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成果展（五）

考古中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成果展（五）   十二、佛教繁盛 源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传入中原大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寺院建筑及其雕塑艺术。那些曾经遍布大江南北的佛教寺院，成为广大信众宣扬佛法、礼拜供养的场所。随着岁月的流逝，唐代以前的佛教寺院早已荡然无存，但经考古学家之手，一些湮没已久的寺院得以重见天日。洛阳北魏永宁寺、邺城北朝佛寺、太原北齐童子寺、西安出土的北周造像、新疆佛教寺院，以其宏大的规模、精美的雕塑展现了昔日的辉煌。 回鹘人的佛寺——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 三峡博物馆 考古中华 唐宋木板画坐佛像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约建于公元10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原为高昌回鹘在陪都北庭所建的王家寺院。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的西部约700米处，面积3014平方米。北部为方塔形主体正殿。殿外南面上部有一层洞龛，东、北和西三面外墙都设两层佛洞龛。殿内设佛坛供佛、菩萨、天王和罗汉像，还有一尊涅磐佛大像。塑像当年多贴金妆彩。回鹘文题记中“神圣的亦都护”和“长史”“公主”之名，证明7寺院的规格之高及与王室的关系。 丝路佛光——达玛沟佛教寺院遗址（图片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共有三座，分别为托普鲁克墩1、2号佛寺和喀拉墩1号佛寺。建造时代约为公元6-8世纪。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属于方形像最佛寺，保存较好。殿内中央保存有主尊泥塑佛像，四壁绘画精美的壁画，其中弥勒菩萨、毗沙门天、女装菩萨的形象尤为珍贵。 三座佛寺的发掘对于研究于阗佛教寺院的形制、塑画艺术、信仰以及与南亚、中亚、中愿、西藏佛教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长安北周佛教造像的典型 北周佛教造像出土于西安市未央区中查村西北的一个土坑内，共计31件，均为单体造像，有佛头、立佛身躯、立菩萨像等。造像表面施以彩绘和贴金。遣像雕造精细，形体健壮，具有典型的北周造像风格，是研究北周长安造像的重要资料。 三峡博物馆 考古中华 北周菩萨像 三峡博物馆 考古中华 北周立佛像 三峡博物馆 考古中华 北周菩萨像 三峡博物馆 考古中华 北周佛头像 三峡博物馆 考古中华 北周佛头像 摩崖大佛与寺院的完美结合——龙山童子寺 童子寺是北齐,隋唐时期著名的佛教寺院,开凿于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属于石窟与寺院相结合的山地佛寺类型。入唐以后.又得到唐皇室的重视;金天辅元年(1117年)毁于兵火;明嘉靖元年(1522年)重建;清乾隆和嘉庆时曾做修葺.嘉庆以后这座千年古刹逐渐荒废.并为灌木树林所掩盖。2002年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童子寺佛寺遗址进行了4年的发掘.弄清了童子寺的形制与布局以及现存遗址的年代。迄今为止.国内尚未发掘过同类寺院遗址.尤其是大佛前的佛阁建筑还没有发现过。遗址中还罕见地出土了两种不同样式的北齐佛.菩萨和力士像等。该寺院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寺院的形制布局以及佛教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峡博物馆 考古中华 北齐佛头 三峡博物馆 考古中华 北齐佛头 三峡博物馆 考古中华 北齐佛头 三峡博物馆 考古中华 北齐菩萨头像 三峡博物馆 考古中华 北齐菩萨头像 三峡博物馆 考古中华 北齐力士头像 　　童子寺位于太原市西南约20公里龙山之北峰，海拔约1230米。这里南、北、西三面环山，形似簸箕。山上树木茂密，环境幽静，自然成为佛家选择修行的理想之所。寺院修建在东坡靠近山顶的平地上。站在寺院的遗址上，顺着硫磺沟，向东极目远眺，映入眼帘的便是晋阳古城遗址。 　　童子寺是北齐隋唐时期著名的佛教寺院。据明洪武《太原县志》记载：“童子寺，在县西一十里，天保七年(556年)北齐弘礼禅师栖道之所，有二童子于山望大石俨若尊容，即镌为像，遂得其名。”可知童子寺及大佛开凿于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更为详细的记载是日本求法僧圆仁所著《人唐求法巡礼行记》，该书卷三记：唐开成五年(840年)圆仁到童子寺礼拜大佛，在大佛阁内见到早年所撰的碑刻，碑文记载：“昔冀州礼禅师来此山住，忽见五色光明云从地上空而遍照。其光明云中有四童子坐青莲座游戏，响动大地，岩嗽颓落。岸上崩处，有弥陀佛像出现。三晋尽来致礼，多有灵异。禅师具录，申送请建寺。遂造此寺，因本瑞号为童子寺，敬以镌造弥陀佛像，颜容颐(然)，皓玉端丽。趺坐之体高十七丈，阔百尺。观音、大势至各十二丈”。正由于龙山闪现出种种神奇和灵异，弘礼禅师便在此建寺造像。当然，雕造如此宏伟的阿弥陀佛西方三圣像，可以想象没有政府的支持，单凭弘礼禅师是不可能完成的。《北齐书·唐邕传》记载了天保十年(559年)文宣帝高洋曾亲自登临童子佛寺一事。由此看来，童子寺大佛的雕造应与皇室有着密切的关系。 　　入唐以后，童子寺又得到唐皇室的重视。唐高宗显庆六年(660年)春，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出晋阳城西门，沿着蜿蜒曲折的硫磺沟中的小道，攀登至寺，瞻礼大佛。同年四月回长安后，又令内官特制一领袈裟，派遣宦官使者为大佛披挂。披挂之曰，道俗瞻睹者数千万众，成为“众人共知，不言可悉”的盛事(唐，道世《法苑珠林》所引《冥报拾遗》)。既然童子寺为皇室所重，自然有高僧在此弘法。敦煌文书中有唐玄奘《题童子寺五言》：“西登童子寺，东望晋阳城，金川千点绿，流水一条清。”玄奘是否到过童子寺已不可稽考，但他的大弟子慈恩窥基法师，即尉迟敬德之侄，曾从长安到此寺，宣讲玄奘的唯识论。在唐代童子寺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但由于山寺地域局促，发展空间有限，所以在晋阳城常乐坊内又建立了童子下寺。金天辅元年(1117年)这座著名的寺院毁于兵火，明嘉靖元年(1522年)重建。清乾隆和嘉庆时曾作修葺。嘉庆以后，这座千年古刹逐漸荒废，并为灌木树林所掩盖。 　　童子寺遗址内现存有北齐大佛、中国现存最早的燃灯石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该寺院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寺院的形制布局以及佛教史都具有重要意义。从2002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太原童子寺佛寺遗址进行了4个年度的发掘，弄清了童子寺的形制与布局以及现存遗址年代。 　　童子寺遗址坐西朝东，可分为南北二个部分。北部为北齐大佛前的佛阁遗址，南部为寺院主体部分，两者相距65米。 　　南部寺院为明代所建，遗址保存基本完整。平面长方形，南北长31.8米，东西进深45.52米。中轴线上有山门、经幢和正殿，左右有配殿和钟鼓楼。在大殿中还发现了明正德十年(1515年)的铁钟和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嘉庆十年(1805年)重修碑记。在大殿月台前竖立着一座唐代石经幢。 　　寺院西面约P 5米为自然山体，崖面上有石窟5个。窟内主尊造像均风化严重，形象不清，但壁面残存的佛龛样式和千佛像明显具有北齐造像特征。毫无疑问，这些洞窟开凿于北齐时期。因此，我们推测，明代可能是在早期寺院遗址上重建的。这样，童子寺初创时期，寺院与供禅修的石窟构成一个整体，即前寺后窟的山地寺院模式。 　　佛阁遗址是童子寺的主要宗教活动场所，按唐代圆仁所记，佛阁为两重楼阁，规模十分宏伟。由于遗址上被大量从佛像和崖壁崩塌下来的大石头叠压，堆积厚达10余米。所以发掘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到目前为止，佛阁内部尚未清理完毕。 　　根据目前清理的情况看，佛阁依山而建，由前廊和阁主体部分组成。前廊面宽五间，深一间，通面宽30米，进深6.8米。现存檐柱柱础5个，均为大型宝装覆莲式，南北向排列。柱础覆莲部分直径达1米，覆莲较低平，为唐代样式。据此推断，现存前廊为唐代重修。台明为石筑，地面铺石板，但明间使用方砖。在前廊南部发现有台阶，说明当时是由南面进入佛阁的。 　　佛阁主体面宽35米，进深15米。墙体用条石垂直砌筑，厚2.5米，现存高度7.5至8米余。墙体的北部一部分直接砌筑在自然岩体上。墙体中部，即明间开门。墙体外部无雕刻，内部则满雕千佛，千佛形象与北齐佛像一致，说明佛阁主体的建造年代在北齐时期。即北齐大佛雕刻完成后就建造了佛阁，以庇护大佛。在北齐墙体的外侧以及阁内北墙外侧唐代增筑了护墙，阁外护墙从两次间中间开始直接依北齐墙体砌筑，起到加固原有墙体的作用。护墙有明显的收分，砌筑不如北齐那样精致。 　　佛阁内依山崖雕造阿弥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像。佛像居中，距前廊地面高度23米多，佛头高6.6米，有圆形头光，面部残，右耳尚存。身体宽12米，但风化十分严重。头后有较宽的裂隙使其与头后山体崖面分离，势若一危石矗立于崖壁前。不幸的是，2000年7月29日晚，佛头部遭雷击轰然倒塌。在大佛身体的北侧发现了被烧焦的木柱和多次重修大佛的遗迹。左右二菩萨像风化极为严重，形象不清。虽然大佛没有像唐人记载的那样高，但作为北朝时期的第二大佛，亦足以让世人惊叹。 　　佛阁前建一座高达5米余的燃灯石塔。石塔下为双束腰仰覆莲座，束腰处雕有双龙。中为六角形灯室，灯室三面开门，其他三面均雕刻二菩萨立像。塔顶为六角形屋顶样式，中有圆洞与灯室相通，便于散烟。从燃灯石塔正面对大佛的位置看，石塔是为供养大佛而建造的。 　　在佛阁遗址内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砖瓦等建筑构件，主要是唐代莲花瓦当、兽面瓦当、筒板瓦、鸱尾残块等。目前尚未发现晚于唐代的遗迹和遗物。虽然这些都是佛阁废弃后的遗物，并不能证明现存佛阁遗址的废弃年代,但可以说明佛阁的重修年代应在唐代。 　　遗址中同时出土了许多北齐的佛、菩萨和力士像等。北齐佛像明显地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样式，一种与河北响堂山、太原天尼山北齐造像一致，属于“而短而艳”的南朝张僧繇“张家样”；另一种则是脸型偏长，与邺城和太原出土的北齐陶俑、壁画的人物形象一致。这种现象是以前所没有的，对于研究北齐造像样式的类型提供了新资料。 　　童十寺属于石窟与寺院相结合的山地佛寺类型。迄今为止，国内尚未发掘过同类寺院遗址，尤其足大佛前的佛阁建筑还没有发现过。因此，童子寺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北朝佛寺类型以及北朝、唐代佛阁建筑类型提供了新的资料。 出自: 《中国文化遗产 》 2008年1期 北朝皇家佛寺——赵彭城佛寺 石螭首 长97厘米宽305厘米 北朝 河北省临漳县赵彭城北朝寺院遗址出土 北朝皇家佛寺——赵彭城佛寺浏览量：207 河北省临漳县赵彭城北朝寺院遗址，位居东魏北齐都城邺南城朱明门之南。寺院为多院式布局，平面方形，边长400米，是目前所见规模景大的北朝皇家佛寺。寺院中心偏南处为方形术塔。塔基中心立剁拄础石，其下建莲埋舍荆的砖函，多院武的寺院布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北魏皇家寺院——洛阳永宁寺 永宁寺是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皇家寺院，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由皇太后胡氏创建。寺内前建九层楼阁或木塔，后有大型佛殿。据文献记载可推测佛塔高约一百多米，堪称当时佛塔之最。永熙三年（公元534年），这座辉煌巨塔毁于火灾。塔基中出土的大量泥塑，形象生动、精美绝伦，是北魏晚期佛教雕塑的巅峰之作。 三峡博物馆 洛阳永宁寺考古陶坐像 三峡博物馆 洛阳永宁寺考古陶坐像 三峡博物馆 洛阳永宁寺考古世俗服饰像 三峡博物馆 洛阳永宁寺考古世俗服饰像 十三、西域风情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是东西文明交流的纽带。新疆于阗流水墓地和和静县察吾乎沟口墓地的发掘，让人看到与中原地区风格迥异的文化现象。两处墓地长眠的既有蒙古人种，也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亚种（西藏人）。出土器物有带流的陶杯、仿皮囊的陶罐、青铜战斧和黄金耳坠等，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草原文化气息。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是东西文明交流的纽带。新疆于阗流水墓地和和静县察吾乎沟口墓地的发掘，让人看到与中原地区风格迥异的文化现象。两处墓地长眠的既有蒙古人种，也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亚种（西藏人）。出土器物有带流的陶杯、仿皮囊的陶罐、青铜战斧和黄金耳坠等，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草原文化气息。 十四、科技之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技考古是指应用自然科学技术解决考古学问题，是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趋势。自然科学和考古学的结合，开拓了传统考古学不能涉及的研究领域，提高了考古研究的效率和精确度，为探讨古代社会开辟新的思路，提供新的方法，补充新的资料，阐述新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致力于应用各种自然科学手段研究考古学问题，涉及的学科或研究领域有考古空间信息技术、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体质人类学研究、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化学成分和物质结构分析、木材分析、同位素分析、绘图照相等。 十五、范金合土――商周青铜器的制作技术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最直接的物化形式就是青铜礼器和兵器。青铜礼器又称彝器，表征着社会阶层与等级尊卑，是商周礼乐制度的物质载体。 “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商周时期血与火的历史，闪烁着青铜兵器冷冷的寒光。商周青铜器体现着该时代最先进的生产技术，焕发出先人智慧和技巧的创造光芒。 《荀子·强国》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劙盘盂，刎牛马，忽然耳”。形象地说明了铸造青铜器的技术要素和工艺流程。安阳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与青铜器有较好的对应关系，诠释了“范金合土”的深刻内涵。 十六、化腐朽为神奇——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 古迹遗址和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保护、修复、传承这些文化遗产，是考古学家和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的神圣职责。 考古研究所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考古工作始终相伴，互为表里，成就丰硕。尤其是自组建“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以来，积极探索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体化建设，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学科体系，工作更系统、深入。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考古遗址保护、考古现场保护、实验室考古、出土文物保护与修复、古代纺织品和书画保护与修复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均有长足进展。 十七、走出象牙塔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各类出土文物标本数之不尽，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得以确立，充分揭示出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200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公共考古中心，致力于推进中国的公共考古事业。通过开展公共考古活动，向广大社会公众宣传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对于提高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具有深远意义。 十八、继往开来 六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后四代约800位同志，为开拓新中国的考古事业，风雨兼程，披沙拣金，取得了丰硕成果，创造了各种业绩，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做出了贡献，也成为中国考古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考古研究所160位同志，将继承夏鼐等前辈学者倡导并亲自实践形成的严谨求实、敬业奋进的中国考古学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发展中国考古学，刻苦砥砺，兼收并蓄，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积极进取，努力将考古研究所建设成为学科门类齐全、研究领域广阔、研究手段先进、学术成果丰硕、学术人才众多的国际著名的考古学研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