兵制不同，是不是由各自的经济条件不同所导致的？这样问，是因为我第一次想这个问题时，直觉地觉得采用不同的兵制，与各自的经济条件有直接的关系。……
作者：潘国良 回复日期：2004-3-24 13:50:33 兵制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府兵制适用和平时期。而玄宗好大喜功，边事不断，需要常征兵，因而产生了募兵制。德宗时期，李泌曾有恢复府兵的妙计，可惜事过境迁而未能成功。
我 回复日期：2004-3-24 14:04:12 但府兵制是在北周时期产生的，为什么那个天下还没有统一的时期，会产生这种适用于和平时期的府兵制（我也比较同意府兵制适用和平时期的说法，但这就跟这一兵制产生的背景发生矛盾，令我觉得很困惑）。 另外，李世民在位时期也边事不断，为什么他就没有产生要改府兵制为募兵制的想法？ 我前面说到我有一个直觉，这一直觉就是我觉得经济发达、政府财政收支充足时，是有利于募兵制的采用的。如果这直觉是对的话，那么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募兵制其实比府兵制好（不考虑经济成本的制约的话），所以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府兵制就会向募兵制转化。 但为什么唐玄宗采用募兵制会造成失败？宋的兵制是不是募兵制？不是的话，是什么？与府兵制、募兵制有什么区别？
作者：左骁卫大将军 回复日期：2004-3-24 14:26:19 对于重用蕃将、府兵制破坏的情况，陈先生认为武则天时期就已经开始。唐李繁《邺侯家传》也持此观点。 府兵制的起源，一般认为是西魏大统十六年，而非北周。陈寅恪先生认为最初的八柱国形式来源于鲜卑的八部制，前期兵农分离，后期兵农合一。岑仲勉先生批判府兵制为草原民族的落后制度。 府兵制的破坏，一般认为起自均田制的破坏。黄永年先生认为均田制所影响的范围有限，不是府兵制瓦解最主要的原因。 募兵制的开始一般认为是开元年间，黄永年先生认为，募兵制的最初产生为隋炀帝时期的“骁果”，募兵在开元后成为主流兵源。
作者：烟雨苏州 回复日期：2004-3-24 14:34:45 宋代兵制基本上属于募兵制度，王安石变法是实行过民兵，但随着变法一起失败。宋兵制的失误，在于对武将防范太过，将不专兵。
作者：建安 回复日期：2004-3-24 14:56:31 府兵与募兵；何必尽论，凡事各有损益。 文皇帝（按：指李世民），初冀以刺史分镇天下，藩捍天子，欲效后汉；然南北大臣多反之，竟不行，而府兵之弊不革，以至勋官横行；自此，重京官轻外事。封建论，人皆知柳河东，莫闻李百药。
我 回复日期：2004-3-24 15:16:33 对，我也认为宋的兵制是募兵制。我认为募兵制之所以比府兵制好，是前者比后者有更强的战斗力，但它对于中央政府的财力消耗很大，因此经济不够发达、财政收入不足时，无法采用募兵制，只好采用府兵制。那就是我的直觉的解释。但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事实来验证我这个直觉对不对。 宋军的战斗力弱是由于你所说的“将不专兵”，但前面各位的分析又在说唐之败就在于将太专兵，于是战斗力很强，但强起来就把中央政府给端掉了。 但我认为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宋军虽然战斗力弱，但终宋一代几乎年年处于战争状态，而这个国家可以不给战争所拖垮，恐怕募兵制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因素。因为如果宋实行的是府兵制，兵农合一，长期要打仗，就没有人种田了。时间一长，国民经济一定陷入崩溃。所以，我认为要全面地看待募兵制。 确实府兵和募兵都各有优劣，但为什么某个时候会采用其中一方而不采用另一方，是什么条件令当权者认为权衡利弊后值得容忍其劣而纳其优。另外，同样是募兵制，为什么唐就失败，宋就成功（前面说了，宋军之弱不是募兵制造成的，而是将不专兵造成的）。这些都是建立一个关于兵制的理论所必须能解释的各个方面的事实。
作者：左骁卫大将军 回复日期：2004-3-25 15:27:46 府兵制到了盛唐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并且跟不上时代发展成了国家财政负担。但是唐募兵制的问题不在于所谓的“将太专兵”，而在于募兵的成分往往是善于骑射的“恶少年”，成为职业军人后，使得军队尽是骄兵悍将，遇到不满，动辄哗变，驱逐甚至杀害长官。朝廷委任的官员没有基础根本无法控制这样一支军队（如张弘靖镇幽州，李绛镇山南）。即使是割据已久的地头蛇，也要尽量用利益拉拢他们（如魏博田悦）。而成为他们的首领，往往是他们利益的代表。
实际上当时我列出的五条问题，都是与验证我的解释有关的。第一条暂且按下不说，后面再细谈。第二条“为什么府兵制在李世民时期可行，但后来却要改？”潘国良的回答是“府兵制适用和平时期。而玄宗好大喜功，边事不断，需要常征兵，因而产生了募兵制。”但我进一步质疑：“李世民在位时期也边事不断，为什么他就没有产生要改府兵制为募兵制的想法？”
其实我当时心中是有答案的，当然对不对是另一回事，我当时先不把答案都说出来，就是想引导那些很了解兵制的历史事实、但不像我那样有一个理论在手的人能多点给我提供事实。要进行研究，一方面需要有理论，一方面需要了解大量的事实。有理论，就能以理论整合事实，事实就不是一堆零乱的“素材”，而是能够根据理论的框架而搭建成有体系的“知识”；有事实，就能以事实来验证理论，因为理论如果有问题的话，就会有些事实显得无非整合进有关的理论之中，也就是出现了事实推翻理论的情况，这时就需要调整理论框架以便可以把这些事实整合进来，这正是一个使理论从不完善发展为完善的过程。
当时，我的优势是我已经有了一个理论在手，也就是已经有了一个框架来整合各个事实；但我的劣势是我对于事实了解不多，因此我需要借助于网友们所拥有的丰富“素材”来验证我的解释，并进一步将他们的“素材”以我的理论整合成“知识”。
“府兵制”在李世民时期可行，其实不是可行，而是不得不行。是因为李世民时期的中国经济实力很微弱，募兵制不可行，可行的只有“府兵制”。关于李世民在位期间中国的经济实力很微弱这一点，应该是客观事实。这个贴子最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贞观年间的经济实力远远不如隋朝极盛之时。近来在网上找到《中国剑桥隋唐史》，里面提供了一些资料，进一步地说明贞观年间不但是经济实力弱，而且更直接的是政府的财政实力也很微弱。其中有一段关于经济政策的记载是这样的：“政府比较节约，军事建置实际上也是通过府兵制而自给自足，这便把处于相对贫乏和无生产力地区的京师的影响减到最低点。太宗以后诸朝，长安的供应成为主要的后勤问题，而太宗时则大不相同，每年只需较少量的粮食（约20万石），主要从河南大平原漕运到长安。”显然，政府节约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财政实力有限得很，不得不节约。
潘国良认为兵制的采用取决于君主，这是我不能同意的。不要以为统治者或政府的自由度很大，它们也要受到客观条件的严格约束的。如果非要不管客观条件的约束而胡作非为，后果就是像杨广那样把一个强盛的大帝国给迅速地葬送掉。因此，君主的个人喜好并不能决定兵制的变迁。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君主再喜欢某种在该客观条件下属于“不适者”的兵制也没有用。李隆基之所以可以采用募兵制，显然是因为当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经济已经大为强盛，政府的财政实力大为增强，自然而然就会从战争对经济构成较大风险的“府兵制”向风险较少的募兵制变迁。
说李隆基好大喜功，边事不断，需要经常征兵，因而产生募兵制；李世民在位时期也一样边事不断，一样需要经常征兵，却没有出现府兵制变迁为募兵制的现象，这一事实就有力地证明了经济原因而非军事原因才是决定什么兵制被采用的关键。
这里，可以顺便以我这一解释来说明李世民在位期间的对外战争为什么都采用了“闪电战”式的战术。李世民即位后的多次征讨周边少数民族，用的都是以下法子：首先使用政治手段，令征伐对象陷于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政治困境之中；然后突然发动军队作雷霆一击，迅速歼灭。例如，在灭亡突厥的战事中，贞观三年十一月发兵，贞观四年二月就已经灭平了突厥，前后用兵不到三个月时间。又如征高昌，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发兵，贞观十四年九月就已经在该处“置州县”了。以高昌距中原之遥，这样的征服速度是惊人的。之所以如此，通常人们都集中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进行解释。但我这里要提出的解释是，这恰恰是因为在“府兵制”之下，战争的时间不能拖得太长。更重要的是，这些战争的时间不但是比较短，而且动员的兵力规模不算大，也是有利于减轻战争对经济的影响的。
（按：写这篇文章时我没想到，现在我想到李世民在位期间对外战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以夷制夷”，即大量使用早期征服的少数民族兵将去攻伐后来的其它少数民族国家。这就可以减少使用汉兵，也就不需要征用多少府兵。但始料不及的是，这种做法沿用到唐玄宗年间，却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安禄山、史思明二人正是少数民族将领！）
李隆基时期的对外战争，我了解不多。我在此基于前面的那个解释作出一些推断，请对有关情况十分熟悉的朋友来证实或证伪一下是不是这样。我猜测，李隆基时期的对外战争，动员的兵力规模比较大，而且所需的作战时间比较长，因此是“府兵制”不能承担的，而要改用募兵制。
前面引述的讨论中有一位朋友说：“府兵制到了盛唐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并且跟不上时代发展成了国家财政负担。”前半句显然与我的解释（推断）相符，但后半句就显得比较奇怪，不知道有什么确切的证据。按我的解释（推断），应该是募兵制对国家财政负担比较重才对。当然，“府兵制”之下，战争对经济构成比较大的风险，这可以看成是对经济的负担比较重，但毕竟不是直接地针对国家财政的。
又有朋友提到过：“府兵制的起源，一般认为是西魏大统十六年，而非北周。陈寅恪先生认为最初的八柱国形式来源于鲜卑的八部制，前期兵农分离，后期兵农合一。岑仲勉先生批判府兵制为草原民族的落后制度。”最近我也看过一篇关于“府兵制”的学术文章，里面也提及“府兵制”带有浓厚的部落性。但我又想到，我在这里提出的解释，恰恰可以说明为什么部落民族或草原民族会倾向于采用“府兵制”，因为这些民族的经济实力都很弱，政府的财政收入很不稳定，是不可能承担募兵制那比较庞大的军费开支的。因此，岑仲勉那简单地将之批判为“落后制度”是有问题的。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如果不指定条件，是不可能判断什么制度是“适者”，什么制度是“不适者”的。而不同的条件下，同一制度可能此一时是“适者”，彼一时是“不适者”，因此制度本身并无所谓的“优秀”或“劣等”之分。说“府兵制”落后，那实际是隐含了一个假设前提，即我们是站在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国家的角度来看，当然“府兵制”比募兵制而言是“不适者”。但如果我们从草原民族的经济条件出发来看的话，采用募兵制只会导致国家财政的迅速崩溃，这时还怎能说募兵制比“府兵制”而言是“适者”呢？什么叫落后？什么叫先进？难道能以经济实力的高低来作标准吗？但如果不立足于现实的经济条件，要草原民族脱离他们的经济基础而采取所谓“先进”的募兵制，真的就对他们有好处吗？
我当时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改成募兵制后，是什么因素导致唐衰落？如果是这样，当初为什么要改？”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是重复了第二个问题的，不必再论了。前一个问题，我一开始时是猜想可能李隆基改“府兵制”为募兵制时，仍然过份低估了募兵制对财政的压力，所以采用后政府财政支持不住了，导致了财政危机，成为唐代灭亡的导火线之一。但后面看各人提供的意见，似乎都纯粹地与军事有关，与经济无关。而且，看各人的讨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募兵制本身，而是使用这种兵制时的一些具体的措施不当，如招募回来的是骄兵悍将，中央政府无法约束。
第四个问题：“宋时的兵制是什么？”就是为了验证我当时关于宋朝肯定不可能采用“府兵制”，而应该是采用募兵制的推断。这一推断果然对了。但根据我的解释，募兵制下的士兵是职业军人，与“府兵制”下的士兵是普通农民兼职当兵相比，按理说应该是前者的战斗力比较强才对。但宋兵羸弱，似乎与这一推断不符。再追问下去，发现原来情况又类似于前面关于何以唐亡于募兵制的问题，即实际上问题并不是出在募兵制本身，而是使用这种兵制时的一些具体的措施不当，如将不专兵，各支军队互相不配合。这是纯粹的军事问题，与经济无关的。
第五个问题：“唐宋的兵制不同，是不是由各自的经济条件不同所导致的？”就是直接地验证我这一解释了。
关于这个解释，需要验证的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唐朝与宋朝的经济、财政实力是不是真的相差很大？当时我还未知道其实唐朝发展到中期已经出现了兵制变迁的现象，我只能靠一些推理来进行猜测。宋朝的富裕是无疑的，但唐在历史上也以富裕著称的，问题只在于二者相比较而言，到底谁更富。
我当时思考的一个起点是，从实力上说，农业经济要比工商业经济差很远。农业经济即使已经很发达，但与不算很发达的工商业经济比，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是因为农业的利润率比工商业的利润率低很多。无疑，唐与宋总的说来仍然是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但工商业的成份哪个更高呢？根据我对于唐宋经济史的极其肤浅的认识，我认为答案很清楚，应该是宋的经济构成中工商业的成份高于唐。
唐代经济中的工业成分，我没有什么印象；商业方面，似乎真正发达的是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之处。相反，宋代经济中已经有一定的工业成分，以我零碎的认识来说，似乎陶瓷制造业在当时已经达到了手工作坊的小工业水平。而商业方面，对外贸易肯定不行，因为“丝绸之路”被北方少数民族（包括西夏和契丹）堵住了。当时中东、西方各国甚至把契丹误会成中国，而不知有宋。因此，直至今天，仍然有些中亚国家把中国称为“契丹”。这反映了当时宋代无法与中东、西方各国展开贸易往来。但是，宋代的国内贸易非常发达，却是可以肯定的。其它别的不用提，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在北宋年间出现的。这种金融制度的产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宋代时期的国内贸易已经发达到那么一种程度，以至于需要大量的货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以实现与实物交割相联系的现金结算。
（按：我现在查了一些史料，发现唐代的国内贸易也颇为发达。在城市中，商业兴旺，交通发达，很多城市都设邸店，为商人服务，并出现了原始的汇票“飞钱”（或称“便换”）和信用机构“柜坊”，当时商品交换活跃、钱币收支频繁程度可见一斑。但一般的认识，都会是觉得宋朝的国内贸易之发达比唐朝更进一步。）
也就是说，唐与宋比，前者对外贸易发达，后者国内贸易发达，那么总的说来，到底谁的商业成份更高？我认为肯定是宋朝。原因在于，在古代的条件下，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对外贸易再发达，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也不可能比国内贸易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大。
首先，从古代条件这一点来论证。古代社会的国际贸易，交通费用（transportation costs）太高，因此只有奢侈品才会用于国际贸易。而奢侈品的需求量是很低的，因此虽然单项交易的金额可能很高，但总额不会太高，对整体的国民经济影响微乎其微。（即使到今天，奢侈品的生产与消费对国民经济影响不大的情况，仍然是成立的。）”
其次，从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一点来论证。众所周知，大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较低的，即使对外贸易的绝对额已经很高。如今天的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国”（即其需求与供给变化会重大地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水平），但这庞大的对外贸易额与更为庞大的国内贸易额一比，其对外依存度仍然是比较低的（根据2000年的数据，大约是20.7%；我国当年的对外依存度却高达43.9%）。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即使是在当今的工商业为主体的社会里，对外贸易再怎么发达，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始终还是有限的。那就更不用说是那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古代社会了。所以，所谓唐代的对外贸易发达，是唐与其它朝代比较而言的。如果以唐代的对外贸易对当时的整体经济的影响，与宋代的国内贸易对当时的整体经济的影响相比的话，肯定前者远远不及后者。
这一结论的意义是，唐代政府的税收能从其发达的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好处，远远低于宋代政府的税收能从其发达的国内贸易中获得的好处。我据此推断出，唐代的财政实力应该远远不及宋代。当然，两个朝代的社会还是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体。但可以想象，从唐发展到宋，农业生产力只会向前发展了，不会向后倒退了。宋从农业方面获得的财政收入，只会大于唐从农业方面获得的财政收入。既然不论农业还是工商业，都是宋比唐的实力要强，因此可以比较肯定地推断，唐的经济、财政实力远远不如宋的经济、财政实力，这就为“府兵制”变迁到募兵制提供了必需的经济、财政方面的条件。
当然，以上都只是我的推断，逻辑上看没有问题，但如果能寻得具体的数据，那就更好了。无巧不成书，就在我想着这个问题的时候，某次在某历史论坛上浏览，忽然发现有一个贴子就是在讨论唐宋时期的财政状况的。其中一个回贴恰好提供了我所需要的数据：“从宋太宗统一全国，到英宗神宗时代政府货币收入达到六千万贯，是天宝时期的30倍，是唐代货币收入最高值的五倍，显示唐至宋社会经济曾随着时代的巨轮不断向前推进。”
最后，关于这个解释，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的是，“府兵制”本身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涉及到之前我暂时搁置了的第一个问题：“府兵制是北周时形成的，之前的兵制是什么？为什么北周时要改成这个样子？”如果说“府兵制”的优缺点分别是对财政压力比较少，但战争一旦拖长了，对经济就构成较大的风险。那么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财政实力是不是更弱，战争的需求是不是更少？如果适合采用“府兵制”的条件早就有了，为什么迟至北周（或有些朋友提到是西魏）时才形成？“府兵制”之前的兵制是什么？为什么它能比“府兵制”更适合在此之前的条件而成为“适者”？在此之前的条件又是什么？
前面引用的讨论中，都没有朋友回答过关于“府兵制”形成之前的兵制是什么的问题，因此这一方面的材料，我至今是一点也掌握不到。
另外，更进一步的是，这个解释有普遍性吗？比如说，在西方的历史中，有没有出现过类似于“府兵制”的兵制，有没有出现过这类兵制向募兵制变迁的情况？其变迁的原因是否也可以用这里提出的解释？等等等等。这都是当一个解释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得到了证实或肯定之后，要进一步地向外推广，考验其有一般性的工作。显然，这些就需要对中西方兵制、乃至经济财政史都有着更深入的认识的朋友的帮助了。
第三部分：与读者的互动交流
可卿 关于关陇集团，我也觉得他们没有所说的那么重要。 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真正关陇集团能成一方之主的除了李氏之外，其实很少。而李氏家族所用的人物，除了裴寂之外，李渊起家靠的更多是在太原留守任上招揽的人才。
我 若非要说关陇集团有什么作用，我认为它对唐的支持作用大于对隋的灭亡作用。
可卿 的确是这样。群雄中有名的、最后唐朝灭起来费了点事的，其中“贼寇”不少，旧的官员也有很多，像王世充之流。倒是真正正统的关陇世家不太多。是因为不敢呢？还是不想坏了名声？总之，正像你说的，他们对隋朝的灭亡贡献真的不大。
我 总之，我现在是越来越怀疑陈寅恪那“关中本位”理论实际上有多大的解释力。他用这个理论解释了很多很多东西，但大多我都觉得很牵强。反倒是我现在提出的这个“府兵制”的优缺点，我觉得可以解释很多现象（包括隋朝为什么灭亡，隋末唐初的战乱为什么会对社会经济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力，为什么李世民即位后的战争都会采用“闪电战”式的战术，这些都能以这一观点来进行解释，可以说解释力也非常广泛），而且解释力更强。
曹仲德 发帖时间 2004-05-20, 21:40:50 “从宋太宗统一全国，到英宗神宗时代政府货币收入达到六千万贯，是天宝时期的30倍，是唐代货币收入最高值的五倍，显示唐至宋社会经济曾随着时代的巨轮不断向前推进。”——这样的东西很混淆视听的说，两者税制就根本不一样，比什么财政收入。玄宗朝是租庸调制，德宗朝改为两税制，为宋朝沿袭。两税制改革将征收布帛的“调”和征收徭役的“庸”全部折为钱征收，自然是财政数字很大，改革后唐朝的财政收入增长数据在新唐书里面，是地方三千万贯，京师九百万贯，加起来接近四千万贯。 而且两税制的一个原则是“量出制入”，换句话就是政府要用多少钱，就要征收多少，所以，宋朝的高额财政收入只能说明宋朝用钱特别多而已
萧让 给你补充一点数据，唐长孺先生的《唐书兵志笺证》中考证，唐朝初年府兵制下能够征发的府兵总数只有六十万人，而同时上番宿卫最多不超过十万人，即使是唐朝长庆年间，包括藩镇兵，也不过99万人，这些数字不过宋代军队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然而在唐初用兵频繁的情况下能够征服突厥、高昌、薛延陀，高句丽、百济、新罗，与吐蕃长期对峙，以上每个国家能够动员的军队都不下数十万，在太宗、高宗两代数十年间，唐朝能够以少数兵力完成几乎后无来者的功业，除了政策正确，政治清明，将士用命之外，是否也有府兵制的功劳？
风行家 评论日期：2004-7-15 12:00 五问五答 第一，府兵之前为魏晋南北朝的募兵及世兵，之前为秦汉的征兵，注意到府兵前有募兵，府兵后也变募兵。至于西魏宇文泰为了付东魏高欢（包括鲜卑部落兵），故实施府兵制，转私兵（部落兵）为公兵（府兵），不用征兵的原因是因乱世，不用募兵则是经济无力负担。 第二，府兵仍基于富裕经济始能支持，唐朝开国已来，至玄宗已见疲惫，经济无法支持府兵制。（虽有贞观、永徽及开元盛世，但年年穷兵黩武，唐兵多战而少农，农获收影响必然，故逃兵渐多，兵不归府；再来是均田制的破坏，设计一开始就有问题，因为地广人稀可以人人有田分，人口一多，地有限而人愈多，均田制不得崩。）如果唐朝能不断扩张，有新的殖民地可供分配，府兵制仍然可行。 第三，不论唐玄宗有无改成募兵制后，由于不能恢复安史之乱的动荡，中央有宦官与党争，地方有藩镇（五代十国也是变相的河北三镇）与外族（屡被异族攻入首都长安，此为唐弱外强之现象），再强的兵力也抵抗不了内忧外患的氛围。 第四，宋为募兵制，募兵制所需要的支出，远盛于府兵制，因此宋之财政收入必定多于唐朝，否则无法支持烧钱的兵制。 第五，府兵是兵农合一最后的阶段，兵农合一并非无力，汉兵亦为兵农合一，也是有事作战，闲时耕田。但是兼职往往不如专职：万一整年有事，全年都没有空闲，无法耕作；如果要花时间耕田，就没有时休养或训练──是以农收不好，当兵不佳。职业军人不事生产，整天只要训练体能及熟悉武艺，甚至讲解战法及兵器使用，总比兼职要强。如果职业军人打不过兼职军人，那一定是专业程度不够，而非专业不如兼职。 为何唐兵在西域或辽东等边疆特别贪残，正是因为掠夺征收物资（自费到朝鲜、西域很贵，总要在当地赚点路费）。宋朝当兵有钱拿，所以不急在战场挣钱；唐朝府兵全靠自备，万一刀断衣破，政府也不会补充，所以只有自己想办法。唐初本有均田制，府兵人人都是地主，有资产可供当兵，但是一但均田制不再实施，府兵没有家中田产支持，只好在战场打家劫舍，顺便有多的财物寄回家，或者不再务农副业，以当兵为专业。难怪后来藩镇总是拥兵自重，各镇出钱养镇兵，割剧之势遂成。明朝的不花钱养兵，结果造成流寇横行，从土木堡之变明军五十万居然被击溃过半、皇帝被掳，到后来李自成等人出现，不花钱通常要付出最贵的代价。 唐兵也有政府提供物资，如牙兵与禁军等，后来由于不花钱的府兵愈来愈少，要花钱的禁军与牙兵愈来愈多，于是把折冲府的都督或都护等改为都检点，唐兵也因此变成宋兵。
作者：宇文城主 回复日期：2005-4-14 14:25:44 从《木兰辞》看，士兵自备军资是北魏均田制以后出现的。 西魏北周府兵初期的主要来源是六柱国大将军的部曲和关陇豪强的私人武装（即乡兵），这些兵源的军事素质还是有相当的职业水准的（但不都是职业兵，只有一部分鲜卑军人是职业兵），他们的战斗力藉乱世得以锻炼提升，更类似于清末的湘军和淮军。 北周武帝将府兵改造成由皇帝直接指挥的中央军队，也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但和平时期，府兵的军事作战能力肯定会削弱，因此我认为府兵只适合乱世而不适合治世，乱世时府兵的军事素养可以在残酷的战争中自觉保持相当水准，因为战争是必须的，生产也是必须的，治世时实际上府兵没有太多机会承担作战任务，制度却束缚了其在农业上更好的发挥作用，结果耕战两方面都做不好。 因此府兵制适合战时体制（尤其是长期的战时体制），不适合和平体制（尤其是长期的和平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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