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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说“慎终追远” 1、华夏道统的有远无终 《周礼•春官》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贾公彦《周礼注疏》、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并载：“周以十一月为正，天统，故以乾为首；殷以十二月为正，地统，故以坤为首；夏以十三月为正，人统，人无为卦首之理，艮渐正月，故以艮为首。” 自此，有了《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三易”说法之后，又进一步有了《连山易》以艮卦为首卦，《归藏易》以坤卦为首卦，《周易》以乾卦为首卦的认识。《汉书•艺文志》载：“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从上古太昊伏羲画卦算起，易经经历三次推演。太昊伏羲、女娲、神农一次，是完成易经八卦初创与《连山易》阶段；少昊玄嚣、帝鸿、先商王亥一次，是完成《归藏易》阶段；文王、周公至春秋孔子作《易传》一次，是完成《周易》阶段。有趣味的是每一次都有先后三人来完成。《礼记•礼运》载：“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夏殷治平之道，皆本诸易。孔子之杞之宋，得到夏时的《夏小正》与《易经》中的坤乾即《归藏易》。《系辞》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冶，盖取诸乾坤。”这里不应是“乾坤”，而应该是“坤乾”。凡是谈论商代以前文化，要记住这个“坤乾”不可以颠倒成“乾坤”。凡是三代治平之道用夏时与坤乾，实际上就是承袭黄帝一系少昊、帝鸿、重“观鸟兽之迹与地之宜”的演易道统。 孔子生于春秋时期，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是一个道统衰落时期，是道统早已经完全失传时期，孔子就屡屡有“天将丧斯文”之感叹，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感叹，有“礼崩乐坏”之感叹。我们应该对“百家争鸣”时代的“百家争鸣”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当时学术界、思想界会有诸子百家之多？难道不正是互不服气、互不认同、争执不下的思想混乱场景吗？难道道统可以一家说一个样子吗？我们不怀疑孔子敏以求之，旁搜远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以传承道统为己任的高尚精神与求索实践，但我们应该分辨，在道统失传之后，在易道的天道文化时期，孔子这个大器所接受到的，不出天道文化内容。孔子之宋所得到的坤乾，不会是真正的《归藏易》，孔子如果得到的是真正的《归藏易》，就不会在《易传》中写出那种《周易》伪卦序。《易经》为书，从伏羲至孔子约五千年，三次推演，各个不同文化时期对应自身的易道，各有其相对应的不同的首卦的同时，也各有其相对应的不同的尾卦。上古伏羲、女娲、神农山林文化时期，伏羲易即《连山易》，以山南海北即艮南兑北定八卦首尾，以艮卦为首卦，以兑卦为尾卦；黄帝、少昊、帝鸿时代，打破混沌，完备历法，工商并兴，书契、建筑、兵器等蓬勃发展，将易道推演至《归藏易》，以地南天北即坤南乾北定八卦首尾，以坤卦为首卦，以乾卦为尾卦；文王、周公时代之《周易》，注重天命兴替，君臣尊卑，以天南地北即乾南坤北定八卦首尾，以乾卦为首卦，以坤卦为尾卦。孔子作《易传》，传承周公天命伦理思想，但所载八卦卦序，不是《连山易》、《归藏易》卦序，也不是《周易》应有的乾卦为首卦、坤卦为尾卦卦序，而是一种对应于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自然顺序的卦序。易经的基本规律是阴阳对待，不可以打破。凡是不符合阴阳对待的易经卦序，都是错误卦序。《易传》卦序开始处就将乾坤并列，并非对待，属于易经旁支，非易道正统。 知道三易首卦，为易经文化开出了大知识；不知道三易尾卦，造成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一脉华夏文化的有远无终，造成道统失落与旁流。 2、儒家文化的有终无远 《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集注》中的解释是：“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鬼神，造化之迹，虽非不正，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轻以语人也。”孔子一贯主张“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孔子固然也谈及“天”、“天命”，但所指或自然义理，或道德层面。对于民众的鬼神信仰，孔子也仅仅视之为一种教化手段，令“百众以畏，万民以服”。所以他认为在祭祀仪式上也应持虔诚恭敬态度。《礼记•檀弓》载：“惟祭祀之礼，主人自尽焉耳，岂知神之所飨。”《中庸》载：“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郭沫若讲：“他（孔子）肯定祭祀是求的祭祀者的心理的满足，并不是认定被祭祀者的鬼神之真正的存在。” 孔子不信鬼神，使得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掐断了商代之前上古华夏文化传统，成为“慎终追远”链条上一次严重的脱链现象。孔子生存的年代，殷商文化已基本消亡，他看不到商文化，只看到周文化，孔子曾毫不掩饰地对西周文化大加赞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是一个不谈鬼神与灵魂存在的极其理性的人，孔子用他顽固的理性，切断的是中华民族文化原脉，由此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宗教缺位这一大漏洞。我们今天已经有大量出土文物确凿证明殷商文化、夏文化基本上是宗教性质的鬼神文化。由神农氏至商代，中国上古鬼神文化的实质是祖先文化，灵魂信仰本来属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人之所以为人，人从哪里来，会有什么质量，成龙还是成凤，中国上古文化试图把做人的问题、人的质量问题解决在人的出生之前，把人种优劣、智慧高低、人性善恶甚至福禄厚薄，都解决在一个人出生之前，而不是寄托于当一个人出生之后，不是寄托于人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的道德修养、心性修持或约束。这是中国原生文化中关于灵魂信仰的不同于后世世界上任何其他宗教的独有特色。西周王朝初期是一个文化裂变阶段，商周过渡之际，中华文化产生了易经演易意义上的“天翻地覆”、“乾坤挪移”、“尊卑倒置”巨变，天取代大地的地位，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商代宗社之中的先祖鬼神灵魂排列仪轨，被周公应用为庙堂朝臣列班仪轨，化人为鬼神，化人世为鬼域。司马迁说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真正的灭族灭国行为，是在西周实行圈地分封制之时。周朝末期，孔子经过一番对西周文化重构、重释，形成自己一套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成为后世时间上延绵达两千年之久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天命主流意识形态。孔子以其个人价值取向，影响了后来整体中华民族两千年文化走势。 梁漱溟认为“不以宗教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端赖孔子而开之”，我们今天把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视为宗教文明，认为中华文明不属于宗教文明。认为西方人创造了宗教，西方人发动宗教战争，西方人往往以圣战之名进行征服。忽略了商王朝的开创者商汤的灭夏战争，打的就是宗教性质的道统旗号，夏王朝创立者启对有易部落的战争，打的也是宗教性质的道统旗号，商代以前中国人发动战争，全都是以宗教道统的名义。西方现代文化在某一种意义上，是在不断地唤醒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深层记忆。中华文明中从来就不缺乏严格的宗教。不信神，置鬼神于不顾，把鬼神、灵魂问题搁置起来，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因孔子圣人一人好恶所造成。孔子推重西周天命文化，以“吾从周”态度延续与完善了周代天命文化。在孔子认为，神明既然不存在于经验世界之中，就如同对待人死亡后的灵魂一样，去叙述它就没有意义。对于未知和超验的事物，比如鬼神，比如人的灵魂，孔子一概是“敬而远之”。孔子的极度重视祭祀礼仪，重视对先祖的祭祀仪式，重视“礼”，重视“孝”，生前孝敬父母，死后守孝三年，儒家祭祀祖先的到礼仪为止行为，恰恰有如孔子这个人伸出手，在生命的来处，掐断新生婴儿的脐带一样，掐断了华夏文化命脉之源。儒家礼仪，形成中国文化的有终无远。易经道统的有远无终，与儒家文化的有终无远，造成华夏文化有远有终的一种假象连接。 二、长子帅师 弟子舆尸 帝鸿在云台山中的作为，形成帝鸿对中国文化的三大贡献：一、帝鸿是华夏礼仪创始人；二、帝鸿是中国孝道文化中的土葬风俗创始人；三、帝鸿是宅居创始人。 《易经•渐》卦讲到丧葬陵墓，也讲到“其羽可用为仪吉”的礼仪。《易经•师》卦也讲到礼仪，讲到礼仪中的“凶礼”即兵礼。“六三：师或舆尸，凶。”“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其中“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讲的就是礼仪错乱。爻辞中的“尸”，就是《山海经》中所讲的“尸”。《史记》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修文王业。九年冬，东观兵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居中军。”讲武王伐纣，是为文王报仇雪恨，为文王制作一个木质雕像，称作“木主”，用大车（舆）拉着去到战场上，这是上古时期发动战争的遗存。当然，黄帝以前只有“尸”的叫法，没有“木主”的叫法。黄帝文化时期，人与人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任何个人没有惩戒其他人的权力，也没有周武王那样以私人恩怨发动战争的权力。凡欲惩戒他人，凡发动战争，须是“替先祖行道”，地尊天卑观念下，不存在“替天行道”。须是用舆载尸，以尸的名份去惩戒祸乱易道的人或部族。战争中应该是“长子舆尸，弟子帅师”，即长子要负责大车上拉载的神圣的尸，弟子去冲锋陷阵，这才符合礼仪。否则，由长子去冲锋陷阵，由弟子来守护尸，即是礼仪上的错乱。“师或舆尸，凶”的意思是讲，要么部队有凶灾，要么大车上所载的尸有凶灾。《师》卦之礼，或许也来自大雁远行中遇敌时的抵抗、防卫举动。然而，从古至今，几乎没有人从礼仪的角度上去解释过《易经》中的《师》卦！往往是解释为“战争失败了，大车上载满了尸体”；往往解释为“长子负责率领军队，仗打败了，弟子负责收拾牺牲在战场上的尸体”。在自有儒家以来就如此解经，如此解释华夏民族的圣经《易经》的传统下，我们敢不敢相信华夏民族还依然保存在有文化根脉。 《易经》中讲礼仪的，还有天泽履卦。“象曰：履，君子以辨上下，安民志。”“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慎终追远”与孝道有关，与礼仪有关，这远远不够，它需要有“安民志”、“视履考祥”的具体功能。《易传》载：“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礼记•礼运》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神农《连山易》文化时期，人死则为尸式，“不封不树”。到了黄帝《归藏易》文化时期，人们走下山林，亲近大地厚土，有了生命来自山川，一切归藏于泥土的理念，始有把先人作为种子播种一样埋葬的墓穴土葬，以及活着的人们的宅居方法等。“归藏易”这个名字中的“归藏”，也是“人死归葬”的意思，“藏”字又是对中国特有地理风水文化基本要求“藏风聚气”的高度概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土葬习俗，是黄帝文化时期的产物，由帝鸿所发明，由帝鸿仿照鸿雁远行时的有序雁阵，将死去的先人有序而葬，一代一代，或葬为“人”字，或葬为“一”字，以达慎终追远目的。帝鸿或许还设计有“鸿图”，作为人们大兴土木时的阴宅葬制和阳宅规制。“大展鸿图”一词或许由此而来。或许我们后世的《河图》原不叫《河图》，而是指帝鸿之“鸿图”。后人讲慎终追远，先人已逝，相隔数代、数十代甚至相隔千百代，怎么样慎终追远？怎么样与遥远的先祖先圣保持一致？只有帝鸿所创制的把逝者的尸骨仿照鸿雁飞行时的秩序安葬为坟丘，把先祖的尸骨作为会重新发芽的种子的“仁”，祭之以礼，奉献以义，才是具体、真实而有效的慎终追远法式与“视履考祥”保障。我们讲不要把黄帝文化仅仅做成一种不可实证的精神寄托，它应该有具体内容。什么是黄帝文化，少昊玄嚣、帝鸿、帝均、重这一批华夏民族文化创造者所创造的具体文化内容，就是黄帝文化。黄帝文化存在于世代相传的民俗风俗之中。帝鸿当年是将鸿雁生存秩序用于墓葬方法，不是用于活着的人群，不是用于人间社会秩序。帝鸿把礼仪用于墓葬方法保障慎终追远，后世周公、孔子把礼仪用于社会治理，保障的是君王统治秩序。慎终追远讲的是后人要与先祖先圣保持一致，不是讲活着的人要与在位的君王保持一致。后世儒家的人伦礼仪的基本特征是横向式联系，是在活人与活人之间建立联系。要与先祖之间做到慎终追远，这种儒家横向式礼仪是做不到的。 当雁阵在天空排成人字，那是大雁朝向目的地远行时的有利组合；当雁阵在天空排成一字，那是大雁需要更换头雁时的组合。或许就是写在天空的那一个人字，给了帝鸿某一种深层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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