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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的农耕开发
张家港地处太湖流域、长江下游，是我国较早发展农耕经济的地区之一。几千年来，勤劳勇敢的张家港先民，顺应自然，开垦种植，兴修水利，发展农耕，在建设锦绣江南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积累了丰富经验。 原始社会的稻作文化 据志书记载，早在六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大江南北从事耕种，饲养牲畜，并在耕作上进入耜耕阶段（见《江苏省志·农业志》第517页）。这一结论，是从有关文物考古成果中得出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浙江河姆渡遗址和吴县草鞋山遗址等处先后发现大量的炭化稻谷。考古学家经过考察分析，认为早在六七千年前江南先民就已经从原始狩猎、采摘野果转入种植水稻、简易农耕阶段，并由此产生了原始社会时期的稻作文化学说（见中华书局《吴地文化一万年》第26页）。 1989年，东山村遗址在风景秀丽的香山东麓发现。从遗址出土的红烧土里发掘出明显的稻谷、稻草的遗迹遗存，在出土器物中发现了原始农耕工具石耜。南京大学的考古专家在孢粉中又化验出水稻蛋白石成分。由于东山村遗址已确认为距今约八千年，是目前太湖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最早的古文化遗址，据此，专家推断，张家港的先民早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张家港地区是江南地区较早从事简易农耕经济生产的地区之一。 在张家港境内，发现稻谷、稻草遗存的并不仅仅是市域西部的东山村遗址，还有位于市域东部的徐家湾遗址。徐家湾遗址在今塘桥镇鹿苑境内，距今约五千五百年。从遗址中发现的稻谷遗存经考古专家化验，证实有粳稻和籼稻两个品种，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发现。考古学界对于水稻的起源和进化曾进行过深入探讨，大多数人持“野生稻－籼稻－粳稻”的观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徐家湾遗址稻谷遗存的发现，说明当时的农耕生产水平比起二三千年前的东山村时期又有了显著进步。 尽管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后人对于远古时期稻作文化的具体情况难窥其详，但是从东山村遗址和徐家湾遗址的考古成果可以进一步证实，中国是世界上种植水稻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太湖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是我国稻作文化主要发源地之一。 春秋时期的江南开发 公元前1100多年，张家港境内已经属于奴隶社会的商代末期。周国先王古公亶父的儿子太伯、仲雍为避国让贤，从中原地区千里迢迢来到江南。当时的江南含张家港地区，虽然已有简易的农耕经济，但总体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原地区，用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话说是属于“断发文身”的“荆蛮之族”。 太伯、仲雍来到这里后，放下贵族子弟的架子，入乡随俗，争取民心，发展经济，生根立足，为开发江南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首先，入乡随俗，断发文身。古代江南的沿江地区，由于靠江近海，沼泽遍布，老百姓的主要生活来源就是打鱼，因此常年辛苦劳作在江河湖海，江南民间于是就有了“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的传统习俗。显然，断发文身同中原地区束发戴冠、举止文明的习俗相比，是原始的落后的。但是，太伯、仲雍非但没有看不起或者嘲笑断发文身的习俗，反而毫不犹豫地也同他们一样断发文身，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按当地习俗进行装束打扮，表明扎根江南的决心，从而取得了土著居民的好感和信任。 其次，教民稼穑，发展生产。太伯、仲雍毫无保留地把中原地区发展农耕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经验传授给江南百姓，所谓“教民稼穑”（见《江苏省志·农业志》第517页）。同时结合江南的气候、土壤、光照等环境特点，发展农耕，种植水稻，栽培桑树，饲养家蚕，努力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还引导百姓饲养家畜、家禽，改善人们生活。在无锡梅里附近，至今还有两个分别称作鸭城和麋城的地方，据说就是当年太伯建造的规模很大的养鸭场和麋鹿场。此外，太伯弟兄还传授制作陶器的工艺，发展江南制陶手工业。这样一来，老百姓的生活很快富裕了起来。 第三，修筑围城，安定人心。由于太伯、仲雍尊重江南习俗，发展地方经济，所以很得民心，不出几年就有千余家土著居民前来归附。太伯考虑到中原地区战火频繁，可能会殃及到江南，于是在梅村（今属无锡）附近修筑了一座围城，城的周长有3里20步，外延部分却有300里之广，老百姓就住在围城里面。与此同时，弟兄俩还把中原地区比较文明的道德理念、生活方式教育当地百姓，把“半生为食”的饮食习惯改为“全熟而食”，把“窝棚而居”的住宿习惯改为“建房立巷而居”，以此逐步培养良好的生活习俗和社会风气。在此基础上，太伯就顺理成章地在江南建立起国家，称作“勾吴”，也写作“句吴”。 由于江南地区呈现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喜人景象，太伯、仲雍两位先哲由此被百姓尊奉为“田神”、“种田老祖”。（见无锡太伯庙导游词）。晋代诗人陆机在《吴趋行》诗中赞美吴地民风清嘉、百姓富庶时，有“太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之句，高度概括了两位先贤的卓著功绩。 三国时期的屯田积谷 三国时期，张家港境内属于东吴，其最高统治者的重要代表之一就是孙权。当时，北方的曹操实行屯田积谷是很有名的，志书记载也较多。实际上，孙吴政权在推行屯田制度、增加粮食生产方面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推动江南农耕经济的发展中功不可没。 早在东汉建安之初（约公元200年前后），孙权的父亲孙坚、哥哥孙策在南征北战的同时，就以远见卓识开始实施屯田积谷政策。孙权在继承父兄的事业后，依托江南土地肥沃、雨水丰沛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规模，把屯田积谷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孙权实行的屯田积谷政策，有军屯和民屯两种形式。军屯就是发动军队一边驻扎边防，一边种田生产粮食，以确保军队粮草的需求。民屯就是发动老百姓垦种荒废的土地，生产的粮食按照比例上缴给军队，支援前方打仗。由于孙吴政权的主要势力范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是其边防要地，因此孙权在沿江地区设置的屯田基地有20多个，其中在张家港境内就有两个，一个是毗陵屯田区，另一个是南沙屯田区。 毗陵屯田区，是孙吴政权建立时间较早、屯田规模较大的区域，屯田的总人数达到男女数万人，是属于军屯性质的屯田区（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孙吴对江南的开发）。屯田区地域范围包括常州、江阴含今张家港中西部地区。这一带西北有建业（今南京）和京口（今镇江），东南有吴郡，既是孙吴政权重要的经济腹地，又是沟通长江南北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孙权对毗陵屯田区的开发极为重视，在毗陵县专门设置郡府一级的典农校尉管理。至于毗陵屯田区每年对于孙吴政权的贡献究竟有多少，志书没有记载，但既然是规模很大的军事屯田区，其生产的粮食必定占到孙吴政权年收入的相当份额。 南沙屯田区也是孙吴政权重要的屯田区之一，其地域范围大体在今张家港的东南部地区，包括今乘航、塘市、塘桥、鹿苑、港口、妙桥以及常熟福山一带。东汉时，这一带统称南沙乡，又称沙中，曾设置司盐都尉署。到了孙权黄武年间（222～229），撤销司盐都尉署，改置虞农都尉署，主管屯田殖谷以及盐业、民政等事务（见《吴地记》）。南沙屯田区是孙权的大将陆逊管辖的屯田区域。据《三国志》卷58《孙权传》，黄武五年（226）春，陆逊根据这一时期战事较少、相对安定，而吴国军队依然庞大，粮草供给不足，影响士兵情绪的情况，上奏孙权，建议扩大屯田规模，发展垦殖范围，这一建议得到孙权的采纳。南沙屯田区于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和发展。由于南沙乡靠江近海，境内河道纵横，土地肥沃，宜农宜渔，加上大力发展农耕经济，因此在确保军队供给的同时，地方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并由此孕育了一批繁华的集镇，张家港境内的滨江古镇庆安镇就是在那个时候逐步发展兴盛起来的。 孙权在发展屯田积谷的过程中，还注意制定与屯田相适应的配套政策。如，明确规定民屯中的屯田者可以不服兵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见《三国志》吴志·陆凯传）；军屯中的佃兵，平时耕田种地，疆场有事则参加战斗。孙权还多次下令宽赋息调，减轻农民负担，并主动将自己驾车的牛由8头减为4头，用于耕地，他甚至做出表率，亲自躬耕，“与众均等其劳”（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权的一系列做法，无不表明了这位吴主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唐宋以后的兴修水利 张家港古代农耕经济，除了屯田积谷、饲养畜禽、种植水稻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开港浚河、兴修水利。因为张家港靠江近海，水网密布，只有把水治理好，才有可能获得农业生产的好收成。 境内最早开凿的人工河道，见之于志书记载的就是汉高祖十二年（前195）由吴王刘濞主持开凿的盐铁塘。这条河是为了运输盐和铁而开凿的，同时也方便了两岸的农田排灌。由于年代久远，对于盐铁塘的开凿过程志书未作详细记载。至于河的方位、规模和走向，清代康熙《常熟县志》记载：“盐铁塘去县七十里，傍江海，古名内河，南越昆山，贯娄松，西逾江阴，缭结数百里”（卷二·水）。《重修常昭合志》记载：“沿江之地旧有土埂一条，名为冈身，（盐铁）塘自江阴东来，紧贴冈身，过耿泾乃折而南”（卷四·山川志）。从上面的记述可知，当时的盐铁塘，又名内河，是顺着古长江岸线的高冈的冈身进行开挖的。文中的“江阴东”即指杨舍。盐铁塘西起杨舍，东经常熟，再向南穿过昆山、太仓（娄），直达松江（松），注入大海，长度竟达数百里。这数百里的大河，究竟是一次开凿，还是分几次开凿而成的，已经难以考证。但不管怎样，在当时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开凿如此规模的大河，不难想像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明代诗人张学曾写《盐铁塘》诗曰：“斯塘自西汉，疏以运盐铁。或遇旱涝年，又以藉蓄泄。商旅往来多，樯密如林列。潮生浪接天，月皎波翻雪。西连澄江长，东与云间接。滔滔数百里，长江互吞吸。”（见《常熟乡镇旧志汇编》第 页）对盐铁塘的功能、作用、景色、流域作了形象的描述。 境内开凿的第二条人工大河，见之于志书记载的就是北宋时期开挖的东横河。当时的江阴澄东地区即今张家港中西部，有石头港、雷沟、陈沟、蔡港等南北流向、直通长江的河港，然而缺乏一条能够串通各条河港的横向大河，因此无法蓄水以灌溉南部农田。史称若逢夏秋淫雨，“浙西百川并委濒港，湖、山、田混为一区，水寻丈而涨，肤寸而落，十年之间淹没一百六十七万余亩，岁损秋苗以一二万计，公私病焉”（见清光绪《江阴县志》卷三）。 北宋天禧四年（1020），江阴知军崔立奏请朝廷，请求开凿东横河。河道规划西起澄江镇东关的永安河口，向东穿过赵婆港（又名黄山港），再折向东南贯通石头港、雷沟、陈沟、蔡港、范港，到达杨舍镇附近的令节港，全长约有六七十里。由于东横河绝大部分要在平地上新开河道，因此耗资巨大，工程艰巨。参加开挖东横河的民工多达一万余人，为调动广大民工积极性，崔立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计发报酬，使“不能自食者，得以受粟；能自食者得以籴粟；凡以工代赈者、借贷者皆得其所”（见《宋史·河渠志》）。经过半年的艰辛劳动，横亘于澄东地区的东横河开凿工程终于大功告成。 新开的东横河，全长60里，其中在平地上开凿的河道有49里。自西到东贯通赵婆港、石牌港、白沙港、石头港、陈沟港、雷沟港、蔡港、泗港、范港、令节港等十条河港，新增灌溉农田4千余顷、6万余亩。整个工程累计征用劳动力40余万工，发放的粮食、物资、钱币共计二万二千三百缗（一缗为一千文钱），约折合二万余两银子。（以上见明代方谟所撰《上御史俞公请浚横河书》）。由于这次新开的河道横贯东西，又处于江阴东部，所以叫做东横河。东横河河面宽阔，河床亦深，水道通畅，排灌两便，还适宜船只通航，对于发展澄东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交通航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张家港境内一条关乎经济发展和百姓民生举足轻重的重要河道。 北宋著名诗人、时任江阴佥判的杨蟠，在随知军崔立督察东横河工程时，被万千民工齐心挖河的宏大场面所感奋，写下《军守按视横河即事》七律一首：“处处门开犬不惊，田间把酒听啼莺。风吹柳渡春将晏，云近花树雨复晴。工就千旗归尚早，令齐万锸下无声。新流满沟何时放，便拟浮船去入城。”（见清乾隆《江阴县志》卷十一《水利》） 崔立在江阴任知军虽然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在组织开凿东横河和其他水利工程中为民造福，功不可没，因而流芳千古，名列《宋史·循吏传》。 当然，张家港境内古代人工开凿的大港大河远不止盐铁塘和东横河，历朝历代对河道的疏浚拓宽工程更是难以数计。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正是依靠了这些河道开凿拓浚工程，才换来了农业的好收成，编织成了张家港的锦绣江南鱼米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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