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裕如说：“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危机。” 蒋迪雯 摄■ 本报记者 顾学文 近日，两则消息让人叹息——7月1日，一名便衣警察疑因不堪工作压力，从12楼纵身一跃；7月4日，25岁的某镇副镇长在办公室自缢身亡。 近年来，公务员得抑郁症或自杀的消息，时有耳闻。对此，有些人觉得不可理解——有着光鲜的身份、体面的职业、稳定的收入，还有什么可焦虑抑郁的，甚至连命都不要了？ 假如没有从事心理咨询这一职业，上海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知音心理咨询中心主任王裕如可能也会产生同样的疑问。但是，十多年的专业实践让她了解到，不论是拥有一定级别的官员还是普通公务员，疲劳、焦虑、抑郁都已经成为他们中一些人挥之不去的梦魇。那些看不见的危机，正潜在暗处，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 自杀频发多因心病 对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国内机关干部自杀事件，王裕如有着持续的关注。 周某，重庆市副处级干部，34岁。自被提拔后，常出现焦虑情绪，动辄给父亲打电话说要自杀，还买了大量安眠药放在家里，终于有一天将自杀的念头付诸行动。 童某，浙江省高院副院长，自缢。留下遗书称：“我得抑郁症数月，实在不堪忍受，难受至极，失去信心，特别是不能工作了。” 张某，河南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跳楼自杀。自杀前他长期超负荷工作，失眠，却一直不肯休养。 …… 王裕如告诉记者，自杀干部在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科级各层级都有。不过她发现，最多的还是司局、县处两级，“可能因为这两级干部是上下压力的交汇处，人际关系比较复杂”。 中国内陆人口超13亿，每年约有25万人自杀，其中政府官员虽占比极小，却备受关注。 但凡有官员自杀，很多人就会联想到腐败。王裕如说，“事后的调查表明，除个别官员确实因涉及腐败而畏罪自杀外，多数自杀官员是心理状态出了问题，其中部分人是得了抑郁症。” 事实上，一些自杀官员生前甚至政绩斐然，口碑良好。比如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某，据查从未有过一封针对他的举报信；再如江苏射阳县地税局局长沈某，生前连年被评为“财税工作先进个人”。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调查，发现80%以上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有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心理压抑。 王裕如介绍，北京是较早关注公务员群体心理健康的地区之一。早在2005年5月，北京市相关机构就对200多名中年干部进行了一项定向精神健康检查。结果显示，有近50%的人存在不健康倾向。 同年6月，安徽省黄山市委党校也对100多名干部进行了心理健康调研，结果发现普遍有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和“心理疲劳”，以及“浮躁”和“压抑”心理、“焦虑”和“忧郁”等情绪。 升职渠道相对单一 心理压力从何而来？ 王裕如说，普通人尚且会有职场压力，何况“官场”？ 一天，王裕如接到神秘来电，要求她上门做咨询。很快，专车把她接进了一处私宅。 一进门，她就感觉空气仿佛凝结了，不论是受访者的妻子，还是护士、秘书，每个人的脸都绷着，说话都压低声音。 受访者穿着条纹状的家居服，怎么看都像医院的病号服。才五十多岁，他却步履蹒跚。在把王裕如引进一个小房间后，他斜躺在沙发上，好像已经累得不行了。 从受访者的自述中，王裕如猜出这是一位央企高管，尽管很多专家给他会诊，均认为他没病，他却坚称自己体内某个地方长了恶性肿瘤，医生越查不出，说明病越重。他每次散步都不会超过小区方圆20米，每次出门车上必备各种急救设备和药品。 “他的状态符合疑病症，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失读，压力已使他无法直面自己的负面情绪，他下意识地回避引发自己焦虑的真实原因，而把自己和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他身体健康的关注上。”王裕如这样解读。 心中有谱了，王裕如就和他聊了起来，什么都谈，就是不谈他的病。“我要是和他谈病情，他就来劲了，可以说得比医生还专业。” 果然，当受访者说起自己当年上山下乡的青春岁月时，情绪激昂，身子也坐直了，还抽起了烟。趁他说得兴起，王裕如突然发问：“你生病了，工作怎么办？”他从沙发上弹起，提高音量说，“他们会给我留着位子的。”同样的话，他反复说了三四遍。 “这一刻，他其实说出了他最在意的事——‘位子’。”王裕如说。 无独有偶，一位特意从外地孤身赶来上海求医的某市一位市级领导干部患的也是这样的疑病症。体检结果一切正常，他却依然坚持说自己有病，并要求反复检查。给他看病的医生，向他推荐了王裕如。 一开始，这位干部只说自己一切都挺好的。当王裕如说到现在大家普遍感到工作压力大时，他下意识地挺了挺腰。王裕如知道，这话说到他心坎上了。他说，他靠实干做到现在这个位子，如今正值换届，他期待仕途再进一步，但平常自己都埋头干活，既不善交往，也不善表现，所以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总觉得有点前途未卜的感觉。 摸透了对方的心思，王裕如就开始了引导：上级领导总是需要实干的人，没有消息也许就是好消息，说明他的升迁没有引起争议；退一步说，没升迁又怎样？“你一条条地告诉我，没升迁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哪些改变，哪些改变是你无法承受的？”他这才发现，原来没有一条是自己承受不了的。 据统计，公务员系统超过80%的岗位都是非领导职位，升职渠道相对单一。而且年纪越大，越难获得升职。眼看其他同事升了上去，就会很不平衡，心理压力自然增大。 普通问题也会被标签化 普通人也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到了公务员、机关干部那里，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就变得不普通起来。 王裕如曾经接待过一对从北方赶来咨询的男女，他们并非夫妻，却十分般配。两人都是公务员，并担任一定的职务。 女士气质高雅，自诉丈夫是经营饭店的，她与丈夫是“年轻时的选择”，如今她找到自己真正爱的人，却不知如何结束现在的婚姻，更不知如何应对由此引起的纷扰。 “其实，现在的社会对婚姻重组已经相当包容了，可婚变一旦发生在担任公职的公务员身上，人们的评价就会低很多，当事人更是顾虑重重。”王裕如说。 确实，人们很难辨析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的情感纠纷是出于真爱，还是掺杂着职务上的特权，就像一些人习惯性地把干部自杀与贪污腐败联系起来一样，他们的婚变也很容易让人产生更多联想。 除了那些抵御诱惑的心理博弈，他们的心理压力还来自于社会转型期对原有的工作模式、思维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不断完善的问责机制也让一些人压力大增。 比如周某，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领导要求他进行创新性管理，让他无法应付。“报道中说他觉得工作中处处遇到困难，同事们在背后笑话他。其实，这种所谓的被非议可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王裕如分析说。 “有些突发事件发生后，有的干部缺乏危机处理经验，自身也陷入了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王裕如说，“新闻媒体的发达，网络监督的兴起，使得官员不得不面对公众的审视和质询，有些干部擅长本职工作，但性格内向，面对公众时会感到不适应。” “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不是担心工作出问题，就是怕人际关系没处理好，常常失眠。人还不到四十，白头发却生了不少。”曾有来访者这样向王裕如诉苦。 很多人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工作和应酬中，无暇顾及家庭，导致夫妻不和、儿女失教等一系列问题，也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普通人家的孩子教育也会出问题，但干部子女一出问题，就会被贴上标签。” 王裕如的一位朋友说：“我以前在机关工作，后来转到大学教书。我感觉，在大学当老师比当公务员舒畅。” 压力为何无人可诉 心理有压力，向谁去倾诉？ “很多干部几乎没有倾诉的对象。”王裕如说，“在公务员系统，同事关系比较微妙，往往同事就是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一般人都不会让同事分担自己的难题、压力、痛苦，甚至患了病也不想告诉同事。有些担任领导职务的，要在下属面前保持形象，苦恼更不可能向下属说了。” 那家人呢？王裕如说，一般在单位做干部的，在家也是顶梁柱，有委屈、有压力不习惯向家人诉说。“如果没有‘铁杆朋友’，他们就无处倾诉了，可谁能保证这个‘铁杆朋友’永远‘铁杆’呢？” 曾有专家提出，现在不少干部是“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又进“机关门”，缺少应对复杂局面、处理实际问题的历练，所以心理素质不行。 不过，基层虽然能够锻炼人，但它本身也是心理问题的高发区。“尤其是在‘窗口’工作的，压力更大。”王裕如曾经坐在某信访办公室里，看着信访接待员一整天不停地工作。“工作不仅繁重，而且程序化，很多是一时解决不了的老问题，他们在工作中很难获得价值感。” 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现有的教育体系也缺乏对学生心理上的关注。“听说今年有三分之一的应届毕业生报考公务员，这些学生都做好当公务员的心理准备了吗？”王裕如说，有一次，她去外地给一所公安学校的毕业生上心理辅导课，课后，她让同学们把想问的问题写在纸条上递上来。其中一张纸条上写着，“王老师，一想到几天后我就要成为一名警察了，我就紧张得连死的心都有。” 虽然很多地方都开始对公务员心理危机进行一定的干预，但往往侧重政治说教，忽视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因此效果并不太理想。 “但干预总比漠视好。”王裕如说，“我们常给公检法、监狱、教育等系统的公务员讲授心理知识，虽然这些讲座并不针对他们的心理问题，但掌握一定的心理学知识能让他们更容易理解工作对象的心理状况，实际上也缓解了自身心理上的焦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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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王兆善 > 《心理健康与情绪管理》
