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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熙与西学谈起
最近偶然看到了有这么一套光盘，题为《清宫密档》，介绍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档案。虽然也只是普及层面上的介绍，但凭借实物和图像，使人对过去仅仅通过文字而了解的东西有了略为不同的感受。其中的一集叫做《康熙与西学》。以其中所涉及的材料来看，我们这位伟大的君主对西学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不免令人感到意外：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于高等数学，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真没有想到，一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居然能有这等身手！真是令人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私下甚至于揣度，从那时到现在的300年间，究竟还有几个皇上，也能和他老人家一样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这位伟大君主的开明和好学，也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老师则是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等人。“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这位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传教士白晋详细记述了康熙学以致用的热情：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如此好学不倦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因此他获得了“老师”白晋极高的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他还有组织、引导和完成重大事业的才能。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老百姓极为赞赏他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心，对臣民的父亲般的慈爱，对道德和理智的爱好，以及对欲望的惊人的自制力。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有这样的来自直接观察的第一手材料，来自直接经历的评价，无怪乎后来的伏尔泰们会把康熙皇帝当做开明君主的楷模而赞美讴歌了。
这位17世纪的伟大君主怎么会如此超前地具有这种“面向世界”、接受西方的眼光与胸怀呢？细究起来，原来也出于对一次学术公案的拨乱反正。康熙后来自己这么回顾：“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睹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这里所说的引发他“自愤而学”的事件就是杨光先诬告汤若望的那桩学术公案。正是在这一事件中，杨光先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极富民族情感和战斗性的口号。虽然作为公案，杨光先很快就输了官司。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心态，他可是大大地后继有人。他的这句话，与后来那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心理和逻辑上都完全同构，堪称我们的文明史中最具“政治正确”特征的两句口号。杨光先的原话是这样的：“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改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而有西洋人，则迟早“挥金收拾我天下人心，如厝火积薪之下，而祸发无日也”。现在看来，这位挑起事端的钦天监杨光先，虽然因此而被定位于极端保守反动者之列，在说出这句名言之际，除了个人权位功利方面的考虑之外，似乎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对于华夏江山“百年之国祚”深远的隐忧。利益与忠心、卑鄙与真诚，有时是会搅在一起的。
而在康熙那里，这场争论的更重要结果则是使当时年仅15岁的康熙认识到了解西方科学的必要性，从此他开始了认真刻苦的学习。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张诚、白晋这些洋老师的指导下，皇帝每天夙兴夜寐，勤奋学习，从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学、历法到炮术实地演习等课，历时四五年，终于完成了这些课程。作为皇帝，康熙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他在西学上的造诣，恐怕更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皇帝能够达到的。洋教师这样恭维自己的学生：“皇帝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变得那样通晓，以致他竟写成了一本几何书。”——当然，这其实只是皇帝参与编辑、下令抄写的一部数学著作，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当仁不让地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中译本和别的数学书上署上“御纂”二字。而且学习的成效使得康熙对自己的西学水平能够如此自信，以至于当大数学家梅文鼎进呈《历学疑问》时，康熙居然毫不谦让地表示：“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
不过也正因此，在康熙当政的时候，西方科技的进口，也就比较顺利了。西方的机械、水利、医学、音乐、绘画等过去只能被视为“奇技淫巧”而遭国人不屑的东西，现在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族间的时髦，一时间出现了西学、西艺盛行的局面。康熙甚至还让传教士率队进行全国地图测验，完成了《皇舆全图》这一我国首次在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全国地图。此图历时近十载，绘制精细，测量准确，是当时我国最精确的全国地图，康熙特将此图命名为《皇舆全图》。作为对传教士工作的嘉奖和酬答，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
康熙的这种态度并不是一时的兴致所至。其实早在这之前10年，南怀仁就已经看出了这种交流的前景，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曾经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擅长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他们常常住宫中，经常能和皇帝见面交谈。”——皇帝与传教士们交往的大门似乎一直是敞开的。白晋在写给路易十四的报告中也兴致勃勃地说：“康熙帝需要招聘您的臣民——熟悉科学和艺术的耶稣会士，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同已在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一起，在宫中建立起一个像法国皇家研究院那样的一种研究院。康熙帝的这一英明设想，是在看了我们用满文给他编写的介绍皇家研究院职能的一本小册子之后就已经产生了。他打算编纂介绍西洋各种科学艺术的中文著作，并传播到全国，希望能从尽善尽美的源泉——法国皇家研究院中汲取可供此用的资料。因此，他从法国招聘耶稣会士，就是要在宫中建立研究院。”这一段话曾经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紫禁城里有过研究院，这是一个多么值得重视的材料。莫非，康熙皇帝真有过“这一英明设想”，我们也真的有过与西方近代科学接轨的努力？然而，遍查中文史料，我们最后却只能找到这样的记载：
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其文学侍从之臣，每以书画供奉内廷。又设如意馆，制仿前代画院，兼及百工之事。故其时供御器物，雕组陶埴，靡不精美，传播寰瀛，称为极盛。（《清史稿•艺术传》）
再看慕恒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则是这样记载的：康熙把“颐和园中的如意馆，紫禁城中的启祥宫拨给那些供奉皇帝的画家、机艺师、设计师们作集会之用。欧洲来的传教士们在如意馆作画，刻板，修理钟表和机械器物，这些器物都是传教士们或其他人从欧洲带来作为礼物送给皇帝的”。白晋自己，也曾记述了皇帝对如意馆工匠们的“各类新奇制品的强烈爱好和深刻了解”，他每天验看这些“出自新建研究院院士之手的作品”，对其中的杰作给予奖赏，也指出不足之处，要求改进。现在故宫藏有数台计算器，就是康熙年间制造的改进型的帕斯卡计算器。康熙还为西洋自鸣钟写了这样的赞美诗：“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送来二百年。”看来，蒙养斋、如意馆、启祥宫，这就是白晋报告给路易十四的“清宫科学院”了。我们可以不必去深究这是传教士为了邀功而做的夸大，还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洋大人可以误打误撞把这些“斋”、“馆”说成是“研究院”，我们今天想要把这种夸大当作事实来相信，那可就得有很大的勇气和想象力了。那么，这里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呢？今天看来，很明显，康熙的大清帝国与路易十四的法兰西、彼得大帝的俄罗斯比起来，缺少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从思想上重视科学的兴起及其对历史将会产生的影响，从制度上为这种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仅此一点，分野判然。当时，西方世界对这个方向的认定是毫不含糊的，形形色色的“科学院”正是于此数十年间在欧洲纷纷建立：1727年，彼得大帝设立彼得堡科学院；173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而在此之前，1666年，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法国已经成立了“皇家科学院”，以研究语言、文学、艺术、科学为宗旨。先后来华的传教士洪若翰、白晋、张诚等人都与这个皇家科学院有各种联系，也正是白晋将这一机构向康熙作了介绍。然而，意味深长之处在于，一个像康熙这样态度开明、思想开放，并且本人对近代科学有着相当了解和兴趣的君主，从这种介绍中吸取的不是应当致力发展本国的科技事业的信息，而是汇集中外能工巧匠设立为自己赏玩之好服务的机构。热爱西学的康熙正是在更重要的一步面前停住了。近代科学的传入，哪怕当时曾有过怎样的辉煌，仅这一点差别，其在中国的命运与前景就已经被确定。启祥宫和如意馆并不就是“研究院”和“科学院”。白晋在写回法国的报告中可以有意无意地把这一机构说成是“研究院”，把工匠称为“院士”，但如意馆终究不是科学院，它的存在意义不是从事科学研究，而是满足皇帝的兴趣和喜好，让圣上一人“如意”。即使是带有科学研究性质的一些制作，如天文、计算仪器等，也还只是被视为可以容许的“奇技淫巧”，在皇上赏玩之余，就藏之深宫秘府，不为人知，不为人见，更谈不上对科技发展起什么作用了。现在来回顾那时西学、西技对中国的意义，恐怕除了满足皇上本人的雅玩之外，留下来的只有那一幅认真测绘的《皇舆全图》了。
这其实是一种必然。对康熙这样的帝王来说，容纳传教士和西学，纯粹是一种恩典，一种优遇，而不是认同于世界潮流大势的需要。他对西学和西技的根本态度，恐怕只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天文历算，为王朝定鼎制历之所需；西洋铳炮军器，为护卫王朝“百年之国祚”之所需；钟表器物，则为圣躬赏玩之所需。这些“技能”方面的东西，都是可取的。除此之外，西来的传教士和思想学术则是有悖圣人“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的，康熙本人的态度就是：“禁之可也，免得多事”——这才是体现他的真意的非常传神的一句话。
康熙是与路易十四、彼得大帝同时代的人。这三位伟大的君主都开创了自己辉煌的一代文治武功。然而，法、俄两国其后都走上了世界强国的发展道路，而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却日渐衰败。其他方面不说，就以科学技术而言，如前所述，路易十四于1666年建立法国皇家科学院，彼得一世于1727年建彼得堡科学院，康熙大帝则于1690年左右置如意馆。法、俄两国的科学院，后来成为这两个国家集中科学人才，发展科学事业的核心机构。而在中国，虽然如意馆在康熙时还有些百工制作的盛事，后来就纯粹是一个画院，而且日趋衰微。近代科学传入的盛事留下的是这样的败笔，中国人该感慨命运，还是该悲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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